序言

日本正徘徊在危险的“战略十字路口”，中日已滑近“新冷战”的边缘。日本向何处去已成为中国和世界不得不面对的紧迫战略课题。

日本正在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危险的策源地”。以“开明的保守主义者”自居的安倍，实质却是“强硬的国粹主义者”“极右的国粹主义者”“极右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否认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质疑慰安妇史实、更改宪法的政府解释、放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等一系列行为，已使日本站在了“军国主义的门槛”前。安倍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中日关系的底线、人类良知和国际正义的底线、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有句名言：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注定重蹈覆辙。这句话是对日本和安倍的最好警告。

日本的转向，再次将中日关系置在了极其复杂与微妙的历史和未来之间。安倍渲染“中国威胁”，影射中国是“军国主义国家”，将中日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宣扬“中日必战论”等，以此“丑化”中国形象，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网。由此，中日关系正在滑向一个“危险的水域”，中日“新冷战”的种种预测不绝于耳。

安倍向何处去？日本向何处去？安倍制定的“日本复兴战略：日本回来了”，到底是“日本回来了”还是“日本回去了”，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和战略问题。不知常，妄作凶。这是对当今日本行为引起国际担忧的最好解释。如何对待日本的变化，如何应对日本的转向，不但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邓小平曾说：“中日对立，会塌下半边天来。”那么，假如真的发生这样的激变，究竟首先深受其害的是“个子大”的美国，还是中国和周边国家，这依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更为严重的是，安倍掌舵的日本正在巧妙地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忧虑，最大限度地逼近战略红线，将中国推向了战略两难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版《安倍政权与日本未来》一书，既是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现实政策的需要，更是战略设计的需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更好地研究，才能寻找出更好的方法。当前，对安倍经济学的成与败、安倍历史观的新与旧、安倍主义的名与实，以及安倍政权长期还是短命、日本走向复兴还是继续衰落等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的战略设计极其必要，也极其重要。当本书的书稿摆在面前时，令我欣慰的是，我发现我们的学者已经对安倍经济学、安倍历史观、安倍政治和安倍外交进行了极其深入的探讨，对日本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对中日关系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尽管这十几篇分析可能不足以找出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却勾勒出了一条安倍政策运行的清晰轨迹。这些深入的研究、细致的分析和清晰的解答，证明了他们正行驶在寻求答案的正确道路上，也体现着这些学者对解决中日难题的时代责任意识。是以，欣然提笔作序。

书为庭院，序乃壁影。为《安倍政权与日本未来》一书作序之际，不由得勾起些许遐思。吉林大学1964年成立日本问题研究室，1979年成立日本研究所，是研究日本问题的重镇之一。2011年吉林大学又响应国家号召，恢复组建了新的日本研究所，以强化日本研究。这些年来，研究得越多，时间越长，就越感中日关系的复杂与微妙。过去的几十年，我们都是在“日强中弱”的前提下研究日本。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两强并立”成为中日关系研究的前提。时至今日，这种“实力上相互接近、关系上彼此疏远”的状况，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研究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尽管学者怀抱“赤心事上，忧国如家”之责任，为中日困局寻求破解之良策，但深感“日本转向”所造成的战略危局之危险、中日战略和解之艰难。正因如此，日本研究所的新团队“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强化基础性、战略性的研究。《安倍政权与日本未来》一书就是“日本研究论丛”的开篇之作，今后还将陆续出版这样的著述，以飨读者。

人比山高，脚比路长，这是我坚信的一个理念。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我相信日本研究所的新团队会不断推出新成果，为吉林大学的日本研究注入新元素。同时，更希望这一系列丛书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