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体育赛事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体育赛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与经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育赛事在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吸收大量城市经济投入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随着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体育赛事盈利记录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集中到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上来。

考察城市经济长期发展问题常常涉及两个既紧密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即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这里，产量既可以表示经济的总产量，也可以表示人均产量。经济增长的程度则通常用增长率来描述”。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钱纳里对经济发展的定义是“经济发展可被视为持续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总之，经济发展是反映一个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概念。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包括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因此，在考察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状况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考察就是必要的。

本研究考察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工具是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第29届奥运会OGGI项目首席科学家方福前教授（2004）曾指出，从时效上分析，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在短期主要是影响总需求，包括来自国内外企业的投资需求（支出）、居民和团体的消费需求、政府投资和净出口的增加；在长期主要是影响生产技术、劳动力的素质、基础设施和经济体制，从而影响总供给或生产能力。这一论述可以做一般性地延伸。也就是说，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的短期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总需求的影响，长期内，体育赛事对经济的影响应主要涉及总供给方面。

一 体育赛事对城市总需求的影响

经济社会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境外需求，即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投资、净出口。体育赛事对城市总需求的影响涉及这三个方面。

（一）体育赛事对消费的影响

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是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是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城市居民的消费是分散进行的，符合一定的经济规律。政府作为消费者，是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及其他公共事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在这种消费行为进行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经济规律而是政府的意志。因此，本文中主要讨论城市居民消费。

凯恩斯（Keynes, 193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有效需求时提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这一思想用线性函数形式表示为

Ct＝a+bYt

其中Ct表示t时期的总消费，Y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b即边际消费倾向，衡量的是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消费增加的比重。在价格水平确定的情况下，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主要是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将增加；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居民消费同样会增加。

体育赛事通过影响居民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居民消费，具体表现在：首先，体育赛事组委会的部分支出直接用于主办城市市内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其次，为筹办体育赛事投入的资金的乘数效应；再次，体育消费和引致需求也会增加本地居民的消费倾向，扩大消费；最后，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有利于增强消费者信心，增加居民消费倾向。

1．赛事组委会的支出直接用于消费市内外的商品和服务

体育赛事在筹办过程中会产生巨额支出，支出中很大一部分直接用于消费主办城市市内外的商品和服务，如需要购买必要的体育、媒体、通信等设施和安保服务等，这些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刚性，直接作用于总需求曲线，使总需求曲线右移。

奥运会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举办奥运会对主办城市的消费的作用非常明显。

1984～2000年5届奥运会的支出分别是6.19亿澳元、11.24亿澳元、17.03亿澳元、13.20亿澳元、16.19亿澳元，各届奥组委支出金额巨大，且整体呈上升趋势（见表3-6）。2004年雅典奥运会奥组委的支出高达近20亿欧元（见表3-7），用于奥运筹办期间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而2004年希腊全国GDP为1853亿欧元，雅典奥组委的支出占到全国GDP的1.06%。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组委的支出共计193.43亿元（见表3-8）, 2001～2008年间北京市最终消费总和为28538.0亿元，整个奥运周期北京奥组委的支出占北京市最终消费的0.68%；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总和为17642.1亿元，北京奥组委的支出则占其1.1%。可见各届奥组委支出对主办城市消费需求有着较为显著的刺激作用。

2010年第16届亚运会在广州举办，广州市政府及亚运会组委会投入了巨额资金。根据2011年11月25日发布的《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财务收支及场馆建设项目审计结果公告》，截至2011年4月30日，广州亚运会组委会支出共计58.27亿元，分别用于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火炬传递、媒体服务、竞赛组织、团队运行、日常运作经费、赛时安全保障、赛会志愿者等；亚残运会组委会支出共计6.35亿元，分别用于广州亚残运会开闭幕式、火炬传递、特种体育器材等（对于广州亚运会无法分割的媒体服务、团队运行、日常运作经费、赛时安全保障等支出，主办方统一在亚组委财务收支核算）。广州亚组委和亚残运会组委会的支出共计64.62亿元，用于消费广州市内外的商品和服务，这个数值虽然远远小于奥组委的支出，但对广州市的最终消费也是一个有效刺激，相应地，2010年广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万亿元大关。

从1972～2008年历届奥组委和2010年广州亚组委的支出数据来看，在体育赛事筹办过程中，赛事组委会的巨额支出能对举办城市的最终消费造成比较明显的有利冲击。

2．体育赛事投入资金的乘数效应

体育赛事的举办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包括赛事组委会的支出、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等。这些资金流入体育产业部门以及与体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个产业部门，形成居民收入，居民实际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有两种用途，即消费和储蓄，其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比例。郭永建和王津港选取1992～2007年中国31个省市的截面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2001～2005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593, 2002～2006年为0.795, 2003～2007年为0.703。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数值约为0.8，即城市居民的收入每增加100元，在中国将有60～70元用于消费，在欧美发达国家则有80元左右用于消费。

因体育赛事产生的资金投入流入城市经济系统，形成居民收入，根据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中国约70%的收入用于消费，再次流入国民经济系统，形成居民收入……如此循环往复，最终这些赛事组委会的资金投入带来的居民收入增加约为其投入的3.3倍，此即赛事组委会的支出的乘数效应。注1如北京奥组委支出193.43亿元，通过乘数效应，最终带来约638亿元的居民收入，而广州亚组委支出64.62亿元，最终带来约213亿元的居民收入。

注1：注：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是一种宏观的经济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乘数效应以一个变量的变化以乘数加速度方式引起最终量的增加，计算方式为：假设收入增量和支出增量分别为Δy和Δc，边际消费倾向为β，则Δy＝Δc+βΔc+β2Δc+β3Δc+…+βn-1Δc＝Δc（1+β+β2+β3+…+βn-1）括号中各项代表一个无穷几何级数，由于边际消费倾向 β 小于1，因此该级数是收敛的，令则令（2）式减（1）式，得z（1-β）＝1-βn，所以可得由于0＜β＜1，所以当n→∞, βn→0，故此处，边际消费倾向β为0.7，所以乘数

3．由于体育消费和引致需求的作用，体育赛事的举办使居民消费增加

城市体育的发展伴随着体育消费市场的活跃，高水平体育赛事的举办和体育明星的参与更是大大促进了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体育消费中很大一部分是购买比赛门票。《北京奥运会财务收支和奥运场馆建设项目跟踪审计结果》显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门票销售收入12.8亿元。据报道，NBA中国赛2004年北京站的比赛门票2004年9月11日晚8时开始售票，万余张个人门票在6小时40分钟内售罄。2010年第16届广州亚运会官网公布广州亚运会公开发售的开幕式门票共5000张，最高售价6800元，最低为1600元，广州亚运会票务中心共收到16000份开幕式门票预订单，实际成交比例约为1∶3，可见消费者对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的需求总量非常可观。

体育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体育消费支出本身，消费者在进行体育消费的同时，会产生一些与体育消费相关的其他消费需求。以观看体育比赛为例，观众到现场观看体育比赛，除了需要购买比赛门票，还会产生一系列的引致消费需求，包括交通、餐饮、住宿、保险、金融服务、邮电通信等。这些因观看体育比赛而产生的非体育消费的消费需求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引致需求，会进一步刺激消费。

4．消费者信心指数攀升，提高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在价格水平确定的情况下，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主要是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也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该指数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是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是监测经济周期变化不可缺少的依据。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构成。其中消费者满意指数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的评价；消费者预期指数反映了消费者对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前景发展变化的期望。

城市居民对体育比赛的现场观看也是居民消费中的一项，反映着消费者的预期。一个城市体育的发展，如职业体育的繁荣或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往往向广大城市居民传递一种积极信号，包括政府良好的执政能力、体育赛事和城市的高曝光率、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新技术及市外资金的引入等都将通过体育事件一一展现在城市居民眼前。城市居民对城市经济的运行信心增强，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此攀升。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攀升表明消费者对当前经济运行状况满意，且对经济运行前景看好。消费者这种心理预期会使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消费支出增加。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消费者信心监测报告》显示，7月份，由于受申奥成功的牵引，消费者信心指数在6月份的基础上劲升0.7点，达98.1点。国家统计局专家分析认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上升，首先应归功于奥运因素的牵引。高达96%的受访者认为，申奥成功将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北京地区的受访者对奥运因素的认知更深刻，高达90%的受访者认为，借助奥运的牵引，北京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人们生活的水平会有很大的提升；同时，高达67%的受访者预期，奥运因素将给自己的经济生活以正面积极的影响。

体育赛事通过上述四种途径影响城市居民的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城市居民消费，该影响最终反映在城市的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统计数据上。本研究重点分析北京市、济南市、广州市消费数据（见图3-21、3-22、3-23），探析奥运会、全运会、亚运会对主办城市消费的影响。

纵观北京市1979～2010年的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增长情况（见图3-21）,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1998～2001年，北京市的消费增长放缓，居民消费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下。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以后，在2002年，北京市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增长率双双攀升，均超过20%。此后直至2008年，整个奥运会筹办期间北京市的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增长率一直保持稳定的高增长，居民消费增长率维持在12%以上，最终消费总额的增长率甚至一直维持在15%左右。

在1980年、1985年、1993～1995年也曾出现过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大幅增长的情况，高出2001年许多，究其原因，1980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北京市居民消费增长25.7%;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鼓励发展商品经济，故1985年，北京市最终消费增长31.7%，居民消费增长36.9%; 1992年邓小平就加快中国改革步伐发表重要讲话，此后中共十四大召开，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在这样的大经济环境下，1993～1995年北京市的消费增长率达到最高峰。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疫情，北京是疫情重灾区，这样的情况对北京市的居民消费产生消极影响，但2003年北京市的消费增长率仍能维持13%以上，这是因为奥运会抵消了一部分“非典”对城市消费的消极影响。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中国也受到波及，因此2008、2009年北京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增长放缓。此前的1980～1982年、1987年、1997年经济危机期间，北京市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增长率也因此大幅下跌。比较而言，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北京市的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增长率虽稍有放缓，但没有跌到此前其他经济危机爆发时的最低点，且经历短暂的放缓之后，2009年增长率再次上扬，这与后奥运经济效应有关。2008年奥运会帮助北京市平稳度过了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

可见，2008年举办奥运会有效刺激了北京市的最终消费，在遭遇经济危机时，亦能帮助北京市应对经济衰退，使北京市的消费尽快恢复增长。

图3-22表示2001～2010年济南市的消费增长率。2005年，济南成功申办第十一届全运会，成为2009年十一届全运会的主赛场，2005～2007年济南市的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增长率持续攀升，在2007年达到峰值，分别为29.1%和32.0%。与北京市类似，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济南市消费增长率在2008～2009年也出现下跌情况，但其最终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仍高于观测期间的最低点（2004年），并在2010年止跌回升。可见2009年全运会不仅有效刺激了济南市消费，还在济南市抵抗经济危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1～2010年广州市消费增长情况如图3-23所示，在2010年亚运会之前，广州市的消费增长率未出现明显波动。考虑到广东省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2007～2009年广州市消费增长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且在2010年亚运会举办当年，广州市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增长率达到观测期间最大值，分别为20.9%和21.7%。这意味着亚运会对广州市消费的拉动帮助广州市平稳度过了全球经济危机，这种拉动作用在2010年亚运会举办当年达到最大。

综合三个城市的情况研究发现，体育赛事对主办城市消费有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在城市对抗经济危机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知名度较高的体育赛事如奥运会对消费的影响从申办成功一直持续到赛事结束后。经济运行平稳情况下，体育赛事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在赛事举办当年最大。

（二）体育赛事对城市投资的影响

体育赛事对城市投资最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新建、改建、扩建体育场馆，与场馆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投资。

要举办体育赛事，城市的场馆、交通、通信、环境等基础设施都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达到特定的标准。以奥运申办为例，根据国际奥委会执委会1992年向各申办城市颁布的《申办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的报告调查表》，一个城市申请主办奥运会，必须从以下10个方面创造条件：①社会政治稳定；②体育设施齐备；③有安全保障；④交通便利和通信设施先进；⑤文化艺术发达；⑥城市的开放与现代化；⑦有经济保证；⑧城市美化和环境保护良好；⑨具有举办大型国际比赛的经验；⑩具有对体育赞助的潜在能力。这10个标准对城市的场馆、基础设施和环境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其中，体育设施齐备是申办的一个关键条件。申办城市的体育设施，尤其是将来举办奥运会使用的竞赛场馆，要相对集中，而且所处的地理位置、地质条件、气象气温等都与国际奥委会的要求相符。具体来讲，就是要建一个最现代化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这个中心必须建有包括一座现代化的至少能容纳10万名观众的奥林匹克主运动场，以及与之配套的风格各异的其他比赛场馆、训练场馆和辅助运动场地。其中某些场馆应该达到主体结构现代化、设备器材先进、体育设施一流等各项要求。这样的体育设施条件对许多城市尤其是没有国际大赛举办经验的城市来说，是不完善甚至不具备的，这就需要申办城市投入大笔的资金去完善城市的体育设施，以满足申办条件，保障赛事顺利举行。交通通信、城市环境等方面亦如此。

城市在筹办体育赛事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满足申办条件、履行举办城市合同、保障赛事顺利进行是其最直接的动机，但并不是唯一动机。近年来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城市借体育赛事之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改造环境等的投资，这种现象被称作“催化剂综合效应”或“催化剂综合征”。所谓“催化剂综合征”是指主办城市通常把举办奥运会的机会作为他们发展、恢复发展或是建设并不是奥运会所必需的城市基础公路的催化剂。城市选择体育赛事尤其是大型体育赛事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城市体育，还可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这种“催化剂综合征”现象将会导致一种结果，即城市对体育场馆、交通、通信、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很可能会远远超出举办赛事所必需的。

奥运和后奥运环保时代高层研讨会上，北京奥组委环境工程部副部长余小萱称：“自2001年7月13日申奥成功以来，北京市已投资1400多亿元，从消减污染物排放总量，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布局入手，努力实现举办一届‘绿色奥运会’承诺。截至2008年7月，北京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均达到96.5%，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6.6%。”当然，我们并没有看到这1400多亿元的具体花费情况。这里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读者去解读的，那就是假如北京市不投入这1400多亿元消污减排，北京现在的天气环境会是如何？！这里所要谈的就是一个城市应该思考如何把赛事为城市带来的优势持续下去！

2002年起，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每年7～8月在青海省举行，目前为止已成功举办了10届。青海省经济状况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相对落后，基础设施水平也相对落后，因为举办该项赛事，青海省各个城镇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2003年，青海省政府计划加大公路建设力度，完成环青海湖自行车赛新增路段的改扩建，全年公路建设投资不低于50亿元。2004～2006年，青海省在青海湖151景区和鸟岛景区分别兴建一家三星级宾馆。体育设施方面，南门外体育场的群众活动场地由12亩增加到52亩，成为青海省最大的全民健身活动中心。2004年，政府投资300万元，为全省农牧区所有的乡镇和495个行政村赠送了篮球架等体育器材。

2011年，兰州国际马拉松成功举办，为筹办此项赛事，赛道建设方面，兰州市投资3亿元，历时43天，完成南北滨河路改造项目，共完成东方红广场、东岗西路、天水中路、北滨河路、银滩大桥、南滨河路、平凉路等城市重点道路改造42千米。南北滨河路改造项目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得益于兰州市政府和兰州市民对兰州国际马拉松的大力支持。

由于体育赛事的筹办和催化剂综合征的存在，城市的投资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需求出现大幅增长。表3-9、3-10、3-11反映了1972～2000年各界奥运会建设项目投资概况。这7届奥运会，除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投资都超过10亿美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投资额最大，高达91亿美元。主办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金额大小。在美国，经济发达、体育产业发展良好、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如洛杉矶，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就较少。汉城、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时体育场馆设施不完备，因此这两届奥运会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投资较其他各届奥运会更多。

本研究重点关注北京市、济南市和广州市的投资增长情况（见图3-24、3-25、3-26），探析奥运会、全运会、亚运会对主办城市投资的影响。

图3-24显示的是1979～2010年北京市投资增长情况。1979～2010年北京市投资增长并未因2008年奥运会出现明显波动，1998～2010年其增长率仅在2002年出现了一个较高的值，这个数值大大小于1985年、1994年的峰值。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水平在中国都较为先进，且筹办奥运会期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有意控制成本，包括修改鸟巢方案、与高校合作减少新建场馆的支出，所以奥运会并没有导致北京市投资的大幅增加。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但北京市投资增长率仅在2008年出现小幅下跌，对比1982年、1997年经济危机时期投资增长率大幅下跌，几乎下跌至0%左右，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北京市投资增长较为平稳，这是因为北京为举办奥运会，投入1800亿元进行城市基础建设，这些投资有一定的刚性，并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削减。这些投资帮助北京市平稳度过金融危机。

图3-25表示的是2001～2010年济南市投资增长情况。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在山东济南举办，为了承办全运会，济南市专门编制了《2007年至2009年城市建设及环境整治计划》，共安排项目926项，总投资约1475亿元。而在1997～2002年，济南市的城市建设投资为600亿元。所以，在2008年，济南市投资增长率明显高于2005～2009年间的其他年份的投资增长率。2004～2005年也出现过投资增长的高峰，这是因为“十五”期间是济南市“投资规模最大、城市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全市累计完成城建投资850亿元，是‘九五’的2.2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的飞跃”。

图3-26给出了2001～2010年广州市投资增长情况。2004年广州市因为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且包括本田（中国）出口基地等在内的重大生产力骨干项目稳步推进，当年投入资本总额增长率比往年高出许多。为筹办第16届亚运会，广州2005～2010年投入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090亿元，在总计1090亿元的投资中，547亿元用于5条新开通地铁线的投入、185亿元用于道路桥梁建设、190亿元用于环境综合整治、治水费用168亿元。因此，2006年起，广州市投资额增长迅速，其增长率在亚运会前一年，即2009年达到最高峰23.6%。因为举办2010年亚运会，广州市的投资增长明显，且投资增长效应主要出现在赛事前期。2007～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广州市受危机影响严重，但这期间广州市的投资增长率并未出现下跌情况，反而在2009年增长最快，可见因广州亚运会产生的投资几乎完全抵消了金融危机对广州市投资的消极影响，亚运会对广州市投资需求的刺激显著。

城市在筹办体育赛事时，为满足申办条件、让赛事顺利进行，借举办体育赛事之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因此，对基础设施和体育场馆不完善的城市来说，举办体育赛事能大大改善城市的设施环境、促进城市投资。因为筹办赛事产生的投资需求是刚性的，在遭遇经济危机时，主办城市的投资增长率也不会出现明显下滑趋势。

（三）体育赛事对净出口的影响

城市的净出口主要包括该城市产品、服务的输出和市外资金的流入，体育赛事对主办城市净出口的两方面都会产生影响。

1．产品和服务的输出

城市举办体育赛事会吸引大量的体育迷和非体育迷到当地观看比赛或观光旅游。与比赛直接相关的游客包括参赛者（运动员、教练、代表队官员）、观众、赞助商以及媒体。此外，城市宣传的深入、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以及主办城市国际美誉度的提升都将进一步吸引游客的到来。虽然增加的游客数量会在体育赛事举办的当年达到顶峰，但体育赛事在比赛前后的几年内，也会为主办城市带来络绎不绝的游客。

大量游客滞留期间在当地消费各种产品和服务，包括交通、住宿、餐饮、娱乐、体育赛事纪念品等。游客的增加会给主办城市的经济创造更大的需求，游客的餐饮、住宿、交通以及比赛门票都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此外，由于这些收益在主办经济体内被再次消费，因此会产生额外的次生效应。这种“乘数效应”包括其他与比赛有关的本地企业的招聘与采购，以及受益企业的员工日常开支的增加。

本研究分析了1984～2000年奥运会和F1一级方程式赛车各赛站的境外游客相关情况，以此探析体育赛事给主办城市带来的产品和服务的输出。

从表3-12中各届奥运会吸引的境外游客人数来看，每届奥运会都会吸引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境外游客，且这一数字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达到160万人的高峰。在这之后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由于曝光率的提高，雅典“1998年至2011年的国际游客大量增加，因为奥运会增加的游人将达到每年44万人，或者说从1998年到2011年有600万人。这种需求在2004年8月达到高峰，大约有190万人会在17天里停留”。

在这些因奥运会到访的境外游客中，他们到访的目的不同，滞留时间也不同，因此对奥运主办城市的产品和服务输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举例来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佐治亚州州外参访者共计109.2161万人次，停留时间为831.9529万人天，平均每人滞留7.6天。其中奥运会会前和会后到访27.3519万人次，停留时间为294.3498万人天，平均每人滞留10.8天；奥运会会中到访81.8642万人次，停留时间为537.6031万人天，平均每人滞留6.6天。在奥运会会中，境外游客人数较多，约为会前和会后境外游客的3倍，但是会中境外游客滞留时间较短，总的停留时间仅是会前和会后的1.8倍。也就是说，奥运会会中吸引的境外游客数量更多，但滞留时间较短，而奥运会会前和会后到访的境外游客数量较少，但滞留时间更长。

这种特征会反映在境外游客的消费支出上。因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到访的境外游客共计109.2161万人次，总支出为12.65363037亿美元，人均支出1159美元。其中，奥运会会前和会后到访的境外游客共计27.3519万人次，共支出3.61844685亿美元，人均支出1323美元；奥运会会中到访的境外游客共计81.8642万人次，共支出9.03518352亿美元，人均支出1104美元（见表3-13、3-14）。

不仅大型综合体育赛事（如奥运会）能吸引如此多的境外游客，单项体育赛事亦如此。据统计，1997～1998年在欧盟境内11个国家举办的F1大奖赛中，每年的比赛周共为这11个国家吸引了总计211.6707万名车迷观众，即每个比赛周的平均观众人数达到20万（见表3-15）。而1997年德国大奖赛和欧洲大奖赛比赛周的观众人数分别达到25.85万和27.65万名；在经济收益方面，1997年的意大利大奖赛车迷观众的经济支出为4386.08万美元（约合3.7亿元），其中非主办地观众的支出（包括在当地的购物、住宿、饮食、饮料、服装、纪念品和交通运输）占了70%，这其中还不包括非当地观众中的许多人，主要是因为外国车迷在赛事前一周及赛后继续在该国其他旅游热点地区游玩的消费（见表3-16）。1996～2007年，墨尔本举办了9次F1，据报道，2007年F1比赛期间，墨尔本市区的酒店价格翻了数倍且一房难求。

在中国，因为F1前来上海的境外游客每次约有5万人，大大超出此前估计的3万人左右。游客平均在上海逗留3天，在上海住宿、交通、餐饮、门票、商业等方面的总花费为4亿～5亿美元。大量游客的到来导致上海市酒店的客房供不应求，房价大幅上升（见表3-17）。

哈尔滨冰雪节为哈尔滨市的旅游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旅游人数和旅游总收入连续十年稳定增长，但在2009年迎来了一个增长高峰，旅游人数比上年增长25.72%，达到1114.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比上年增长25.08%，达到90.42亿元，究其原因，是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赛事带动效应。第24届大冬会在2009年第25届冰雪节期间开幕，冰雪节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随着大冬会声名远播，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往，冰雪节的旅游收入随之增加。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带动了青海湖周边整个城市群的经济收入。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自2002年开始，每年7～8月在青海省举行，根据青海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500多万青海人有1/4到现场感受过比赛，使青海湖景区的收入从10年前的100多万增长到2009年的7500万，9年增长了近74倍。第一次承办环湖赛的祁连县2010年前两个季度旅游收入增长30%, 300万的投入换来了近3000万的回报。据青海省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来看，2011年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期间，7月15日、16日、17日，青海湖景区接待游客人数接连刷新，单日接待游客量达到14000人次的历史最高点，日收入也首次连续三天突破百万元。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贾文说：“青海湖旅游今年热度提高，尤其是进入7月份以来客流增多，离不开环湖赛后发效应……”

2．外部资金流入

因体育引起的城市外部资金流入主要包括外地赞助商的赞助资金、出售给外地媒体的赛事转播权收入。体育赛事是天生的优质资源，它以其激烈、对抗、精彩与悬念吸引着观众，因此也吸引着媒体和广告赞助商。在一个相对健全的市场环境中，体育赛事组织方、媒体、广告赞助商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竞技水平高、观赏性强的赛事转播会吸引大量观众，提高电视台的收视率；电视台收视率的提高又为电视台吸引了大量的广告客户和赞助商；而广告、赞助的收益，又会使电视台、体育赛事组织方获得可观的收入；广告商、赞助商则可通过媒体和体育赛事提高产品知名度，扩大销售而追求更大利润。因此，对体育赛事组织者和主办城市来说，来自广告赞助商和转播权的收入是其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转播权收入来看，夏季奥运会组委会和冬季奥运会组委会的转播权收入分成十分可观，高达数亿美元，且逐年增长（见表3-18、3-19）。奥运会组委会还有一部分收入会导致主办城市资金流入，即TOP计划的收入分成。历届奥运会的TOP计划收入分成亦十分可观，达数亿美元，也在逐年增长（见表3-20）。奥运转播权出售给全世界各国的媒体机构，TOP赞助商均是跨国企业，对奥运会主办城市来说，几乎所有的转播权收入分成和赞助费用都是外部资金流入，会使城市净出口增加。

除了奥运会这样世界知名的综合性赛事，单项体育赛事亦能给主办城市带来巨额的资金流入。上海F1一级方程式赛车赛场周围的移动专营店、F1专卖、食品等展示的都是国际品牌；赛场中，松下、TOY-OTA等日本品牌的广告最多。一个赞助和广告花费达数十万美元，赛事中的广告、赞助达几十亿美元。这些世界顶级品牌的巨额广告、赞助费用流入上海市，为上海的净出口做出较大贡献。

职业联赛亦是如此。世界最受欢迎的职业联赛之一——英超联赛的转播权收入也是各俱乐部收入的主要支柱，俱乐部的转播权收入将会使大量的资金流入俱乐部所在城市。英超联赛的20强俱乐部每家俱乐部仅一个赛季的转播收入都超过3566万英镑，最多的如曼彻斯特联队，每个赛季就能给曼彻斯特市带来4529.3932万英镑的资金流入（见表3-21）。

体育赛事通过吸引外地游客和外部资金流入刺激城市净出口，本研究重点关注奥运会期间北京市、全运会期间济南市、亚运会期间广州市的净出口变动情况（见图3-27、3-28、3-29）以验证此观点。

图3-27表示的是1978～2010年北京市净出口变动情况。北京市1985～2005年一直存在贸易逆差，是一个进口城市。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除2003～2004年外，北京市贸易逆差一直在缩小，2006～2010年北京市净出口总额出现了正值，并在2008年达到了412.7亿元的峰值。2003～2004年北京市贸易逆差增加，这是因为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疫情，北京市疫情严重，北京市经济受到影响，贸易逆差扩大。

奥运会对北京市净出口的影响显著，该影响从申奥成功后一直持续到奥运结束后，且在奥运会举办当年（2008年）最为显著。奥运会对北京市净出口的影响如此显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奥运会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吸引了许多运动员、赞助商、媒体、赛事观众到北京；二是北京是一个旅游胜地，有许多自然、人文景观，旅游资源丰富，因奥运会到来的游客会在北京停留更长时间、消费更多产品和服务。

如图3-28所示，2001～2010年济南市净出口增长率波动很大。因为全运会的影响力有限，而且济南市相对来说不算是一个旅游城市，旅游资源有限，难以吸引因全运会到访的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所以，2005年申办全运会成功以后直至2009年全运会举办，济南市的净出口增长率没有出现持续上扬的趋势。这期间，济南市净出口增长率在2007大幅下滑，原因是上文提到的济南市为举办全运会，于2007～2009年大规模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和体育场馆建设，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大幅增加，许多需要进口，进口增长幅度超过出口增长幅度，导致净出口增长率下跌。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趋缓，但是2008～2009年济南市净出口增长率仍能保持在30%以上，不能说没有全运会的作用。

图3-29显示的是广州市净出口增长情况。从2008年开始，广州市净出口增长率持续下跌，并在2009、2010年出现负增长，亚运会并未刺激广州市的净出口。

2010年亚运会不能刺激广州市的净出口最主要的原因是广州市净出口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更为明显。与北京、济南不同，广州是一个出口型城市，其生产的许多产品在全国各地销售并有很大一部分远销国外，其净出口占GDP的1/4左右，整个城市的GDP尤其是净出口对外部的经济环境依赖程度很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威胁全球，广东省是受波及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广州受金融危机影响，产品外销不畅，净出口出现下跌的情况。广州市净出口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如此严重，可以合理推测，若广州未举办亚运会，净出口增长率下跌幅度或许会更大。

综合北京、济南、广州三个城市的净出口情况可知，体育赛事并不一定会刺激主办城市的净出口，刺激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体育赛事的情况和城市自身的经济状况。奥运会颇具影响力，同时北京市旅游资源丰富，故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市的净出口影响非常显著，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奥运会结束后。济南由于缺乏旅游资源，体育赛事对其净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不足以抵消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广州是一个出口城市，净出口几乎完全取决于外部经济环境的状况。

二 体育赛事对城市总供给的影响

总供给是经济社会所提供的总产量（或国民收入），即经济社会投入的基本资源所生产的产量。这里所说的基本资源主要包括劳动力、生产性资本存量和技术。宏观经济学中描述总产出与劳动、资本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合适的工具是生产函数。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假定劳动为N，资本为K，总产出Y取决于投入的劳动、资本以及技术水平A，提出的生产函数为：

Y＝AF（K, N）

根据巴罗的生产函数，更多的投入意味着更高的产出。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单位的劳动力即增加就业，或者增加资本投入，总产出的增加都是正的。而技术水平A也被称为生产率，A越高，则给定水平的投入所生产的产出也越多。

此外，经济社会中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等因素也会对总供给产生影响。在工业化社会中，工人的技巧和才能非常重要。通过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健康投资与其他手段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经济社会的这种技能存量，其方式与实物投资导致的实物资本存量增加是相同的。曼昆、罗默和韦尔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指出，生产函数中实物资本、非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份额各占1/3。产业结构指的是三次产业在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关系和经济联系。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优化会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体育竞赛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部门。城市举办体育赛事，会对城市中的就业、资本存量、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等方面产生影响，进而通过这些因素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

（一）体育赛事对就业的影响

关于体育竞赛产业的发展对就业拉动的研究很多，但至今未达成共识，体育赛事对就业的影响仍是体育经济领域颇有争议的论题。其中，贝德（Baade）等关于职业体育就业效应的研究显示，职业体育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使短期内就业有所增加也大多是低薪的和季节性的工作，这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利。这一研究结果也受到了质疑。首先该研究主要涉及直接就业影响，如运动员、教练员、管理者和与运动队直接相关的雇员，或者安全人员和引座员。其次，这一经验模型不可能精确测量出职业体育的正外部性，毕竟，这种正外部性不仅局限于体育产业内部的直接就业效应，还涉及与体育竞赛产业关联的其他产业，如餐饮、住宿、旅游等产业。

综合前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合总供给-总需求理论，本研究认为，体育赛事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体育赛事主办城市的经济运行状况和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主办城市的经济处于不充分就业和潜在产出水平之下时，体育赛事的举办增加城市的总需求，并以此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提高。在主办城市处于经济高峰时期，充分就业且产出位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上，此时因体育赛事产生的总需求增加会加大膨胀性压力，导致物价上涨、工资水平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体育赛事是否能促进城市就业取决于主办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弹性。在缺乏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中，存在真实工资刚性的特点，尤其是向下的方向上的刚性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在面对体育赛事的需求冲击时，缺乏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市场通过调节价格（工资水平），而不是数量（就业）来达到新的均衡，即体育赛事对就业人数没有影响。在富于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中，均衡失业率低于缺乏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也就是说，面对短期内体育赛事对总需求的冲击，就业增加更为显著。

因体育赛事增加的就业可分为体育产业内部的就业岗位增加、与体育产业相关联的其他产业部门就业岗位增加。体育产业内的岗位增加包括短期就业岗位和长期就业岗位。短期就业岗位是指那些因为体育赛事“峰聚效应”而产生的临时性的工作机会，例如体育赛事旅游接待和体育场馆引座员、检票员等工作岗位；长期就业岗位是由于体育赛事而产生的长期的就业岗位，例如新建体育场馆维护、管理和运营等长期的就业机会。同时，体育竞赛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中很多产业部门密切关联，包括建筑、餐饮、住宿、交通运输、商务服务、金融保险、邮电通信等产业部门。例如，城市举办大型赛事需要兴建大量基础设施，如体育场馆、交通设施、电信网络等设施，城市完善基础设施会刺激建筑、通信等行业的发展，这些产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也将增加。

历届奥运会都在促进主办城市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表3-22的数据可知，1972～2000年七届奥运会带动的就业人数从数万至数十万不等，其中，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带动的就业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几届奥运会，这正是因为筹办奥运期间汉城和巴塞罗那的经济状况与其他奥运主办城市不同。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经济正处于劳动力由轻工业部门向重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汉城劳动力供给市场富于弹性，奥运会对汉城就业的影响较为显著。而1992年奥运会筹办期间，巴塞罗那正处于全国经济危机复苏阶段，经济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因此，各届奥运会中，1992年奥运会对巴塞罗那就业的影响最显著。

另外，根据预测，“因为奥运会，希腊GDP从1998至2011年增长0.8%，每年增加就业32000人”。“至2008年，北京奥运经济为中国累计提供210万个就业岗位”。北京奥运会带动的就业远远高于其他各届奥运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北京市的经济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奥运主办城市相比较落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和技术的密集程度以及劳动力价格都相对较低，因此奥运会对北京地区就业方面的作用更明显。其次，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北京奥运会的筹办是集全国之力，全国各地的劳动者集聚北京，使得北京市劳动力供给市场富有弹性，奥运会对就业的影响就更为显著。

F1中国大奖赛给上海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如赛场赛道建设、赛事组织、人员接待、设施维护、治安保卫、环境卫生、绿化养护、水、电、交通、通信、修理等行业，以及住宿、就餐、休闲、娱乐、旅游至少会提供1000个直接就业岗位。F1带动的旅游业和其他三产项目可能带动投资130亿元左右，间接带动就业约3万人。

另外，因为2008年上海ATP1000大师赛增加的就业机会有1507人，其中就业增加最多的为住宿和餐饮业372人（24.7%），批发和零售业296人（19.7%），制造业240人（15.9%）以及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170人（11.3%）。

在主办城市的经济处于不充分就业或劳动力供给市场富于弹性时，体育赛事对城市的就业产生积极影响。此时，体育赛事对城市总需求的有利冲击会刺激相应行业的发展，供给相应增加，必然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于是城市的就业也相应增加。

（二）体育赛事对资本存量的影响

资本存量是决定一个经济体总产出的重要因素之一，资本存量增加意味着经济社会的总产出，即总供给增加。决定资本存量的因素有上年资本存量、本年投资和本年资本折旧，即

资本存量＝上年资本存量+本年投资-本年资本折旧

体育赛事对城市资本存量的影响主要通过赛事筹办期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如前文所述，城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往往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体育设施，包括设施齐全的体育场馆、健身娱乐性的体育中心和综合性的体育公园等；二是交通设施，合理、健全、便利、畅通的交通网络是体育赛事能够招揽众多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届奥运会的举办都会有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详见前文表3-11。此外，亚运会、全运会、城运会等体育赛事一样会促进主办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城市的资本存量。

北京为举办1990年亚运会，共投资修建了5条道路、3座立交桥、31个现代化的场馆，改扩建了首都机场，并为电视转播成功而修建了405米高的电视塔，短短几年内使北京市基础设施得到较大的改善。

2010年广州亚运会共设有34个比赛项目，使用比赛和练习场馆共88个，按照广州市政府相关规划，在2008年前，广州对现有的37个大型体育场馆进行相应的改造，并新建44个专业体育场馆及大量场馆附属设施，加上这些项目带动或直接促进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额达到2200亿元。

于2009年10月在济南举行的十一届全运会促使济南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根据济南市《2007年至2009年城市建设及环境整治计划》，为筹办全运会济南市共安排项目926项，总投资约1475亿元。

2003年10月，长沙市举办了全国第五届城市运动会。据《长沙晚报》报道，城运会组委会成立大会上宣布，从2000年起，长沙市为迎接城运会而在体育场馆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总额累计已达290余亿元，城市功能显著改善。

2006年，全国第六届城市运动会在武汉举行，六城会给武汉市全面提升公共设施水平、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六城会服务的重点基础设施工程共有32项，共投资564.25亿元，包括武昌客运中心站、汉孝高速公路、梅子路南段工程、友谊路立交、三环线西段、三环线南段、武汉体育馆周边排水管网工程、三金潭污水处理工程、轨道一号线二期工程、轨道二号线一期工程、轨道四号线一期工程、汉阳地区江湖水网生态工程、武昌大东湖水网生态构建工程、武汉火车站铁路工程、杨春湖客运换乘中心、长江隧道等工程项目。

城市通过举办体育赛事完善城市体育设施，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大规模投资将增加城市的资本存量，为城市经济的后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三）体育赛事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已认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指的是技术水平有了变化和发展，表现为用较少的投入，能够生产出与以前同样多的产品。

现代的大型体育赛事，会对先进科技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一次成功的大型体育赛事离不开各项高新技术的支持，如现代化、高科技的体育场馆，比赛的信息处理系统，赛事的决策管理系统，媒体转播信号制作等。毕马威在对悉尼奥运会成本效益分析报告中也重点关注了体育赛事给科技带来的收益。

（四）体育赛事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城市举办体育赛事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城市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举办体育赛事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健身提升身体素质；②增加培训学习的机会和大型活动筹办经验。

体育赛事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提升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方面。工业及后工业社会，自动化工具广泛普及，人类的肢体和神经系统局部负担过重，生理机能逐渐衰退，身体素质下降。许多研究表明，影响现代人身体健康的主要原因是身体锻炼的缺乏。体育赛事通过教育和激励鼓励市民参与体育锻炼，增强市民的体育锻炼意识。体育赛事对市民锻炼意识的教育作用表现在运动员的榜样作用，体育赛事对市民锻炼意识的激励作用表现在形成重在参与的体育氛围，鼓励人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另外一个制约城市居民参加身体锻炼的关键因素是体育场馆设施的短缺。城市为举办体育赛事，新建、改扩建大量的体育场馆设施，这些体育设施在比赛结束后会对社会开放，体育锻炼硬件设施的供给增加，方便市民进行体育锻炼。城市通过举办体育赛事，提高城市居民体育锻炼的意识、增加城市体育锻炼的硬件设施供给，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推动健身运动的开展，提高劳动者身体素质。

体育赛事还通过增加培训学习机会，大型活动、论坛、科学报告会等筹办经验积累提升劳动者素质。从体育赛事的申办到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这些对主办城市政府、体育赛事的组织者等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这些学习机会将有助于城市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学习机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因为举办体育赛事的需要，有关部门专门组织的培训，如奥运会等国际大赛都会组织语言等培训课程；二是从具体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及经验，体育赛事从申办到成功举办其中的过程十分复杂，还会涉及城市政府、体育赛事组织者、赞助商、媒体、参赛运动员等各利益方，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在整个过程中会学到很多在其他工作领域所无法接触到的知识，从而积累经验。

城市举办体育赛事，通过提升城市居民的身体素质和增加培训、积累知识及经验等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加城市人力资本存量。毕马威在列举悉尼奥运会的成本和收益时，就将人力资本作为一项重要的收益。

（五）体育竞赛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这已经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特别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明显。产业结构是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这种产业间的联系和联系方式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从“质”的角度动态地揭示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揭示在经济发展过程的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中，起主导或支柱作用的产业部门的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相应的“结构”效益，从而形成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二是从“量”的角度静态地研究和分析一定时期内产业间的联系与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量比例关系，即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量的比例关系，从而形成产业关联理论。广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包括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本文中涉及的产业结构是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

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开展的全国体育及相关产业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体育及相关产业主要涉及第二、第三产业。从产业活动的范围来看，体育竞赛产业涉及体育组织管理活动，又包括体育场馆管理活动和其他体育服务活动，因此体育竞赛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其自身的发展会提高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

体育竞赛产业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广泛的关联性。“在美国经济结构的42个部门中，体育产业的关联强度居第8位。正是这种较强的关联性使体育产业能够叠加到其他产业中去，创造‘1 +1 ＞2’的效应”。与体育竞赛产业相关联的产业（文化、旅游、餐饮、娱乐等）基本处于比较高的产业结构等级。如表3-23、3-24、3-25所示，受奥运会影响最大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包括住宿和娱乐、餐饮、交通等。“美国经济学家推算出体育行业与旅游业等有较强关联度的6个行业中，体育业与旅游业的关联度最高，约为0.21”。从1996、2000、2008年三届奥运会对主办地各产业部门的影响数据可知，体育赛事对主办地第二、第三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且第三产业的影响更全面、更显著。

体育赛事产业本身属于第三产业，体育赛事产业的发展将直接增加第三产业的产值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时，与体育产业相关联的产业大多属于第二、第三产业，且受体育赛事影响的产业部门多集中在第三产业。因此，体育竞赛产业的发展会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在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三 体育赛事对城市总产出水平的影响

体育赛事推动主办城市的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是影响城市总需求、总供给，这最终会表现为城市总产出的增长，反映在城市GDP数值上。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2009～2011年三年举办体育赛事数量排名前50的城市，各城市的GDP总量和举办数量SG的散点图见图3-30所示。

观察该散点图，发现城市GDP总量与城市举办的赛事数量SG基本符合线性规律，故将城市三年举办的赛事数量和城市2009年GDP进行线性回归，假设回归方程为

GDP＝a+bSG

其中，SG为三年内城市举办的体育赛事数量，GDP为城市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squared）达到0.78，且常数项C和自变量SG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检验（拒绝回归结果的概率为0.00%），说明城市的GDP与其举办体育赛事数量有很明显的相关关系。

具体到某一城市，体育赛事对上海市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见图3-31）。

从图3-31中可以看到，1993年以前，上海经济增长不稳定，GDP增长率波动较大，且低于全国水平。1993年上海举办第一届东亚会后，上海开始举办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体育赛事：1996年起举办上海国际马拉松，1997年举办第八届全运会，1998年开始举办上海喜力网球公开赛，2004年起举办F1中国大奖赛，2005年起举办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2007年起举办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并重点打造六大品牌赛事（见表3-27）。1993年之后，上海的GDP增长较快，增长率每年都在10%以上，且除2005年、2006年外，均高于全国GDP增长速度，这其中上海体育竞赛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全国GDP最高的城市，良好的经济条件为上海市体育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上海市民对体育赛事产品的消费能力也相对较强。加之上海市确立了发展体育竞赛产业的策略，其体育竞赛产业得以发展。上海市2009～2011年举办了共计182项次国际、国内体育赛事，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城市（除首都北京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F1中国大奖赛。

F1中国大奖赛第一个承办周期为2004～2010年，在这期间，上海市投入近50亿元修建、维护、扩建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石化集团支付近8亿元取得2004～2006年F1中国站的冠名权和赛道广告等权利，LG集团、可口可乐、联想等也成为该赛事的赞助商。F1观众每年在12万～14万人次，在2004年曾达20万，其中2004年、2006年赛事门票销售超过3亿元。F1对上海旅游业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根据美国AC尼尔森公司对上海F1赛事的评估，F1对旅游、酒店、交通、会展、房地产等有不同程度的经济贡献，2004～2008年，F1为上海市旅游消费的贡献约为31.4亿元。可见，仅F1中国大奖赛对上海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具体到某一项赛事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主要考察奥运会对北京市、全运会对济南市、亚运会对广州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见图3-32、图3-33、图3-24）。需要提出的是，1978～1994年，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所以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受政策影响很大，GDP增长不稳定，在1985年、1990年、1995年左右出现极高的增长率，故这几个峰值不在本研究讨论范围内。

图3-32表示1978～2010年北京市GDP增长情况。1978～2001年，北京市的GDP与全国的相比，增长趋势基本一致，增长率相差不大。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1～2007年，北京市GDP增长率多数情况下高于全国GDP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北京市1978～2010年增长率的平均水平10.6%，且随着北京市对奥运会投入的累积，北京市GDP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21.3%的峰值。2008年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北京市GDP增长也出现下滑趋势，但GDP增长率经历了两年的短暂下滑后在2010年再次上扬，这其中有中国政府救市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后奥运效应的作用。可见，举办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作用并不足以改变大的经济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主办城市尽快从经济衰退中恢复。

奥运会能推动北京经济发展，但这一事例不具有普遍代表性。首先，到目前为止，奥运会是为数不多的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巨大的体育盛会，且4年一届，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机会承办，具有偶然性。其次，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和体育体制，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并不是由北京市独立完成的，还有全国提供的人力、物力支持，奥运会对北京市的经济促进作用被放大了。

图3-33显示的是1978～2010年济南市GDP增长情况。2009年在济南市举办的第十一届全运会并未明显推动济南市的GDP增长，甚至在2005～2007年济南市的GDP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出现这种状况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全运会的规模和影响力还相对较小。其次，济南市不是一个旅游城市，没有足够的旅游资源吸引赛事观众或运动员在济南停留更长时间，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没能完全发挥。最后，济南市体育竞赛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据统计，2009～2011年济南市共举办国内、国际体育赛事23项次，远远小于北京271项次、上海182项次、广州76项次的数据。

但全运会不是对济南市经济发展完全没有作用。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济南市GDP增长率有所下滑，但与此前1981年、1997年经济危机期间相比，济南市GDP增长率仅在2009年出现下跌，且仍高于1981年、1997年的数值，全运会在济南市对抗经济危机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为举办十一届全运会，济南市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济南市未来长期内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目前仅观测到2010年济南市GDP增长率迅速回升并高于全国水平。

图3-34表示的是广州市GDP增长情况。同济南市的状况类似，第16届亚运会对广州市的GDP增长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原因如下：一是亚运会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二是广州市是一个出口型城市，受大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2008年经济危机造成广州市GDP增长率下跌。三是广州市同济南市一样，旅游资源相对较少，不能吸引因亚运会到来的游客在广州停留更长时间，体育赛事对主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旅游等产业的影响受到限制。

从另一角度看，2009年广州市GDP增长率下跌，但与此前1981年和1997年两次经济危机时期相比，2009年广州市经济表现优于1981年和1997年，亚运会帮助广州市快速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广州市GDP增长率在2010年止跌回升，且高于全国水平。

总的来看，体育赛事对主办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短期内，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总需求的刺激，这种刺激更为明显且更容易观测到。长期内，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城市总供给的影响，通过影响城市就业、资本存量等生产要素提升城市生产最终产品的能力。体育赛事对总需求、总供给的影响最终会表现在城市的GDP上，且影响力视城市的状况不同而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体育竞赛产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举办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对经济和体育竞赛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来说，体育赛事的作用也相对更小、更难观测到。但是，举办体育赛事是对主办城市经济的有利冲击，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主办城市抵抗不利的冲击，如经济危机，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