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文化与体育竞赛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断言：“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就是城市历史、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史的真正标准。”所以说，“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的自然环境奠定了城市文化的基本氛围，城市文化以人为主体，附着在建筑、艺术、交通、服饰、饮食甚至是生活方式等各种与人相关的环境之中，城市在储存文化的过程中也在流传和创造文化，城市文化的主体自然是城市的人，早期城邦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也就逐渐辐射在城市的物质环境之中，因此，一个城市也就是通过建筑、餐饮、器皿、服饰、教堂等各类物质形态体现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差异。体育，特别是竞赛，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承载在“人”这一主体中，通过人而得以体现。正如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提出的经典命题：“人类文化在游戏中发生并得以成立。”

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核心，人类文化是由城市所产生的，竞赛文化又是城市文化中的一部分，自然，没有体育或体育赛事，现代城市文化体系中就失去了某种动态文化特点。随着城市的发展和赛事规模的扩大，以体育赛事场馆和赛事为中心，很多地方都形成了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区域性商业与居住区，在这些大型场馆中参与和观赏赛事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没有文化就如同一片没有绿洲的沙漠，而没有体育赛事也似乎失去了一个城市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城市如何让城市居民幸福呢？

但是，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在加快的进程中，虽然一片片土地划归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城市随之诞生，可是构成城市核心的工业、商业、居住等区域却是机械的，缺少一个城市应有的文化积淀，城市文化的缺失又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所以形成很多缺乏历史积淀的城市变成机械而又死寂的，城市居民更无何幸福可言。

城市和城市文化都是以人为主体，目的就是让城市中居住的人生活更加幸福。但如今各类调查显示，城市生活中的人们“幸福指数”并不高，有的城市甚至很低。有人说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区域——这座城市的城市文化编码错乱了，而我要说的是这个城市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应的文化元素，城市建设未能以人为本。

“文化”一词众说纷纭，各类概念表述不一、理解也是万千复杂，莫衷一是，越是如此，我们越是需要有所了解，便于我们对城市文化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也有利于我们解析赛事在城市文化中的作用。

一 城市文化

城市首先是一个区域的中心，通过某种功能集聚了大量的产业和人口，获得快速发展最后形成城市。城市是经济、社会、文化的集合体，也是各类产品的集合体，是各类产品的交换场所，也是人们交流的场所，赛事作为文化产品同样也需要在城市所形成的产品集合体中予以交易。城市作为人类美好生活所集聚的容器，在继承、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还在不断创造文化，使城市更加厚重、动感并具有活力。所以对文化的探讨实质上就是对于城市文化的探讨，更是对城市人群所参与的活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的探讨。

体育竞赛作为西方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宗教仪式，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人群的集聚得以在城市中不断发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城市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改变着居民的生活方式。近年来，现代电子采集技术和卫星技术的发展，也加快了赛事这一文化产品在城际间的不断传播。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一座座雄伟壮观却华而不实的场馆群在很多城市拔地而起，这一方面是由于传媒的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于城市管理者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水土不服。但是，体育竞赛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使得附着在城市场馆建筑群中的竞赛文化清晰可见。

何谓文化？我国学术界对文化概念的探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几个。其中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第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艺术等，文艺是偏重于感情的，哲学科学是偏重于理智的；第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第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于自然界中求生存。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假如这一点是合理的，那么一个城市的文化也就决定了这个城市的政治与经济，这一点让我想起1995年的往事。当时我去福建石狮——这个改革开放最为受益的南方海滨小城，一个朋友高兴之余要带我去见该市的市长，我们走进市委大院，大院门口没有武警，也没有保安，只有一个值班的老人，简单打个招呼我们就直接进入位于二层的市长办公室，办公室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我们坐下很随意地和市长聊着天。这一场景在我二十多年的传媒生涯中难以忘怀，因为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为亲民的市长和市政府大院了，类似这样的市委大院或市长办公室，我只有在国外见过，这就是石狮文化！这种文化决定着这个城市的政治与经济。据说现在的晋江似乎还有很多这样的文化特点。

亲身经历让我坚信，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其实这种理论在国内的一些城市也有所体现。

文化的主体是社会的人，客体是整个客观世界。文化结构可以简单地分为互相有着内在联系的两个层面，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张岱年认为，所谓文化，包含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社会心理和民间风俗等。在这中间，又可析为三个层次：社会心理、民间风俗属于最低层次；哲学宗教属于最高层次；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属于中间层次。陈序经在《文化学概观》总结道：文化不外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而努力于利用这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的结果。

《辞海》1989年版对“文化”一词注了3条：①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②泛指一切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如“学文化”即指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又如对个人而言的“文化水平”，指一个人的语文和知识程度。③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与教化的总称。1993年第三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对“文化”给出的定义基本相同：“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这个概念用来标明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经济形态、具体社会、氏族和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水平（例如，古代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玛雅文化），亦即专门的活动或生活领域（劳动文化、艺术文化、生活文化）。‘文化’这个术语从较狭义的意义来看，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开始演化成个人的素养、整个社会的知识、思想方面的成就、艺术和学术作品的汇集，并被引申为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全部社会生活内容。根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考证，他说：“在这个时期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19世纪下半叶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兴起，‘文化’才开始得到广泛的研究。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20世纪20年代在英美出现了人类文化学之后，文化才成为一门学科的独立研究对象，从一些广为认可和流传的定义当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文化的理解。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在1871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论述了文化的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做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精神创造物的总称，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精神成果。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的类型》（1934年）中认为，一种文化正如一个人一样，是一种思想与行为都一致的类型或整体。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和凯利认为：“文化是一整个的丛结。这一整个的丛结包含器物、信仰、习惯以及被这些习惯所决定的人的活动的一切产品。”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是当代文化研究界经常提到的一种。他认为，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理想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文献式”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经验；“社会的”的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习得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所谓群体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物质系统和精神系统上的。美国的社会学家福尔森认为：“文化是一切人工产物的总和，包括一切由人类发明并由人类传递后代的器物的全部及生活的习惯。”

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对1871年到1952年80余年间160多个文化学概念进行过一次回顾和评析，并且根据一些“基本主题”对文化的定义进行归类。归类的结果便是得出了九个不同学科的基本文化概念，分别是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生物学的。这九种基本类型的文化定义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学者们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界对文化这一综合体进行研究，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学派。到目前为止，其定义已经达360多种，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

“文化”的概念确实浩如烟海，其本质属性是人类追求高度社会化的产物，文化具有群体性。

前人对文化的分类从逻辑上看都是对文化概念外延即文化所包含内容的不同划分方法：二分法把文化的外延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类；三分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类；四分法把文化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类。其中，制度文化是由人类在社会形成与发展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风俗习惯体现在人的日常行为当中，极具民族和地域特色。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思想价值层次具体表现于艺术、宗教、道德等形态，决定着外围部分的产生和发展。

这些划分方法逐级性体现的都是对精神文化的细化，物质之所以能被文化涵盖是因为物质凝聚了人类的需要、目标、理想、情感等精神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可视体现，时常具有象征性和代表性。比如城市各类的建筑、教堂、商业区、居住区等，均被一个文化甚至是一个国家文化所涵盖，也凝聚了城市建筑师、设计者、管理者及城市的固有文化属性，也是城市人群的需要、目标、理想和情感等精神文化的体现。事实上，文化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比如我们常说的东西方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玛雅文化等，按照地域、按照实物属性或按照历史阶段等不一而终。

人按照自身的需要和理想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按照自身的需要和理想优化和完善自身。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他的著作《文化的解释》中所说，“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

文化是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文化是由人类实践创造的，但又是实践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实践创造了文化，实践是文化的本质，文化则是实践的属性或特征。马克思指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当前世界上兴起了文化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学，使“文化是社会的，社会是文化的”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文化的社会性、社会的文化性逐步统一于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但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速度加快、全球大部分人开始集聚城市生活之后，推进现代体育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牛津辞典》对“文化”的阐释，更加体现了现代城市人群在城市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此，我们提出现代体育实质上可以说是城市文化。这一点我们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断言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就是城市历史、市民历史，这就是世界史的真正标准。所以城市文化是指城市人群在物质与精神的总和。它包括城市建筑、制度、宗教、艺术、道德、饮食甚至是咖啡厅等各种形态的集合。

二 体育竞赛是城市文化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入口处镌刻着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人对自身的思考和关注，哲学发生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己”的历史，人的生存困境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越发突出，因此，认识自己的使命在现代社会依然没有终结，也许这是一个不会有终结的命题。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认为：“人们所要做的一切，身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凡是需要运用身体的事，也只能取决于健康的体格，身体是成功的希望。”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在《理想国》中论述道：“体育是国民教育两大范畴之一，可使身体健康、体型完美、体力充沛，也可以培养人的意志勇敢顽强，人们从事身体锻炼，可以净化灵魂，获得道德上的提升，在本质上是接受教育，或者说，接受体育锻炼就是受教育。”在那时，古代体育还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宗教信仰是城邦公民精神世界的向往，古希腊人认为所有神明都喜爱竞技，竞技能使人更为接近神明。体育被称为人类创造的锻造灵魂的方式，能塑造人的价值观，决定人类不同群体的未来发展，是人类以对自我身体和灵魂探索为目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近代“体育”的概念是1898年“戊戌变法”后从日本传入，完全是放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19年后，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体育者，人类之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这应该是毛泽东对西方传来的“体育”所做的理解性的描述，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精辟了。而1919年，郭希汾在其所著《中国体育史》中概括了当时对体育的三种说法：其一是“举凡与身体发育有关系者”均属于体育，这是最为广义的说法；其二是指“凡所以运动其躯体者”均属于体育，这是次广义的；其三是指凡是“守一定之方法秩序”“其主体专为肉体之锻炼”的运动，均为体育，这是狭义的。

这个时期国内对于体育的理解、认识还只是建立在“一个肉体的运动形式”阶段。由于我国当时还处在一个农耕社会，对现代体育作为城市文化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等，均没有认识到。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个现象依然存在——仅仅把体育及竞赛限定在教育的范畴。比如，胡晓风在1980年《成都体院学报》第1期发表的《关于体育科学体系的若干问题》将体育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教育的组成部分。1982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对体育的定义为“体育是人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延长生命的重要方法；是与德育、智育、美育等相配合的整个教育的组成部分；它以竞技的形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内容和各国人民之间加强联系的纽带。”

1917～1980年，在我国“体育”概念研究领域内，体育始终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被探讨、分析与传播。欧洲早期虽然对体育的研究也与教育相关，但是把“体育”独立在教育之外，研究其对人的影响以及和教育的关系。例如，早在1771年出版的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体育”释义为“关于人体构造身体发展的教育。它包括人体生理功能、力学原理及运用的研究”。到了19世纪，从教育学角度对体育做了定义，即英国人体测量学鼻祖麦克拉伦在1863年出版的《体育的系统》中提到，“将身体活动与教育相联结，强调身体活动在生活教育上的价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文化对体育更多的是从生理学、解剖学、力学等学科的角度加以阐释，实际上是对人的研究。从体育对人的教育以及与教育的关系予以释义，而不像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概念模式，把体育作为整个教育的组成部分。例如，苏联出版的《教育科学辞典》中提到的“体育是以增进人体健康和达到身体正常发育为目的的一种教育”。上述多种有关体育概念的定义，基本可以显示出东西方对体育与人这一关系的着眼点，在认识上的一些不同。

上述东西方早期对体育的研究在认识上存在某种差距，西方的“体育”逐渐走向了更为宽广的范畴，指向了休闲、消遣、娱乐、竞技等当今我们所见的这些活动形式。1962年，欧洲体育用语统一国际研究会把“Physical Culture”（体育文化）视为体育的上位概念，从社会文化意义上将“体育”界定为包括身体的休闲、消遣、娱乐、竞技等活动，以及有关身体方面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不仅仅只是“身体教育”。这一观点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领域中尚未能够实现统一，甚至当今的理论与实践尚存差距。60年，西方对“体育”的界定已经包括了休闲、消遣、娱乐、竞技等，而我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才提出体育娱乐这一概念，显然，这一概念有明显的歧义——体育本身就包含了娱乐，但是由于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或者是教育界对“体育”这一术语传播中理解误差等缘由，在所有国内关于“赛事”“健身”“服装”“用品”“场馆”等一切与之相关的词语前面，都习惯加上“体育”一词，如体育赛事、体育比赛、体育健身、体育服装、体育用品、体育场馆等，所以，体育娱乐的称谓自然也就被约定俗成。体育在我国已经成为所有与运动相关的总称。而这一切称谓也源自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西方“竞技”引入中国之后就被纳入教育这一环节之中所形成的习惯。当然，国际上对于竞技、教育、健身等在称谓上也是有所不同，在当今作为商品交易中心的城市，赛事作为商品也逐渐拥有各自的固定称谓，即自己的品牌，如美国篮球职业联赛（NBA）、国家冰上曲棍球联盟（NHL）等，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我国的一些竞技项目也同样开始以各自名称作为产品品牌加以推广，如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中国女子篮球协会（WCBA）等。

1970年，国际体育联合会在《世界体育宣言》中将英文的“Physical Education”作为“体育”的规范用词，提出“体育作为一项社会活动来说，应当是一项有特定社会任务（功能或目的）、有其完成任务的特定手段（或活动形式）、有社会资金支持、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及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员构成的社会活动，它在社会活动和组织系统中具有特殊的定位”。国际体育名词学会1974年出版的《体育名词术语》中认为，“体育是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综合各种身体活动来提高人的生物学潜力和精神潜力的范畴、规律、制度和物质条件”。而在《体育名词术语》中却单独定义“Sport”为“专门的竞赛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个人或集体为了充分发挥形态、机能和心理能力——具体表现为本人或对手的纪录被超过——而紧张地从事各种身体活动”。1986年，美国人杰·柯克利在其《社会体育》中称“Sport是一种制度化的竞赛活动，这种活动需要强壮身体的努力，或者与个人运用相关联的复杂身体技术有关，个人参与是通过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所激发的动机实现的”。随之，“Sport”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又开始逐渐融入了新的元素。比如，1991年版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使用了“Sport and Games”“泛指那些需要一定体力或技巧的娱乐性或竞赛性活动”。而《韦氏词典》（Webster）将“Sport”定义为“消遣娱乐的一个源泉或是为娱乐而从事的一种身体活动”。由此可见，竞赛作为娱乐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在当今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城市中，越来越明确了，并在逐渐为城市文化所接受，这是因为各个城市管理者看到了这个产品所带来的商业和舆论上的巨大价值。由于竞赛本身具有典型的娱乐特质，并被作为城市的文化产品在不断生产和销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按照早期的“体育”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体育原有的意义。但是由于在我国各个城市居民的习惯称谓上却依然要把“体育”加载在“竞赛”一词之前，这才会出现“体育要娱乐化”或者“体育要去娱乐化”这种荒诞的说法。虽然这是人们对体育一词在概念上不够清晰造成的，当然也是我国在分类方面有曲解所造成的，比如工商注册，就明确把体育与娱乐分开，并赋予特定的意义，这也是造成市场混乱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体育一词几乎囊括了上述的所有释义，所以运用起来往往容易混淆，或者在使用过程中不够清晰。在文字表述的过程中经常会在“体育”一词的后面加一个后缀，如，体育竞赛、体育健身、体育用品，也由此来区分体育所包含的内容。当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似乎已经习惯这样称谓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证明的，以赛事为主体并包括其相关多个内涵的现代体育，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深深扎根于城市，并在逐渐形成和改变城市居民新的生活方式。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客观存在，决定着人类的发展。黑格尔说：“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英格兰申办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形象大使贝克汉姆，2009年12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足球渗透在我们的文化里，存在于我们的DNA之中，从我们降生到这世界上，足球就和我们在一起，永远不分离。”这种解读显然是贝克汉姆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的感受，如果是乔丹，可能上述句子的主语也就换成了篮球，老虎伍兹也会换成高尔夫球等，一切依然顺理成章。正如《牛津辞典》对“文化”的解释：人类能力的高度发展，借训练与经验而促成的身心的发展、锻炼、修养；或人类社会智力发展的证据、文明，如艺术、科学等。假如我们把这个定义的基本元素移植到体育概念中，我们也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提出：“奥林匹克精神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的体育文化观才逐渐趋于一致，即将体育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综合考虑体育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放眼整个英国，不论是从英国北部的苏格兰高地到中部的传统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还是再到现代化与古老历史并存的首都伦敦，竞技文化所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对这里的城市居民来说，是与衣食同等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绝大多数餐厅和酒吧，都会为顾客们预告近日可以观看电视直播的足球、橄榄球或其他赛事的信息，而城镇内几乎与便利店开的一样多的店面，竟是竞赛博彩的投注站。

为此，我们可以说竞赛产业是一个文化产业，竞赛产品放在市场上便是一个商品，既然是商品，就需要我们遵循市场规律予以操作，制造出符合球迷需要的产品，满足市场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足协“管办分离”是众望所归。竞赛是一种文化实践（culture practice），是人类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其他文化实践一样，体育竞赛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与其生活紧密联系的文明的创造。

三 体育竞赛与城市文化

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提出了经典的理论命题：“人类文化在游戏中发生并得以成立，”他将体育（Sport）（我国称之为“竞赛现象”）置于文化的范畴展开讨论，指出“竞赛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不可或缺游戏的要素”。

西欧的体育理论权威——奥地利的格罗尔在其1962年出版的《现代体育的形态与概念》中指出：“最广义的体育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能施加于个人品德和社会意识以某些影响，并给身体带来明显效果的精神成分。也就是，包括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表现。”无论是乔克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社会医学与人类竞技》所阐述的“竞技运动与文化”，还是20世纪80年代由亚当·卡瓦柯的《运动与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系统论述的运动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斯托利亚罗夫在其《哲学问题》中指出的“体育文化在文化现象系统中享有重要地位”，都对体育竞赛在文化体系中的关系做了深入阐释。

体育竞赛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的发展是与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的，而且随着城市经济、城市化、城市工业、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在2000多年前，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在哲学、文学、神话等非常发达的时期，才会出现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绝大多数是由英国人发明的，比如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排球、现代足球、赛艇、皮划艇、高尔夫等，这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城市工业文明的产物。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早期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正是在早期城市化达到了几乎50%甚至更高的情况下，才会在城市中催生了这么多现代体育竞赛项目。

19世纪末，欧洲进入工业文明时期，机器化生产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心理、生理和社会行为造成严重威胁。顾拜旦在全面考虑了当时欧洲社会的状况后，确立了教育青年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选择了竞赛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同时，借助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经验，提出复兴古希腊罗马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价值，从而开创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教育的目的出发，把竞技运动纳入体育，把体育纳入一般的教育，进而把一般的教育纳入人类文化和生活过程之中。顾拜旦认为，运动竞赛的体验会对人们产生有益的教育效果，因为竞技运动所表现的伦理价值和教育价值正是顾拜旦所推崇的骑士气概、公平诚实和运动道德。

现代体育或者我们直接称之为竞赛，其在文化价值序列上展现的性格和特质强调围绕着人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而展开。赛事实践是与人的生命活动、生命体验和生命历程最直接相关的领域之一。所以，竞赛文化历来都是满足人的身心需求、塑造完备素质、促成健康美好人生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精神力量。卡希尔指出，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文化的主体是人，它必须以人为本。体育是人的体育，是人创造的，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竞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验证，是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黑格尔）。

现代体育严格意义上讲，基本属于西方文化范畴。而中国文化中更多的谈得是养生，这两种文化中最大的差异则是：一个讲的是“动”，一个讲的是“静”，这一“动”一“静”实质上反映两种不同的文化内涵。在资本主义城市经济的推动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一些原来属于民间的休闲游戏逐渐进入了上流社会的视野。松散的、易更改的游戏规则逐步被制度化的统一规范所取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游戏被规则化、商品化、产业化、城市化，由此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现代竞技的诞生地，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工业也集聚工人，让游戏在规则的变迁中在城市形成了现代竞技。而那个时代中国还处在奴隶、封建制的体系中，还处在农耕社会，根本不可能形成当时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现代竞技体育。

城市文化的本质、意义和功能就在于人的发展，在于培养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人之思考的愿景及结果。未来城市文化的发展趋势也将是不同文化元素的组合以及不同文化形态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一体化，它不仅包含了经济一体化，同时还包含了政治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比如NBA、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简称“英超”）、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简称“意甲”）、街舞、啦啦队等，赛事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场比赛，更是一种多元文化被另外一个城市文化所融合的体现。正是由于“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而“城市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合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外城市知识辞典》认为城市文化往往也被称为“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现代竞赛体系的发展正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大量农村人口集聚到工厂并由此推动了城市化发展而不断发展。为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竞赛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是“现代竞赛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城市文化与东方城市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就如同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断言，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就是城市历史、市民历史，这就是真正的标准。

现代竞赛基本体现了城市文化的基本属性，渗透于个人的素养、社会的知识、思想方面的成就、艺术等，也反映了城市居民在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竞赛作为城市文化的发展同样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在西方，竞赛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程逐渐形成的，是资本主义先进的科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的衍生产物。在任何一个时代，竞赛都能够为一个城市提供最为时尚的文化产品，也能够让整座城市居民为此产品狂热，并同时能够辐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个城市。就如同美国学者佐金（Sharon Zukin, 2006）通过研究和观察纽约的文化设施和文化空间，提出文化不是城市的一种附属产品，而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这种文化产品生存的土壤是以工业和市场为基础，以城市为承载，以人为核心。英国学者汤林森（John Tomlinson）曾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重点就是消费的行为过程与经验的商品化……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而这样一种文化，会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漩涡之中。”同样，在我国，无论是所有来自西方的竞赛项目还是我国传统中自由的竞赛项目，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土壤都是城市，城市经济是其发展的基本条件，城市文化是其发展的动力。

全球化的今天，对一个城市而言，即使其在城市内部建设中已做出了良好的安排，但是如果与全球文化相隔离而不能接轨，无法处理好与国际文化的竞合关系，这个城市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影响力、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甚至只能停留在城镇的分界点上，在未来激烈的城市角逐中处于劣势、缺乏活力，最后失去一个城市应有的价值！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城市管理者认真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