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身体：从工具到本体

尽管“身体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末才被提出，但将身体作为某种审美对象在人类文化的早期就已崭露头角。具体到中国，如果对“美”进行字源学的考察，《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美”从“羊”从“大”，其本义为“甘”。可见，中国古人对美的初始认识和体验便是与视觉、味觉等官能感受相关的。而且，中国早期的巫术礼仪活动形式为“诗乐舞三位一体”，在此种原始的艺术活动中，身体相当于某种艺术的语言或载体而存在，人的肢体动作、所言所唱均有审美的意味。而在西方，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古希腊哲学家并不完全否定身体在审美实践中的作用与意义。在他们看来，美体现于感性形式之中，但其本源则是超出感官世界的更高存在，美的真正实现需要指向神灵或理念。换言之，西方美学的源头是以身体之美来表现神灵之美，唯其如此才成就了以展现身体美为主的古希腊、罗马雕塑和绘画的古典艺术典范。

但“身体”首先是作为一种肉体性存在的，而肉体总是与欲望相连。欲望自古便被视为罪恶之源，是束缚人类超越此在到达彼岸、实现完全自由的牢笼，于是身体逐渐被驱逐出艺术和审美的自律王国。具体到中国古典美学，儒家主张美善结合，道家崇尚美在自然，禅宗提倡美在意境，在处理“形神”关系时，儒道释三家基本上皆是“崇神抑形”，或舍生取义，或离形去智，或禁欲苦修。换言之，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美学观念基本是与“身体”无涉的，身体被排除在自我人格完善、艺术审美观照和参禅悟道的精神诉求之外。这便直接导致了中国古典审美重精神、崇尚“意境”而轻形体、贬抑“写实”的空灵特色，纯粹的身体之美历来被轻视，具体到中国古典的主流文学艺术便是身体只能遮蔽而不能显现，即使对身体之美的健康描写也往往被视为淫秽之作。

在西方，身体在鲍姆嘉通、尼采之前同样基本上一直处于被压制或遗忘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西方传统的主体性哲学将人分为意识与身体、理性与感性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并且身体仅是意识的附庸，处于被主宰的位置。这种哲学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认为身体让我们充满爱、欲望、恐惧、所有种类的幻想，阻碍我们发现和认识真理，肉体与真理“隔着三层”。到中世纪时期就发展为身体是灵魂向上帝皈依的障碍。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对立论更是由于感性经验的不可靠性而彻底将“身体”放逐出理性王国。在宗教和理性两座大山的压制下，身体在西方的文学艺术中也或多或少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

基于此，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提出了建立“美学”的学科设想，以填补哲学体系缺乏“感性认识学”的空白。在鲍姆嘉通那里，美学被界定为“感性认识的科学”，其目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我们深知感觉是隶属于身体并深受身体条件和状态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感性认识依赖于身体怎样感觉和运行，依赖于身体的所欲、所为和所受”。然而，由于鲍姆嘉通生活在宗教传统余威尚在的时代，而且深受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观念的影响，尽管他意识到感性认知的重要性，并将其提升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但他仍拒绝将对身体的研究和完善纳入他的美学体系之中，他依然将身体视为感觉的低级官能，而且所有的感性认识必须被更高级的理性认识所统治。正如舒斯特曼分析的那样，鲍姆嘉通在建立美学学科的同时否定了身体和身体的训练。这就导致了美学诞生伊始便沿着身体维度缺失而仅仅与自然美和美的艺术有关的理论轨道发展运行，到康德那里，美的本质就是完全与身体无关的纯粹无功利。

美学发展至20世纪，身体的历史境遇才有所好转，身体的价值也逐步上扬。尼采则是质疑传统形而上美学体系的第一人，他致力于恢复身体的尊严及其在审美中的功能价值，认为人整个的是肉体，而不是其它什么；灵魂只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美首先是生命力丰盈的身体之美。随后，梅洛·庞蒂从知觉现象学出发，发现“身体具有本体论的中心地位，即身体是世界和我们自身从中相互建构地投射出来的焦点”。福柯则通过对历史上出现的不同身体学说、标准和身体实践进行知识谱系描述，得出“身体即权力话语中心”结论；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借助身体实践方法来追求各种身体的快感体验。正是生命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等理论话语对身体的张扬和推崇，为身体美学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于是，舒斯特曼在这些理论话语基础之上提出了建立“身体美学”的学科设想。其目的之一便是“终结鲍姆嘉通灾难性地带进的美学中对身体的否定，复兴鲍姆嘉通将美学当作超越美和美的艺术问题至上、既包含理论也包含时间练习的改善生命的认知学科的观念”，以唤起对某种“培养身体的愉快和训练”领域的关注，从而推进“更加肉身化的审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美学并非美学的一个分支话语体系，而是回到了美学的“感性学”本身。它的诞生，意味着美学在经历漫长的迷途之后终于回归了身体之根。正如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伊格尔顿所言：“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