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近代舆论与舆情思想变迁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我国舆论主权如同政治、经济、外交主权一样，严重丧失。承载近代舆论的主体——近代化报刊与半殖民地化相伴而生。清末的报纸仍是秉承“官报”的统治阶级传声筒的功能，加之清代文字狱十分严酷，因此，提塘报房出版的小报、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辕门抄基本都是官报的翻版。此时，西方传教士的西方报纸打着宣传基督教文化的旗号迅速渗透，他们涌入中国并深入内地活动，办报活动也由华南沿海逐渐向内地转移，上海为其集中地，逐渐成为近代报刊的中心。这些传教士及其代表的幕后势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控制着中国的报刊舆论。此后不久，国人自办的报刊也开始兴盛起来。

中国近代的报刊和舆论崛起之势，在甲午战败后国内维新运动兴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此后，中国的近代报刊，又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等变革与革命中，步步兴起，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现代报刊舆论体系。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近现代报刊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设置，为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言论报国”的空间。而这种借助报刊舆论实现救亡图存的行为和士大夫意识是构筑现代公共舆论的重要基石。所以整个近现代，中国的舆论发展史很大程度上都呈现在报刊舆论上。

一 清末到五四：报刊舆论和近现代舆论思想

近代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国家，在清末民初短短的几十年间，先后经历了以鸦片战争开始的对抗多国侵略的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推翻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民初的军阀混战以及在欧风美雨强烈文化冲击下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段时间，国家和民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断地在破坏和建设、传承和摈弃、守旧与立新之间寻找出路。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标志着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与确立，具有思想解放与反传统的文化意义，它引领了整个思想文化的改革与转型。清末到五四期间的舆论发展形态是处于皇权专制和民主共和之间不断博弈的中国舆论思想的萌芽状况。

中国近现代舆论的发展，是以报刊舆论的兴起为典型代表的。内战与外战交织下的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成为主要的政治使命。甲午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美、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为在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而展开激烈争夺。中国处于空前的民族危亡的境地，甲午战败更是引发了朝野上下普遍的舆论探讨。国难当头，迫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谋求救国之道，发起了救国图强的变法维新运动。创办报刊显然是宣传和鼓舞民众的有力武器，可当时的报刊资源多控制在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传教士手中。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及教会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当时中国的报刊业。鸦片战争后，由外国商人和社会团体为主创办的外文报刊，较之由教会和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外文报刊，以英国势力最大，日本报刊数量最多，主要语言为日文、葡萄牙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影响较大的有《万国公报》《中外新闻七日录》《教会新报》《字林西报》《上海新闻》《德文新报》《上海新报》等。这些外文报刊的兴盛，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深感报刊舆论主权丧失的痛楚。而国人自办近代报刊，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端，到19世纪末叶，数十年间，为数甚少。虽开中国近代报刊之先河，但因清政府的限制等原因，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国以维新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最先认识到重建舆论主权的时代使命，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更是掀起了创办近代报刊和形成报刊舆论的高潮。

在积极参与报刊活动的同时，国人的舆论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早在1882年，《益闻报》[38]便发表了一篇名为《舆论明证主宰说》的文章，公开提出将“舆论”取代绝对皇权的“天”，成为新的时代主宰。梁启超先生更是直接提出“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39]认为但凡有作为的豪杰，必定是善于运用舆论，引导舆论的人。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曾在《民立报》的茶话会上说过“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心中”。于右任也曾说过：“辛亥革命之成功，得力于民立报之宣传者为多”。[40]《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是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著作刊行的自由。《暂行报律》风波中新闻舆论界的胜利，更是让民初的舆论氛围一时大为宽松。此时“新闻事业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展现一片热闹气氛，全国报纸达到二百七十家。”[41]但不久后随着袁世凯的上台，持续的军阀派系混战使整个政治环境一片漆黑，报界屡受压制，“癸丑报灾”更是迫害了一大批报人。从袁世凯到张宗昌时期，先后出现了五次中国报刊舆论的低潮期，舆论控制异常严厉。[42]

二 五四到抗战爆发：舆论的崛兴与低落

及至五四时期，社会思想的激荡和时局、政治的危机使得全社会对于社会舆论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讨论，关于“启蒙”和“国民舆论大觉醒”的讨论，各种社会思潮的流行与交锋使社会舆论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关于舆论学的学理反思开始出现，一些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开展了对舆论学理的研究。这些研究从文体上看，以舆论为内容的文章开始采用白话文进行书写，文言文退出了舆论研究的历史舞台，行文中广泛吸收西方的词汇资源和语法结构，甚至引用西方的著作与文献。

此时，“知识界对舆论的关注达到了一个高潮期，他们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社会政治派别对舆论的操控、当局对社会舆论的反映及政策，以及社会健全舆论建设等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和批评文章。”[43]如《东方杂志》主编、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译家杜亚泉先生就曾在1916年先后发表了《天意与民意》《言论失坠的原因》《舆论》《民意》等文章，反复强调当局须真正尊重舆论、尊重民意。此后不久，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刊物《新青年》也开始发表大量批评性文章以争取言论自由，抨击守旧舆论对新文化运动的压迫。

自1928年进入“训政阶段”的国民党，推行“党化新闻界”政策，“九·一八”之后更加强化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当局制定了一系列的新闻出版法令，控制全国舆论，还实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任意删减与己意见不同的报纸内容。1919年至抗战爆发前期，这段时间虽然内外交困和政局变幻不定，却是近代中国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这一时期为舆论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审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进入30年代之后，不同于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界出现了舆论悲观怀疑论。究其原因，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在现代与传统的激越碰撞，3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认同了现有体制的合法性，对于舆论的探讨范围多是集中在对现行体制的内部改造。

甚至，“出于公共舆论可能导致混乱局面的恐惧感，部分知识分子觉得必须全面控制和操纵舆论，以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44]作为舆论生成和扩散亲历者的知识分子，经历了舆论一度成为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政党斗争的工具的混乱时期，他们直观地认识到多元的舆论声调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和政治产生的负面影响，迫于对集权和安定的向往，他们多数反对多元化的报刊舆论局面的出现。1930年《东北文化》发表了《悲舆论》上下两篇，文章通过梳理了从袁世凯时代以来军阀各派威胁利诱舆论和金钱收买舆论的行径，并将矛头直接指向新闻媒体，痛斥记者为名利操控舆论。“‘东倒吃猪头，西倒吃羊头’，我不知道这些随风倒舵的舆论界，他到底吃的是些什么？真个嘴是两块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都由你。不知把舆论本身的价值，记者本身的人格，堕落到什么地方去了”。[45]通篇几乎完全否认新闻媒介的舆论建构的功用。

随着日军侵华步骤加快，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国际环境，国民党加强一党专制的国内政治环境，舆论悲观怀疑论更加盛行，以往高唱言论自由的舆论自由观急速转向了舆论统制观。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迅速站在民族国家的利益立场，在思想与行动上，暂时放弃了舆论自由的理念，接受了舆论统制的政策，通过统一的国难言论号召全体中国人放下内部的矛盾与分歧，团结一致地站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舆论统制论调的压制性优势，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舆论思想与新闻政策作了理论上的铺垫与准备。

三 抗战到新中国成立：战时宣传与舆论统制

1937年之后，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和四年的解放战争将近代中国带入了漫长的战争状态，这种非常态的社会形态，直接导致我国的舆论思想的演进进入新阶段。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整合中华民族所有阶层和派别的力量非常重要。卢沟桥事变后，国内政治局面是全民动员，团结抗战。在这一局势下，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唤醒全国民众共赴国难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最首要的工作。“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46]面对日寇的侵略，各阶层都在努力寻找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新闻传媒界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鼓吹抗战。抗日战争的全民性和艰难性，给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新闻记者很大压力的同时也让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有学者为舆论宣传者这样定位：“在对内宣传方面，它是国民精神动员的发动机，胜利前途的指路牌。对政府领袖方面，它是一个很普遍的参政机关，又是一个经常的政治情报机关，和有力的策动机关。更替前方训育着广大的后备军，替后方推行着许多抗战的政令。故抗战中的新闻事业，已经离开了普通职业的意义，特殊地变为十足战时服务组织的意义了。”[47]

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了战争中的战士，舆论宣传则作为战争中有力的工具。处于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这时舆论宣传“必须跟随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斗争，这斗争也正同半殖民地各阶层起来参加战斗一样的性质，一样的作用。它的一切，必须配合于民族解放斗争上面。”[48]抗战宣传的实践和全国抗战舆论的高涨，使得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舆论问题的关注有极大提高，再次回归到五四“国民舆论大觉醒”的时期。

爱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宣传抗战舆论的小册子，另一方面他们创办了一批专门反映国内外舆论状况的报刊，如《舆论》《舆论周报》《舆论导报》《中国舆论》《国际对华舆论》等，积极反应和引导抗战舆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对舆论引导和舆论生成实践的需要，关于战争时代舆论学的一些研究随之出现，一批涉及抗战宣传和舆论建设的研究著作相继产生。其实早在1920年，便有《舆论的建设》与《舆论之研究》两本舆论学基础著作产生。最终，作为专门学术研究领域的舆论学的学科框架在抗战时期得以形成。[49]其中，于1941年出版的叶明勋的《舆论的形成》，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以社会舆论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也是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出版的舆论学专著。这部专著说明中国现代舆论学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其他，如徐宝璜的《舆论之研究》、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潘君建《报纸评论和社会舆论》、管翼贤《新闻学集成》之《舆论篇》、张友渔《报纸与舆论之构成》等都是我国早期有关舆论学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得到解除，暂时搁置的国共两党斗争成为主要矛盾。国民党早在1945年9月就发布的《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使其很快掌控了原沦陷区的所有舆论工具。为控制舆论，国民党继续推行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实行原稿送审制度和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并且利用暗杀等手段迫害进步知识分子。1946年的“较场口事件”“下关事件”“李闻惨案”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迫害事件。对于国民党专制的舆论控制手段，知识界和新闻界发动了出版物不接受新闻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此外，随着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加剧，国统区新闻界围绕和平民主还是内战独裁问题展开了激烈论证。两党利用手中的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参与论战。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的党派矛盾很快成为思想文化界的舆论中心议题。知识界与思想界对舆论的讨论比较集中于“民主政治”与“舆论”的关系这个命题，而曾经在抗战期间盛行的“舆论统制”论调逐渐消退，知识界与思想界再次充满了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与向往。将民主与舆论放在一起讨论得比较早的是新闻界。在1945年，《自由导报周报》便发表社论《民主舆论的中立和独立：我们有权利中立》，态度明确地指出该报的宗旨为：“超然于党派利益之上，中立于党派畛域之间”，[50]认为在一个民主尚待实现，党派斗争尚存的国家，报纸应做到绝对中立。而民主舆论是否被党派所影响的判断标准，便是新闻界的中立或具备独立的报格。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舆情调查也开始在我国发展起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进行过三次比较有影响的舆情调查：一是1936年底到1937年初由当时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先生主持的“上海报纸和上海读者调查”；二是重庆《新华日报》于1938年2月进行的读者意见的征询活动，该报于1938年2月17日和19日连续两次刊登读者意见调查表，广泛征集读者对报纸内容的评价、意见以及改进方法；三是1942年10月10日《大公报》主持的关于中国民众对抗战前途问题的舆情调查，调查共收到读者答卷1230份，这是旧中国所进行的一次社会影响最大的舆情调查。[51]我国也成为世界上最早进行舆情调查的国家之一。

纵观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进过程，每一次舆论思想上的波动与转型都与中国政治时局变动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舆论思想演变的历史折射着中国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的变迁历史。近代中国有识人士在考虑舆论问题时，首先考虑舆论是否有助于国家与民族、是否有助于政治的立场与利益等功能性价值。一旦国家与民族陷入救亡图存的战争环境，关涉“救亡”“保国”等命题就会掩盖一切，原有的舆论思想随之被怀疑与否定，舆论概念的歧义重生与舆论思想更加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