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

（一）相关概念

1．贸易

（1）国内贸易。国内贸易（Domestic Trade）是以向生产者购买和向国内出售的方式，使商品在某种状态，在消费者需要的时间、地点被他们支配而进行的交易。国内贸易的终极目的是使产品置于消费者可得到的地方（王立和，2005）。贸易经济活动，一般有商品购进、商品销售、商品运输和商品储存四项业务内容。其中，商品的购进和销售，是商品在流通中所有权的转移，形成贸易过程中的经营环节。商品所有权每转手一次，就形成了一个经营环节。商品运输和商品储存，是商品实体在流通中的运动或停顿，形成了贸易过程中的仓储环节。所谓贸易环节，就是指在商品贸易过程中所有权的转移（买卖）所形成的经营环节和商品实体运动的停顿所形成的仓储环节。

（2）国际贸易。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也可称为世界贸易（World Trade）。国际贸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贸易包含有形（实物商品）和无形商品（劳务、技术、咨询等）的交换；狭义的国际贸易只包含有形商品的交换。与国际贸易相对应的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是指一国（或地区）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也称进出口贸易，是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看的对外贸易，如果站在全球的角度，从整个国际范围来看就称为国际贸易，也就是说各国的对外贸易整体构成国际贸易。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的货物和服务交换的活动，是各国之间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通过世界市场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行为和方式。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对外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同别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对外贸易的总和。两者都是指跨国界的商品交换活动，但国际贸易是就国际范围而言的，而对外贸易是就一国而言的，因此两者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英国等也称国际贸易为海外贸易（冯正强等，2005）。由于本书以开放经济为研究背景，因此，书中的贸易是指对外贸易。

（3）贸易开放。国际经济学关于贸易的概念大致上有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开放两种说法，因此有必要在概念上澄清贸易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区别。一般而言，经济学中贸易自由化的定义是指：政府对国际贸易不加以干涉，由自由市场力量决定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而贸易开放一般指的是一个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进出口量反映了分工交易的状况。由于决定国际分工的因素较多，除了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外，还有其他要素禀赋、居民偏好以及技术进步等，因此高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并不必然会导致高贸易开放。从这个角度讲，贸易自由化可以被认为是手段，而贸易开放则是结果，这也是两者的区别（余官胜，2010）。

然而，贸易开放却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定义，它们分别是制度约束、变化过程和结果（韩凤舞，2011）。第一维度是制度约束，即贸易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或者部分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全部或者部分取消本国（或地区）进出口商品的各种优待和特权，对进出口商品的干涉和限制全部或者部分消除，从而使政策所限定的商品能够完全或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进出口，在国内市场上完全或在某种程度上自由竞争的贸易政策。它的两个极端条件分别是自由贸易和闭关锁国，即贸易政策的完全开放和绝对禁止。第二维度是变化过程，即贸易开放是一个从贸易的制度约束和贸易发生量（或称为贸易结果）两个方面出发不断发展的变化过程。第三维度是结果，即在当时的制度约束下一国（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的贸易总量。将这三个维度综合即是本书所指的贸易开放。在这三个维度之间，制度约束是前提，只有制度约束放松后才能有贸易的真实发生——贸易结果的存在；相应的，“结果”是贸易的制度约束的结果。制度约束的不断变化，会导致贸易发生量——贸易结果跟着发生同方向的变化。而无论是制度约束还是贸易结果又始终是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它们的共同变化构成了贸易开放的“变化过程”维度。所以，第二维度又是以另外两个维度为基础的。它们之间前提和结论这种紧密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从而界定贸易开放的概念（见图1-3）。

2．环境

环境（Environment）是一个泛指名词。从哲学角度看，环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它是一个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在环境科学领域，环境的含义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的总体。按照这一定义，环境包括已经为人类所认识，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理世界的所有事物。它既包括未经人类改造过的众多自然要素，如阳光、空气、陆地、天然水体、天然森林和草原、野生生物等，也包括经过人类改造过和创造出的事物，如水库、农田、园林、村落、城市、工厂、港口、公路、铁路等；它既包括这些物理要素，也包括由这些要素构成的系统及其所呈现的状态和相互关系。

在生物学中，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的生物体或生物群落以外的空间，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落生存的一切事物的总和。环境总是针对某一特定主体或中心而言，是一个相对概念，离开了主体或中心也就无所谓环境。环境保护法从实用易操作的角度将环境具体落实到对象，并明确其范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指出，环境是指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水生生物、名胜古迹、风景旅游区、温泉、疗养区、自然保护区、生活居住区等。这是把环境中应当保护的要素或对象界定为环境的一种工作定义，它纯粹是从实际工作的需要出发，对环境一词的法律适用对象或适用范围所做的规定。

根据不同学科对环境所下的定义，可将环境按主体、性质和范围进行分类。按主体，环境有人类环境和生物环境之分。以人为主体，其他生命物质和非生命物质都被视为人类环境。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自然环境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是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和，即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自然想象的总体，包括空气、阳光、水、土壤、矿物、岩石、动植物、气候以及地壳的稳定性等。社会环境指人类的社会制度等上层建筑条件，包括社会的经济基础、城乡结构以及同各种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念和机构等。以生物为主体，生物体以外的所有自然条件被称为生物环境。按性质，环境可被分为自然环境、半自然环境（被人类破坏后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大类。按环境大小，环境可分为宇宙环境、地球环境、区域环境、外环境和内环境几类，其中地球环境是指大气圈中的对流层、水圈、土壤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又称为全球环境或地理环境。在环境科学中，最常用的是将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樊芷芸，2004）。由于本书研究的环境是相对于人类活动的城市化系统而言的，因此这里的环境是指自然环境，按其要素划分，可把环境分为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其他。

3．城市化

城市化（Urbanization），又称城镇化或都市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各国学者对城市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2001年我国共出版有关城市化的著作395部，其中狭义城市化著作124部，学位论文100余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开发表的城市化学术论文多达万篇（姜爱林，2002）。国际上，由SCI、EI和ISTP世界著名的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城市化学术论文分别达到了5113篇、54695篇和65428篇。但是，由于各个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不一，因此迄今为止，关于城市化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定义，对此各个学科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许学强，1996）。

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镇）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过程；地理学家强调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变化，认为城市（镇）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市化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向城镇居民点转化的全过程；社会学家以社群网（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深度和广度作为城市（镇）研究的对象，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镇）转化；人口学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观察城市（镇）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城市（镇）人口规模的分布及其变动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后果；人类学家则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镇）生活方式的过程；历史学家认为城市化就是人类在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生态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人及其生产环境由农村向城市演化的过程；系统论者认为城市化是物质、能量的输入和产品、信息、废弃物等的输出，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蔡俊豪等，1999）。

可见，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不仅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刘耀彬，2007）。例如社会学家H. Eldridge（1956）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过程；经济学家D. Clark（1982）则将城市化视为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把城市化分为动态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基本包含上述内容。L. Wirth（1938）认为城市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镇）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这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综合说”（徐春秀，2001）。本书对城市化的界定基本上就是从城市人口、城市经济、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四个角度展开的，并且认为这四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其中，经济发展是基础，人口增长和地域扩张是表现，社会生活水平提高是最终结果或目标。

基于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城市化名称。例如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郊区城市化（Suburb-urbanization）、乡村城市化（Rural-urbanization）、城市城市化（City-urbanization）、假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过度城市化（Hyper-urbanization或Over-urbanization）、隐性城市化（Potential Urbanization）与半城市化（Semi-urbanization）、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景观城市化、生活城市化、城市化Ⅰ和城市化Ⅱ等（许学强，1996）。其中，美国学者J. Friedmann（1965）将城市化过程区分为城市化Ⅰ和城市化Ⅱ，是比较有影响的说法，他认为城市化Ⅰ是包括人口和非农产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是可见的、物化了的或实体性的过程；而城市化Ⅱ则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是抽象的、精神上的过程。

（二）研究对象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但依然没有脱离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路线，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整治”为特征的发展方式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是悬在中国城市化持续发展头上的两把利剑。因此，城市化与环境恶化、资源有效利用以及污染外部效应的两难冲突已经引起人们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新思考，环境与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界和环境经济学界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城市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开放经济条件下环境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影响等更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刘耀彬等，2007）。基于此，本书试图从理论上初步构建分析贸易开放、环境变化与城市化的相互效应与传导机制的基本框架，并且尝试性地考虑贸易开放对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环境质量变化、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将环境-城市化问题拓展到开放经济增长模型中，以此考察对外贸易是如何影响城市化增长以及环境质量的。尽管众多文献分析了贸易开放的增长效应，然而同时将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下的文献仍不多见。本书理论研究表明，一旦考虑了贸易开放的城市化效应与环境效应，将得到比已有文献更为丰富的结论，即贸易开放是否促进了城市化增长或者改善了环境质量关键依赖于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协调模式的确定。

此外，本书还以我国开放经济最前沿的长三角（1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对贸易开放、环境污染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传导机制及内生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来分析该地区贸易开放、环境质量和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政策模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的区域范围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加以衡量。狭义的长三角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经济协调会”所属的上海市及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16个会员城市所辖地区。广义的长三角指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所辖地区。本书中的长三角指狭义上的长三角地区。

（三）主要内容

全书共分9章。

第一章是绪论。阐明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界定相关概念与明确研究对象，阐述本书的研究目标和内容、思路与方法，研究的思路与技术，以及提出本书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研究综述。在对城市化理论的环境观和贸易理论的环境观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指明研究趋势。

第三章是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互动效应。根据PRS框架思想，在建立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分别从三个方面对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互动效应进行分析：一是利用Grossman和Krueger（1993）以及Ekins（1997）的贸易-环境效应分析框架，分别从规模、结构和技术等方面探讨贸易作用的环境效应，并利用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比较环境对贸易条件的制约效果；二是利用Petrakos（1989）构建的开放经济下的贸易对城市化作用的假设和我国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多元动力模型分析贸易对城市化的作用效应，并从作用途径的角度分析城市化对贸易的影响机制；三是利用“尾效”和“诅咒”模型，分别从环境的刚性约束和软性约束两个角度探讨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效应，并采用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的EKC曲线假设分析城市化导致的环境效应。以开放经济为背景，分析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两两互动关系，为后文的传导机制研究提供分析依据。

第四章是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传导机制。在对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传导机制的概念与内涵进行界定和阐释的基础上，利用互动效应分析结果，分别以贸易、环境和城市化作为工具目标，采用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组合条件下的传导过程；利用联立方程组建模的思想构建出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传导机制模型。以开放经济为背景，分析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三者内在的传导机制，为后文的内生增长模型提供理论依据。

第五章是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内生模型。首先，基于Grossman和Helpman（1991）以及Rivera-Batiz和Romer（1991）的模型框架，导入一个包含环境因素的小国开放的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比较完整地刻画出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内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其次，借鉴Lewis（1954）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将外商投资引入生产函数，开始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城市化二元经济模型。最后，通过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构建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内生增长关系模型。通过对模型的系统分析，从理论上回答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在开放经济下，一国贸易如何影响环境质量？环境如何影响增长？贸易与环境进而如何影响城市化均衡？在考虑环境外部性的情况下，城市化均衡的条件是什么？其政策含义是什么？

第六章是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政策评价模型。首先，在对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内涵和特征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利用协同论思想构建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划分协调评价的等级体系。其次，根据系统分解思想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为后文的协调评价提供定量分析的基础。最后，通过情景分析方法构建情景模拟模型，为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的政策评价提供定量分析的基础。

第七章是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基于长三角（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基于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分别采用时间序列计量方法、面板联立方程组、面板动态方法、协同分析技术和情景分析方法从四个方面对长三角（16个城市）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两两互动效应、三者传导机制与内生增长关系、协调发展和情景发展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一是基于VAR模型的时序系统分析技术，实证考察1990～2009年长三角（16个城市）的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城市化、环境与城市化两两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以及相互动态影响效应；二是采用面板计量模型和面板联立方程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1990～2009年长三角（16个城市）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三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传导机制；三是采用面板计量模型和面板FMOLS和DOLS估计方法，实证检验1990～2009年长三角（16个城市）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三者之间的内生增长关系；四是基于协调评价模型对2009年长三角（16个城市）的贸易、环境与城市化协调状况进行评价和分类，并使用情景分析方法对长三角（16个城市）协调发展情景进行模拟。

第八章是国外处理贸易、环境与城市化的经验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本章从三个方面来总结国外经验，并给出政策启示。首先在协调贸易和环境方面，美国和欧盟都建立了严格的环境法律体系和完善的环境政策，并利用层出不穷的绿色壁垒减少对环境的威胁，所以中国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对国外环境壁垒的学习、推进环境立法工作来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次在协调贸易和城市化关系方面，美国和欧盟模式则有所不同，欧盟主要依靠对内一体化、对外贸易自由化来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而美国则主要是通过利用自身港口优势、发展创意产业、创新高新技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向国外转移污染企业等来影响城市化进程。因此，中国应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意产业、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应对贸易壁垒，减小城市化过程中的阻力。最后在协调城市化和环境发展方面，本部分通过总结欧盟和美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归纳其不同城市化阶段渐进的环境政策以及具体措施，提出中国应该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执法机制、完善市场机制、征收环境税费、普及环境保护意识来大力支持中国环境产业的发展。

第九章是结论与展望。对全书进行了概括性总结，指出了本研究中的主要结论，并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