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妇女独特的缠足习俗，大约起源于五代。
在近代前的中国，缠足基本是个正面的形象，多数中国人视其为当然，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在19世纪前来华西人的记述中，对缠足的描述也大多不附加否定性的评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大量的西人来到中国，将所见所闻以多种渠道带回西方，再加上现代摄影技术及X光片的应用，缠足在西方的形象被随之颠覆。新观念把缠足视为野蛮的行为，并且从生理学、医学等科学的角度否定缠足。这样的观察视角刺激和影响了亟欲振兴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随即成为近代反缠足运动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缠足与反缠足两种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竞争其实是持续而充满曲折的，但在尊西趋新成为思想界主流倾向之后，由于缠足在近代中国已渐被认为是象征“落后”的恶习，缠足女性成为一个比一般女性更受歧视的社群。在基本为趋新士人所控制的舆论及出版物中，她们处于比整个女性群体更为严重的“失语”（voiceless）状态之中。从专业到普及的既存文献中，关于缠足和小脚的认知，基本都来自趋新士人的一面。即使是提倡妇女解放的专门女性刊物，其“话语权势”也完全掌握在反缠足者一边，几乎没有给缠足女子什么发言权。
上述倾向有力地影响了相关题目的研究状况，到目前为止，中外对近代女性缠足现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反缠足运动一面；反之，坚持缠足的行为以及缠足女性本身却都较少受到关注（在这些研究中缠足女性通常是作为一种“错误行为”的载体来进行处理的）。这一倾向早在民国时期的研究中便已出现。1926年陈东原所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便是这样的研究。
学界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大体分成两类：对近代以前的时段主要侧重于缠足，而近代阶段则更多研究反缠足。前者以外国学者的论著为主，中国方面尚少见严肃的学术研究。后者则显然受到中国学者更多的关注，论文数量较多。
1961年，荷兰学者高罗佩在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性生活的学术专著中，以宋元明清的春宫画为主要资料，探讨了中国古代妇女的缠足与性之间的关系。几年后，Howard S. Levy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缠足的专著，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粗略地勾勒了缠足从起源到消亡的过程，并从妇女解放及地位提高的视角诠释近代以后的反缠足运动。书中大量的内容都落实在“奇异”方面，诸如莲迷、莲鞋、小脚与男性性心理的关联，等等，而对于题目中的“风俗”本身却着墨不多。
中国妇女缠足的现象此后引起了越来越多海外学者的注意，他们大多从女性主义和生活史的角度考察从宋代到明清之际的缠足现象。1993年伊沛霞（Patricia Ebrey）在一本关于宋代妇女的婚姻及生活的著作中，描述了缠足在宋代的普遍化过程及妇女日常生活中的缠足。曼素恩（Susan Mann）在对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的研究中，对缠足妇女也有一些描述。最值得一提的是高彦颐（Dorothy Ko）对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的研究。她不赞成把缠足视为中国女性被迫害的象征，而是肯定女性的主体意识，通过这些“才女”探讨缠足女性内心的想法与身体感受。她的另一本著作同样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关照缠足女性在制作缠足绣鞋及绣鞋本身所体现的妇女声音，并注意到不同地区缠足妇女所穿鞋式的差异及其体现的文化意义。高氏还在一本最新的著作中，用一半的篇幅检视12世纪至19世纪初缠足如何绽放并长存其文化光芒。
关于反缠足方面，196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有一篇研究基督教不缠足运动的硕士论文采用了大量教会会务报告及各种在华外人的记载，主要说明基督教教会，尤其是天足会对不缠足运动的贡献，重点在于教会的社会改革。中国大陆对反缠足运动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增多，多数研究是对运动进行阶段性叙述，且大多集中于晚清阶段，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对民国以后的情况则涉猎甚少。这些文章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从妇女解放运动的立场立论，将不缠足运动视为反封建反压迫的运动。
90年代后，近代反缠足受到更多的关注。台湾学者林维红对清季不缠足运动的研究颇有深度；林秋敏更对近代中国不缠足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整体描述；吴文星以翔实的资料对日据时期台湾的放足运动进行了考察。大陆方面，闵杰对戊戌维新时期不缠足运动的区域、组织和措施的研究参阅了较多第一手资料，考证最详。此外还有一些概略性的论述。上述大部分研究都侧重反缠足运动本身，而对运动背后的社会基础关注较少。同时，这些研究对近代反缠足运动的成效评估都显得过分乐观。
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其中李颖对福建为中心的基督教反缠足运动的考察利用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反缠足的资料。本书作者也曾以四川省为个案，利用地方档案和当时出版物，研究近代四川的缠足现象及反缠足运动，初步构建出晚清到民国初年四川民间与官方反缠足努力的大致进程。
近年有学者从新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反缠足问题，如盖茨（Hill Gates）通过对四川、福建、台湾等地部分缠足妇女的人类学调查，提出放足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工业化是乡村地区妇女放弃缠足的主因，家庭纺织品及其他形式坐着完成的纺织工作的衰微，同妇女过去从事这项工作的地区女性裹脚的式微相关。宝森（Laurel Bossen）通过对云南禄村18位老年妇女进行的详尽访谈，从她们的口中往前推两代，得出了和盖茨相类的观点。黄金麟在对近代中国“身体形成”的研究中，也简略地提及了反缠足问题，提供了一个审视缠足的新视角。杨念群讨论自西方引进的科学论述如何影响近代人对缠足的看法，并涉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缠足的控制。黄育馥对京剧中跷的兴衰历史进行探讨时，也涉及小脚的内容。
Fan Hong主要从妇女运动史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妇女的身体解放，文中有少量内容涉及放足，但表现出较为生硬的“压迫—解放”模式。高彦颐的新著中有一半内容涉及近代的反缠足问题。她考察了“天足”范畴的诞生，并相当概略地陈述了放足的历程。她基本接受了此前对反缠足运动的乐观估计，认为30年代通商口岸城市中“莲迷”对于缠足的“赏玩”，标志着缠足光环在现代中国的熄灭。她甚至断言“1957年之后，不再出现女孩裹脚的记录”。其实，云南省在20世纪60年代仍在严禁几十个县的女子、包括女童缠足。
在对近代缠足问题的研究中，也有少量关注缠足者本身的成果。或许受西方物质文化研究视角的影响，Beverly Jackson以精美的图片生动地呈现了各地缠足女性的绣花鞋。台湾辅仁大学的罗莉华以柯基生（现今缠足用品的最大收藏家之一）典藏品为例，对清末民初台湾与大陆部分地区缠足弓鞋的造型、色彩与绣花纹饰进行了研究。比较起来，前引高彦颐对缠足绣履的研究，在认识和诠释的深度上要更胜一筹。
现在已有学者注意到应更关注缠足妇女，但有时又走得太过。Wang Ping的一本英文著作就可能因为太想给缠足妇女以关照，而被认为离真相更远。杨念群也从“理解”缠足者的角度出发，对近代缠足女性在由缠到放的过程中的“历史处境及身心感受”的“空白”表示同情。但张鸣就认为该文“一味地渲染放足的痛苦”，有矫枉过正之嫌，且全文以《采菲录》为基本资料却并不注意该书“赞美缠足的倾向”。本书作者也曾通过缠足妇女放足后并不方便顺利的服饰选择来探讨放足给她们带来的困惑。
总之，尽管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对近代缠足妇女的忽视，整体上学界对缠足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以前，而近代以后的研究基本主要以反缠足为主，少见对缠足者本身的研究，更基本未见将缠足与反缠足平等对待的论著。同时，既存的反缠足研究多呈现出将反缠足运动从近代社会剥离开来的倾向，较少把这一运动置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动中予以考察，对缠足现象的社会基础认识不足，因而也就难以充分认识到官方和民间反缠足运动所遇到的阻力。如林秋敏使用了较大数量的资料来陈述近代中国的不缠足运动，但这些材料背后还有很多需要深入发掘的内容。
要产生新的认识，基础是史料。与近代缠足与反缠足相关的资料既浩瀚而又相当零散，本书作者先后查阅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资料，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及四川各市县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一方面，要穷尽这方面的材料当然不可能，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最大可能搜寻所能找到的史料。另一方面，只要尽量减少成见，对史料进行开放式的认真解读，从很多过去“熟视无睹”的材料中也常能发现非常有启发的内容。
本书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尽量吸收相关的成果，并针对学界研究的一些不足，将近代中国缠足的行为及反缠足运动的双方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平等看待，主要从社会和思想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在方法上注意借鉴海外新文化史在性别和身体等方面的研究取向，但仍以史料为基础，叙述和分析都争取向傅斯年所说的“不多说”也“不少说”的方向努力；若史料不足以支持时，也遵循傅先生所说的原则，“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 而不作勉强的陈述。
全书主要以时间为序，首先探讨天足观念兴起后，晚清社会对缠足与反缠足的认知、因应，梳理主要反缠足观念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变迁。然后着重重建近代不缠足运动的发展及其实际成效，特别注意反缠足方式本身的发展变化。对于既存研究已经说得较清楚的地方，本书仅作简略陈述，而更多侧重过去注意较少之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缠足和放足的情形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较大的差异，本书一方面尽量从各地的不同中归纳出相同相近之处，也不忽略各地的区域特性，并特别将国民政府初期的华北地区及民国时期的山西、四川、云南三省分两章进行较细致的考察，同时还考察了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治理区域的反缠足运动。总之，本书希望尽可能呈现一个主干清晰而又动态纷呈的缠足和放足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