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囊县的历史社会学调查——以民主改革时期的档案文献为中心（代前言）

一 行政区划问题

在西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上，扎囊县现在属于山南地区的12个县之一。民主改革以前，要分成两个时间段来看，1909年以前，因为没有设立县这一层级的管理机构，山南各宗谿遇有重大事务均直接向噶厦请示报告；1909年西藏地方政府设立珞卡基巧，扎囊地方即为珞卡基巧所辖，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时期。所谓基巧，大致相当于后来的专署设置。

基巧这样一种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是可以归入现代性话语中的“挑战—应对”模式中来加以说明的，也就是西藏地方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大变局中，被动借鉴现代社会的管理层级设置而作出的反映。其中隐含着某种分离梦想成分。

在西藏七个地市中，山南是唯一一个不是以原地名来命名的地区。历史上，山南的一部分地区在藏语中称为“珞卡”，字面意思为南部地区，这里的“南”既不是指冈底斯山脉以南，也不是指雅鲁藏布江以南。因为悉补野部落最终成就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其发源地雅砻地带后来也就被顺理成章地视为高原民族的发祥地，而这个王朝建都于拉萨而不是在雅砻，以雅砻河谷为核心的那一带后来就被称为珞卡，意思是从拉萨的角度而言的南部地区。20世纪中叶西藏民主改革之后进行行政区划调整，这一带就被称为山南地区，实际上包含有借用的珞卡这一原名称南方的意思。

行政区划中“地区”的定名与文化地理上这一“地区”的含义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在一般认识中，现在划分在山南地区范围内的浪卡子县、洛扎县并不包含在珞卡内，浪卡子实际上是作为卫与藏之间分界线地带而存在的，此地有着与卫、藏大相径庭的地理高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洛扎县则是远离西藏政治、经济核心地带的南部偏僻地区。

不含在珞卡范围内的还有曲松县、错那县、措美县、隆子县、加查县。在林芝地区没有重新成立前，朗县也在山南地区的范围，同样不在珞卡的范围内。曲松县，历史上称为艾地或艾拉加里，范围已经超出了现在的曲松县范围，因为这一带基本的行政事务并不由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理，而是由自称为吐蕃王室后裔的艾拉加里王统治，在称为曲松县之前就称为拉加里县。错那县，历史上这一带是与现在印度实际控制区的门达旺地区联系在一起进行管理的，也是高海拔地带，不过与以喜马拉雅山脉之隔的门域地区是完全不同的自然地理状态，后者海拔很低，植被丰富，雨量充沛，现在只有以错那县勒布办事处统一管理的4个门巴民族乡由我们控制，更为广大的地方则被印度实际控制着，包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在内。措美县，历史上以哲古地区名之，与错那县一样均属于高海拔地区。隆子县，历史上称为涅地，以流经该地的涅曲河而得名，同样属于边地。加查县，历史上属于塔布地区，也是支系繁多的噶举派祖寺塔拉岗布寺所在地。现在划归林芝地区管理的朗县则是历史上工布地区与塔布地区的交会处，民主改革后曾一度设立了塔工专署。

也就是说，“真正的”珞卡地区是指雅鲁藏布江中游一带的贡嘎县、扎囊县、乃东县、琼结县、桑日县的大部分。虽然没有人较真地一定要划出明确的珞卡的准确地理范围，但是人们在口头上称上述地方的时候，一般会直接用历史旧名——珞卡，现在也有一些人把所有属于山南地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地方称为珞卡。

也许本来就没有“珞卡”这个名称在规范意义上的来历以及它所包含的范围，——只是民间的说法、大家都接受的说法，有的时候确实没有文献“依据”；毋宁说是因为地理环境的相似而称之吧。笔者之所以在这里作出一点说明和区分，也有这个考虑。扎囊县属于山南地区的腹地，这一带是典型的高原农区河谷自然风貌，人文底蕴厚重。

二 扎囊县的一般情况

扎囊县的面积为2173平方公里，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江水从县的中部地带贯穿，把全县分为南北两大部分。雅鲁藏布江自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大桥开始，进入它最开阔的地带，扎囊县就处在这一江面开阔地带。除了沿江一带冲积扇面外，江南、江北河谷带相对比较狭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形为宽谷与窄谷相间，以宽谷为主。地势大体上南北高，中间低；西部高东部低。雅鲁藏布江南岸为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湖盆、宽谷以及周围的低山和丘陵组成的高原湖盆区；北岸属于冈底斯山脉，高峰连绵。地质构造的特殊性造就了壮美的自然景观：雅鲁藏布江横贯全境，闻名于世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隔江而立；典型的藏南山地地貌。

扎囊县地理的整体状况，可以把它概括地称为“七沟八梁”：江北四条河谷，江南三条河谷，以江北的桑耶沟和江南的扎囊沟、扎其沟最长最大；另外还有江北的阿扎沟、松卡沟、青朴沟和江南的朗赛林沟。

扎囊县东邻乃东县，西邻贡嘎县，南有浪卡子县、琼结县、措美县，北有拉萨市的城关区、达孜县、墨竹工卡县。现在来说，扎囊县处于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乃东县泽当镇和拉萨机场所在地贡嘎县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它不具备区位优势。

这里属于高原温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区。一年基本上分为冬、夏两季，冬半年为西北环流系统控制影响，寒冷干燥，降水稀少；夏半年为印度洋热带海洋季风影响，较为温暖湿润。10月起西藏冷风高压形成，西风环流开始向南扩展，到11月份影响到此地；12月至次年3月，受冷高压控制，干燥少雨，多为无云晴天。4月起冷高压开始减弱，西风环流北移，气温有所回升。4～6月，为冬夏季风交错期，气候多变，温度变化较大；6～9月东南季风盛行，形成雨季。雨季与无雨季的界限也很鲜明。

这里属于藏南山地灌丛草原土壤区，主要有两种自然土壤类型：山地灌丛草原土和高山草原土。

扎囊是一块具有典型意义的土地，是西藏的一个缩影：作为农区，属于西藏粮仓的一部分，有半农半牧和纯牧业的存在；西藏民族手工业（纺织、编织、制陶、木刻）呈现多样形态；这里包容了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宗教活动场所，至今仍保留着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西藏歌舞的典型代表果谐，以这里最为优秀，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在全西藏或山南地区举行的民间文艺会演上，其他地方的果谐表演队提出：扎囊沟的果谐表演队不应该参与评比，否则每次都只能是他们获得第一名。

三 扎囊的历史梳理

大略地说，扎囊历史在吐蕃王朝时期除了与政治密切相关外，佛教在西藏的立足和初步发展在这里也有着鲜明的表现。

扎囊县在民主改革前实际上分属三个区域管理，即扎囊谿（堆）、扎其谿（堆）、桑耶宗，处于拉萨和一般所说的藏民族发祥地雅砻（yar-lungs，位于现在的琼结县）的中间地带。吐蕃王朝时期，虽然都城设在拉萨，扎囊县境内的桑耶地方亦为王朝的一大政治重心。公元8世纪初，桑耶沟中部的扎玛止桑（brag-dmar-mgrin-bzang，遗迹尚存）乃是王朝的一个准中心。据《贤者喜宴》等史书记载，这里曾是赞普赤德祖赞（khri-lde-gtsug-brtan）和金城公主的宫殿之一，赤德祖赞的牙帐即设在此地，著名的赞普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 742～797）就出生于此。赤松德赞幼年时期，此宫殿被毁，后来经过维修成为一座拉康，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此拉康因无专人管理而被废弃，早期的一口铜钟现在还在桑耶寺乌孜大殿东大门口。

赤松德赞一生主要是在扎玛止桑地方度过的。他担任赞普的时期也是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他的大力扶持，佛教开始在西藏扎根。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迎请莲花生、寂护（Santiraksita）等佛教人士，亲自主持修建了桑耶寺（bsam-yas-gtsug-lag-khang），首创了僧伽制度，因此桑耶寺作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寺庙一直都声名显赫，藏传佛教在西藏历史上才慢慢具有重要影响。赤松德赞逝世于桑耶镇所属的松卡米玛园（zur-mkhar-smig-mavi-tshal，现已不存）。

随后继赞普位的牟尼赞普（mu-ne-btsan-bo），在短短的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曾经试图举行平均财富的举措，并在桑耶寺开创了四种供养法会（mchod-chen-pzhi）。此种法会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现在每年藏历五月十五日在桑耶寺举办的大型宗教节日，一般称之为“多堆节”。另外，在桑耶，每年藏历六月十六日还举办藏林吉桑节（vdzam-gling-spyi-bgrang）。

这两位赞普在位时期，扎囊境内的青朴、扎央宗、宗工布等地，有不少著名人物在此修行，其中青朴号称西藏三大修行地之一（另两处分别在乃东和达孜）。

莲花生是藏传佛教“前弘期”的标志性人物，关于他的传说遍布全国所有藏民聚居区，除了桑耶寺外，莲花生在扎囊的传说还与一位女性益西措杰有关。相传，她原是赤松德赞的一位妃子，后赤松德赞把她嫁给莲花生，作为莲花生的明妃，一般把她称为康珠·益西措杰。位于阿扎乡的措杰拉康，就是为纪念她对佛教的贡献而建造的（公元8世纪中期），因为该建筑建于一个小湖旁，也称措杰纳木错拉康。民主改革以前，其管理与维修由拉萨“四大林”之一的功德林和乃东宗负责，维修经费则由珞卡基巧负责，日常管理与看护由扎囊强巴林寺负责安排。

佛教在高原上不仅扎下根，而且有了独具高原特色的发展，除了社会本身的需要外，还与佛教大量借鉴高原本地原始宗教、民间习俗的内容有着直接的关系。遍布全藏的地方神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扎囊，同样也存在着大量不同系列的地方神灵。西藏有四大名山，其中就有扎囊桑耶的哈布日（另外三个分别是拉萨药王山、山南泽当贡布日、山南贡嘎甲桑秋日）。

吐蕃王朝覆灭之后，西藏进入各类地方势力割据的时期，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随后西藏历史上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我们都能看到扎囊的影子。

公元10世纪中叶，吐蕃王室后裔益西坚赞成为扎囊地方的首领，同时又是桑耶寺的寺主。10～11世纪，青藏高原有三个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西部（阿里）的古格王朝、中部的桑耶领主政权、东部（青海）的唃厮啰政权。公元970年益西坚赞派鲁梅等人赴多康学习佛法，978年鲁梅等人从青海返回卫藏，造就了西藏佛教史上有名的“后弘期”下路弘传。1076年，古格王在托林寺（今阿里扎达县境内）举办“龙年大法会”，被后人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的合流。

这个时期，扎囊一带是佛教文化的核心区域。11世纪90年代，扎巴恩协（1012～1091）所建的扎塘寺，以其壮观雄奇使它成为鲁梅派的四大圣迹之一。其建筑风格与桑耶寺相似，也是中国内地、印度和藏式风格的共同体；其壁画不仅是11世纪卫藏古老寺院中保存最好、最为完整的一例，还是11世纪卫藏美术遗存中壁画水平最高的一例，其所反映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是深刻的。该寺原名为“阿丹扎塘寺”，意即五有扎塘寺，所谓五有，是相对桑耶寺的不具有而言的，建造此寺本来就是参照桑耶寺的，其对比的“五有”为：一是此寺祖拉康（主殿）底层转经回廊的宽度比桑耶寺多一弓（0.9米）；二是中层转经回廊绘有千佛像壁画；三是底层象征龙王卓思坚；四是中层象征南王月杰钦；五是上层象征药师王热呼拉。与桑耶寺相似，其整个建筑布局也是按照佛教密宗曼陀罗建造而成的。不过，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它完整的建筑格局了。萨迦地方政权时期，萨迦教派势力强大，扎塘寺此时改宗萨迦派。在扎囊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扎塘寺的资料，但是它的历史地位应该在这里有所提及。

藏传佛教后弘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僧伽组织形式——措巴，演变到后来有四大措巴之称，它们分别是山南乃东的孜措巴、后藏的藏更措巴和扎囊的结林措巴、冲堆措巴。冲堆措巴位于扎其乡冲堆村，由一位来自今克什米尔境内的佛学大家喀且班钦·释迦室利（1127～1225）创建于13世纪初。在藏传佛教教派建立时，冲堆措巴属于噶当派，13世纪中期改属萨迦派。其僧人的开销费用由附近的申藏庄园、乌瓦庄园负担。这个措巴目前大体尚存。结林措巴由同一位僧人的弟子创建于1224年，现在主体建筑仍存在。

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所在地位于山南乃东，距离扎囊很近，在反映帕竹政权初期历史的《朗氏家族史》中不时可以读到“孟嘎如”、“扎塘”等县内小地名。不过，由于这些地方位于乃东与贡嘎之间，所以“乃东和贡嘎二地是此政教合二而一的心脏”，扎囊也就只能是一个背景性存在了。

18世纪初，准噶尔蒙古侵扰西藏，对于藏传佛教而言，此次侵扰受到破坏最重的当属宁玛派，不仅像敏珠林这样宁玛派祖寺受到毁灭性破坏，像宁多寺（位于扎塘乡）这样才改为敏珠林分寺的场所也遭受了严重破坏。后来，敏珠林恢复后对宁多寺进行了修复。现在宁多寺已经再度修复。

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创立最晚的格鲁派独树一帜且势力最大，在达赖系统内，其宗教场所的全区性分布可以简略地称为拉萨“三大寺”（即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系统和布达拉宫朗杰扎仓系统。扎囊地方的日乌朗杰寺（扎塘乡）即属于朗杰扎仓的分寺，其管理人员历史上由朗杰扎仓派出；朵阿林寺（桑耶镇）为哲蚌寺果莽扎仓的分寺，强巴林寺也属于哲蚌寺果莽扎仓的分寺。

清朝时期编撰的《西藏志》，在寺庙篇中，录有桑耶寺：“桑鸢寺，在召东二日，内供关圣帝君。传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帝君降圣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建寺以奉之，称尊号曰草塞结波。其寺喇嘛颇众，达赖喇嘛岁至讲经。其地有查洋宗山，山上名多机扎古寺，有洞高二千余丈，梯木而上，洞内石莲花佛座前石几石盒，内有白土可食，味如糌粑，次日复生。其洞须燃火而入，座后有一大海，云作恶之人，至此必失足堕海中，番人畏惮而不敢忽。”短短的一段说明文字，错误不少，比如关于关公的说法，这里且不论。引文中的“查洋宗山”，现在通译为“扎央宗”，虽然同在江北，不过距离桑耶寺甚远——桑耶寺位于扎囊县最东部，而扎央宗位于扎囊县的最西部。而且，山之左近并没有“多机扎古寺”。所谓“多机扎古寺”是指位于贡嘎县境内的多吉扎寺，它是宁玛派的三大根本道场之一。因为有了《西藏志》的这一记载，后人包括现代人多把多吉扎寺的地望记到扎囊县里。

扎囊“县”的行政设置是1959年在原扎囊谿、桑耶宗、扎其谿的区划上合并而成的。很难想象设置者会有更深远的考虑，但是笔者在了解足以建立一种认识以后，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天才的构想：将三块代表不同类型的区域拢合在一起。扎囊谿主要指扎囊沟，县机关就设置在沟的下部靠近泽（泽当）贡（贡嘎机场）公路旁，这条沟并不以农牧业闻名，出名的是它的民族手工业（尤其是以氆氇为代表的民族纺织业），这在西藏并不普遍；桑耶宗指江北的区域，西藏第一座完整意义上的寺庙（佛、法、僧俱全）桑耶寺以其夺人的光彩覆盖一切——对西藏多少有点认知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桑耶寺的，但可能根本不知道扎囊这个地名；而扎其谿，则指扎其沟和朗赛林沟，有着南传宁玛派的祖寺——敏珠林寺，有着历史上显赫的朗赛林庄园，它更像是一种过渡，与藏南许多的沟谷大同小异，它在江南。

四 扎囊历史中几个关键词

“宗”。这是藏语词汇中常见的一个词。从字面上讲，它的含义是指寨堡，最初多建于山上，其意与行政机构不同，所以在西藏有些以宗名之的地名不是行政机构之所在；后来把它作为一级行政管理机构，内涵上有所扩大，不仅仅限于山上了。就扎囊范围而言，最初所建的“宗”是位于雅鲁藏布江北阿扎乡的“白玛宗”，据《扎囊文物志》所做的判断，这个宗大约建于帕木竹巴时期，毁于18世纪初准噶尔侵扰西藏时期，其宗名来自首任宗本名。该宗的历史演变情况已不得而知。而桑耶宗则属于后来所建，宗府所在地与山无关。

元代萨迦地方政权时期，西藏的核心地带就在卫藏一带，其行政治理方式上出现了重大变化，那就是相当于县级行政区域（“宗”）的全面推行。到了帕竹地方政权时期，达到相对完善阶段。

可以做一点比较，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西藏的周边地区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土司管理的状况，包括西藏昌都地区（因为它长期不为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也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长期控制的地区实行的是“宗”政府——“流官”制度。

“八大员”。历史不能割裂，也难以割裂。因为西藏地区是在发生了全局性武装叛乱后，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进行民主改革的，在建立新型地方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公职人员的来源就成了一个问题。一部分来自当时尚未毕业即参加工作的在内地学习的学生，更多的是直接来自在进行民主改革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多以半脱产干部的身份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西藏地区通过批判极左，走上改革开放的轨道之初，曾有广为人知的总也“落实不完的”落实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对包括在统一战线这一庞大筐子中的人。而民主改革以后从农奴、奴隶翻身解放的广大基层工作人员，则是被遗忘的群体。包括资料中有所反映的供销社人员在内的所谓“八大员”，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机构改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回复了农牧民身份。而其中少部分则转成了聘用干部。到目前为止，这些聘用干部一部分已经过世，剩下的基本到了退休年龄。他们的后顾之忧，仍然没有受到根本的关注。

“谿卡”。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译名：庄园。随着西藏民主改革运动的兴起，封建领主庄园经济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那些数百年来散布在西藏农区的庄园，转瞬之间就成了历史的陈列物。几十年过去，作为历史一大见证的庄园实物多已消失，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当属日喀则地区江孜县的帕拉庄园。位于扎囊县的朗赛林庄园只有主楼架构基本保存下来，而在民主改革之前，留下的朗赛林庄园的调查报告也成了一份难得的记录。

庄园，承载着旧西藏丰富的社会经济内容。一般的认识，旧西藏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庄园制经济；庄园都是有“主人”的，其中一种“主人”就是贵族家庭。民主改革前，朗赛林庄园的贵族主人是朗赛林·班觉晋美，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孜本”（四品俗官）之一，西藏叛乱时随达赖喇嘛一行出逃印度。按照区别对待的政策，叛乱领主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实行没收分配政策。遗憾的是，笔者在这个时期的档案中未能找到相关材料。

在扎囊所属的土地中，有另一位著名的贵族桑珠颇章家族的封地（其封地还大量存在于今桑日县），扎塘乡桑达村的桑达谿卡就是这个家族的谿卡之一，桑珠颇章家族属于未叛领主，其生产、生活资料实行的是赎买政策。这个谿卡的旧址位于扎塘镇桑达村，民主改革后即已废弃，当我们到桑达村询问一些年轻人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历史遗迹存在，后来还是在一位长者的指引下我们才找到的。据长者介绍，现在的遗址也不是谿卡的旧貌，谿卡废弃后先后经历了几次其他功用的修建。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谿卡”的含义可以分为两类：上面所说是一种类型，即贵族领主的谿卡；还有一种类型是地方政府管理的谿卡。1956年9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相当于县、包括独立谿）级办事处组织细则》中所说的“独立谿”就是指的这种类型。我们在一些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存在颇具影响的谿卡，但是并不在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范围内，因为那时属于贵族领有，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鉴于朗赛林庄园作为历史见证者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多做一些说明。

朗赛林家族受封于此的封文最早见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现在的朗赛林所辖，历史上称为孟嘎，上部称孟嘎扎西栋，下部为孟嘎如。传说是宗喀巴大师到此地时所取的名称（采访拉巴·赤列次旺记录）。有人认为赤松德赞之次子修建了该建筑，此地称为孟嘎如一直到五世达赖时期才改为现名；有人认为此建筑因与囊色神（毗沙门）的宫殿相似而得名。

1727年西藏内乱时期，颇罗鼐与前藏军队发生战争，在颇罗鼐军队前往吉隆的路上，“卫区贵族朗色林巴和索康巴的四个商贩前来吉隆，被随从们抓住，抽刀欲杀，颇罗鼐大人上前加以阻止……命放了他们。”

藏历铁虎年即清道光十年（1830），西藏地方政府对卫藏一带的土地进行清查，形成了著名的《铁虎清册》，在其第二十件扎其地区清册部分有涉及此处的内容：

噶丹强林寺庙谿卡门卡目木（注：即孟嘎如），除旧抛荒地，并按水冲地清册及木蛇年七世大法王颁发之文书所示，计十二冈，按二冈一顿计，应支六顿差。

贵族朗色林巴，除在职免差地及旧抛荒地外，应支四十二顿差。

一份早期的游记，记载了20世纪20年代末时朗赛林庄园，“住南塞林。按南塞林，为藏南第一宦家，居楼九层，封地极广，人民众多，其楼之高，为藏中所罕见。楼之四周墙上有枪口，其外有濠沟，在楼下观之，俨然一座小城。院之西，有数丈高之宝塔七座，传闻伊家曾降生过红教教主四次。按红教教主为莲花生之转生，居红教本寺。次日由南塞林赠茶叶炒面等，余因行途不便，仅领酥油一小块，余均辞谢未收。”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朗赛林谿卡是孜本朗赛林·班觉晋美的根基谿卡（帕谿），也是他在1959年时剩下的唯一谿卡。其所辖区域相当于现在的朗赛林村的范围，当时分为达定（朗赛林庄园下部，靠近江边的区域）、雪定（朗赛林庄园周围）、曲科定（朗赛林庄园上部）、甲热抗定（朗赛林庄园以西，原乡政府以西区域）四个支差小单位，每“定”设一“定嘎根保”负责。笔者在朗赛林村采访次旦巴珠（原籍西边相邻的扎其乡沃藏村，入赘到此）时得知，拉巴谿卡以现在朗赛林村上部蓄水池为界，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孜仲村。最初朗赛林家族管辖的范围要大得多，还包括拉巴谿卡、雅尔谿卡（位于相邻的扎其乡）和孟嘎如等。

朗色（赛）林孜本

（甲）简历：

名班觉晋美，四品俗官，现任孜本（孜康负责人之一），年四十二岁，后藏日喀则人（原为帕拉家人，入赘到该家）。

原为色囊巴（四品官衔，凡噶伦、贡等以上官员之子皆称巴囊色），后任第七代本，驻防类乌齐，一九四〇年卸任返拉萨。一九四一年热振摄政时，以贿赂得任日喀则基宗（总管）。大札摄政时，孜本噶雪巴升任噶伦，朗色林得土登列门（大札之秘书）之助升任孜本，为西藏僧俗国民会议主席团团员之一，并兼德细列空（负责调查各地情况，如年成丰歉，水、旱、兵灾等，并有权增减该地人民负担）主要负责人。

一九五〇年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备战，他又协助饶噶厦负责指挥军事，并闻兼任沙旺列空（特务机关）副负责人。

（乙）社会关系：

他与已故大札关系甚好，与夏格巴、擦绒均极接近，与古桑子（按：即凯墨，凯墨是其家房名）家有亲戚关系，为阿旺坚赞（沙旺列空负责人）的妹夫。其女招赘多仲家子（拉萨小贵族。按：该书第204页有“多仲巴”条：现年四十余岁，是五品官，曾任义仓［按：通译译仓］的勒加尔［办事人员］。后被派为代本，但他辞而未就，在家闲居。他有一子年二十余岁，入赘于郎色宁加家［曾任孜本］。封土在直贡地方，纳税单位有二十多个）。

（丙）政治态度及思想情况：

为人气量狭小，脾气甚大。藏文很好，藏官中多称其有才干。另据说他为人阴险狠毒，后藏人恨之入骨。

系亲英的积极分子，在政治上他主张脱离祖国而“独立”。一九四九年七月在拉萨发生的驱逐国民党事件，他是积极的策动人。在得悉我们将进军西藏后，他曾大肆污蔑解放军为“匪”，并谓我们不足以“扰乱西藏的独立”，因此力主征兵、征粮、征差、购买军火，以抵抗人民解放军。

达赖逃亡亚东后，他更主张达赖出国，几乎与主张达赖回拉萨的曲丕图丹（按：通译群培土登）发生冲突。达赖返拉萨时，他仍主张达赖外逃。

阿沛回拉萨后，他首先试探阿沛和人民解放军的一切态度，最近始在表面上逐渐向其亲友表示，他并不主张达赖外逃。言谈也较过去小心了。

据闻最近所谓“人民会议”的反动组织，他是领导人之一。

1956年4月20日，国务院任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员，4月22日至5月1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有委员55名；5月6日，筹委会设立常务委员会，有常委23人。朗赛林·班觉晋美为委员、常务委员。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撤销包括朗赛林在内的参与叛乱的人员的筹委会委员、常务委员职务。

朗赛林移民搬迁的一些情况。

2000年自治区决定在此区域内进行开发扶贫。1999年，扎囊县实施了对扎其乡50户、阿扎乡20户贫困户的扶贫开发。山南地区2001年扶贫搬迁620户3134人，其中跨县安置的60户249人，作为自治区扶贫搬迁工作的示范点，2001年自治区在此地实施集中搬迁工作，到2001年8月确定搬迁177户，其中从边境县错那县曲卓木乡跨县搬迁60户249人；县内搬迁117户，其中跨乡的65户361人，本乡的52户259人。

朗赛林相关建设包括以下方面：水利——保证灌溉面积1.9万亩。朗赛林提灌站和朗赛林配套灌溉渠道，2001年11月投入使用；小流域治理，2002年6月投入使用。

土地治理——扩大耕地面积2242亩，新增林地面积5000亩，草地2500亩。低产田改造1.15万亩，2001年10月投入使用；生态林建设5000亩，2002年3月投入使用。

生产生活——搬迁工程2001年11月投入使用；搬迁配套饮水、供电设施，2002年4月投入使用。

其他——村委会建设两处，2002年4月投入使用；学校建设，2002年4月投入使用；邮政、通信设施建设，2003年10月投入使用；营业所，2003年10月投入使用；卫生所，2002年4月投入使用；蔬菜基地，2002年10月投入使用；养殖基地，2002年10月投入使用；农副产品加工基地，2002年4月投入使用；文化、广播、电视，2003年10月投入使用。

现在，小城镇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名为德吉新村。

五 民主改革之于扎囊

民主改革时期的基本情况大致如下。

西藏全局性叛乱发生后，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总理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地方政府职权。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西藏工委、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西藏军区在平息叛乱的同时，推行民主改革。1959年7月17日，行使地方政府职权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上通过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1959年9月12日，西藏筹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的决议。

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新型的人民政权开始在西藏大地上建立起来，成为领导各地进行民主改革的领导核心。1960年开始，在乡农牧民协会的基础上，各地逐步建立了县、乡各级人民政府；1961年下半年开始，各地陆续实行了民主选举。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建立在对西藏上层人员（宗教上层人员、贵族）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基础上的，这些人根据其是否参加叛乱和立场分为左、中、右、叛四类。农区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反双减”，对叛乱领主的土地，1959年实行“谁种谁收”政策，解放囊生，废除其人身依附关系，改为雇工关系；对于未参与叛乱的领主及其代理人实行“二八减租”；废除领主在1958年前贷给群众的一切债务。第二阶段为土地改革，对于参加叛乱的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予以没收，将生产资料分给农奴和囊生；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对差巴和堆穷原有租地或份地，一般不动，采取不缺不补，少缺少补，多缺多补的办法解决，生产资料分配先满足贫苦农奴和囊生的要求。

牧区则实行“三不两利”（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这同样是出于对生产力保护的考虑。根本目的就是消灭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从面上看，宗教领域人员参与叛乱的程度最深，参与叛乱的寺庙很多。寺院的改革，开展“反叛乱、反封建特权、反剥削制度”的三反运动，对爱国守法寺庙内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在重要城镇实行了反对叛乱、反对封建剥削和特权及反对奴役并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平息叛乱基本结束后，土地改革也基本结束。1961年初中央指示，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改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生活得到改善。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让农牧民休养生息，安心生产，从实践中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也就是实行“稳定发展”方针，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人民公社，不在本时期内进行。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时，重大战役多发生在东段，而东段主要在山南地区范围内，山南人民以极大的热情踊跃支前。

对于扎囊县这个时期的历史脉络，进行以下基本的梳理。

1953年4月，中共江孜分工委访问团在扎囊开展发放农贷工作（其时，包括扎囊在内的山南地方属于江孜分工委管辖），帮助部分贫苦农牧民解决了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自此到1959年，发放农贷成了一项年度经常性工作。

1956年7月1日，山南分工委成立，工作范围包括26个宗谿，其中有扎囊、扎其、桑耶等三个宗谿；8月，山南基巧办事处成立；10月，成立了包括扎囊在内的7个宗级办事处。

1957年7月，贯彻中央“六年不改、适当收缩”方针，扎囊宗办事处和宗办事处党委撤销。

1958年12月19日，155团副团长殷春和率部队从山南泽当出发到贡嘎接应遭到伏击的3营，行至扎囊，又遭到叛乱人员的伏击，56人阵亡，13人受伤，损失轻机枪4挺，重机枪2挺，长短枪35支，被毁汽车2辆；击毙叛乱武装人员20名。

1959年1月4日，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武装人员自羌塘到山南后，200多人渡江到桑耶宗的郭嘎拉山口，控制拉萨至泽当的通道。

西藏全局性叛乱发生前，山南地区20多座较大寺庙派出上层代表和各宗谿头人一起去参加由朗赛林·班觉晋美、从康区来的叛乱武装力量头目恩珠仓等人在哲古（在今措美县境内）、拉加里（今曲松县）、隆子召开的叛乱会议，其中就有属于扎囊县的主要寺庙的上层代表。

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一行出逃，途经扎囊，3月26日到达隆子。

1959年4月，扎囊、桑耶合并为扎囊县。

1959年4月9日，山南分工委统战部派出工作组赴扎囊县的桑耶寺、敏珠林寺进行调查，撰写了寺庙的历史沿革、派系、教别、参叛情况等，为寺庙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1959年4月10日，扎囊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山南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平息叛乱，接管旧政权，实行民主改革，组建人民民主政权。5月，扎囊县人民政府成立，军管会停止工作；6月12日，经中共西藏工委批准，中共扎囊县委正式成立。

1959年4月至年底，扎囊县开展农区“三反双减”运动（反叛乱、反奴役、反乌拉差役和减租减息）、牧区“三反两利”运动（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乌拉差役和牧工、牧主两利）、寺庙“三反三算”运动（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算政治压迫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运动。寺庙经过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原则，进行民主管理，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当时在整个山南地区对12座历史悠久的名寺和教派主寺作为第一批保留寺庙予以保留，其中扎囊县有两座：桑耶寺和敏珠林寺，以后又逐渐增加到数十座。强巴林寺不属于民主改革时期的保留寺庙，是“作为照顾群众宗教信仰的小寺庙处理”而保留的（1961年10月20日中共山南分工委统战部复扎囊函，见XW01－1－29）。

1959年6月13日，扎囊县正式铺开4个点，开展“三反双减”运动。

1959年7月25日，扎囊县委向中共山南分工委报告，拟将全县划分为四个区，成立21个农协筹委会。分别为：原扎囊宗划为两个区，即吉林区和吉汝区，吉林区有1200余户5500多人，成立农协筹委会6个，每个大致在200户900人；吉汝区有1250户5700多人，成立农协筹委会6个，每个约210户930人。原扎其宗划分为扎其区，包括朗色林，约1155户5200人；原桑耶宗划分为桑耶区，约580户2600人。8月12日，山南分工委批复扎囊县委，同意全县暂划为四个区；关于农协筹委会的建立，要求一开始不要搞得过大，可采取先小后大和以小并大的办法，摸索经验，逐渐扩大。

1959年8月10日，山南地区开始使用人民币，收兑藏币。

1959年8月18～25日，扎囊县首届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总结4个点的“三反双减”运动，选举县农协筹委会。

1959年9月1日，扎囊县“三反双减”运动全面铺开，并有7个乡转入土改运动。

1959年9月14日，山南分工委组织部发出《关于培养藏族干部的通知》，要求各县在民主改革实践中培养一批不脱产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今后区、乡基层政权和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其中扎囊县分配名额为60名。

1959年9月25～28日，首届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全面总结“三反双减”运动，并安排10月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传达征收爱国公粮报告，正式选举县农协。

1959年11月下旬，已办起小学20所，有学生1674人，教员38人。

1959年12月8～11日，山南分工委在扎囊县扎其区召开有乃东、扎囊、桑日、琼结、贡嘎等五县县委书记参加的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现场会。会上介绍了扎其区冲堆乡的经验。13日，分工委发出《关于目前发展和整顿农村互助合作的意见》：加强互助合作政策的宣传教育，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认真贯彻自愿互利原则，既要照顾贫苦农奴和奴隶的利益，也不能使中富农奴吃亏，互助组的规模不宜过大，以9～15户为宜，评工记分方法必须简便易行，实行民主管理，树立贫苦农奴和奴隶的优势，加强乡政权对互助组的领导，各县、区都要抓好试点。

1960年1月4～23日，扎囊县在充堆乡发展全县第一批4名党员。

1960年2月中下旬，扎囊县开始土地改革复查试点工作；5月16日开始分两批进行土地改革复查；8月20日结束土改复查工作。

1960年4月22日至5月1日，山南分工委在扎囊县扎其区召开各县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委员和抓高产乡的区委书记、工作组长参加的农业现场会议。参观了扎囊县的孟嘎如高产乡、充堆乡工具改革和折木乡土化肥厂。会议对业已出现的群众自动联组现象提出了采取“积极领导，大力扶持，坚决办好”的措施。

1960年5月中下旬到7月中旬，根据西藏工委的统一部署，扎囊县开展第一批土改复查工作。主要复查六个方面的工作：土地分配是否合理及土改遗留问题；群众优势是否树立；农奴主阶级的威风是否打垮；生产措施和劳动互助组是否正常发展；干部立场、作风是否健康；寺庙工作处理和安排是否妥当。

1960年6月，扎囊县委在吉林乡成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60年7月14日，山南专署上报自治区筹委会报告中，扎囊县行政区划：分为4个区31个乡。分别为扎其区（含充堆、曲珍、敏珠林、敏珠西、申压、娘家、朗色林、嘎如共8个乡）、吉林区（含扎塘、扎孟、嘎扎、斯宫、大吉林、吉林、白中、热正岗共8个乡）、吉汝区（含吉汝、扎西岭、雪拉、雪古、沙保、卓玉、卓普共7个乡）、桑耶区（含桑耶、路乡、桑耶普、前边、章达、阿扎、松卡、克鲁共8个乡）。

1962年10月13日，扎囊县增设扎塘区，把吉林区的嘎扎乡、扎塘乡，桑耶区的章达乡划归扎塘区管辖。新成立折木乡。全县共有5个区32个乡。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时，扎囊县筹集柴草、马草7.5万斤；土豆、元根等蔬菜共计6万斤，支援参战部队。从县、区、乡抽调48名干部带领769名支前民工跟随部队分别执行护送伤员、背弹药、送给养、清扫战场的任务。

1965年8月12～17日，扎囊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六 几个方面的分析

1959年民主改革时扎囊县的基本情况：4545户20364人，其中农奴主11户68人（占全县户数、人口的0.22%、0.33%）；农奴主代理人181户1243人（占全县户数、人口的3.98%、6.1%）；富裕农奴219户1729人（占全县户数、人口的4.8%、8.4%）；中等农奴788户5449人（占全县户数、人口的17.3%、26.6%）；贫苦农奴2645户10215人（占全县户数、人口的58.2%、50.2%）；奴隶579户1215人（占全县户数、人口的12.7%、5.2%）；游民33户110人（占全县户数、人口的0.75%、0.6%）；商人13户64人（占全县户数、人口的0.35%、0.3%）；其他74户270人（占全县户数、人口的1.7%、1.5%）。设立了4个区28个乡，有196个自然村（149个自然村加47个谿卡），僧尼数1863人。

扎囊县叛乱情况数据：朗赛林·班觉晋美是驻扎囊、扎其地区的“志愿军”总指挥；全县11户贵族，叛乱的7户；旧宗本7人叛乱6人；参加叛乱的根保77人，占总数的36.3%; 49座寺庙中叛乱的27座，占55.1%（其中叛乱的僧寺21座，叛乱的尼寺6座）；农村、寺庙叛乱的农奴主及代理人255人，其中农村151人，寺庙104人。

在西藏，民间传说中，最为知名的人物有两位：文成公主和莲花生。后者则与扎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围绕着桑耶寺的建立，有着大量的神话与传说，其实也就是7世纪时佛教试图在西藏站稳脚跟而与本土宗教之间争斗的投影。在西藏宗教史上，来西藏参与桑耶寺建造的寂护有着很高的地位，这种崇高地位还可以说到吐蕃时期著名的顿渐之争的莲花戒（Kamalasila），而莲花生则很少被提及。在民间则是另外一种局面，莲花生的地位至高无上，到处都流传着他的传说，在藏传佛教寺院，很少有不设立莲花生塑像的。

整理这个时期的档案资料，需要进行对比分析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扎囊地方的手工业及集市活动

扎囊地方农村手工业相对发达，有其地理环境的原因。扎囊虽然地处西藏的主要农业区，但是耕地少的状况自古亦然；而且，由于水资源的限制（缺水），这里的农业长期是“靠天吃饭”；河谷牧业相对弱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另寻出路，手工业也就成了自然的选择。曾经全藏闻名的“扎囊四智者”就是手工业方面能工巧匠的代表。

这里需要谈到的是扎囊地方的制陶。吉林乡杂玉村现今还保存着一个制陶遗址，这一带是历史上著名的制陶地。制陶业的相对发达，与这里具有丰富的黏性较高的红土有关，这里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制陶次之；制陶法以手制为主，轮制次之；主要器型有罐、瓮、灶、盆。

在县城以南约9里地方，有一制造瓷器的普布遗址，现在已经不再生产瓷器，而历史上扎囊瓷器流传全区，甚至远销到尼泊尔、印度等地。据《扎囊县文物志》载，普布瓷窑大约创建于明代，兴盛于明代晚期和清代早、中期，清代晚期开始衰败以至于废弃。

扎囊沟在历史上有“氆氇之乡”之誉，20世纪80年代初，扎囊的氆氇生产给当地群众带来收入上的大幅度增长，曾经成为新时期西藏发展的一个突出例证。在拉萨八廓南街，历史上著名的传大昭的场所，现在已经成为扎囊地方氆氇的专门销售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得而知）。

现在，除了氆氇、卡垫等民族纺织品仍然享有较大的名声并还在继续生产销售外，其他诸如制陶业、制瓷业要么已经停止生产，要么基本上维持旧工艺方式、少量的生产。编筐等手工业的生产与销售也只在小范围内进行，与大市场基本没有什么关联。历史上，虽然每年生产的量不大，但一直持续进行生产的手工业——造船（牛皮船）业，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机动船在雅鲁藏布江上的投入运行而退出了历史舞台，目前牛皮船只在西藏个别地方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展示着，在扎囊已经见不到了。

定期集市以及农牧产品交换。

从档案文献中，我们看不出这些定期集市兴起的来由。强巴林冲堆倒是有一个与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商人“冲本”（大商人、商人领袖人物）罗布桑布有关的传说，说是某年夏天，罗布桑布带着商队经过扎囊时，口渴难耐，得到一位女子赠送的奶渣水，作为报答，他许诺满足她一个愿望，女子的要求是给这里添一热闹的集市。这便成了强巴林冲堆的来历。

每年强巴林冲堆开始之前，强巴林寺的四个扎仓要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念经、煨桑、祈祷，寺庙举行为期四天的羌姆（因为人手不够，附近一些寺庙的僧人也会过来参加），随后，参加集市活动的僧俗人等，共同去拜供奉在强巴林寺的罗布桑布的“神像”，这一套“动作”之后才是强巴林冲堆的正式开始。也可以说，宗教仪式是冲堆的“序”，有了“序”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产品交换活动中。

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种集市依附于寺院。它的季节性特点也决定了它不会形成“镇”这种固定化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藏社会一直是一个乡村社会。这些集市的功能各有不同，比如说强巴林冲堆，其基本功能就是商业性的，且是在大范围内举办的；而金穷冲堆是在春耕前举办的，属于区域内部性的集市，以季节性产品如耕牛、种子、农具交换为基本目的；它是紧接着金扎冲堆后举办，也包含有继续处理此前举办的冲堆商品的考虑。

在强巴林寺（建于1472年）的强巴殿前面，曾经有寺庙建筑，供来自不丹、尼泊尔等地的商人在此经商，设有不丹商店、尼泊尔商店，类似把商店建于寺庙的情况，在西藏是为仅见。这些商店的初建年代略晚于强巴林塔——扎西果芒曲登。强巴林塔建成后，名声远播，这里逐渐形成了人员的聚集中心，随之而来的不仅有西藏各地及内地的商人经商，还有来自不丹、尼泊尔、印度等地的商人在此租房经商。强巴林一年一度的自藏历六月一日开始的物资交流会盛况空前。强巴林冲堆举办地就在强巴林寺外围墙的范围内，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其场面之大。强巴林冲堆最后一次举办是在1958年。

之所以确定六月一日为物资交流会开始的日期，不仅是因为这天是强巴林塔竣工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西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冲本罗布桑布在这一天来到强巴林参加了竣工典礼。

旧时的冲堆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前面提到的以宗教内容为主的文化倾向；以物物交换为主，作为产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流通领域中并不起主要作用；交换的产品有鲜明的地域性，不仅本地产品这一特征明显，外地产品同样带有产地的特征。长期的物物交换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物物交换比价。

20世纪50年代时的主要物品交换比价情况：1克青稞（28斤）等于1克食盐（42斤）; 1克酥油等于2克青稞；1克奶渣等于2克青稞；1克酥油等于4～5块砖茶。1头上等牦牛等于15克青稞；1头中等牦牛等于13克青稞；1头下等牦牛等于11克青稞；1只中等绵羊等于2克青稞；1张羊皮等于10～15升青稞；1克羊油等于1克5升青稞；1克羊毛（28斤）等于1斤大米，又等于1斤糖，1克半羊毛等于1块团茶。

分散的家庭式手工业可能阻碍了生产的提高，却是传统生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也是维持基本的非农产品的需要。特别是纺织业覆盖广泛，使得农业季节性的生产所带来的农闲时间不再是完全的闲暇。

民主改革后，1960年1月5～20日，山南地区在泽当举办首次物资交流会。有国营工商、粮食、金融等行业和私营工商业者、手工业者、饮食业者和农民近两万人参加，物资有日用百货、粮食、畜牧产品、土特产品、药材、农牧业生产工具等。地区物资交流会目前是山南地区最主要的物资交流平台。

进入20世纪后，旧西藏农村经济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买办经济的兴起。不过这点在农村，对普通人而言却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买办经济的上层性，虽然加重了对农奴的经济盘剥。

（二）基层治理中心以及宗教权威和影响

在民主改革时代对宗教活动的解读中，以敏珠林寺藏历五月初十的羌姆为例，一个基本认识可以引用档案资料中的这样一段话来作为代表：“整个都贯穿着人们要信仰宗教，拥护宗教，发展宗教；谁破坏了宗教，就会遭到神的惩处，被神杀死、吃肉、喝血；大肆宣扬宗教是人类寺庙生活的保护者，人们要是毁灭了宗教，不会有什么幸福生活和生存等等。”

这种解读，对于这一宗教节日活动的“宗教本体”内涵没有多少涉及，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宗教现象，其基本的目的在于努力消除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影响，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西藏的扎根创造必要的条件。

2012年6月29日，也是藏历五月初十，笔者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也是研究本教的专家米悟擦·旦增朗杰研究员，一起到敏珠林寺观看了羌姆的整个过程，次日向寺庙的“羌本”（即羌姆之头）当曲旦增进行了请教，从他的解说以及寺庙印制的宣传册子可以看出，这一解读完全不涉及阶级分析的内容。

以下是根据记录整理的情况：

敏珠林羌姆主要供奉的对象是护法神和本尊。包括羌姆在内的整个法事活动规范的称谓为“喇嘛桑堆”，羌姆活动是“喇嘛桑堆”法事活动中的一部分。敏珠林寺编辑出版的宣传性册子中这样描述：“五月，依止古汝却旺大掘藏师之伏藏法《上师密集》，进行初十具戏，中有歌舞之大会供三天。”

在羌姆活动之前，寺庙僧众利用一天时间念经，经文名称就叫“喇嘛桑堆”，这是不对公众开放的活动。

藏历五月初十那天一大早，参加羌姆活动的僧众起床，把白天将跳的羌姆活动的过程大致过一遍，中午前即正式开始。

十一日的活动为“旺再”，即用法器、物件为信众摸顶赐福，共有七种。它们分别是：古汝佛像、木牌（喇嘛桑堆的画像）、宝壶、赤崩（宝瓶）、参达（做央之物、五种哈达）、次热、次羌。

羌姆活动共分为八节，第一节为“仓木杰”，序曲性质，本节字面意思是分开，即把世间的鬼怪与本尊分开。通俗的说法就是把“房间”打扫干净，得到佛的“旺”，把护法神请过来。第二节为“进博”，意思是把合适的佛、本尊请过来。在第二节与第三节之间有一过渡性的部分“色紧”，不是一个专节。向护法神敬献酒、奶制品等饮品。第三节为“东阿”，上面所请的护法神中包含着文、武等几种不同的类型，这节是指武的护法神的咒语。第四节为“措林”，字面意思“措”为“群”、“林”为“压”，是一种法事活动，指压服群鬼。第五节为“紧钦普姆”,“紧钦”指一种出世间护法神，此节意思是给各本尊敬献舞蹈、颂歌等，这里的主本尊是古汝仁布钦即莲花生。第六节为“格争杰”,“格争”即感谢意，指杰尊的五个随从以舞蹈的形式向古汝仁布钦表示谢意。第七节为“康珠德阿”，也就是益西措杰、孟达娃等五名仙女献舞蹈。第八节为“古汝称杰”，意即莲花生的八大化身。

这里，我们仅通过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时代的不同，对于宗教认识的着眼点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旧西藏时期，强巴林寺所在的扎囊沟地方，设有扎囊谿堆，也就是地方政府行使司法和税赋职能官员住地，其办公地点位于现在扎囊县机关礼堂所在地。据强巴林寺老僧人阿旺桑典介绍，每年强巴林冲堆举行之时，扎囊谿堆都会派员来参加相关仪式活动。我们以为，这并不代表地方政府对于商业活动的热心，而同样是对宗教权威的一种表达方式，即使这种影响很大的商贸活动不可避免地都要纳入宗教的范畴里来。

（三）公共社会事业在西藏的起步

对于封建农奴制度，学界有过不少的探讨分析，比如通过高利贷盘剥、沉重的乌拉差役对于社会深重的压榨。在公共社会事业方面，囿于资料的缺乏探讨的不多。

西藏民主改革，一个最根本性的改变就是人不再是依附性的存在，广大农奴和奴隶从“会说话的工具”变成了人。与此相应的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西藏对于广大人民基本社会权利的保障，在民主改革的同时开始起步，档案资料中所反映的当时医疗卫生部门在扎囊地方开展的农村卫生状况调查就是开创性的基础工作。

（四）集体主义观念的兴起

这是民主改革中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伟大成果之一。在西藏民主改革之时，集体主义观念在内地和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通过合作化运动普遍地建立起来。

如果说西藏解放（和平解放），对于历史而言，转折意义可以借用新中国成立所标志的“中国人站起来了”进行描述的话，在西藏也标志着地方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相对于外国政治、经济侵略和掠夺者而言，西藏与祖国一起站起来了。

而此时，西藏人民还没有从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下站起来，1959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平叛改革中进藏采访，撰写的早已为人熟知的《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表达的意思就是第二种站起来；而且，这种站起来的意义是全面的，不仅是广大农奴、奴隶的站起来，也是在旧制度下有着上层人身份的人们从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民主改革根本的目标，当然是走上社会主义之路，这是一条没有任何历史悬念的道路，走上了这条道路的西藏人民，与国家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一体化进程，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如果说在内地广大地区，旧中国时，呈现过一盘散沙的局面，那么，西藏地区则更甚。民主改革就是一个发动和组织群众的过程，是将群众组织起来的过程，是集体主义观念生长并逐渐成为主导观念的过程。通过民主改革，人们在集体框架内，都有了自己合适的位置。

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措施是互助组的发展。对于互助组的性质，就当时而言，也是认识得清楚的，按照1960年2月山南专区召开的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上的说法，“互助组的性质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之所以发展互助组，就是依据中央提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路线而来的，其中着重强调了自愿自由发展的要求。

这方面的分析，参见附录二。

七 结语

即使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有关桑耶寺的文字，当你爬上它东面的哈布日圣山，静观桑耶寺的时候，你也肯定会产生出结构与形式上的联想，它太富于形式美了。在阳光的照耀下，主殿（乌孜大殿）金碧辉煌——阳光下的主殿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金碧辉煌这个词是根据它而产生的。在它的东、南、西、北四面，是在气势上低于它的四大殿八小殿，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四个方向，分别是白、红、绿、黑四种不同主色调的佛塔，那个气魄宏大的围墙成椭圆形将这一切包容其中，围墙上是依次排列的小白塔。这个整体体现出的是一种秩序和一种精神，用一个广为人知的词来表达就是：曼陀罗。

曼陀罗，梵语的音译，转写为mandala，常见的译名还有“坛城”、“曼扎”。如果以牺牲丰富和生动为代价来简略地讨论，它就是佛教中的宇宙模型，变化多样的神界结构形式简略地表现为本尊主神及眷属神的聚合之处，可以分为壁画、唐卡、彩砂、模型等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以实物形式的展现，桑耶寺以其宏大而众多的建筑体现曼陀罗的结构样式，是罕见的：乌孜大殿代表须弥山——这是一小世界的中心（或曰中轴），想象中的须弥山由四宝（金、银、琉璃、玻璃）构成；环绕须弥山的是九山八海四大洲，按我的理解，须弥山内围的七香水海和七金山在桑耶寺的结构中当是以乌孜大殿的内层回廊和殿周围的绕行圆周以方便表示，在佛教中，七香水海统称内海，七金山统称轮圆山，在建筑形式上就不一定勉强用七个层次来表示了。所谓九山，指七金山加须弥山，再加铁围山而成；在建筑中，铁围山以椭圆形围墙表示；所谓八海，指七香水海另加咸海，它处于铁围山内侧，我想当指绕围墙的大回廊吧。

四大部洲在咸海之上。每一部洲两旁相依两小洲，共有八小洲。著名史籍《贤者喜宴》记载甚详。四大部洲即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每一大洲旁各有两个相似的小洲为两翼，此外还有无数更小的洲散缀各处。桑耶寺建筑中，大体按照佛教典籍所示而建，对应于四大洲的四大殿分别是东殿强白林、南殿丹准林、西殿强巴林、北殿桑杰林，八个附殿名称不赘。

佛教所说的一小世界中，日、月及四塔的形象是不具现的，而在桑耶寺大院内，南北各有一拉康：达娃拉康、尼玛拉康，即月殿和日殿。至于四座塔，则分别代表佛教中的声闻（白）、菩萨（红）、独觉（黑）、如来（绿），以成震慑之势，这当是秩序内不越格的创造。桑耶寺范围内还有一些不在上述之列的建筑，有些是后来为方便而建造的，我想可以视为散缀的小洲（虽然有些建筑如东北角的觉康即护法神殿在规模上并不比四大殿小）。

严格说起来，一小世界当有托起之物（基轮）和第一推动力（业力所成之虚空），在桑耶寺的建筑中是看不到的，你无法想象这样的实物象征性的存在，这是留给人揣摩的地方。

对于曼陀罗，大略说之，就是这样。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当一物充满和谐和完满的秩序之后，就很难予以撼动，它呈现出凝固与僵化的态势。

扎囊是高原历史的见证者和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在高原民族兴盛时期，历史给予过它无数的厚爱，辉煌一时；历史的风云际会它从来没有被错过，但它从来不是积极的参与者，不是“领袖”，像一位任劳任怨的老人，不争宠，不炫耀，参与是认真的，但它只是站在队伍之中，从不要求领队的资格。历史流淌到了今天，扎囊虽然还是显得有些淡定，但在全区性大建设热潮的背景下、在对口支援的氛围中，其建设步伐同样迅速，社会面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