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古巴国内对生产者激励措施的争论

上述调整的结果是，1993~1998年用于生产食品的主要农作物产量 (块茎和根茎类作物、菜豆、蔬菜等) 表现出增长趋势 (Nova, 2006)。至2000年，宏量营养素 (卡路里、蛋白质和脂肪) 的摄取量开始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 (Nova, 2006)。根据2004年的《全球农业和食品状况报告》, 1990~2003年，拉丁美洲的营养不良人群从5940万减少到5240万 (从拉美人口的13%降到10%)。该报告还指出，一些国家如古巴、秘鲁和圭亚那已经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

古巴本国和外国的专家一致认为，得益于1993年政策的转向，古巴农产品体系避免了全面崩溃的危险。转向的关键是加强了对生产者的激励，实现了可持续农业的发展 (Funes等，2001; Sinclar和Thompson, 2001; Pérez Consuegra, 2004; Pfeiffer, 2005; Levins, 2005;Funes-Monzote, 2009；西班牙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心，2008; Machín, 2010; Chan和Freyre, 2010)。

但是自1999年起，古巴全国农牧业生产发出了减产和不稳定的信号 (Nova, 2010)。粮食安全仍然主要依赖于食品进口。政府计划的成果仍不足以取代进口。古巴的农牧业经济和食品供给仍然依靠资源的进口。

目前，古巴国内就是否向农牧业生产者提供更多的物质、商业和货币激励来发展生产、取代进口这一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最为激烈的争论是关于资源、价格、补贴、销售渠道、自由市场、生产部门自主权 (特别是针对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农村生活条件、农村人口外流 (Pagés和Casta eo, 2009; Granma, 2010)。在古巴也有人十分警惕这些激励措施可能带来的风险 (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利己主义) (Pi eiro, 2008; Espina, 2008; Martín Jorge, 2009)。

2011年4月召开的古巴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强化措施，涉及商品货币、经营自主权、权力下放、区别性奖励代替平均补贴等。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优化模式”保留了国有占主体、免费的医疗和教育，有区别的 (非大众的) 食品补贴、社会扶助和一些其他社会福利。

与中国不同，中国的改革允许财富的积累，也就是说允许存在富人，古巴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排斥和杜绝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可能导致私人致富的激励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