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流动的理论认识

（一）流动概念的理解

这一部分是在文献考察的基础上对流动的情境化和理论理解，包括流动的多种含义，以及对“流动是能力和生计策略”和“流动是社会分化的过程”的认识。

不同情境下，流动形式不同，并由不同的概念来反映。历史上有迁徙、流徙、迁移、移民等概念反映人口和牲畜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以获得更好的自然资源或逃避战争、疾病或压迫（王明珂，2008）。在当代中国，移民一词包括了各种形式的国内流动、国际流动和定居，不仅反映小规模地或以家庭形式从他们原先出生和生活的地方暂时流动到另一个地方，也与迁移一词同义，表明从原居住地永久性地非自愿地搬迁到另一个地方，特别是在一些政策和发展项目引导下的移民（王维博，2011），如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或扶贫搬迁等。因此，移民一词从不同的情境和流动方式看至少有两大类：政府组织或发展工程驱动的非自愿搬迁和个体的自愿移民。相反，流动的概念则更生动准确和广泛地表达了中国情境下的工作移民和城乡流动的含义。与迁徙、迁移和移民这些概念相比，流动的概念包含了流出与流入，更反映出动态的运动。

而关于流动的研究和文献主要还是以劳务和工作为主的国内流动，另外两类流动，即因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生态和备灾及异地扶贫而产生的非自愿搬迁和国际移民，也在移民研究的范畴之内（M. Li, 1999）。当然，英文反映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labour migration）的概念，如果直译翻成“移民”，多少都有一些别扭，因此多数情况下，只要涉及城乡和地区劳动力的转移，很少使用“移民”一词，而是用“流动”这一概念取代。所以概念的差异实际反映的是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流动的方式或类型。不管怎样，上述种种概念都有一定含义上的重合，因此，当我们运用流动的概念时，它其实包含了各种自愿的流动和非自愿的搬迁。

（二）流动作为生计策略和社会分化的过程

历史上，多数少数民族人口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尤其是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在对游牧民族的发展历史回顾中，王明珂（2008）发现其流动的原因是为了在不同的季节获取适合牲畜生长的牧草和环境，以及避开各类风险，同时通过流动以贸易和掠夺来扩展资源，另外，游牧民族能够通过流动来摆脱政权对他们的控制和剥削。因此，在过去游牧民族的流动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民族身份、社会机构、领导力和权威，以及道德与社会价值（王明珂，2008）。

云南亚热带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刀耕火种的习惯。王清华（1999）从农业形态，如刀耕火种、迁徙游耕和梯田农业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形态包括迁徙和社会适应性，例如，从事迁徙游耕农业的苗族和曾有过漫长的游耕农业后来从事梯田农业的哈尼族，都有着不断迁徙的历史。关于少数民族流动原因比较典型的说法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资源压力，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的冲突和分层出现，内部外部的压迫使弱小一点的族群开始不断流动，以寻求更好的生计方式（王清华，1999；赵瑛，2001；李宣林，2004）。王清华（1999）在长期对哈尼族梯田生态系统的民族志研究中，就明确提出，流动是哈尼民族历史的特征，从“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涯，到定居农耕，最后迁移到哀牢山区，在漫长曲折的迁徙后，发展并生存于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梯田农业。轮耕农业和游牧中的流动和灵活性也被认为是大量的小户生产者有效和生态可持续运作的特点，这使得他们的土地或牧草能够在另一个生产周期开始前恢复和累积足够的营养成分（Xu et al., 2006）。

Nicholas Tapp（2010）从历史的角度阐述，由于云南与邻居亚洲国家地理上接壤，少数民族长期存在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他把不同的关系和融合（如跨境贸易，旅游中民族文化的商业操作和消费，汉族通过婚姻、种植开发以及武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等）看作市场和流动的结果。不少研究指出，历史上，为了政治控制、边境稳定和所谓的文明发展，汉族人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常常是被鼓励的（Xu, 2006; Tapp, 2010）。许建初认为20世纪50年代西双版纳橡胶的引入和种植是典型的国家力量彰显——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引入现代工业和政治意识。随着60～70年代橡胶种植在西双版纳的扩展，相比于云南少数民族劳动力，中国内陆省份的汉族农民被认为是有更好的受教育程度和更“有素质”的劳动力，因此被组织到西双版纳以国有农场职工的身份从事橡胶种植。“橡胶种植的意识形态景象包括让封建领主的生产方式转换到社会主义社会，缩小阶级差别，动员群众并集中生产力发展和土地使用的决策权”（Xu, 2006: 256）。“在西双版纳橡胶种植园内定居的汉族人不仅改变了生态地形，也改变了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地方社会网络和政治景象”（Xu, 2006: 258）。Scott（2009）则认为，少数民族利用频繁的流动作为手段来逃避政权的控制和国家主导的文明，因此他们有意或被动地保持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农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流动。

从中国整体来看，人口的流动被限制了几十年，农村和城市人口被他们的户籍限定在一定的区域里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有了松动，对流动的限制减少，农村劳动力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季节性的外出到长期外出，流动的形式有了多样的发展。但由于公共服务与户籍的捆绑和输入地对流动人口获取服务的限制，中国城乡流动仍以高密度的循环流动为特征（Davin, 2005）。国内的多数研究倾向于将流动视为家庭劳动力优化分配的策略和生计（蔡昉，2007；蔡昉、白南生，2006），流动和外出打工被看作一种能力。谭深（2004）则认为家庭生计策略不能全面解释外流的复杂性。相反，个人和非经济的因素越来越成为有说服力的变量。根据金一虹（1998）的研究，个人通过流动“寻求发展机会”有着“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目的和含义，流动因而是增强能力的手段；但这毫无疑问需要动摇传统的家庭和社会性别关系，尤其是在获取其他方面的能力上，权力关系需要改变。

主流研究是以社会阶层为轴心的对劳动力流动的分析，社会性别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因为妇女被看作与男性家庭成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兴趣（金花善，2008）。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反映了在男性大量外流从事非农行业的情境下农业女性化的状况以及对妇女发展的影响（高小贤，1994），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的转移往往被看作机会和一种进步的生计选择，因此缺乏这样的机会使得妇女的发展受到影响（高小贤，1994；金一虹，1998）。这些研究让人们关注到了农业女性化的问题，也揭示了一个阶段的现实：除了男性外，当工业和服务业需要妇女纤细灵活的手指和年轻的面孔时，往往是年轻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女性会更有流动性（黄祖辉、宋瑜，2008；刘宁，2011）。对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幻想和向往使得农村年轻男女走向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从劳工权益的角度，潘毅在多部著作中展示女性在全球化生产中从农村和农业流向城市和工业，但农民工“进退两难”的身份困境使她们的劳动权利与生存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潘毅，2011）。然而，城市化发展也越来越吸引中年女性提供传统的服务，如餐饮业、小杂货店、保洁、家政等，以获取相对较低但稳定的收入来源（Wang & Gu, 2013），因而家庭流动成为主要趋势（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

英文文献对流动有相对较为丰富的论述。Uteng（2006）和Kronlid（2008）都将流动理解为一种能力，能够流动，不管是真正成行还是有潜在的行动，都是一种自由和能力。Kronlid（2008）认为，获得这样的自由和能力还要取决于获得其他维度的能力，不同的流动形式是由能力的差异产生的结果。Cresswell（2006）和Kronlid（2008）也指出，一些男人和女人的流动可以使其他的男人和女人不流动。更进一步说，男人和女人的能力在一个地方可能受制约，但他们在另一个地方所具备的在社会、空间或现实的流动的能力或许是不同的。尽管与流动相关的一些方面的能力是很多人共享的（如交通设施），但女人和男人由于其他能力的差异，会展示不同的流动形式（Kusakabe, 2012）。

英文文献展示了对当代中国流动中的社会性别关系的丰富研究，如A. Gaetano和T. Jacka（2004）编著的《流动中：当代中国城乡迁移中的女性》（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 D. Davin的《当代中国的妇女与迁移》（《中国报告》, 2005）, Jacka的《中国城市中的农村妇女：性别、迁移与社会变化》（M. E. Sharpe, 2006）等，都对流动中的妇女的经验有所侧重。在深入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基础上，Jacka特别关注妇女的流动经验以及流动对她们身份感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通过个人的经验得以展现。

全球化强化了交通枢纽、市场的发展和贸易的自由化，反过来增加了世界上许多地方人们的流动。特别是在国家边界比较模糊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好的道路设施、跨境贸易和市场扩展甚至导致邻国经济作物的耕作迅速增加，影响了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Xu et al., 2006; Y. Wang et al., 2010）。由于民族与阶级和地方交织在一起，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少数民族的身份和相互关系也得以改变（Tapp, 2010: 105）。云南外向的面孔不仅仅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因为历史上少数民族与邻国如老挝和缅甸族群的紧密关系（Tapp, 2010）。直到19世纪，少数民族都能够在老挝、缅甸、越南与中国的边境自由地流动（Xu et al., 2006），因此流动及其影响常常跨越了国家边界的限制（Tapp, 2010）。如Michaud & Forsyth（2011: 15）称，少数民族生计可以最恰当地被理解为以跨国为基础的文化和贸易关系的现实存在。

在涉及跨境移民和非法拐卖的研究里，Sassen（2000）发现并描述了这种现象中弱势人群寻找生存、公司寻找利润、政府赚取硬通货和税收等产生的种种循环，并将这些循环概念化为“全球化的反地域循环”。她指出，全球范围内出现很多跨境的循环，这些循环形式非常多样，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赚取利润和税收的循环是以真正弱势的群体垫底的。这些循环由全球化的各个因素叠加而成，如全球市场的形成、跨境和地方网络的强化、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这样的反地域循环是动态的，改变着它们的方位特征，它们是影子经济的一部分，但它们也利用了正规经济的一些制度设施；因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存在，新的循环不断产生、加强，并交织在全球经济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支撑跨境货币的流通和市场形成的制度中（Sassen, 2000）。之所以把它们叫作全球化的反地域循环，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制度和设施促进了跨境的流动，代表了有利于这些循环产生的环境。这些循环直接或间接地与全球经济的一些关键活动和条件相联系，它们不被看作全球化的典型表现，却常常超出法律的规范甚或违法操作，反地域循环之间系统的联系表现为，一方面，这些循环引入了大量的贫穷、低工资、低附加值的妇女，她们被看作负担而不是资源；另一方面，这些循环成为非法获利和政府硬通货的重要来源（Sassen, 2000）。这样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循环中资源获取和产出的分化过程，因而，流动可以被理解为不同规模和层面上的分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