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一）转型社会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问题的爆发

进入21世纪，中国的人口问题变得错综复杂，已经由过去单纯控制人口数量转变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和流动等一系列问题。其中，结构性问题之一在于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性别结构是指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值，或者说平均100个女性人口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量。由于在正常情况下，男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因此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人口略多于男性，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应该基本等于或低于100。一旦偏离这一正常值，则被认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简称性别失衡。出生、死亡和迁移因素的性别差异都会影响人口性别比。其中，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大范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导致中国目前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关键因素。出生性别比是指每100名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的数量。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是103～107。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高，严重偏离了正常范围。根据之后的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全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1年的108.5持续攀升到2005年的119。尽管2010年回落到118，但仍保持在高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出生性别比从2006年的119.25上升到2008年的120.56，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在2009年和2010年快速下降到119.45和117.94，但从2011年（117.78）和2012年（117.70）来看，出生性别比下降速度趋缓，仍保持在高位。而且，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个问题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尚有一半的省、市、自治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7以内；1990年这一数字则缩减为1/3；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3个省区（西藏、新疆和贵州）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正常范围，个别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超过130。全国范围内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严重违背了性别结构平衡的自然法则。除了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中国也存在偏高的女性婴幼儿死亡水平（Li和Sun, 2003）。通常情况下，生物学因素是决定男女死亡性别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男性婴幼儿死亡水平高于女性婴幼儿的死亡水平。然而，我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10%，在高胎次的儿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达到15%（Choe等，1995）。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甚至极端情况下的溺弃女婴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

出生性别比或者死亡率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必然会导致某一性别人口的绝对数量出现“过剩”，导致性别失衡。据估计，中国20世纪女性缺失3559万人，占所考察队列人数的4.65%（姜全保等，2005）。这意味着中国将有3000多万名男性出现过剩。性别失衡导致的女性缺失现象必然会造成男性“婚姻挤压”，每年将有数以百万的年轻男性在本国找不到异性成婚（Das Gupta和Li, 1999）。根据测算，中国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自2000年开始，2013年之后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将在10%以上，2015～2045年可能达到15%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名男性在婚姻市场找不到初婚对象（李树茁等，2006）。虽然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累积效应才初露端倪，对于大规模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还没有人能真正判断它的后果会严重到何种程度，但在中国目前的婚配制度下，女性缺失引起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必将导致适龄男性在进入婚姻市场后面临婚姻挤压问题。而且，中国目前正处于由经济体制改革触发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竞争的加剧导致一大批竞争失利者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而收入差距的拉大也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这些受到婚姻挤压而成婚困难的男性往往也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2000年的普查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年龄为30～49岁的人口中未婚人口性别比高达1000以上，这意味着未婚男性人数是未婚女性人数的10倍以上。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趋势也将在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环境下，加大女性婚姻迁移和流动的比重，由此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使得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因此，中国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下男性过剩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乃至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Hudson和Den Boer, 2004; Edlund等，2007; Ebenstein和Sharygin, 2009; Das Gupta等，2010）。

（二）性别结构失衡或将引发和放大一系列社会风险

中国由出生性别比偏高和女孩死亡水平偏高带来的性别结构失衡，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虽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由于性别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还未完全显现，再加上导致中国性别失衡的原因复杂多样，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因此政府与社会对性别失衡所引发的各种潜在社会风险普遍缺乏清晰的认识。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在宏观上必将对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长期的影响。在微观上也必将导致受到婚姻挤压而无法成婚的大龄未婚男性无法享受到婚姻家庭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福利。在中国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下，家庭是组成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而婚姻是组建家庭的必然环节。而且，受儒家香火延续和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家庭承担着宗族延续和制度文化传承的责任，此外婚姻家庭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系纽带，也是获取社会认同和发展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因此，陷入成婚困境的男性不仅自身的生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生活质量下降，而且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香火延续的压力和被社会孤立、污名化的压力。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况下，未来大量单身家庭的出现将引发养老危机。

中国性别结构失衡之所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专家学者们基于历史经验判断，其后果绝不局限于人口领域或局限于被婚姻挤压的这些男性。在世界范围内，未婚成年男性产生暴力行为的比例高于已婚男性（Hudson和Den Boer, 2004），未婚成年男性数量越大，反社会行为就越多（韦艳等，2005）。因此，有专家指出，在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的格局中，男性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随时可能爆发社会冲突与暴力事件，破坏正常的伦理秩序，损害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Hudson和Den Boer, 2004）。而且，高性别比的社会通常性产业发达，性别失衡产生的大量未婚成年男性会自发形成性需求市场，使性交易和性服务社会化（孙江辉，2006）。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卖淫嫖娼现象增加、多重性关系出现、性行为错乱甚至发生拐卖人口等事件，形成对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冲击，威胁传统婚姻家庭的观念与形式，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经济发展。国外甚至有学者将男性“过剩”问题与国际安全相联系，认为“光棍”阶层的出现将令犯罪率上升，使艾滋病和性病大规模爆发，给国际安全带来威胁（Hudson和Den Boer, 2004）。因此，弱势群体利益的持续受损不但损害了可持续发展中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理念，而且其最终积累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也会对整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朱力，2002）。

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性别失衡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并相互作用，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社会制度不完善，相关领域公共政策缺失与滞后以及城乡与区域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涌现，催生了新的弱势群体并加剧了原有弱势群体的脆弱性。作为基础风险，以性别失衡为核心的人口安全问题可能将激化并放大其他社会问题，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将加大公共治理的难度、削弱财政支持的力度。性别失衡也可能加剧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条件下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养老困难，可能会激化并放大买婚、拐卖妇女、非婚生育、卖淫、性侵犯、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公共安全。在中国经济发展城乡与区域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些社会问题往往发生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治理这些社会问题所需的财政支持也往往杯水车薪，一旦这些社会问题积聚并形成规模，就可能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各种社会制度不完善及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涌现的条件下，性别失衡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不仅损害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而且将对不同群体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损害到社会所有人群的整体福利，并可能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公共健康等公共安全产生影响，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稳定。

国内外对中国性别失衡的研究最初较多地集中于原因和态势方面，近年来逐步转到对性别失衡后果的研究上。已有的关于性别失衡后果的研究虽然较为全面，但都是简单的宏观方面的推导或个别的微观调查，认为性别失衡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已有的研究并未明确识别出性别失衡下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行为失范和社会风险，以及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风险的互动影响关系。更鲜有研究揭示出性别结构失衡的基础风险如何传导放大成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全局性风险。

二 基本概念界定

（一）性别结构失衡

性别结构失衡即性别比失衡，指性别结构偏离正常水平，包括总体性别结构失衡和婴幼儿阶段性别结构失衡。性别结构失衡是性别失衡在“量”上的规定性。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标志。国际上一般以每出生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人口统计学中用一个公式进行表述：出生性别比=男婴/女婴×100。从国际经验来看，正常范围为103～107，即每100个出生婴儿里，男婴数量比女婴多3～7人。一旦男女性别比超出这个范围，就可被认定为出现了性别结构失衡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大大超出了正常范围。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1982年的108.5上升到1990年的111.30, 2000年又继续上升到116.90。2000～2007年，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全都保持在115以上，近几年甚至在120左右波动，已经远远高于正常值，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对出生性别比的关注。

（二）社会风险与失范

“风险”这个概念在17世纪的英文中已经出现，意思是遇上危险或触礁。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社会风险有了更多的含义。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险指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对人类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换言之，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一般来说，风险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主观层面的风险指人们对环境危险性的主观辨识或感知；客观层面的风险指遭遇危险、损失和伤害的可能性。风险是危机的前端，风险的社会层面是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是公共危机的前端。在性别失衡背景下，社会风险指由性别失衡刺激、加剧或放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从而威胁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包括风险何时、何地、如何发生以及损失程度的不确定性。

在对国内众多失范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后，朱力认为可以从宏观和中微观两个层面理解失范（朱力，2006）。宏观层面的失范是社会规范、制度与社会秩序问题，即指社会规范系统瓦解的状态；中微观层面的失范主要是指社会团体或社会成员的失范行为。前者是规范本身的失范，后者是规范对象与执行者的失范。具体而言，失范包括价值、规范、行为三个维度，宏观层面的失范包括价值失范和规范失范；中微观层面的失范主要指由宏观层面的失范而导致的个体道德失范和行为失范。宏观层面的价值失范和规范失范不仅会导致社会规范混乱与瓦解，社会秩序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且也会导致个体失去行动的指导和约束。具体在中微观层面就会表现为各种道德失范和行为失范，其中道德失范主要指个体稳定的观念体系偏离了社会主流的观念体系，具体可以表现为一种与社会和他人隔离的状态及疏离感和无意义感；行为失范突出地表现为犯罪、越轨等偏离主流社会价值的行为。

（三）风险性行为

风险性行为一般被界定为容易引起性疾病传播的性活动，例如与多个性伴侣保持性关系、商业性行为以及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等保护措施的无保护性行为。多个性伴侣的测量基于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性伴侣数量和前3个月是否拥有一个以上的性伴侣，或者将一生中的性伴侣数量和过去5年里的性伴侣数量作为测量指标，也有部分学者将性伴侣数量在近期内超过4个定位为多个性伴侣。在已婚人群研究中，对多个性伴侣的界定基于婚外伴侣的数量，例如过去6个月至少有一个非婚性伴侣，即在固定性伴侣之外有其他性伴侣被视作多个性伴侣行为。商业性行为被证明是性疾病传播的途径之一，也被看作一种风险性行为。它的测量主要基于是否曾经参与过商业性行为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内是否参与过。无保护性行为界定为在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或者使用的频率和次数达不到要求等。在已婚群体的婚内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并不是风险性行为的衡量标准，但是未婚流动群体的性行为更具随意性和偶然性，无保护性行为比例在流动人群中很高，安全套就成为未婚流动人群预防性疾病传播的有效手段。

（四）公共安全

“安全”是一种状态，是所面临的危险的程度。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破坏公共安全的行为是指故意或过失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公共安全包含信息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公众出行规律安全、避难者行为安全、人员疏散的场地安全、建筑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恶意和非恶意的人身安全和人员疏散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将社会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这四类公共安全事件并列为公共安全事件。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性别失衡问题本质上是人权问题，同时又是发展问题，已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人口大国，由性别失衡引起的社会风险的治理很难完全仿效其他国家的经验，也不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性别失衡是性别歧视的人口与社会后果，将诱发利益受损群体的社会失范行为，刺激与放大社会风险，进而影响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性别平等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性别平等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的治理不仅是公共管理问题，也是公共政策创新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联合的公共治理问题，是中国目前与人口相关的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最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和民生问题，并具有重要的国际安全影响。虽然性别结构失衡的后果尚未完全显现，但中国政府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地应对性别失衡所产生的人口和社会后果。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识别性别结构失衡与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在宏观和中微观层面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行为失范，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和已有的风险社会放大理论、风险传导理论和突变理论，分析和阐释性别结构失衡引发的各种社会风险与社会转型风险如何在互动、传导中实现风险放大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缓解与治理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各种社会风险及阻断与治理性别失衡下各种社会风险传导放大途径的系统对策。这将为政府清晰地认定性别结构失衡引发的各种潜在社会风险，并寻求积极的风险预防和治理提供很好的指导和借鉴。

为此，本研究试图解答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是否必然引发健康风险和公共安全问题？如果是，是否存在风险的选择性？即是分布于所有的大龄未婚男性还是集中于某些特定的群体？

第二，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到底在宏观和中微观层面产生哪些风险和失范？这些风险和失范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第三，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作为基础的人口风险如何上升为事关全局的公共安全问题？其风险是如何从个体风险上升突变为群体性事件，从人口领域传导放大到其他领域的？

第四，对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各种社会风险及其传导放大过程如何进行阻断和治理？

对这些问题的成功解答，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理论上，首先基于国际和历史视野，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各种社会风险和行为失范，并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检验了大龄未婚男性的行为风险性，这将突破对性别结构失衡风险的认识，实现从猜想到论证的跨越；其次，将国外成熟的理论，诸如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风险传导理论、突变理论运用于对性别结构失衡风险的分析，将丰富和扩展这些理论的应用；最后，结合中国性别结构失衡和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环境，对国外的理论进行扩展性应用，构建出更综合的风险放大和传导机制模型，有利于充实国外风险研究的理论体系，打破现有理论碎片化的局限。在实践上，首先，对性别失衡社会风险和失范的验证和系统识别，有助于澄清一些错误的认识，真正把握问题的严重性；其次，对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识别及对其传导放大机制的分析，可以为中国政府积极地应对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和行为失范提供理论依据，关于风险治理和如何阻断放大途径的具体建议可以为政府干预提供直接的参考和借鉴。

（二）研究框架与思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大范围偏高和女婴死亡率的偏高，导致人口性别结构出现大规模的失衡。性别结构失衡的后果才初露端倪，还没有人能真正把握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此现实社会背景下，本研究将基于国际和历史的视野对性别结构失衡可能引发的人口健康和公共安全风险进行总结归纳，识别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风险的相关性，并借鉴国外风险研究的相关理论，剖析性别结构失衡下社会风险的放大机制和传导突变机制，以寻求社会风险治理和阻断的有效途径。图1展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

第一，从国际和历史的角度，应用中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和总结当代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主要特征、驱动因素及其演变过程，并运用人口学因素分解的方法，将驱动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的三个因素——出生性别比、死亡率性别差异和年龄结构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量化分离。

第二，揭示性别结构失衡是否会引发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风险。首先，基于国际和历史的视野，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和历史资料的总结和归纳，分析在其他国家和中国以往历史时期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环境下是否必然存在人口健康和公共安全风险以及存在哪些风险；其次，在中国目前性别结构失衡的后果尚未完全显露的社会环境下，探索失婚男性是否会遭受更大的心理压力，而最可能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是否会选择风险性行为，这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是否因为流动进一步加大了在性行为和对抗社会行为方面的风险性。

第三，系统梳理和总结性别结构失衡社会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和失范风险。首先，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历史资料、新闻资料等二手数据，总结归纳在宏观层面上存在的各种社会风险，并基于案例分析和第一手访谈资料，从中微观层面总结行为失范的风险；其次，在系统梳理宏观和中微观层面上各种风险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总结出性别结构失衡下社会风险的系统结构。

第四，分别揭示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放大机制和传导突变机制。首先在剖析中国性别结构和社会转型的现实情景和分析国外风险研究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放大和传导突变的模型，然后借助模型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中国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放大的机制和传导突变的机制。

第五，探索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治理对策。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从理论上对社会变迁环境下性别结构的失衡及社会风险的治理进行阐释；其次，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性别结构失衡的政策议题网络，揭示该议题背后的利益格局及政策博弈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建模和现实经验总结进一步解答性别失衡的出路到底是发展还是治理的争论；最后，系统地提出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治理对策，一是从根源性消除和缓解性治理两方面探讨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本身的治理措施，二是从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放大途径阻断的角度，探索避免性别失衡引发的社会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的对策。

四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和资料来源

为实现本研究的目的，笔者根据不同研究阶段的需要，充分利用了不同渠道、不同类型的数据和资料。既包括已有的研究成果、历史文献、网络资料，也包括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而且对于调查数据，既利用了公开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也组织了专项性的调查。表1从整体上展示了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和资料的来源及其对应的章节。具体的数据收集过程和方法见相应的章节部分。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理论演绎与归纳总结相结合的方法，而且在研究的不同阶段，根据具体的研究目标的不同，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第一，在分析当代中国性别的动态演化及其驱动因素阶段，首先运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性别结构的主要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和总结，然后运用人口学因素分解的方法，将驱动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的三个因素——出生性别比、死亡率性别差异和年龄结构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量化分离。

第二，在探索性别结构失衡与人口健康、公共安全风险的因果关系阶段，首先采取了文献综述的方法总结归纳了在其他国家和中国历史上曾出现性别结构失衡的时期，分析其是否存在人口健康和公共安全方面的风险，及存在哪些人口健康和公共安全风险；其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运用全国性代表数据验证了婚姻对于心理福利的保护作用及其性别差异；最后采用专项调查数据，依次检验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性行为方面的风险性、流入城市的大龄未婚男性在性行为方面的风险性、对抗社会行为倾向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在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风险及其失范风险的识别阶段，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宏观和中微观层面的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然后采用归纳分析法，总结出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各种社会风险及其内在关系。

第四，在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风险放大、传导机制分析阶段，首先采用理论演绎方法进行模型的构建，然后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或多元分析方法，检验模型的适用性并揭示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放大、传导机制。

各章节用到的统计方法具体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分析和元分析方法，这些统计方法通过SPSS11.0、AMOS6.0、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Software Version 2等统计软件实现。各种方法的应用过程和细节详见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