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打破1949年的鸿沟，从延续和转型（或断裂）的视角观察1950年代的中国，业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学术取向与兴趣所在。这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直接维系着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学术取向和知识更新。

越来越多的论著以重建1950年代中国历史复杂性为旨趣，试图打破“目的论”和“决定论”史学的一统天下，建立起一系列新问题，向单向度叙述的新中国历史提出挑战，聚焦的问题是1949年是不是新中国的开端，或者说，新中国的涵义与历史呈现究竟何在。

从上述柯伟林那项开拓性的研究起，“集权主义论”颇具影响力。持这一主张的学者从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出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延续着的党国体制迈向顶峰的开端”。如其所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在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的党国体制统治之下，国家的控制日益增强，到1949年之后，在一种专制主义中达到高峰，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他们虽然已经注意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的“一种缓慢的、平稳的但也是明确的对于个人与共同体自主性的再度肯定”, 也就是所谓“集权主义的顺应力”或现代中国的自由领域问题，但是，集权主义依然在共和国早期的历史研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所言：“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他所论述的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则是这个故事中的“最新篇章”。

虽然包括持集权主义看法在内的许多学者并不主张以此为唯一的分析框架，但是，集权主义的观察视角还是为一部分研究者推向极端。这种被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概括为“压迫叙事”的历史书写，在毛泽东时代的激烈批评者中甚为流行。他们又回归1950年代初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代西方学者的看法，倾向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一个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国家”。

涉及1950年代中国的“压迫叙事”，目前集中在土改、统购统销、反右、大饥荒等方面的研究，似乎与上海史较少直接关联。然而，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叙事框架。

“集权主义论”导引下的观察点都在对“国家”否定性的历史事件或场域中，叙述的是国家“吞噬”社会的过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成了唯一的、能动的主角，社会空间和“私”的空间迅速消失，“国家”之外的历史话题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经国家强力统合和改造后，所谓“地方性”“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迅速走向同一性，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史、地方史也就失去了特指的问题意识。1950年代上海史的脉络只是在“党国”的场域内展开。曾经光怪陆离、纷繁多姿的大都市上海的历史忽而变得线性而单调。

由此，“集权主义论”所导致的困境，是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只知有“中央”而不知有“地方”，其结果，则从相反的价值判断出发，与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史学异曲同工，导从一部全能国家的政治史，上海史将不再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有再度沦为国家注脚的危险。

当然，“警惕”并不等于抛弃，集权主义叙事中的国家脉络仍然是研究1950年代中国必不可少的路径。否认或低估了国家集权因素显然抛开了国家空前强势这一基本的时代特征，也无法解释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为何如此深刻剧烈，无数个人命运际遇又为何如此起伏跌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叙事路径是近世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尽管现代化叙事十分强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自晚清以来现代国家或现代化连续进程中的一环，不具有与此前完全断裂、全新开端的意义，但论者充分关注1950年代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越来越感兴趣，研究和探索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基本政策和不平等的争论、社会阶层的形成与流动、不同群体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甚至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联系。现代化叙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画成一个动态的、四分五裂的社会，不同群体不得不就重要的政策达成妥协”。虽然在1950年代中共采取了“暴力手段”进行大量的必需的经济社会改革，但总的来说，19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领导阶层决心创造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化中国的故事，而镇压、暴力、恐怖仅仅是个注脚”,195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持现代化论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1950—1970年代中国国家在基础医疗保障、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入，很难想象中国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政权必须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来评价。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现代派，他们决心赶上西方。

作为近世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大都市，现代化叙述对上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同是现代化叙事，恰在如何理解1950年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1949年是否标志上海都市现代性断裂的问题上，尚存歧见。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叶文心的《上海繁华》是都市社会文化研究具有标杆意义的两部著作。尽管两著都着墨于1949年以前的上海现代性，特别是都市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1930年代，但不约而同地将学术旨趣置于跨越时空的现代性叙述。

李欧梵揭示：蕴藏于“老上海风尚”之中的那种“神秘”，“是不曾被历史和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尽管它表征着特定时期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但这种“神秘”构成了上海与香港之间互为“她者”的文化关系，并在双城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越历史的象征性联系”。叶文心强调：她关切的并不是“上海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个常有争论的问题，而是设问在“上海是否只是上海史上的上海，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上海？”在她的叙述里，“上海繁华”这部“平常人的城市史”改写了近代中国无数平常人的命运，“上海经验并不一定非在上海才能体验”，上海史也不只是表征各种事件发生的“一个地点”，而应该有其“特殊的内涵”。

超越时空的现代性叙事为重新建构上海史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其中当然包括重新审视1949年在上海史上的命题意义。由此或可发问，1949年是不是以往官方史书中那个新上海的开端？近世中国到底有过几个新上海？如果说，1930年代是上海摩登与繁华之鼎盛时期，那么，1949年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结构下，上海都市现代性及现代化是延续还是被阻断？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李、叶的回答与“延续性”以及“黄金时代”的现代化叙事颇有歧义。两著都认为1949年是上海都市现代性断裂的开始，此后的“新上海”或可等同于去摩登与去繁华的脱胎换骨。《上海摩登》的后记论述了1950年代以后上海都市文化在香港的空间内持续发酵，指出上海始终是香港临摹的样板与怀乡的精神家园。甚至到1980年代以后香港不仅代替而且超越了上海，但老上海仍然成为香港“流行的想象”。而上海本身却在1949—1979年30年间，“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只是从当年租界的某些街区，才能“发觉这个徐娘风韵犹存”，凭着这“一丝余韵”，在那些幸存的旧书和杂志堆中，“重新发现这个当年摩登少妇的风姿”。所谓“上海复兴”则是在中国再次加入世界之后，且30年后这一次的“复兴”，是上海“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这似乎在说，只有香港在延续上海摩登的历史并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让上海仿效。《上海繁华》虽然认为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代表“全然的断裂”尚有争议，但也肯定地表述，在共产党政权下，曾经作为城市骄傲的一代繁华沦为上海的“污点与政治包袱”，被一一洗尽。直到1990年代，上海才开始“怀旧”，“平静而又明确地唤起了那些曾被压制和摈弃的革命前的记忆”，中国又回到上海找寻现代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上海成功地追求了全球化的发展，摆脱了革命史观的历史重负。上海不再有大历史，上海脱离了上海故事在中国革命史中被划定的地位”。

1990年代以后上海史研究大多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转向同步，“摩登”和“繁华”成为上海史研究的主旋律。1949以后的上海史被认为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断裂，充满着革命的大历史，在现代都市的意义上可以忽略。

集权主义、现代化与革命史观三者彼此作用的结果，“革命大叙事”被摈弃，革命史因此一度受到冷落，上海史和城市史研究亦如是作。

但无可否认的是，革命主题从未离开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史是无法回避的叙事路径或方式。所不同的是，“集权主义论”将革命史的红色叙事完全颠覆为黑色的“压迫叙事”，两者关于“革命”的价值取向截然对立；现代化论则从史观角度将革命视为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异己力量。然而价值取向和史观的歧义可以挑战“正统”的革命大叙事，但绝无可能“告别”革命史。

暂且撇开“压迫叙事”的价值判断来看现代化叙事的史观，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有各种相左的见解，作为一个历史的尺度，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叙事不但不能在1950年代的中国与上海历史中“断裂”，而且还与中国革命的尺度难舍难分。无论是“黄金时代”的赞誉，或是“半老徐娘”的叹息，所涉有关共和国早期都市社会文化、国家与社会微妙复杂关系、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延续”或是“断裂”的讨论，既包含了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理解和估价，也不可回避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所不同的是对革命与现代化两者关系所派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读。也就是说，上海史固然要摆脱叶文心所指的“革命史观的重负”，但不应当跌入缺乏总体史观或大问题意识支撑的“无意义境”。正如董玥所言：“中国革命虽然普遍认为是农村革命，但是其领导者与对未来的想象、构建与实践却是与城市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性的”，“而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则是大家一直忽视而值得进一步论述的问题”，将这两个方向联系起来的思考，“或许既能为城市史提供一个可能的出路，也能为革命史加入一个新的维度”。

十分巧合的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重写”革命史的态势，若用《新史学》第7卷的专题来概括，谓之“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这股革命史的研究热，明显地超越官方意识形态左右的传统革命史的“藩篱”，“试图对革命进行纯学理的实证探讨”。尽管这种探讨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与方法路径，但“新革命史”的基本主张大体一致，即将20世纪的中国革命视为一个“高山滚石”般的“连续与递进”的过程，上限始于1894年兴中会成立，下限止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1949年之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非但一场接着一场，没有终结，而且每场运动都席卷全国，都是全民性的革命，目标从政治革命进于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范围从中国革命扩展到世界革命。

显然，新革命史观也是跨越1949年鸿沟的尝试，中国革命应当是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不可回避的叙事路径或逻辑，革命应当“回归”中共执政以后的历史，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当无例外。

依照中国革命连续性的看法，上海无疑是毛泽东时代独占鳌头的革命的城市空间。谁都不会否认，1949年后的30年间，上海在“革命”这个大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极为特殊，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无法替代。不仅如此，上海的每一个“革命”举动，都会以各种方式牵动全国。有学者曾用“影子的政治中心”来比喻1949年以后上海的政治地位，不无道理。因此，从实证、学理的治史方法与态度出发，重新发掘与阐释“上海革命”的意义，并非要让上海史摆脱“大历史”而进入“小历史”的孤独“碎片”，而恰恰是要以大关怀去拼接这些“碎片”，从而去改写“大历史”。

与革命史的“官方大叙事”不同，新革命史观照下的上海史开始质疑执政党在这个大都市空间内不断革命的正当性，感兴趣于革命带来的各种相互矛盾与复杂纠缠的“成果”，探讨革命与执政合法性之间的持续张力。与“压迫叙事”也不同，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连续性的看法不仅要关注革命的暴力、血腥和混乱的那些颠覆性、毁灭性的传统在共和国时期的延续，而且不能忽视革命时期中共那些“翻身”“民主”“当家作主”的承诺在共和国时期的承续与变化，更不能将革命在和平与建设以及追求国家统一强盛的目标规定下所具有的限度与转型置诸脑后。总之，在“新革命史”的框架内，中共在城市空间内所进行的革命，既有暴力与非暴力两种传统的交替，又有张力与限度之间的掣肘。

涉及中国革命的另一个讨论与“解放”有关。根据历来的官方大叙事，新中国最主要的标志是人民的解放——翻身当家做主人。“压迫叙事”对此进行了颠覆性的种种研究，将中共执政后的政体视为对“解放”的“背叛”。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则提出了“革命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的过程”的观点，主张必须从革命和自由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法国革命的“原初模式”中摆脱出来。他认为：“与其将革命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远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统治结构被创造出来，去对抗、击败、取代另外一种统治结构”。为此，“共产党自然要赋权于新主体，动员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同时打破了旧的统治结构——铲除、驱逐、羞辱、恫吓旧日的精英。然而那些逃离了旧日精英统治的人们并非简单地获得了解放，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的政体”。

尽管我们还可以对革命与解放的历史内涵提出更多不同的见解，但较之单向度地将革命统统打入“黑色历史”的书写，周锡瑞提倡的革命多重释义显然对重新理解中国革命在1949年以后的延续与转型具有启发意义。我们的确不能为任何目的论的“解放”或“背叛”叙事所左右，而要继续关注各种形式的革命为何能在中共执政之后连续发动，发动者的目的是什么，是“打江山坐江山”思路的延续，还是向现代国家建设转型中的探索？是控制民众，还是革新社会？参与者的动力又来自何方，是对新秩序和规范的迫切需求，还是翻身做主人的强烈愿望？

在“延续与断裂”的史学命题之下，“集权主义论”、现代化论以及新革命史观都提供了有效或部分有效的观察与解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