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家渗透日常：政治整顿与社会生活计划化

如果说，1950年代早期上海里弄的迅速换颜是“不纯洁”的居委会有效运作的结果，那么，这一结果非但没有让党和政府放心，而且感到散居在里弄中的非单位人还没有完全为党和政府所掌控，基层社会的重组与规范任重道远。与全局性的政治运动相伴随，专门整治里弄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地展开。继结合劳动就业的第一次里弄整顿之后，1954—1955年上海里弄第二次全面整顿接踵而至。与此相伴，在国家统购统销实行后的城市粮食计划供应，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将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纳入国家计划体制的轨道，成为相当一段时期里弄政治与日常生活的主旋律。

整顿：镇反之延续

结合劳动就业的第一次里弄整顿结束后，上海里弄的总体政治状况并不令执政者满意。市委充分肯定“在构成上海经济主体的重要生产部门以及与生产密切相关联的方面”工作的“近140万职工和文教工作者”，在政治上已大步前进，“基本上弄清了政治情况，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加强了内部团结，并初步整顿了基层组织”，同时指出里弄及其非单位人较之明显滞后：

在本市21个区及郊区一部分共11000多条里弄，通过抗美援朝、反轰炸、禁毒、劳动就业、普选等运动，逐步建立与调整了里弄组织，并在提高里弄群众觉悟、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改进群众福利等工作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涌现出了不少积极分子。但由于里弄分布很广，情况复杂，过去对里弄组织尚未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顿，对散布在街道里弄中的163000多摊贩，150000左右失业人员，10000多未登记的工场、作坊、小店以及尚未经过民改的其他人员约60万人，尚未进行系统的清理，加以里弄组织机构不健全，工作混乱，骨干不纯，因而有不少里弄变成了逃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

的确，上海解放头五年，中共改造社会的成就可谓惊人，里弄变化可称神速，但距离国家统合社会的目标与按照阶级理论重组社会的构想，上海里弄远未达到。在革命的红色外貌下，中共入城之初遭遇的那个旧里弄还在隐隐作祟。正如里弄工作的领导机关所了解的：“上海虽经历次镇反，但敌人的社会基础尚未能彻底控制、管理”。

到1954年里弄整顿前，上文述及的里弄组织“政治不纯”的情况已极为严重。从37个作为先行一步的“整顿试点”的里弄统计结果看，里弄的“敌情”警钟长鸣，劳动人民集中的29个试点尤是。在整顿对象9160人中清理出“五类反革命分子”1931人，其中特务占31%；各类分子722人，其中伪军政警宪人员占48%。里弄干部“政治材料”的比例较其他整顿对象高，“清理了五类反革命分子40人，各类分子156人，作风极度恶劣或严重违法乱纪分子45人”。摊贩的政治情况又较里弄干部复杂，打击对象的比例也较里弄干部为高，发现了“隐藏着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如杨浦区有8条（人命）血债的陈××”。里弄工委在整顿结束时的总结报告所披露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平均整顿前每一个（里弄）组织单位中有4—5个主要干部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部分地区里弄组织领导几乎完全为反革命分子和各类坏分子所窃据，不纯程度更为严重。”其中极端的一例来自嵩山区：

原第一办事处11个居委会平均每个组织中有10人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其中比较突出的如瑞福里居委会，在47名干部中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竟有34人，占72.3%。副主任3人中特务2人，土匪1人，两人已逮捕，1人已管制，文教正副主任2人，一个是特务，一个是社会治安危害分子，调解主任是敌伪特务组织骨干，卫生主任是贩毒犯，治保主任是伪军官，福利主任是流氓，妇女主任是老鸨已逮捕，副主任是妓女在劳改，其余尚有23个一般委员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

一部分里弄干部以居委会为谋取私利的场所，保甲组织的腐败现象也开始在新的里弄组织中复活。铺张浪费、贪污挪用、强行摊派是早期居委会普遍存在的问题。1954年里弄整顿前居委会委员以上干部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或作风极度恶劣的达2218人，平均每个居委会有1—2人。

然十分吊诡的是，中上层住宅区居委会干部的政治情况倒比下层居民区“清白”得多，政治运动的清查对象也少得多。里弄工委发现，在一些高等住宅区，属于政治清理对象的居委会干部很少，如常熟区永嘉路、永康路居委会，5000个居民范围内，交代对象仅18人且情况简单。但政府并不因此感到上层里弄组织的干部那么可靠，相反，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掌握的情况看，“蒋匪高级军政官吏和历史性的特务大部分住在高等住宅地区”，除此而外，“这类地区居民中与港、澳、台及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也很多”，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其中有少数不法资本家。上层里弄中既缺少中共可依靠对象，也很难掌控居民的政治动向。里弄工委为此很伤脑筋：

这类地区的周围环境僻静，居民中彼此接触不多，了解不够，在工作中缺少依靠对象；如要入室又必须经过揿电铃、佣人查问、主人允许的三道关口，因而对这类地区居民的动态情况就不易控制掌握，特务、间谍分子如潜藏其中难以发现和了解。

而中下层居住区的社会政治面貌也带有明显的旧时里弄特质。里弄工委的调查报告分析：被列入“五类反革命”的恶霸、土匪等多半是解放前夕或解放后逃到上海，“由于经济困难，人地生疏，因而在沪到处乱窜，难以藏身。为图长期隐匿，就都聚居于搭建廉便、户口管理较弱的棚户地区”。“正因为棚户区内居住了很多的逃亡分子，各地的逃亡反革命分子就可通过居住在棚户区的同党、同乡关系再在棚户区落户，因此说逃亡反革命分子在棚户区内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市中心的中下层里弄则是“社会治安危害分子”集中活动的空间。特别是在老闸、黄浦、北站、嵩山等区，原本是流氓、赌棍、毒贩、娼妓、小偷等“社会渣滓”聚集之地，“解放后数次收容，并对其中的流氓、窃盗分子进行了打击，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仍游移于这些地区，甚至进行不法活动。因此这类地区的社会治安危害分子总数还是很多。”

政治面目不清的“劳动人民”在中下层里弄中还是大有人在。闸北区的下层里弄江宁殡舍100多户“劳动人民”中，清查结果绝大多数是逃亡地主，“按着籍贯或行业相互聚居，其中不少是参加过敌人扫荡的伪保长还乡团分子”。江宁区的整顿试点工作队确定了7个“劳动人民”为“访问对象”，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已经访问了6个人，其中发现：3个是老板娘（其中一个是九宫道徒，父亲是道首，现已劳改。1个是14年的老板娘；1个是小开娘）,1个是伪警察局刑长，在职时依靠敲诈，解放后仍不务正业，群众曾与其8次到法院打官司；真正的劳动人民只有1人（职工家属）。

对于高扬阶级路线的中共执政者来说，如果相对“清白”的高级里弄住宅中的居委会干部还算可用，那些地区的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与高级职员至多也从统战的角度用其少数代表性人物，那么，中下层里弄中鱼龙混杂的“劳动人民”和底层贫困人群仍是不能完全依靠，也不可丝毫忽略的。这是里弄迅速换颜之后上海“旧社会”对中共阶级路线形成的新一轮挑战，新执政者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再不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整顿，健全里弄居民组织制度与工作，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不能更有力地全面地组织群众和残余的各类反革命分子作有效的斗争”。

1954年7月，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上海市委做出决定：“在1954年内对全市里弄居民委员会及妇女代表会议的干部、摊贩、失业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约60万人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整顿工作，作为上海今年改革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1953年结合劳动就业进行的里弄组织整顿不同，1954—1955年的第二次里弄整顿不带任何福利目的与内容，完全是政治性的，沿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与路径，突出了镇反的主题。市委要求通过整顿，“提高里弄干部和居民的政治觉悟，划清敌我界限；清理其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封建势力以及社会治安分子；初步弄清居民中的政治情况；在清理工作的基础上整顿和健全里弄居民组织，加强党和政府在里弄组织中的领导，健全里弄中各种群众组织……以进一步密切政府和人民的联系，贯彻‘镇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这次里弄整顿与镇反运动的过程、方式并无重要差别，但这是里弄新组织完全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对付自己——居委会干部成了整顿的首要对象。市委指示，里弄整顿“先干部后群众，首先应训练和纯洁现有的里弄干部，作为运动开展时可以依靠并亲自取得经验的骨干力量”。因此，干部清理是里弄整顿的重头戏。作为人数最众的重点对象，委员以上的约11万里弄干部首当其冲。经检举、揭发、交代、组织处理或群众改选等运动环节，被清洗出列的“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里弄干部7689人，反革命家属1339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2218人，共11246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11.3%。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干部中逮捕法办了894人，管制271，拟法办683人，一般清理5841人。

如此声势与力度的整顿对里弄干部自然是一次空前的政治冲击。经过镇反和历次运动，人人都知道“反革命”帽子攸关生死，群众中甚至流行一种说法：“共产党（认为）只要不做反革命，男女之间乱搞没啥关系，政府不会叫吃官司的。”加之运动中往往有“宁左勿右”的情绪泛滥，导致许多乱批乱斗、逼供信甚至有错捕现象，引起人人自危，造成自杀逃跑事件很多。截至1955年2月中旬，即整顿试点起10个月，共发生自杀事件145起，逃跑事故103起，其中除某些被确认为反革命分子而“畏罪自杀”或逃跑外，因不明政策或工作方法粗暴所造成的约占23.4%。

经过整顿，里弄干部实现了一次“大换血”。整顿前近11万人的里弄干部中，46796人因政治历史问题、在业在学、家务忙、身体衰弱等各种原因被清除、落选或不再担任，约占42.1%，吸收进入居委会和妇代会的新干部48387人，多于被清洗与淘汰者。新干部中的75.8%是职工、机关干部、失业工人和独立劳动者以及这些人群的家属，这个群体具有“五多二少”的特征：工人家属多、职员家属多、失业工人多、独立劳动者多、妇女多；在业少、在学少，女性与非单位人在里弄组织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居委会（妇代会）和家属委员会的区辖范围较前缩小，从1961个组织单位增至3086个组织单位，为整顿前的157%，里弄干部人数也相应增加，21个市区的2798个组织单位共有干部161630人，委员以上干部100925人，平均每一里弄组织范围内有50人，其中包括委员以上干部36人。

而对广大的里弄群众来说，这次整顿是在“阶级”名义下邻里间革命与反革命的划线与站队。强大的宣传攻势使得“镇反清理深入人心”，“敌情观念”大大强化。掌管宣传的部门乐观地报告，里弄居民中普遍存在的“太平观念”“麻痹大意思想”以及“怕伤阴德”“怕伤情面”的“仁慈观点”在整顿中得到很大的扭转。见之于行动的是居民对“身边的反革命”检举、告密比以往更广泛、更踊跃。整顿接近尾声时，里弄工委办公室材料组的总结报告显示：整顿前掌握材料76524份，在运动中共接获居民检举材料275897份，增量约为260%，其中属五类反革命分子的18653份，各类分子214993份，社会性材料42251份。

遍及里弄与深入邻里家庭的大规模检举、告密与大义灭亲之举是政府大力提倡、鼓励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受到执政者充分的肯定：

广大群众在划清敌我界限、提高觉悟的基础上，积极检举揭发，围攻重点分子，并出现了不少自动了解和反映敌人动态、检举亲人、扭送反革命分子等生动事例……如长宁区第二批整顿时在一个中队所报处的12名打击对象中有11名就是依靠了群众检举而搞出的……如卢湾区土匪杨××交代时含糊其词，当有群众毛×严厉地指出杨在交代中的矛盾问题，迫使杨匪不得不交代了抢劫罪行而被逮捕……很多在历次运动中未有发动的资产阶级里弄也有所触动，在小组交代时同样能撕破情面对面的斗争……如，长宁区的群众黄××以前对里弄工作很不关心，运动中提高了觉悟，检举了其叔叔黄××是还乡团分子，整顿后黄犯突来其家，她即推说买点心去报告派出所，并嘱别人暗中监视黄犯。她走后不久，黄犯感到情况不妙，起身就走，当即有一积极分子跟住黄犯，并有意撞黄一下与之引起争执而扭到派出所，经过联系，证实黄系追捕对象，即予捕办。

不仅如此，检举揭发行为在里弄整顿之后延续，成为国家掌控基层社会的长效机制。执政者满意地看到：

里弄整顿后，居民群众都能主动地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户口管理工作，如嵩山区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漏户漏口的核对工作，核出漏口15人，其中有8人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有一个妇女检举了刚从香港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又如蓬莱区平义村的居民，在里弄整顿后，对新搬来的邻居，特别是单身汉，大多能够主动的去了解情况，注意这些人的动态，监督里弄中的管制分子，如发现有未报户口及其他可疑行动，都能及时向居民小组长或户籍警反映。

还有一些“大义灭亲”之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江宁区一位吴姓居委会治保副主任，因身体不好停止工作，生活依靠社会救济。在1957年里弄开展肃反运动时，其妻交代他妹妹在台湾，上海有存款，每月有七八十元吴可领用。事发之后被取消救济，为此，吴背上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悲观失望，曾自杀未遂，1958年里弄整风时又因精神紧张而自杀。

邻里间相互监督的强化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居委会作为国家控制工具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运动渗透到居民的“开门七件事”，成为里弄生活的日常方式。邻里和家庭的政治色彩更加凸显，共处关系持续紧张。正如魏斐德指出的那样，镇反运动“加重了一种意识，即敌人无处不在，永恒的监督至关重要，你隔壁的邻居完全有可能是个间谍。显然，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引起了许多类似那个恐怖时期的牵强指控”。

计划生活下的里弄政治

如果说，以镇反为主题的整顿加强了国家对里弄日常空间的政治控制，那么，粮食计划供应的启动与实施为这种控制提供了体制性支撑。

几乎与1954年里弄整顿相同步，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的部署，从1954年3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先后启动食油、粮食和棉布的计划供应。食油、棉布计划供应的办法直接与户籍人口挂钩，即以人为基准发给定量的购油、购布券，凭券购买。粮食计划供应经历了一个从“按户定点”到“按户定量”再到“按人定量”的过程，历时一年。这一举措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产物，又以社会生活的计划化保证国家政策的实施。

启动涉及民生大计的计划供应，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且对社会各阶层市民的生活方式影响至深。确如市粮食改造办公室的报告所言：“改变600多万人的习惯是一件复杂艰巨的工作”, 加之“配给”“户口米”与“计口授粮”等战时统制经济曾在上海居民心理上投下了阴影，即使改称“计划供应”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故每一举措出台，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利益结构调整，引起了社会生活的紧张和骚动。不法商人的大量囤积居奇和倒买倒卖造成了一时间的经济生活恐慌，由里弄居民的疑虑所引发的抢购风则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安。粮食定点供应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区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居民排队抢购粮食的情况。抢购风造成了粮食销量激增和脱销，与粮食定点供应前相比，卢湾区的日粮食销量增加1.2倍，个别米店增加近6倍；新成区日销量增加245%以上，全天总销量达715700斤，打破历史纪录；普陀区的粮食代销点到上午10点就已经脱销，下午排队群众更多，以至于一些粮店“无法按时打烊，打烊后仍有群众在门外吵闹”；北四川路区的抢购情况则是国营粮店比私营代销米店更为严重。对此，市委、市政府认为，这“绝不是单纯供应上的问题，而是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一场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必须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进计划供应的实施。执政者一方面采取严厉的法律手段查处违法者，另一方面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经过宣传说服、制度安排、组织落实，确保社会生活顺利踏上计划化的轨道。

在有关计划供应的政治动员和实施系统中，经历着镇反式整顿和整顿后的居委会继续扮演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角色。

在国家计划体制范围内，从居民小组长到居委会主任，都是市委、市政府推进计划供应的体制内力量，是政府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1955年5月起施行的粮食按户定量计划供应为例。尽管市粮食局、公安局在一年前实行粮食定点供应时即向各区公安局派出所配备了管理员，专事粮食计划供应工作，并发文详细规定了管理员的任务和领导关系，各区又向各里弄派驻计划供应工作队，但这些必要的组织措施不能取代居委会这一关键环节。

粮食按户计划供应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要求“以户为单位，按实际在家吃饭人数的消费量，编制月份购粮计划”，而有关文件又严格规定了“在家吃饭人口”为以下五种：

早出晚归在外区工作或学习带饭；在家居住的妇女、儿童、失业人员、养老人员等；工作在外回家吃饭的；在家吃一餐，在外吃一餐者；户口不在本户而经常固定在本户吃饭的。

除此以外的临时来沪人口不在此列。因此，谙熟每家每户生活详情和人口异动的细枝末节，是完成这项基础性工作的基本要求，而能达到这一要求的，非居委会干部莫属了。他们担当了“第一把关人”：居民小组长要将全组的用粮情况汇总并填表送交居民委员会签注意见，居民委员会则要对其中用粮过多的居民户进行教育核实后，方可报送所在区办事处，换发新购粮证，凭证向指定的粮店计划购买。若遇临时人口以及因婚丧喜庆所需增加用粮申请，小组长和居委会也是必经的程序。市粮食局又进一步细化了核实居民用粮计划的工作方案，规定居民小组长的职责，不仅是汇总各户的用粮计划申请表，而且要召集小组内的积极分子“酝酿讨论，统一认识，对计划偏高的分头进行访问后召开小组座谈会相互交换意见”，“对应减而不减的再通过个别访问协助算账说服教育，自觉的减低计划”，对仍不肯减低的交区办事处处理。

鉴于“第一把关人”的不可替代性，市、区政府和计划供应的有关部门都高度关注居委会在推进粮食定量供应中的作为，重视里弄干部的示范作用，认为“居民委员会小组长以上干部先行一步编制计划的好坏，对居民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居民订计划都向里弄干部看齐”。因此，上海全市“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了对居民委员会小组长以上干部的宣传教育和制定用粮计划的工作，通过骨干先行，达到了训练干部丰富感性知识的目的”。公安部门还不时地为里弄居民用粮核实工作扫除障碍，不断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宣传群众，动用专政工具打击违法及造谣惑众者。东昌、北洋泾、常熟、榆林等区分别发生资本家、反革命分子或家属煽动滋事等情形，致使一些居民小组的核实工作推展困难重重，后经公安机关逮捕或传唤了数人，工作状况迅速改变。

粮食按户定量工作得到了绝大部分居委会干部的热烈响应。市粮食局乐观地向上级报告：“这次核实用粮计划工作，是以群众运动的规模进行的。全市有23万个居民小组长以上的干部，投入这一运动，前后历时50天，其工作的广度、深度是以往历次计划供应工作所未有。”报告特别肯定了在响应政府计划用粮号召方面，“民主妇联动员最早，而里弄干部妇女占很大比重，因此作用也最大”。经居委会干部走家串户的努力，上海市的粮食核减工作成效显著：“根据全市103778个小组长以上干部的居民户481081在家吃饭人数统计，以原定用粮计划1354万斤，核减为1145万斤，下降15.5%的比例来推算全市7月份居民户用粮计划，将由5月份的17088万斤，降为14478万斤，下降了16%”。

作为粮食按户定量的一线执行者，里弄干部常以国家角色行走在邻里之间，演绎着计划经济体制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紧张关系，国家权力通过居委会这个环节走进寻常百姓的私人生活空间。

面对各家持“宽打窄用”“宁多毋少”想法导致的用粮计划编制普遍虚高，不少里弄干部的基本态度是“管、卡、压”，或包办代替。静安区某里弄一个居委会干部就像审批公文一样，把居民购粮证逐一审查，每张扣掉10—30斤不等，由居委会主任打算盘统计；徐汇区有一户居民是文盲，请小组长代写，要订100斤，小组长说“订75斤吧”，引起居民不满，认为“上面一套，干部又是一套，根本不是自报计划”。还有些里弄干部将政治运动中惯有的简单粗暴做法用于粮食按户计划定量工作，静安区一个街道办事处召开计划供应的群众大会，有个基督徒要做礼拜，不想参加，居委会干部对他说：“上帝不会给你吃饭，那个会重要你不晓得吗？”

里弄干部在被纳入计划供应操作系统承担国家任务的同时，还不免会流露出社会角色的本真。如同所有的普通百姓一样，居委会干部对涉及切身利益的吃穿大事也是斤斤计较的。况且经过里弄整顿后，大批家庭主妇进入了居委会，对计划供应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考虑自己的生计。

当先于一般居民得到计划供应的消息后，有些居委会干部捷足先登去抢购。1954年8月上海市实施粮食按户定点供应，普陀区在20日晚对里弄干部进行粮食定点供应的动员，21日上午全区食米供应就十分紧张；新成区发现在抢购队伍中有里弄干部和妇女代表；嵩山区反映，该区一位居委会副主任听了粮食定点供应的动员后，自己即去买米并动员其他居民去买，共买米2700多斤；另一位妇联主任，一次买了200斤米。当向居民进行宣传教育时，有些干部会添油加醋任意发挥，或者不适当地给居民吃“定心丸”，强调“保证供应”“不怕大肚皮”，导致用粮计划普遍偏高；或者渲染“一次只能买10斤米”等紧张论调，加剧居民的恐慌情绪。当先行一步制订家庭用粮计划时，有些里弄干部家庭计划大大超出实际用粮，起了逆向的示范作用，如蓬莱区一居民委员会委员家中人口二大二小，订了180斤，使整个里弄居民计划偏高；还有些干部因自身计划偏高，难以去核实居民的用粮计划，闸北区一位居民小组长一家四口订了160斤，“理缺气不壮，顾虑很大，不敢大胆宣传，只有跟着群众跑，以致全组每人每月平均用粮计划高达40斤”；更有甚者，黄浦区一位居委会主任因自家所订计划过高，“认为无颜见人，精神紧张，工作队未能及早发现，最后竟跳楼自杀”。当粮食以人定量的政策下达后，有些居委会干部对中央规定的25斤用粮标准不满意，觉得“有些单位的人照顾得很周到，里弄干部工作也很忙，一点也不照顾里弄工作，像不是工作，里弄干部不吃香”。

在计划供应第一线工作的里弄干部还经历着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左右为难的困境。居民常常把对国家政策的不满与抵触情绪朝里弄干部宣泄，干部也着实感到委屈和困惑。这种矛盾在核实居民用粮时尤其突出。有的居民埋怨：“政府既然说让我们吃饱，为什么左一次右一次要修改”；“我早已实事求是，不能再减，不然政府规定怎样就怎样”。有的居民冲着居委会干部说：“你们惬意了，笃定了，把老百姓的粮食克扣下来自己分了”。干部则认为这个工作太难做了，伤感情，做难人，“前门进，后门骂，后门进，前门骂”。有些居委会干部对带头核减用粮也很有意见，甚至表示“我已实事求是，要再减宁可干部不当”。

上海市的计划供应在历时一年半后，到1955年9月初步形成了社会生活的计划框架。居委会虽然始终扮演着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角色，但由于计划供应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的，因而在政治作用下，里弄干部的社会角色并不能压倒其国家角色的主导地位。这些事实上的基层普通百姓，在计划供应的体制中，具有了政府办事人和代言人以及信息优先者的形象。

也就是从这时起，居委会与每一个居民的衣食住行，包括里弄干部自己，有了不可须臾离开的密切联系。上海基层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的体制性依赖，前所未有地加强了。

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从法律上确定了居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然事实与法律条文始终若即若离。通过革命与反革命的不间断政治划分和社会生活计划化，国家权力浸润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国家统合社会的道路上，里弄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党和政府的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