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座城市的产业化与工人
19世纪末以后,东亚迎来了产业化的时代。产业化促进了大城市的形成。甲午战争后,日本在轻工业部门兴起了产业革命,日俄战争后成立了重化学工业部门。横滨在日俄战争后也建立了重化学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资本的轻工业得到发展。同时,欧洲和日本等外国资本也进入到中国纺织工业,上海成为这些轻工业建设的中心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朝鲜的工厂建设虽然得到发展,但大多是日本的资本。在釜山,食品、纺织等日本资本的轻工业的建设也得到发展。
三座城市在产业化的同时,各种行业的工人也形成为阶级。跨越国境的劳动力转移也开始形成了规模。工人们为了争取作为劳动者的利益而致力于工人运动。上海、釜山的工人,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展开了斗争。
上海:工业化的进展与中国工人的斗争
上海华界的人口在1852年开港时为54万人,1910年增至67万人。在此期间,租界的人口从500人迅猛增长到62万人。到1927年,华界与租界人口分别增长至150万和114万人。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华界的人口增长超过了租界。总之,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成长为巨大的城市,华界、租界总人口远远超过200万人。
资料来源: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上海人民出版社,各年版;《横滨市人口的变迁2000》《横滨市统计书》;釜山市/釜山直辖市/釜山广域市《釜山统计年报》各年版;朝鲜总督府《朝鲜统计年报》各年版;严善平〈流动的社会,割断的城市劳动市场〉,《桃山学院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第31卷第2号。
1910~1920年代上海人口激增的背景之一,是工业化的进展。纺织业、制丝业、制粉业等轻工业部门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工业化。随着这些产业的发达,工人数量激增。除了机械制造业外,上海的各种手工业也很发达,聚集了众多的工人。
人口激增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杂业人员的增加。苦力和人力车夫是其代表。随着上海港贸易量的增加,增加了对码头运货劳力的需求。苦力主要从事于此类苦工。另外,市内虽然开通了公共汽车和电车,但是随着交通需求的增加,人力车十分活跃,人力车夫也成为当时上海重要的杂业人员。
工厂工人、杂业人员多数收入低微,和零散手工业者、小商人等一道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他(她)们住在被称作“棚户”的简陋的小屋里。贫民街被称为棚户区。租界当局为维持街道的美观、殖民者的卫生和舒适,对租界内的棚户建筑进行了限制。因此,华界的棚户区建在租界的外围。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开始进入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数激增。被称作“在华纺”的日本资本纺织工厂在上海得到规模化发展。1927年时,上海外国人总人口约54000人,其中日本人占47%,约26000人。日本人集中居住在美旧租界的虹口地区,设置了学校、医院和象征日本人统一的神社,形成了实际性的日本人街。
工厂工人及城市杂业人员等贫民,加入了反日民族运动的行列。1919年的五四运动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在华纺”等工厂工人、交通部门的工人以及人力车夫、码头苦力参加了罢工。手工艺人提倡排斥日货。商店的店员们开展“罢市”运动来表达反日情绪。
1925年,公共租界的工人为反对日本“在华纺”工厂的暴力性劳务管理和经营“合理化”方针,2月份发动了罢工,由此引发5月30日学生们的抗议游行,英国警察开枪射击,数十名人员伤亡(五卅事件)。之后,上海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运动。五卅运动和五四运动一样,展开了学生罢课、资本家·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在日本“在华纺”从事长时间低收入工作的女工们站在了罢工的前列。
虹口公园
虹口公园是1896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建造的西洋式庭园。1932年,日本人在该公园举行天长节(天皇生日)庆贺会时,朝鲜独立运动家尹奉吉投放炸弹,有日本政要伤亡。
抗日战争爆发后,虹口公园一度被日本军队接收。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将其改名为中正公园。1950年改回旧称。
鲁迅在上海时曾在此公园散步,1956年鲁迅的棺木改葬于此。1988年改名为鲁迅公园。园内建有鲁迅纪念馆。
1926年6月,随着蒋介石在广州宣布北伐,次年3月击败了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以此为契机,要求上海成立特别市的自治运动再度被点燃。和20世纪初绅商们组织的运动不同的是,学生和工人成为运动的主角。在这一过程中,试图武力收复租界的学生、工人们的激进民族运动,和资产阶级的稳妥路线的对立逐渐明确。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发动政变,随后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得到上海的中国资本家们的支持。同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
上海虹口公园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战争的战火延及上海,11月,除租界外,上海市被日军占领。大量逃避战火的难民涌入租界。上海的资本家们也将企业转移到租界以寻求保护。租界因此呈现出战争时期畸形的繁华。然而,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后,由于物资的缺乏和通货膨胀,大多数的上海市民陷入穷困。1943年1月,重庆国民政府与美国、英国之间签署了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归还租界等内容的新条约。为进行对抗,日本抢先与汪精卫伪政府签署了包含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归还租界等内容的协定。同年7月,法国的维希政府也在日本的压力下归还了租界。由此,上海的租界从法律上被撤除。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继起,由于难民等的涌入,上海人口从1945年的337万人激增至1948年的541万人。1949年上海得到解放。
横滨:城市的膨胀和地震、战祸
横滨开港后人口迅速增长。1909年至1926年人口停滞在40万左右。1927年由于市区的大幅扩张,人口突破了50万。对横滨而言,这段时期是从商业城市到工业城市的过渡期,而从城市发达的角度则可以说是停滞期。
日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经济好景不长,1920年代初出现了战后经济危机。再加上华盛顿会议缩减军备的影响,尤其是造船业陷入了萧条的状况。1921、1922年不断发生船厂工人的劳动纠纷。特别是横滨船渠的船厂工人们,为反抗公司的解雇,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横滨船渠于1889年设立于开港场的邻接地带,是横滨制造业的代表之一。这场斗争以工人的失败告终。
1923年,受关东大地震的冲击,横滨人口减少。地震后,和其他的受灾区一样,横滨也立刻在警察署的指挥下成立了自警团,发生了屠杀朝鲜人的事件。据估计,包括横滨在内的神奈川县共约有2000朝鲜人被杀害。地震时在神奈川境内居住的朝鲜人约有3000人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神奈川县的朝鲜人口开始增长,当时,县内居住的朝鲜人,从事码头运货、土木建筑及工厂杂工等重体力劳动。邻接横滨的军港横须贺的朝鲜工人也很多。朝鲜人的劳动条件苛刻,工资低廉,失业人员也很多。
地震后的1925年至1930年,致力于横滨复兴事业的市长有吉忠一,曾经在1922年至1924年担任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有吉任市长时期,开始在横滨海岸填海建设临海工业地带。朝鲜工人们从事土木建筑。因此,关东大地震后,虽然屠杀记忆犹新,在神奈川(包括横滨市在内)居住的朝鲜人口却再次增加。根据1930年的国势调查,居住在横滨市的朝鲜人达6099人。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于生丝的对美出口港横滨是个沉重的打击。市内的工业生产值也急剧下降。到处都在解雇和降薪,劳动纠纷迅速增加。之后,20世纪30年代临海填埋地带的工厂建设加速,横滨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特别是随着战时经济的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造船、汽车、电机、化学)加快了建设。人口也随之迅速增长,1942年超过了100万人。然而战时的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愈发严重。1939年后,根据朝鲜人劳动动员政策,朝鲜半岛的大量朝鲜人被带到横滨,被迫在土木现场和军工厂从事苛刻的劳动。据1943年的调查,横滨地方法院管辖内的朝鲜人男性就达33179人。劳动现场还有中国人以及中国俘虏。
但是,关东大地震后的一段时期,居住在横滨的中国人有所减少,20年代末恢复到4000人左右。中日战争开始后,中国人陆续回国,人口减到2000人。中国国民党横滨分部被强行解散。中华街的人们也在宪兵队的监视下生活。
亚洲太平洋战争末期,1944年战局恶化,开始了建筑物和人员的隔离政策。1944年底反复遭到美军的空袭,市民的居住状况极端恶化。随着难民的流失,1945年战败时,横滨市人口减少到62万人。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文件在横滨外海上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港湾设施固然躲过了战火,但是被占领军看中作为运送武器的重要基地而计划接收,市区也成为接收对象。之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占领军暂时搁置了对港湾设施的接收。而在旧金山会议后,美国军队根据日美安保条约仍然收管了港湾。邻近横滨的横须贺与座间,则从战败后至今作为美军的基地。
山下公园
关东大地震后,横滨市实施了城市复苏计划。其中,包括了设置兼备防灾功能的公园的计划。按照计划建立了四处新公园,其中之一就是面向横滨港的山下公园。这个公园是在地震后的瓦砾上重建的。1930年完工。
日本战败后,公园被美军接收,1954年后逐渐回归,1961年进行了重新整顿。附近至今仍保留着旧海关等地震后的复兴计划中重建的建筑物,由于靠近中华街,现在也作为代表横滨的临海公园,受到市民和游客们的喜爱。
釜山:殖民地就业结构的深化与朝鲜工人的斗争
釜山人口1912年不足5万,1925年增至10万人,1933年超过了15万人。这期间,釜山的朝鲜人口的增长尤为显著。1910年代后半期釜山的朝鲜人超过日本人,1925年日本人不足4万,而朝鲜人超过6万,1933年日本人5万余,朝鲜人10万余。1925年,庆尚南道厅从晋州迁移到釜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及朝鲜人口的流入,是釜山作为城市扩大的背景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受经济景气的影响,日本工人的收入提高,国内的粮食市场急速扩大。1918年,米骚动扩大到日本全国。1920年,日本政府为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开始在朝鲜实行“产米增值计划”。釜山作为对日本的贸易基地,粮食出口量增加,同时流通和运输产业部门也得到扩充。
1910年代末以后,工厂数量迅速增加。这是因为日本国内向朝鲜的投资额迅速增加的缘故。食品工业、酿造业、精米业等劳动集约型的小规模轻工业成为主要行业。
从1930年不同职业家庭成员人数的构成比来看,日本人从事自营商人和公务员、熟练工人居多,相比之下,朝鲜人从事包括码头搬运劳动和工厂不熟练劳动在内的城市杂业人员居多。根据釜山府社会课1937年的调查,釜山的贫民人数为37000余人,相当于当地朝鲜人口的24%。釜山日本人以旧日本专管居留地为中心安居,朝鲜人则聚集在其外围。朝鲜贫民们在倾斜度大的地带建立简易小屋(土幕)和木板房(板子小屋)生活,其居住环境狭小过密,条件恶劣,供水和下水处理极为困难。
被迫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朝鲜劳工们,为保卫自己的生活和日本的资本家们展开了斗争。在此举两个例子。一是码头工人的斗争。开港后,釜山港的驳船和搬运等部门被日本人资本垄断,众多的朝鲜人在码头从事搬运工作。他(她)们的工资低廉,处于不熟练、半失业的状态。1921年,由于战争恐慌,商人们计划降薪,对此朝鲜人的码头劳工5000余人,发起了要求上调工资的罢工。而且,釜山全市的运输部门的工人参加了罢工,朝鲜中南部的物资运输暂时中断。码头工人们,在不景气的状况下也获得了上调工资的成功。
还有一个例子是纺织、橡胶制品工厂的女工们的斗争。1917年由日本投资建设的朝鲜纺织,是釜山规模最大的工厂。1922~1923年,为上调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纠正日本监督人员的殴打行为等,男女工人举行了罢工。1930年,为了支援男职工的罢工斗争,寄宿的700余名女工进行了绝食斗争。日本人投资的橡胶制品(特别是橡胶鞋)工厂女工在1928~1935年期间,几乎每年都要求上调工资而进行罢工斗争,参加者共有600~700名的女工,甚至坚持罢工达一个月之久。
战争期间,釜山的制造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40年,棉织品取代精米成为最大的工业产品。1937年,釜山近代造船业的鼻祖、大韩造船会社的前身朝鲜重工业株式会社成立。该公司在代表日本的造船公司三菱重工业的主导下,东洋拓殖公司等国策公司作为大股东负责经营。战争期间,虽然制造业有所发展,但是,朝鲜独立后,由于原材料、资金的不足,工业生产出现萎缩。
日本战败后,约有6万驻釜山的日本人撤退回国,釜山人口呈现暂时减少的现象。但是,从日本国内和中国回归的人员以及分裂后从朝鲜北部流入的人口开始增加。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涌入了大量的难民。人口从1941年的28万人迅速增加到1955年的105万人,增长了将近4倍。1941年的人口规模,仅为首尔97万人的29%。1955年的人口,上升到首尔157万人口的67%,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釜山激烈的人口集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