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前夜的东亚
壬午军乱使中日两国关系发生了变化。明治维新后,一直追求富国强兵路线的日本开始准备对清正式开战,进行了军备扩张。而中国越过东亚传统秩序的框架,直接干涉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签订,中日之间围绕朝鲜的纷争表面上收敛,却加深了对立关系。
中法战争后,西方列强更加关注东亚,除了围绕朝鲜的中日对立外,英俄的对立也开始表面化。列强的压力在东南亚也有所加强。中法战争中中国败北,中国不得不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接着1886年,英国宣布吞并缅甸,并将其编入英属印度之中。
1890年12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首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讲,主张国家要想独立,不仅要保卫国境的“主权线”,也要保护和维持与主权线有密切关系的“利益线”,要求批准扩张军备的预算。设想为利益线的,即是朝鲜半岛。这是因为他们有在俄国入侵朝鲜半岛之前,下手确保朝鲜半岛为自己势力范围的过度防卫的设想。但是实际上,这个时期,俄国的远东政策尚为消极,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朝鲜的现状。而且,其中还有随着“主权线”的扩张,“利益线”也会不断扩大的荒谬的扩张理论。军备扩张的结果是,日本在1894年前后,海陆军都处在可与中国开战的状态中。
东学农民战争与中日出兵
1860年,崔济愚在朝鲜创立了结合儒、佛、道的独立的宗教,相对于西方基督教的西学而被称作东学。其教理中包含排除外国势力,改革社会这一愿望。东学宣扬信教可得到拯救,在农民中广泛传播。朝鲜政府被东学的气势惊吓,以妖言惑众为由处死了崔济愚。第二代教主崔时亨在其镇压下,仍将势力发展至全国,许多人成为东学教徒。
当时,朝鲜各地的农民由于两班统治层的压制和地方官的腐败无能而苦不堪言,1862年以来,各地发生了抗争运动。开港后,由于中国和日本争夺商业圈以及粮食贸易的扩大,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各地要求租税·政治改革的斗争扩大,朝鲜人的反日、反清情绪高涨。1890年,汉城的朝鲜商人们举行关店罢工,要求日本和中国的商人从汉城市内、龙山、杨花津等地退出。1891年,济州渔民起义,要求禁止日本渔民到济州岛海域捕鱼。而且,农民由于地方官吏的非法和腐败行为不得不承担苛捐杂税,大米出口引起米价上涨,生活益加困顿。
1893年,东学教徒们向政府要求布教合法化而开展运动,而成为东学教团新领导层的全琫准、孙化中等人借此时机打出了“斥倭洋倡义”的旗帜,即为抵抗日本和西洋而举义兵,号召农民起义。
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古阜1000余农民在全琫准的领导下起义。全琫准当时在古阜一带的农民中享有威望,试图从古阜开始将斗争扩大到全罗道一带。农民军与出动镇压的政府军之间展开了战斗,5月底占领了全罗道的中心全州(东学农民战争)。
朝鲜政府无法镇压农民斗争,6月初,非正式地请求中国出兵,随后提出正式请求。已经准备好向朝鲜出兵,而正在寻找出兵机会的日本瞄准这个时机,早早地以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居住的本国国民的名义决定派兵约6000人。他们设立了战争指挥部的大本营,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内阁等着手准备战争。然后按照《天津会议专条》向中国发出出兵朝鲜的通告,大规模地派遣部队。6月7日,中国也向日本发出了正式的出兵通告。中国军队的第一次派遣队大约2100人在朝鲜登陆,驻扎在牙山为中心的忠清道一带。
甲午农民战争领导人全琫准
占领了全罗道全州的农民军,对中日两国军队介入感到危机,与政府军签订了《全州和约》后撤退。农民军撤退后,全罗道的大部分地域里设置了农民的自治机构执纲所。农民们通过执纲所开始进行对恶劣官吏的处罚、废除身份制度、改革税制和土地制度等。
中日共同改革的提议
《全州和约》使中日两国丧失了驻军朝鲜的理由。1894年6月中旬,日本方面的大鸟公使和中国方面的袁世凯开始共同撤兵的交涉,但是日方没有撤兵的打算。日本的阁议决定,向中国提出由中日两军镇压内乱,镇压后由两国共同进行朝鲜的内政改革。这是让日军驻兵朝鲜的新理由。同时日本追加决定:无论与中国的协议结果如何,绝不撤退目前派遣的部队,如果中国不同意,日本将独自推动朝鲜的改革。也就是说无视中国的意图,在朝鲜驻扎部队,以朝鲜的改革为由挑起战争的绪端。
日本为了制造驻军朝鲜的借口,向中国公使提出了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提议。他们事先预料到主张对朝鲜的宗主权的中国不会同意。中国拒绝了日本的提议。内乱已经平息,两国军队按照《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应该撤军。而且,日本还主张朝鲜的改革应由朝鲜自身来进行,中国和日本不应该干涉内政。由于朝鲜政府、英国和俄国等各国公使要求中日同时撤军,中国表明了撤军的意向。然而,日本方面无视该情况,向中国通告在实现内政改革之前绝不撤军(第一次绝交书)。
对此,英国与俄国开始介入。6月下旬,俄国驻日公使提出质疑,如果清军撤军,日本是否也撤军,陆奥宗光外相回答说朝鲜的内政改革为首要问题,如果不得到承认绝不撤兵。7月初,英国也出面调停。但是,日本以责任在中国一方为由向中国提出了第二次绝交书。
7月16日,促使日本发动战争的重要事件发生在远处的伦敦。日本和英国之间开展的条约修改交涉,为得到英国的支持做出了让步,最终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该条约,使日本得到了即使与中国开战英国也不介入的保障。
当时,对中国的决策起重要作用的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李知道自己率领的北洋海军军备不足,赶不上日本,想避免和日本的战争。因此,利用外交手段动员列国,来抑制日本。掌握清王朝实权的西太后也支持李,试图避免开战。而与此相反,光绪帝和他的腹心们主张开战。
占领朝鲜王宫事件
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为寻找开战借口,根据1894年6月的阁议决定,7月初对朝鲜政府提议内政改革。朝鲜政府拒绝了改革的提议,大鸟判断需要包围王宫强迫实现日本的要求。大鸟公使要求清军撤退,废除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和规定,并设期限要挟朝鲜政府。
7月23日,驻扎在汉城郊区龙山的日军攻击并控制了国王居住的景福宫,颠覆了政权。日本在与中国开战前,先采取了对朝鲜的军事行动。
日本方面抬出从中国遣返回国,处于蜇居状态中的大院君取代高宗执掌国政。于是日本依靠军事力量驱逐了结交清朝的闵氏政权,建立起亲日政权。而日本舰队在7月25日,在无任何宣战下于丰岛海岸攻击了中国的军舰,开始了甲午战争。接着日军攻击了驻屯朝鲜的清兵,7月29日占领成欢驿,30日占领了牙山。
中日甲午战争的展开
日本政府里有人主张不仅与中国,也与朝鲜开战,并制作了宣布战争对象国为“中国及朝鲜”的宣战诏书。但是,朝鲜最终被排除,1894年8月1日,日本正式对中国宣战,战争打响。日本对外宣称的战争目的是与干涉朝鲜内政将其视作属国的中国战斗,来保持朝鲜的独立。福泽谕吉声称中日之战是文明与野蛮之战,为使文明进步战争无法避免,中国人应该感谢作为“文明诱导人”的日本人。日本的社会当中,甲午战争是正义之战的呼声也不断扩大。
日本在开战前的1894年5月末,政府与议会的对立尖锐,开战后对政府的攻击开始收敛。9月在广岛设置了大本营,明治天皇在此起居,亲任统帅全军的大元帅。10月在广岛召开了临时议会,政党为确保战争胜利一致表示支持政府。政府提出的临时军事费也立即被通过。
中日甲午战争形势图
清军在平壤集结兵力来阻止日军从朝鲜内陆北上进入中国东北。1894年9月中旬,日军开始攻击,由于清军的逃跑日军取得胜利。相对于很早就开始准备与中国作战,推动战争巩固国内舆论的日本,中国在战争方针不统一的情况下就陷入了战争。清军作为近代军队的编制和训练水平低下,军纪紊乱,指挥官腐败,加上军队内扩大的失败主义等打了败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避战主义和暧昧的政策等也是一个原因。海战方面,中国的北洋舰队和日军的联合舰队交火。这场黄海海战也以日军胜利告终,清军大伤元气。
平壤、黄海战役中中国的败北,给了列强很大的冲击。英国国内,出现了担心日本胜利引起中国混乱,进而威胁到英国的商业利益的意见。俄国出现了反对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主张。1894年10月,英国政府对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美国五国提议,共同劝告中日讲和。英国提出的讲和条件为,列国保证朝鲜的独立,中国赔偿日本战费这两点。
英国的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做了讲和的试探。日本政府由于没有准备好讲和条件,一面开始研究,一面对英国以尚不能出示讲和条件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其他列强也没有顺应英国的提议。
11月,日军展开了攻击辽东半岛的作战,从大连湾向旅顺口挺进。中日两军开始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清军逃离,日军占领了旅顺要塞。进入旅顺市区的日军,对残留的士兵进行清除,当时,不仅杀害了俘虏和伤兵,也屠杀了包括女人、小孩和老人在内的一般老百姓。这场残暴的大量屠杀事件在国际上也被大幅报道,加强了对日本的谴责。向现地派遣随军记者的日本报纸也报道,旅顺街头堆满了尸体。日本政府辩解说,是在混乱中发生的过激行为,被杀的多数人不是百姓,而是脱了军服的清兵,企图模糊事件的真相,但谴责声浪一时难以平静。
平壤、黄海战役后,中国内部追究战败责任,批评李鸿章的声音高涨起来。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鸭绿江的防卫上,开始结集军队,该地区不断发生战斗。而1894年12月中旬以后,日方攻击了残存的北洋舰队。次年1月下旬,向威海卫进攻。2月,日军发动总攻击,清军投降。
中国的陆海军在士兵人数和军舰的数量、吨数上虽然超过日本,但是动员能力和行动性能欠缺,而且素质低劣。因此,与装备和战斗力领先的日军遭遇后便遭到了失败。
1895年3月20日在下关(马关)开始了议和交涉(后述),日本方面在议和时已经预料到台湾的割让,瞄准向台湾进攻,首先作为前提策划了对台湾岛西面的澎湖的进攻。日军在澎湖登陆,交战后将其占领。
日本记者龟井兹明拍摄的旅顺屠杀后的场景(龟井是日本旧藩主的儿子,甲午战争发生后,他自费带领6人小组前往战场从事摄影)
朝鲜农民军的抗日斗争与甲午改革
中日两国开战前的7月,朝鲜成立了以金弘集等开化势力官僚为中心的新政权。8月,日本与之签订了《日韩暂定合同条款》。日本强迫朝鲜方面接受内政改革的建议,要求敷设京(城)釜(山)线与京(城)仁(川)线铁路。出兵后,日军又使其追加承认了日军单方面开工的京城、釜山之间,京城、仁川之间军用电线的架设。而且还约定不将王宫占领事件问题化。接着又签订了《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让朝鲜政府承诺协助与中国的战争,并准备粮食等提供方便事宜。于是,日军在9月中旬,如前所述,在平壤战役、黄海战役中胜利,以朝鲜为据点直逼清朝边境。
中日战争的前半期,朝鲜半岛是主要战场。日军在朝鲜各地强行征集粮食、物资和人马,推动战争。1894年10月,全琫准等的农民军为驱逐日本势力,推倒与日本勾结的政权,再次起义。农民军的主力部队从官府夺取武器并进行武装,计划北上攻陷公州(忠清道的道都),进而进攻汉城。1万农民军逼近公州,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两度攻击了公州。朝鲜民众也袭击协助日军的地方官府,切断日军用的通信线路等,在各地对日军进行抵抗。庆尚道、江原道、京畿道、平安道、黄海道等各地的农民也纷纷起义。日军的兵站基地和军用通信线集中的汉城—釜山之间的道路、汉城—义州之间的道路沿线也不断出现游击队活动。
对此,朝鲜政府军和日军于11月下旬至12月初出动,在各地展开了激战。中日甲午战争的同时,日本也和朝鲜民众进行了战争。在日军的近代化武器和巧妙的作战前面,农民军不断败退,12月全琫准被捕。1895年1月,抵抗结束,4月全琫准被处刑。日军对农民军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方针,进行了彻底的镇压。根据当时的政府记录和吴知泳的《东学史》,由于战争和讨伐·屠杀的死者推断达3万余人,战争的受害者为30万至40万人,这是日军施加在农民军和周围的普通农民身上的屠杀行为。
另一方面,金弘集内阁是日本军介入的亲日政权,为改革朝鲜国家的体制设置了军国机务处独自推进内政改革。之后,一直到1896年2月,金弘集内阁倒台前实施的改革被称作甲午改革。1894年12月废除军国机务处为止的第一期改革中,主要对行政机构、财政和税制等进行了改革,废除了身份制,解散了特权商业,社会全面导入了近代化制度。反抗政府的农民们,也极大地欢迎政府的征税·身份改革措施。但是,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中获胜,8月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朝鲜政策,明确了名义上将其作为独立国,事实上将其纳入保护国的基本政策。10月井上馨作为日本公使赴任,加强了内政干预,禁止兴宣大院君和王妃参与国政,控制了宫廷和政府。井上让甲申政变亡命的朴孝泳、徐光范回国,同金弘集一起参与改革政权,大量任用了日本人顾问。改革在日本的有力干预下推进,带有浓厚的日本从属性。井上效仿英国的对埃及政策来推行朝鲜政策。但是,日本公使的内政干涉效果原本就有限度,不仅未能把握住朝鲜内部的政治势力,而且还在于没有计划建立能够实现类似后来(1905年)日本设立的韩国统监府那样的保护国化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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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对朝政策
关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这段时期清朝对朝政策这一问题,中日韩三国有着不同的认识。
1879年日本合并琉球,清朝的宗主权由此受到了威胁,于是清朝先发制人开始介入到了周边朝贡国的事务中。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清朝立即以保护“属国”朝鲜、剿灭乱党及其头目兴宣大院君为名,大规模派兵赴朝进行武装镇压。
事后在这一年的10月,清朝同朝鲜签署了《商民水陆贸易章程》。通过这一章程,朝鲜接受了清朝的治外法权、在汉城开设商铺、清朝商人的内地通商权、朝鲜近海区域渔业及航海权等内容。对此中日韩学者有着不同理解。韩国和日本主要围绕这一章程的不平等条款和清朝的强迫行为展开研究。相反,中国的学者主张,这一章程的内容之所以有利于清朝是因为由清朝和朝鲜的固有传统关系决定的,这并非等同于西方列强间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即将这一章程看做同时带有传统宗蕃关系和近代条约的性质。
1884年12月,驻朝清军还镇压击败了金玉均等朝鲜开化派人士发动的甲申政变。为掌握对朝鲜国的宗主权,此后清朝政府向朝鲜派遣了外交、财政、军事顾问。袁世凯在朝走马上任,于1885年将“第二次朝俄密约”消息密电给李鸿章,并建议废黜高宗,另立新王,但是清朝没有对此作出反应。1886年,袁世凯视朝鲜不可能再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保护,于是奏请朝廷:朝鲜需要受到清朝“属邦(vassal state)”之保护,而不是“朝贡国(tributary state)”身份。1887年,朝鲜向美国和欧洲五国派遣全权公使,清朝政府以未提前请示为由,强迫暂停公使派遣或抵达目的地后要求朝鲜公使先同驻外中国外交官进行协商。清朝政府欲阻断朝鲜政府向美法英日等国商讨借款事宜,成为提供借款的唯一放贷国,此外还计划合并朝鲜海关,通过几年时间建立并由清政府来运营纵贯南北的电信网。
综上所述,韩国和日本的学者普遍主张,在1894年以前,清朝政府不顾朝鲜自主独立愿望,通过内政干涉和驻军、经济手段,将朝鲜变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属国”。对此中国学者主张,袁世凯对朝鲜内政和外交进行了严重干预,但这是为了强化中国宗主权,并没有脱离中朝关系中传统的宗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