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农村工业化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工业化都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

在人类历史上，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从18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算起，至19世纪30年代，机器大工业在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标志着英国产业革命初步完成，那么，英国的工业化过程持续了大约100年。

在此过程中，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工业化过程，至18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在亚洲，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工业化进程，到19世纪初，也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至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历经大约20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过程。

中国的工业化，如果从清末洋务运动算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经过近百年时间的缓慢发展，仍然没有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的基础也十分薄弱。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历经25年的发展，才基本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仍然没有改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面貌。

新中国的工业化历程充满了曲折与痛苦，其结果是通过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和城乡剪刀差的高利润来实现的。在城乡二元格局下，一方面，城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快速积累；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和农民被束缚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通过国家统购统销，以极端低廉的农产品价格换取高昂的工业品，甚至饿着肚子支援城市的工业发展。

以这样的方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中国才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涵盖各个重要生产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遍及全国各地的社队企业，是一笔丰厚的历史财富。前者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国计民生的大业；而后者则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企业，将成为今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两支生力军。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积累，是在与世界经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动力和城乡之间的自我循环来实现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努力融入世界。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冷暖变化对中国产生着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又要夯实自己的经济基础。40年来，不管一部分人竭力追捧也好，反复唱衰也罢，中国依然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和自己设定的道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观。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

哈佛大学中亚研究所创建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时也认为，西方学者普遍公认的“冲击——反应模式”无法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它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那么，这种动力和需求，或者说是内在性和动力源到底在哪里呢？

中国很大，千头万绪；顺德很小，却是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我们研究顺德40年发展历程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剖析顺德，发现一些中国县域以及小城镇走向现代化的基因图谱。

南国丝都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处留下一些伏笔，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路径和依据。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翻阅以往的历史时，才发现市场经济的因素早就蛰伏在顺德这片土地上，几经涌动，几经沉浮，终于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变成了春雷震动的大潮、实业兴邦的梦想。

历史上，顺德县因为人多地少，很早就开始了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性农业发展的过程。史料中不断出现的“毁稻树桑”，就是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事件。

早在宋代，由于中原战乱，北方移民不断南迁，珠三角地区的人地矛盾日渐显现。位于珠三角腹地的顺德、南海等地，由于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移民数量更多，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更为突出，传统的农业生产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粮食需求。

爆发于明正统年间的黄萧养起义，直接原因之一就是人口与土地矛盾尖锐而引发的沙田争斗。起义失败后，朝廷为加强对起义策源地的管治，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 “割南海三都膏腴之地”，设立顺德县。

既然是“膏腴之地”，则必然是人口稠密地区，加之建县较晚，所辖面积也只有806平方公里，是珠三角各县中面积最小的县。但是，顺德人口增加却非常迅速。景泰三年（1452年）建县时只有7万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已达到近49万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达到103万人，宣统元年（1909年）又增至135万人。

伴随着人口的增加，沙田开发面积不断增加，由此引发的争斗也日趋激烈。特别是顺德与香山（今中山）之间的沙田诉讼，不绝于史书。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明末清初。

那一年，浙江进士周齐曾被朝廷派到顺德出任县今，他在上任途中就听说了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的消息，强忍悲愤，来到顺德，闭门不出。后来他了解到香山与顺德互争沙田的很多官司都被积压下来无法处理，于是他一反常态，雷厉风行，将香山的地主豪强数十人捕拿归案，沉入江中溺毙。最终，周齐曾被革除官职时，顺德县百姓为表达抗议，连续几天关闭城门和罢市。

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口使土地越来越显得珍贵。于是，人们一方面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沙田围垦，不断增加土地面积；另一方面开始想方设法提升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益。他们开始发展养鱼业和果木种植业，提升土地的产量，增加商品性农业收入，再通过地区间的交换获取粮食。在此过程中，结合兴修水利，筑堰为塘，叠土成基，发展出了“塘中养鱼，基上种树”的基塘农业，这种“果基鱼塘”的开发，使花果种植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商品经济就此萌芽。

进入明代嘉靖朝以后，由于受到丝绸大量出口的影响，国内外市场对蚕丝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了蚕桑业的快速发展。在顺德，果基鱼塘的生产方式日益向桑基鱼塘转变，形成了“塘中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粪便）养鱼，含有鱼粪的塘泥又作为桑基肥料”的良性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

与果基鱼塘相比，桑基鱼塘的生产效率更高，民间也有“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的评价。据说，这种生产模式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者是浙江湖州。

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长，清乾隆至光绪年间，顺德曾两度掀起“挖田为塘，毁稻树桑”的高潮。到光绪末年，全县有桑基30万亩，鱼塘20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91万亩的55%以上。塘鱼、桑蚕、蚕丝三项年产值达12760万两白银。

顺德人“毁稻树桑”的积极性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种植水稻的收益远低于桑蚕养殖业。

据《广东新语》记载：“茁即成，大蚕茁四千，小者六千，可获丝一斤……计一妇之力，岁可得丝四十余斤。桑叶一月一摘，摘已复生，计地一亩，月可得叶五百斤，蚕食之得丝四斤。家有十亩之地，以桑以蚕，亦可充八口之食矣。”

后世学者据此推断，当时一亩地种植水稻与养殖桑蚕的收益之比是1∶3。农学家根据《广东新语》的记载，也认为珠三角蚕桑产量高于江南地区。

但是，桑基鱼塘无论有多么完美，它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因为桑基鱼塘本身并不能生产稻米，还需要大量的粮食输入才能维持它的生产和循环。因此，桑基鱼塘必须依赖开放的市场和贸易，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类乡村墟市的增加和交易的活跃。

随着桑蚕业的发展，顺德逐渐成为珠三角地区最主要的蚕丝贸易基地。清末，墟市数量明显增加，同时还涌现了一批以蚕丝贸易为特色的专业化墟市。至民国初期，已形成了容奇、伦教、水藤、甘竹、桂洲、勒流、陈村、乐从、杏坛、龙江尾等11个远近闻名的蚕丝集散市场。

桑蚕业的兴盛带动了手工缫丝业的发展，19世纪开始，西方机器缫丝技术被逐步引入顺德。同治十三年（1874年），顺德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在龙山建立，带动全县机器缫丝业迅速兴起，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全县丝厂已达42家，宣统三年（1911年）达142家，成为广东蚕丝业的主要生产基地。

据《顺德县志》载：清宣统年间，较大型的机器缫丝厂142家，产业工人6万多人，20世纪20年代初丝业全盛时期，机器缫丝厂135家，踩手工场200多家，丝织厂400家以上，晒莨厂500多家，工人八九万人。还有其他各类手工业者，共有两三万人。

有人据此推断，当时仅顺德一地的产业工人总数已超过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方。

实际上，顺德大部分在工厂中劳动的工人并非“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的特点是离土不离乡，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有鱼塘、桑田及工具和房屋等生产资产和私有财产，在工厂中的工资收入也不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因此，他们与上海的产业工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让人感慨的是，这种“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将在以后乡镇企业的崛起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最大特点和最重要的基础。

为了将生丝运往广州等地，水路交通运输也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船丝远出，一船白银归”的景象。丝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金融，顺德丝业最盛时期，全县有钱庄（银号）44家，占珠三角私人钱庄总数的65.2%，广州50%的银行家和55%的金融资本都来自顺德。顺德被外界称为“南国丝都，广东银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市场纺织品原料紧缺，生丝价格暴涨，顺德县蚕丝业进入十年鼎盛时期。与此同时，岑国华、薛广森等一批近现代企业家也应运而生，实业兴邦的梦想像基因一样深深地植入顺德的历史文化中。

在《顺德县志》中记录了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薛广森（1865—1943），顺德龙江美里坊人。少时读过三年私塾，17岁到香港谋生，在船厂做工，学成一手出色的机械技术。后应聘回顺德在丝厂工作，得到丝商曾秋樵的赏识，委办大良顺成隆机器厂。光绪三十三年，自行招股在乐从开办顺栈机器厂，仍兼顺成隆厂经理，两厂均经营缫丝机械维修配套，业务兴旺。民国元年，与人合作在广州创办协同和机器厂，发现刚问世的柴油机很有发展前途，遂借为英国青龙号油轮检修机器之机，设法将船上柴油机全面拆卸，绘出图纸，测得数据，于民国四年成功制造出第一台国产柴油机。由于对机体结构做了若干改进，遂获得合法专利权，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是为广州柴油机厂的前身。民国七年，薛广森、陈沛霖与梁墨缘（顺德县人，时任三水县西南联商航运公司经理）合作，集股金10万银圆，创办粤海航运公司，全部舰船都率先使用了自产柴油机，占据竞争优势，业务遍及粤桂两省，有力地推动了华南水运业的发展，柴油机也得到了广泛推广，订货量大增。此后，薛广森业务范围涉及碾米、造纸、缫丝、电筒等行业，所到之处，一方面通过现代技术与机器设备的更新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集股和利润再投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广东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气绝日伪商会笼络，所办企业屡遭打击，终至倾家荡产，举家搬回乡下，在悲愤交加中度完余年。去世后，挚友梁墨缘亲撰挽联“粤海交通领袖，岭南机轴先模”，摡括薛广森一生业绩。

岑国华（1886—1942），顺德葛岸西村人。出身蚕农家庭，少时读过两年私塾，早年在广州丝厂做学徒。后回到顺德县自行招股，先后在桂洲和葛岸开办大和生、瑞栈两家丝厂。民国8年（1919年），率先采用日本新式缫丝机，产量、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引来同行竞相仿效，带动全省生丝出口量激增。此后又陆续在南海和石湾开办祐昌、永昌两家大厂，还斥资在岭南大学设立生丝研究所，致力改进生产技术。岺国华注重品牌，创立的鸡球牌粗丝和明珠牌、飞轮牌精丝，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订货量日增。岑国华抓住时机及时集股扩大生产，属下丝厂发展到18家，同时将业务扩展到广州，直接与各国丝商交易。由于讲究信誉，经营有方，近40家非属下丝厂也长期委托代售，岑国华所经营丝庄、洋行常年营业额在1000万两银圆以上，居全市同行之冠。为资金周折方便，他又在广州十三行开设了四家银号。由于社会声望不断提升，曾一度担任广州商会会长。20世纪30年代，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蚕丝销量日减，岑国华属下多家丝厂相继歇业。广州沦陷后，在香港开设分号，艰苦支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000担生丝在运往印度途中被炸沉，香港商号又遭到日军炮轰，不久岑国华去世，年仅56岁。

薛广森、岑国华只是那个时代顺德人中的代表，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探索了在顺德乃至广东和中国实现近现代工业化的可能性，培养了第一代在现代工厂中劳动的工人，也品尝了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艰辛，体会了家国民运休戚相关的时代风云和个人沉浮。在国家主权与经济主权并不完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业兴邦的梦想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宿命。

薛广森、岑国华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广泛采用集股方式，成功地将股份制合作引进了顺德，使现代企业组织方式广为人知。同时，他们还参与银号、钱庄、银行等金融业务，推动现代金融业的转型发展，为探索金融业与实业的融合发展做出了有益尝试。

60多年之后，当顺德以石破天惊的“产权改革”引起举国关注时，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一段历史中发现顺德人对于“产权”的重视由来已久。同时也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产权关系的清晰和明确，决定了20世纪初顺德蚕丝业的兴盛，也决定了20世纪末，顺德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

社队企业

历史上，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但是，农民出于生产和生活所需，利用地区间的自然与经济差异，发展小作坊或其他形式的事业以补充家庭收入的做法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农耕之余的捕猎、打渔、采药、木工、建筑，或外出打短工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对农村事业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活跃了市场。据统计，到1952年，全国农村副业产值已由1949年的11.6亿元增长到18.3亿元，增长57.8%，农民收入增长30%。

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要求各地积极发展副事业生产。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一些乡镇组织了手工业合作社，一些农业合作社内部组织了事业组、事业队，这些都成为合作社的集体副业，各类能工巧匠则成为农村副业骨干力量，如农村中的铁匠、木工等传统手工业者和熬糖、煮酒、碾米、轧棉花、烧砖瓦、挖煤、做鞭炮等生产者由一家一户的独立经营逐步向集体化发展，办起了依附于农业的小企业。

这种小企业就是后来社队企业的雏形。从1958年毛泽东号召“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开始，到中央做出“大办钢铁”的决议，社队企业的数量不断激增，遍及中国农村。尽管这些企业因为“一大二公”等原因而效益低下，但在农村工业化、农民办企业等方面的积极尝试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顺德是社队企业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顺德全县共有工业和手工业企业3013家。职工总人数2018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9%；工业总产值6423万元（1990年的不变价），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82%。这些企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后来的调整，构成了三类不同性质的企业。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三种道路，演绎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国营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顺德县国营工业只有一家，是建于1935年的顺德糖厂；1955～1956年，经过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基本上形成了以县属国营、集体为主的经济结构。到1957年，全县共有国营工业36家，产值9349万元；1965年增加到48家，产值14301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6.13%。1978年，减少为47家，产值3.5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7.22%。

县属集体企业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先后对全县手工业72个行业的6153家企业、12594人实行了手工业合作化，组成了100多个合作社与生产小组，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整，到1976年年底，共有17家企业、4260人，统归县二轻局管理。集体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较快，到1991年已达到47家，其中包括万家乐集团公司和华宝空调器厂，年产值9.39亿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8.8%。

乡镇集体企业 顺德县从1954年开始，将大批农村圩镇的手工业者纳入生产合作社。1956年后，规模进一步扩大，开设了一批小工厂、小工场，成为社队企业发展的雏形。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又把各公社、大队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开办农机修理、农具制作、服装加工、建材烧制等场所。到1958年公社管理的工业企业共2025家，产值3242万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27%。

此后经过反复调整，到1965年，全县社队企业只剩下84家。1966年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社队企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进入发展缓慢期。1975年，广东省委提出“围绕农业办企业，办好企业促农业”，社队企业获得较快发展。到1978年，全县共有社镇（街）办企业268家，队办企业1343家，从业人数7.84万人。

更重要的是，这些社队企业已经改变了以前以机械、农具、砖瓦、木器、石料、粮油加工等为主的业务构成，开始涵盖机械、五金、机电、塑料、化工、五金和建材等业务范围，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优势，很多企业的产品被纳入国家计划。一批产值超百万元、超千万元的明星企业正在积蓄力量。

1978年年底，当18位小岗村的农民在包产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的时候，一个改变中国的决议也正在北京酝酿成型。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从此以后，包产到户从偷偷摸摸的行为变成了公开的行为。

实际上，中国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逻辑》中说：“我们现在知道最早的包产到户，发生在1956年下半年的浙江永嘉县，当时也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但是，高层不能接受，结果是县委书记李云河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达21年之久”。

无独有偶，我们在查阅资料时也找到了发生在顺德的一个同样的案例，“1956年，时任顺德县副县长兼杏坛区委书记赵汝安，曾在新联北沙、小海等落后社队搞过鱼塘包产到户，佛山地委发现后，下令立即纠正，赵汝安也被戴上‘右倾’的大帽子。”

但是，从1978年开始，在顶层设计方面致力推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扭转历史的潮流了。因为在实事求是的路线指导下，最大的实事就是老百姓的肚子，所以，农村改革的第一动力是农民的肚子！

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产生在中国最深厚最广泛的地方，代表着最广大的群体，代表着最强烈的渴望，像一股奔腾在地下的熔岩，只需要一个喷涌而出的时机和出口，就会喷发出强大的力量。

珠江模式

1992年3月，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抽出了十天的宝贵时间，在顺德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和访问，回去后写下了《珠江模式再认识》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对顺德乡镇企业的认识和对“珠江模式”的深化思考。

费老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三来一补”对珠三角乡镇企业的影响，但到顺德后才发现，曾经显赫一时的“三来一补”企业，在顺德只剩下了6家。与此同时，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仍然发展得如火如荼，到1990年已达4500家之多。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东莞所代表的是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初期状态，顺德所表现的是比初期高出了一个台阶的后续状态。”费老进一步指出：“顺德的发展从时间上说是比东莞晚了一步，大概是从80年代才露头角……但从发展的速度和档次上看，东莞却已落后于顺德。东莞还在逐步从三来一补基础上扩大自主的合资合作方式，而顺德已经造船出海了”。

无论1978年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到底是在顺德还是在东莞，事实证明，经过十多年的较量，在“三来一补”的竞争中，顺德确实已经败下阵来。由于东莞距离香港更近，居住在香港的乡亲和偷渡到香港的人也更多，在东莞办厂的港商中至少有一半是回乡的本地人。

与此相比，处于珠江西岸的顺德由于受距离和交通的限制，明显不占优势。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迫使顺德人发挥商品意识强烈、手工业氛围深厚、社队企业完备等优势，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转变。

由于顺德集体企业本身的实力较强，在通过初期“三来一补”的尝试之后，并不甘心于让外商在利润上得大头，于是在偿还了外商投资的设备款之后，立即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合作方式，组建自主经营的合资企业。同时又通过反求工程，通过仿制、升级、创新等方式参与市场竞争，并逐渐形成了自有品牌。

费孝通将顺德这种“不再以外商为主体利用内地的土地和劳动力进行生产，而是相反地由内地乡镇企业为主体吸收外来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厂生产”的过程，称为嫁接外资的过程，并称其为从“借船”到“造船”的转化。

他在书中还举了两个例子，引录如下：

顺德县均安镇磁性材料厂就是一个转化的例子，它原来是镇办的生产发电机和柴油机的专业工厂，1982年通过接受港商来料加工磁性材料，学会了压制、充磁技术。1984年自制磁粉获得成功，建成了一个由铁磷为原材料制成磁钢的国产化工厂，现在产值达5000万元，已是国内磁性材料行业里领先的公司。

顺德的北滘镇，被誉为“风扇城”。这地方风扇企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嫁接的具体例子。早在公社时期，北滘镇办了一家生产酱料和塑料热水瓶塞的工厂——裕华风扇。区鉴泉（现在已是全国十大农民企业家之一）1970年出任该厂厂长，由于产品滞销，决定转产做塑料电风扇。他通过香港的顺德老乡学会了技术，并取得了市场信息。1985年他通过外贸公司把产品出口到东南亚，赚取了外汇去国外进口设备，提升了风扇的质量和款式，生产了120万台风扇，占全国风扇总产量的4%，产值近1亿元，为顺德建立了“风扇城”的美誉。裕华风扇又带动该镇创办了“美的”和“南方”两个风扇厂，并吸引了香港风扇大王翁祐。1989年，他把在香港的厂搬到北滘镇，合资开办了蚬华电器制造厂，年产风扇500万台，产品90%出口。现在顺德出产的电风扇已占到全国风扇的1/7，出口的风扇占了美国风扇市场的20%、加拿大市场的60%。这四家风扇厂都是产出上亿元的乡镇企业。顺德县又创办了像这些风扇厂一样的外向型企业23家，成了20世纪90年代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最高的县级标兵。

在顺德的观感和体会，极大地改变了费孝通对“珠江模式”的认识。在中国城镇化研究领域，费孝通最早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此后又提出了“珠江模式”。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温州模式是指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

费孝通在1989年提出的“珠江模式”是指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可以理解为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一种经济模式。

但是，经过这次在顺德的考察后，他认为需要对珠江模式再认识。他主要是看到了珠江三角洲对香港经济辐射做出反应的10年的经过，“他们首先接受港商，采用三来一补的企业形式引进了现代工业，培养了人才，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外资和现代技术、经营方法嫁接上乡镇企业，扩大了合资企业的范围和方式，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企业，繁荣了地方经济，提高了综合实力。这些应当说是珠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发展的路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珠江模式的特点。”

费孝通还巧妙地借用流行语来表述东莞、顺德、南海、中山四只小老虎各自的特点：“东莞是洋枪队，顺德是地方部队，南海是游击队，中山是国家队。”意思是东莞以外商经营的三来一补企业为主；顺德则以镇办企业为主；南海的村办小企业十分发达，成了“满天星斗”；中山则以市属企业为主。从费老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顺德发展的独特性。

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每一个人都做出了选择。顺德的选择得益于它的产权意识以及工商意识，同时，也得益于它坚持走自己的道路。顺德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工业化之路，也许是因为顺德人所具有的广阔的市场概念，它可以与珠三角其他地区，包括港澳开展交往，以顺德为基点，通向四面八方，可以更主动地去响应中央的政策，而不至于被动地受限于自己的地理局限性。他们创造性地依赖于本地企业，并扩展到每一个可能的市场中，由此发展出自己的模式，使得顺德获得了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