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959年 六十六岁

4月1日 下午，同邓小平、彭真（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谈话。晚上，同朱德（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1959年4月27日、28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谈话，后同陈伯达、陈正人（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副主任。1959年6月、8月又先后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谈话。

4月2日5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和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和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八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4月2日 上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举行，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刘少奇（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至1959年4月27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主持。邓小平说：经过中央计委、经委、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最后核定今年钢的数字是一六五〇万吨。即使搞不到一八〇〇万吨，搞一六五〇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

同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朱德、陈云、林彪（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会后，同胡乔木（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等谈话。

同日 阅王任重（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华中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等写的《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材料，写批语：“这几个文件（指王延春等1959年3月27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中共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晚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和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3月23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采取县委的会议和公社的会议一起开的办法。到会者中，生产队干部二千五百人，生产小队干部五千六百人，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和观潮派、算账派。会议期间，有一部分人来来往往，把会内会外联系起来，把开会和领导生产结合起来，把干部开会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会议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基层干部大受感动，也纷纷检讨，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检讨之后，最重要的是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兑现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4月3日 阅谭震林（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9年4月28日又任国务院副总理。）本日关于各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信，写批语：“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毛泽东的批语和谭震林的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先念（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财政部部长。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局（1960年11月撤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1年2月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出席。会议确定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六五〇万吨（洋钢）。

同日 审阅邓小平起草的准备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两个问题的说明（要点）”，批示：“很好。即还小平同志。”这两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工作和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关于经济工作，说明要点指出，这次上海会议将一九五九年钢的计划指标确定为一八〇〇万吨（这里讲的1800万吨钢中，洋钢为1650万吨。）。根据钢和煤指标的变动，相应地变动了一些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标。粮食、棉花，武昌会议已经公布的数字（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不变。粮食和棉花以外的其他一些农产品产量指标都有一些降低。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说明要点指出，中央政治局已经向全会提了一个方案，全会各小组进行了讨论，都表示同意这个名单。为国内外瞩目的，主要是几个主要工作岗位的人选问题。我们认为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均至1959年4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1959年4月27日、28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同志为副主席，朱德同志为人大常委委员长，周恩来同志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和政协主席，是比其他方案更为适当的方案。

同日 阅王任重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写批语：“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报告说：两天来，会议情况又有新的发展，在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初步解决之后，转到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上来了。因此，县委决定大力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具体做法是：一、县委分别开动员会，表示算清账目的决心。要算五笔账，多劳多得账，成本账，超产奖励账，收入账，开支账。要三个兑现，超产奖励兑现，多劳多得兑现，拿群众的东西退赔兑现。二、分别开小组会，进行酝酿准备。三、交代政策，个别谈话，解决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的顾虑。四、开会和搞试点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五、开广播大会，明确宣布一九五八年的收入，除上交农业税和上交公社的百分之几以外，余下的都归生产队，要求各生产队都把去年的账目算清，同时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要在会上交代出来，承认错误，具体算账回去再搞，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同日 阅王任重四月二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批示：“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报告说：几天来，麻城县会议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算账是政治问题、政策问题、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打开算账的局面，关键在于深入开展思想动员，防止任何简单粗暴行为。对报告中的“对待生产队的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在大跃进当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的人是好干部，然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贪污多占的错误，诱导大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是在于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毛泽东的批语、批注和关于麻城万人大会情况的三次报告，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4月4日 阅邓小平四月三日关于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各组讨论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的意见给毛泽东等的信，信中说：我的意见是“毛主席仍应作政协名誉主席，这次也需要重选一次”。毛泽东批示：“我没有上届是名誉主席的印象。如果上届没有就不要增，请查一下。如果有，可以照旧。”（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1959年4月，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继续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

同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批示田家英（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要在今天改好，晚上印出，发给各省第一书记带回去。”毛泽东对修正稿作了一些修改。修正稿说：“也有少数是以几个原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大队，或者相当于原高级社联社的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以几个小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些做法，如果群众同意，也是可以的。”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如果群众不同意，则不要这样做。总之，要按群众的迫切要求办事。”修正稿说：“上级规定增产技术措施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各地情况不同，使下面能够因地制宜。”毛泽东将句中的“也要”改为“必须”，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不管当地情况的区别，由上面强制规定的所谓增产技术措施，例如强制规定种植的密度，是很危险的。”修正稿说：“要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公社部分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生产队部分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急是不行的。”毛泽东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改为“要许多时间”，并在这段话后加写：“这种改变，在经济上不能使任何一个生产队、生产小队和任何一个个人吃亏，而只能使他们较之以前更有益处。”修正稿说：“在将来，在把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时候，也要根据广大社员群众的自愿。”毛泽东将这句话修改为：“在将来，在具备了物质条件可以把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时候，还要一个政治条件，即社员群众的自愿。”在修正稿的第八个问题中提出计划指标、争取指标、包产指标，毛泽东批注：“三种指标不适宜，只要包产指标与争取指标（这里的“争取指标”应是“计划指标”。在后来修订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上海会议纪要中，删去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中的“争取指标”的提法，只有计划指标和包产指标。）两种。”

同日 晚上，同田家英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修改问题。四月五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二十日，中央办公厅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中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经过修改，把原稿中的一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十八个问题。

4月5日 上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共十六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一）多谋善断。单是谋不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一月二十六日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其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那个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比如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了他估计今年完不成计划，这种话应该听。前天我同乔木同志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顶回去了。这里有两个观点不正确。一个观点，不认识大会有时候就出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第二个观点，是个组织关系，乔木应该跟我反映，跟书记处别的同志谈一谈。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二）留有余地。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政治问题，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三）波浪式地前进。我反对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马鞍形将来还是有的，就是波浪式地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四）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五）观察形势。有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毫无主动。武昌会议是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的。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没有提出意见，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但到武昌，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经过郑州会议（指第一次郑州会议——编者注），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后头大家定了两千万吨。（六）当机立断。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我也有武断，比如在郑州会议（指第二次郑州会议——编者注），说一般不算账，这是人们向我建议，我也同意写上去了，这不是个武断？恰好相反，一般要算账。这种错误我们这些人是经常犯的，问题是要快一点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要改。（七）与人通气。要跟同志们、朋友们、上级和下级的同志们通气。与人通气的时候，反面的话要想一想，那个反面的话很值得注意。（八）解除封锁。他们搞工业的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等到开会的那天还不知道。你先让人家略微知道一点，慢慢浸润，细水长流，不要突如其来，倾盆大雨。我现在要求解除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这是因为真理在这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多数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但是有些时候，个别的人要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位同志手里。列宁提出反潮流，有许多时候是这样，要反潮流，北戴河会议是高潮，武昌会议是中潮，北京会议（指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没有能够改变。我那个时候有心改变，但是没有人跟我商量，也不听陈云的话。（十）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这个过程，我们得总结一下。客观事物是在实践中间逐步认识的。我所有讲的这些，批评的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现在有相当多看不懂的文件，而主要出于我们工业界，工业界的文件就是使人看不懂。我希望以后不要拿出这样的文件来，要用口语写出来，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最近我们搞西藏问题公报，搞了三天，逐步深入，差不多把一切问题都交代清楚了。这是让中国的共产党员，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全国人民了解这个情形，是以他们为对象来写这个问题的。原先那个稿子就不行，那个稿子不晓得以什么人为对象。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这里有一个实质的原因，就是对于那个事物自己并不甚了解，自己并没有作到认真的分析，没有落实，没有注意读者的心理。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文章是口语。（十二）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你们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我现在要求这个权力，不挂帅不行。解除封锁，与人通气，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地前进，注意个别人的反对意见，从北戴河会议到上海会议的这段时间的经验，文件问题，这些东西都要有这一条才能保证。重大问题的文件首先要在常委会讨论大纲。大的估计，整个形势，要先讨论，讨论清楚，然后你们再去作计划。（十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唐朝人的两句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见明代顾大典《青衫记》。唐朝人的两句诗是“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见唐代朱湾《奉使设宴戏掷笼筹》一诗。）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十四）我想找几位通信员名字叫做秘书，先在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机部）找，然后再找几个部。（十五）李锐（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怕鬼。你前怕龙后怕虎，很多顾虑。（十六）我批评的这些人，以及没有批评的，都是好同志，我没有偏心。但是要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使同志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你们的缺点我要批评，我的缺点你们也批评。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志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编者注）看。你们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是很不客气。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他想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说：从黄河口子上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做警卫，搞个地质学家，搞个生物学家，或者搞个文学家，搞这么三个，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汽车，就是骑马。骑骑走走，走走骑骑，一起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到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为止。我有这个志向，我现在开支票，但是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最后，他说：我这个讲话你们不要迷信，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对的就是对的，这要从实践中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这是观念形态。

同日 晚上，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7日 晨零时，同谭震林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的修改意见。

同日 就调查研究藏族情况，致信汪锋（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一）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三）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四）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八万，对否？（五）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六）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七）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九）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十）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四省共有二百多万至三百万，对否？（十二）这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十三）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四月，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五三期至第二七五七期，分别登载了《青海藏区封建上层的特权》、《四川藏区基本情况》、《西藏的基本情况》、《西藏的农奴制度》、《甘肃藏区基本情况》等五篇报道。

同日 阅新华社四月五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七九二期刊载的印度新闻社记者从噶伦堡发出的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批示：“即送周总理阅。这个新闻社的这两篇报道，是不利于尼赫鲁（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请与吴冷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一商。”第一篇报道说：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人举行秘密会议，要求住在当地的西藏人为即将到来的叛乱做好准备，对希望参加叛乱的人进行了登记。会后，一些西藏人回到西藏帮助准备叛乱。第二篇报道说：噶伦堡同情西藏叛乱的人中有一个人说，叛乱并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突然发动的。叛乱是有计划的，早在一九五一年就认真地开始了准备工作，成立了叛军军事委员会，建立了一些总部。所有的叛乱领袖不久以前都住在噶伦堡，有的现在还住在这里。《人民日报》四月二十三日以《印度新闻社提供的事实再一次证实，噶伦堡是对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为题，转发了印度新闻社的第二篇报道。

同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昨日到达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吴冷西开会，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

4月8日 阅外交部新闻司三月三十一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刊载的《我公布西藏叛乱事件后的反应（之二）》，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件可以发表，似有益，请你们研究一下，是否可行？此件发表后，再将上月三十日至今日的动态加以分析，在报上发表。”这个材料，主要介绍了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三月三十日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和印度、美国、英国报刊对西藏局势的估计。

同日 晚上，听取杨尚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情况的汇报。

4月9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开会，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

4月10日 晚上，同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李友九（李友九，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1959年5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谈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十一日晚上，同胡乔木、田家英继续谈修改这两个文件问题。

4月12日 晨，从杭州到达上海。晚上，到达山东兖州，在专列上同舒同、吴健（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吴健，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谈话。

4月13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济南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的简单汇报，白如冰（白如冰，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兼计划委员会主任。）参加。汇报后，由白如冰、郑松陪同，乘汽车到东郊公社大辛庄生产队看冬小麦生长情况。毛泽东看到葱绿茁壮的麦苗非常高兴，详细询问小麦地的深翻和下种量、施肥、浇水等情况，以及今后的管理措施。在一片小麦试验田，当看到田边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一千斤时说：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他叮嘱郑松：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斤。当看到一片麦田的麦苗长得很密，说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随手拔了一墩小麦，仔细观看小麦的分蘖、扎根情况，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

4月14日 晨，从济南到达天津。

同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负责人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毛泽东说：整社四月下旬就搞，不要等到五月。春天来了，农民不安心。对作风极端恶劣、屡教不改的干部，要惩办；要撤换一批不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整社要搞三条。一、落实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主要应该是生产队。二、彻底算账，先算公社同生产队的，后算生产队同生产小队的。三、包产，根本不管指标不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搞增产指标。包产以后，要使群众有产可超，这样他的积极性就大了。让群众有产可超，要落实。公社党委和公社各级领导机构，都要选举，都搞委员会。公社选举时要把生产队有经验的干部选上，公社决定大事情，一定叫生产队长、小队长参加，否则就是冒险。现在人们胆子太大了，不谋于群众，不谋于基层干部，不考虑反面意见，也不听上级的，就是他一人能断，实际上是少谋武断。公社干部认为权力下放是资本主义，集中到自己手里就是共产主义了，这是年轻的表现，是没有经验的表现。下边的话不能完全听，听了要上当的。我在一个地方找五级的干部谈话，就是公社书记一个人在那里讲，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就不敢讲。一定要上下夹攻，要小队干部占多数，基层干部占压倒优势，以后省里开会一定要注意这样办。今年一月在北京开会时，中央的占优势，省市委没占优势，计划没有改变，没有解决问题。上海会议你们占了多数，第一天报告计划还说没问题，第二天就给攻垮了。

同日 下午六时十分，从天津回北京途中，在武清县杨村豆张庄下车，看火箭人民公社小麦生长情况。晚八时十分到达北京。

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西藏问题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彭德怀、李先念、薄一波（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59年4月28日、6月又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4月任主任）。）、谭震林、黄克诚（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胡乔木、徐冰（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田家英出席。

4月15日 上午八时，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后，致信周恩来：“《政府报告》已经基本上修改好，已照你的意见立刻付印，上午印好，下午请你立即分发国务院会议成员们阅读，明十六日上午可阅完，请他们签注修改意见。明十六日下午，请你召集国务院会议当面征集意见，晚上即交田家英（不交乔木，他有别事）开夜工修改，十六日晚上十二时以后，我与田家英核对一次，十七日上午交你最后审定付印，十八日下午即可向大会作报告。以上特告。”十六日上午七时，对《政府工作报告》稿再次作修改后，批示田家英：“第一页，第七页，第十二页，第二十五页，第三十七页、三十八页、三十九页、四十页，第五十页，都有一些修改，请注意。”

同日 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家领导人员，全国政协、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共一百零六人。会议就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的议程和主席团成员交换意见，讨论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和政协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说：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你那个论曹操闯祸了。你这个人发难，替曹操讲话。这样吵一吵好，这个曹操是值得论一下。生动一点好，何必那么死板呢？接着讲西藏问题，他说：你们（指班禅额尔德尼（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9年4月27日任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编者注）西藏的事办得好。你们闷了多少年了。你们要改革，我们就不要改，跟你们总是不对头。阿沛（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要改，你们两位都要改，非常不满意我们这个政策什么六年不改革，坚决反对。现在你们胜利了，我们失败了。反革命闹事，越闹越好。不因此一闹，你们这个改革就改不成。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方面，就用赎买政策。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17日达赖离开拉萨，后逃到印度。），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指《人民日报》1959年3月30日发表的达赖喇嘛3月11日、12日、16日先后写给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3封信。3月11日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3月12日的信中说：“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3月16日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毛泽东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毛泽东说：这几个文件请你们看一下。第一，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还有政协的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候选人的提名方案。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议事日程。第三，两个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候选人提名名单。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八届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指宋庆龄。）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其他国务院的组成，人大常委会的组成，政协的组成，旧的大体不变，增加了一些人，这都是经过考虑的，也许有不妥当的，也许有想得不周到的，可以提意见，可以改变。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一个大团结的会议，是一个决定方针政策的会议。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什么有一些右派分子选进来加入我们的领导机构呢？世界上就有左、中、右，你只有左、中，而无右，就不完全。我说还是要，要为好。各民主党派内部的关系，各民主党派与社会的关系，各党派之间相互的关系，我看现在这个气候不是一九五七年那个气候了。我们不是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要留有余地。

同日 下午，接受越南新任驻中国大使陈子平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是朋友，又是同志，又是好邻居。有了你们，我们就好办了，不然我们怎能这样安宁地搞建设？你们的功劳大。当陈子平说半年来越南学习中国经验，搞了一些小型水利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些经验可以用，有些经验是不好的，你们不要照办。学习是可以的，要分析，要选择。有些失败的经验，你们就要避免。你们要研究苏联的经验，也研究中国的经验和你们自己的经验，运用成功的，避免失败的。任何民族、任何党都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十个指头有长有短。不过共产党、劳动党总是长处占优势，缺点是第二位。

4月16日 下午，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晚上，同谭震林谈话。

4月17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谷城（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谈话，并共进午餐，陈伯达、康生、胡绳（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1959年6月任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参加。

同日 阅国务院秘书厅四月六日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并总理、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九日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的统计表，批示：“总理：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同日 阅周小舟（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四月十四日的报告，批示：“尚昆：此件请转各地方同志。”报告说：我们日内即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执行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条指示。会后即可分批召开县的六级干部会议。对于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完全应该依法严肃惩处，现已处理了少数分子。我们认为不必集中在一次会议上处理，而以实事求是精神调查清楚后随即处理比较适当。至于某些不称职的干部，在公社代表大会上应该尽量改选掉。

4月18日 下午三时，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4月19日 阅王鹤寿（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报送的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四月十七日关于华北地区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及附件，批示：“工业界的新事。此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阅，以供参考。”报告说：到目前为止，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为了把这个迫切问题直接和广大基层干部商量，以便迅速发动全体职工，扭转生产局面，我们于四月十五日起在北京召开了华北地区钢铁系统的五级干部会议，参加者有部长，司、局、厅长，厂长、矿长，车间主任，工段长五级干部一千四百人。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杨尚昆、刘宁一（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同志。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语言——马列主义。你们看到我们的国家还是破破烂烂的，还很落后。现在已经打开一条道路，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一年一年地好起来。我们的人口很多，每天要吃，要穿，上一辈遗留下来的东西这么少。我们的底子很薄，建设起来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大家帮忙。毛泽东说：西藏叛乱，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十八日，我们已经占领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广大的西藏群众同解放军站在一起，他们痛恨他们的领导者——农奴主。西藏叛乱有很多地方与匈牙利事件不同，只讲一点，即群众基础不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事件时，群众思想混乱。西藏的农奴并不站在西藏教皇大炮（这里的“西藏教皇大炮”，是借用了巴叶塔的一个说法。巴叶塔在谈话中说：“1870年罗马教皇还是罗马国王，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占领罗马，曾向教皇开炮。现在西藏的教皇向共产党开炮并不奇怪。”）那边，大多数站在我们这边，同我们站在一起要求解放。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有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倒不是没有群众基础。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叛乱分子的“民族自决”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西藏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一百一十八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他们要的是两万农奴主反动派的自决。我国有的少数民族过去有自己的武装。武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武装，不是农奴主的武装。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枪从农奴主的肩上换到劳动人民的肩上。这个问题引导到一个理论问题，即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打一仗，要和平过渡很困难。西藏这么一小块地方，反动派只有两万人，这么少，还是要打一仗，他们要同我们较量一下。所以我同外国同志们谈话，总要讲，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不要想不打一仗就能夺取政权。公开讲，我们要从两方面提，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和平过渡夺取政权；第二，资产阶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这是莫斯科宣言中的提法。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法好。谈话后，邓小平和巴叶塔分别代表中共和意共签署两党会谈公报。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达赖喇嘛声明（达赖逃到印度提斯浦尔后，1959年4月18日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英文稿）。）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出席。

4月20日 阅陶铸四月十八日关于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部署的报告，批示：“尚昆：请以电话告陶铸，赞成他的意见。”报告说：原计划四月下旬在潮安县搞试点，五月底把公社代表大会开完开好。后接到主席在杭州的指示，省委决定进一步加快进度，已通知各地、县，要各县立即召开一个社的代表大会，省委在潮安搞的公社代表大会试点已提前进行，这就为全省全面铺开、分批召开公社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同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修改《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稿。毛泽东加写一段话：“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啊！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他要胡乔木、吴冷西对评论稿中的某些措词再斟酌修改，就当场修改经他过目定稿。他提出这篇评论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评论。

4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同日 晚八时十五分，同李先念谈话。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先念、张闻天（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至1960年11月）。1960年11月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出席。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四月十八日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值得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参考、仿行。”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阅，杨尚昆办。报告说：江苏省的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各地都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小队为三包承担单位。群众对算账的要求很迫切，不仅要求算经济账，而且要求算干部作风账。看来，经济账必须算，思想作风账也势在必算。我们接到主席关于分批分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的指示以后，确定从四月下旬开始，各县、市分批分期召开公社党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五月底以前全部开完。

同日 阅彭德怀四月十八日报送的陈赓（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至1959年10月）、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9月又任国防部副部长。）三月二十四日关于一九五九年常规武器试制任务排队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此件阅过，很高兴。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报告说：据初步统计，在一九五九年需要安排试制、仿制的项目共达三百四十余项，相当于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三。其中仿制项目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八，自己设计项目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研究、设计适合我国我军情况的重型装备，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4月22日 中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前，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彭德怀谈话。

4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其间，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周恩来、彭真、陈毅谈话。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目前钢铁生产问题。

4月24日 阅周恩来四月二十一日送阅的李先念四月二十日关于吕四洋渔场发生风暴事故的综合情况报告，批示：“退总理。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见唐代刘禹锡的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气象预报及收音机，要认真解决。”报告说：在这次风暴事故发生后，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委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渔民情绪已逐渐稳定，生产情绪也有很大转变。预计到本月二十一日，出海渔船可占总船只的百分之七十。目前急需修船补网，所需物资，就地解决；不足部分，国务院五办、水产部协助解决。

同日 就调演豫剧《破洪州》，致信周恩来：“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河南豫剧院院长。）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如你同意，请处理。《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待后可商量修改。”

同日 为查找吴组缃（吴组缃，作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一篇文章，批示林克（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我想看一看。”这个批示写在四月二十三日《北京晚报》第三版上，这一版登载了吴组缃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这一部分主要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总的倾向，把刘备和曹操处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不能表面地认为它只是反映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那是历史；作为文艺作品，它实质上还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人民跟统治势力的矛盾，反映了黑暗时代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在这里，文艺和历史必须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拥刘反曹”的倾向有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今天我们的历史学家要为曹操恢复名誉，但是把历史和文艺混为一谈，不承认文艺的特点，而以史家的成见来衡量文艺，这种嫌疑怕是不免。《关于<三国演义>》（一）、（二）分别载于四月九日和十五日《北京晚报》第三版，五月十三日《北京晚报》又登载了《关于<三国演义>（四）》。

同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六时，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同章士钊（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谈话，并会见沈尹默（沈尹默，书法家、诗人。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4月25日 晨六时，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致信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回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政治记者评论（这里的“十八日”是20日之误。署名新华社政治记者、题为《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评论，新华社是1959年4月20日播发的，《人民日报》于4月21日刊载。其中讲道：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这个声明不顾中国是由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国家的事实，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谓“独立”。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5版、第6版登载的三则新闻：《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公然在我领事馆前猖狂污辱毛主席像》、《锡兰一群僧侣兴风作浪，竟到我驻锡使馆无理取闹》、《挪威执政党公然诽谤我国，奥斯陆报纸恶毒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短评（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登载的《原来如此！》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指1959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毛泽东将这封信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毅阅看。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印度报业托拉斯关于尼赫鲁二十四日同达赖喇嘛会见前后的几次谈话的报道。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同日 中午，同彭真、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同林克谈西藏问题。毛泽东说：《老子》说“不为天下先”，《左传》说“退避三舍”，《礼记》讲“礼尚往来”，我们对西藏问题就是采取了这种政策。一九五六年，驻藏五万军队及工作人员撤回了三万。印度现在处境很尴尬，看看尼赫鲁何时“自起开笼放白鹇”（见唐代诗人雍陶的诗《和孙明府怀旧山》。全诗为：“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为客落人间。秋来见月多归思，自起开笼放白鹇。”）。

4月26日 上午和下午，先后两次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作家罗哈斯，楚图南（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0年3月又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过去是受苦的，现在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自己办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朋友，全世界各国的朋友。朋友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长处。中国人口多，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还很不够，比不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情况虽然不十分好，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罗哈斯说：我在大学教了十二年书，教文学理论和智利文学，我的学生读过译成英文和法文的毛泽东诗词并进行过讨论。毛泽东说：诗词，我是业余搞的，是外行。我过去是小学教师，但没有继续教下去，因为政治局势不容许我教下去。现在回想起教书时的情况还很高兴。教员与诗人是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同日 阅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二十三日编印的《救灾工作简报》第十七期登载的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批示：“此件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报告说：河南的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但还有少数食堂没有吃到省委规定的吃粮标准，灾区的地、县委，正在组织干部对社员的生活情况进行大检查。河北省由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目前春荒已停止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缓和下来，有些地区的粮、柴、钱都相当紧张，必须加强工作，彻底战胜春荒。山东省目前各地正在抓紧安排群众生活，大部分地区农民外流现象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的春荒仍在发展。

4月27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员，选出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投票后，在怀仁堂休息室同潘伯鹰、周世钊、何炳麟（潘伯鹰，书法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12月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何炳麟，教育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谈话。

4月28日 晨，审阅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初稿），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毛泽东将初稿第二页上的“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这句话，修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并批注：“解散政府应放在讨平叛乱之后。”同日，又对彭真送审的决议修改稿，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作出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等。

同日 为新华社撰写题为《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电讯稿。文中说：“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得到很大胜利。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美国记者艾尔索普说，平叛是不行的，要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供应，道路修阻，工具缺乏，所以平叛无望。台湾反动文人头子胡适（胡适，安徽绩溪人。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4年到台湾。）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地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小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叛乱前，我们只有两万人在那里，分布在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中的若干要点，包括军队和工作人员在内。叛乱后增加了两个半师及一批干部，只有两万多人。连前合共五万人，合于艾尔索普认为必须要有二十万人的四分之一。干部中有近万的藏族青年干部，他们干劲十足。”“我们的印度朋友没有惧怕的理由。我们家事还忙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个电讯稿当时没有发表。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四月二十四日关于西藏各阶层最近动态的综合报告，批示：“尚昆同志：（一）此件转发各地和各党组，如前示；（二）请送一份给尤金（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同志转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志看一看；（三）以上两项处理，请告刘、邓、周。”报告汇报了自拉萨平叛胜利和国务院发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以来，拉萨、昌都地区各阶层的最近动态，说：在已平叛地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改革、生产、生活等问题；在尚未平叛的地区，最关心的则是平叛问题。宗教方面，喇嘛们普遍认为大势所趋，盼望早日安定下来。

4月29日 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一篇给省、地、县、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上午九时，为征求对这封信的修改意见，批示：“刘、邓、周、陈、林、朱、谭、彭（谭、彭，指谭震林、彭真。）各同志：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兼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三十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林铁、乌兰夫、吴芝圃（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周林开会，讨论《党内通信》。五月二日上午，为下发经过修改的这封信，批示：“刘、邓阅后，交尚昆同志：此件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并将《党内通讯》改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篇通信，在五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

同日 阅本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该报资料室编写的资料《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批示：“乔木同志：此件可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应发表此项资料，还可说得详细一点，中外皆需要。”资料包括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形式、领主对农奴的高利贷剥削、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况三个方面的内容。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国内资料组编写的资料《黑暗、落后、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

4月30日 晨，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乌西迪克（乌西迪克，当时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国务秘书。）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黄克诚、杨秀山（杨秀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校部副部长。）在座。交谈中，毛泽东询问了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情况。他说：你们在打仗，在思想上必须有应付一个困难时期的准备。帝国主义是要失败的。我们打过二十二年的仗，先后打过日本、打过蒋介石，后来又同美国打了两年多，只要精神上有充分准备，是可以取得胜利的。现在整个非洲的形势对你们是有利的。法国是大殖民国家，现在正处于瓦解过程中。我们确信只要你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下去，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一定取得最后胜利。

5月1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参加。这篇文章的标题后来定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 为转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四月十三日关于河北省昌黎县的公社最近工作情况及问题的报告，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并批示：“即送刘、邓、震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阅。”王绍飞的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干劲不大。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一）公社化以来，开支很大，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二）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三）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四）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而基本生产力量是生产队，因而也影响着生产的积极性。

5月3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稿，作个别文字修改。四日晨一时十五分，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修改问题。晚八时半至五日晨一时半，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一起修改这篇文章。五日晚上，再次同胡乔木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修改问题。这篇文章五月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4日 阅关于蒋介石等指示逃缅蒋军在中国边境扩大骚扰，以配合云南、西藏等地的叛乱活动的一则情报（这则情报是《情报简讯》1959年第15号中的第3篇。），晨五时批示黄克诚：“（一）第三件情报应发给云南省委、军区并转有关地区各级党政军直至基层干部，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二）指示云南省委、军区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糊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这则情报说，逃缅蒋军总指挥柳元麟今年二月中旬奉命赴台湾，蒋介石等亲自接见，指示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答应增加对所部的经费和补给，以巩固和扩充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部署，拟以云南西盟地区为重点，纠集匪徒发动暴乱。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谈会见外宾、工业生产和经济计划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席，陈毅、杨尚昆列席。

5月6日 中午，和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国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访问的党政、工会、文化、妇女、教育、新闻等三十六个代表团的团长和部分团员，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也在座。在周恩来、陈毅先后发表谈话后，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他好呢，还是不怕他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今天请同志们来，讲一点我们的观点，仅仅供参考。你们来中国访问，来看我们，这是非常好的友谊，非常感谢。还有兄弟国家大使馆的同志们，也感谢你们，好久未见，趁此机会见见。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我们获得了相当一点成绩，也有不少缺点。对中国的事情要加以分析。我们的胜利是第一方面，错误、缺点是第二方面，都要分析。我们经验少，才开始学习经济建设。至少还要十年，再看我们的工作也许比现在做得好些。

同日 下午，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谈养猪和自留地等问题，并要廖鲁言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稿。后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贺龙（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60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在中南海西楼观看中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表演比赛，并接见乒乓球、游泳、举重、田径等项目的部分优秀运动员。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农业的春播、夏收、夏种工作提出五条要求的指示稿，为指示稿拟题《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批示：“即送刘、周、朱、林、陈、小平阅，请尚昆于明七日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指示稿说：“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这一句中的“不超过”三字后加上“也不少于”四个字，并在这一句后加写：“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中共中央指示的五条内容主要是：一、省、地、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五、六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做好麦收的一切准备，保证丰产丰收，颗粒还家。三、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四、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恢复自留地，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讨论和执行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继续贯彻实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把群众动员起来，迅速掀起一个春播和夏收夏种的生产高潮。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5月7日 审阅修改廖鲁言遵照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拟题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批示：“即送刘、邓、周、朱、林阅，尚昆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昨天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三同志商定的。”毛泽东对指示稿中的一段话作了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又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指示说，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詹东·计晋美（詹东·计晋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委和办公厅主任。）及随行藏族官员，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乌兰夫、罗瑞卿、习仲勋、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刘格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一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公安部部长。1959年6月、9月又先后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沈钧儒，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当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汪锋、张经武（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至196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索康、帕拉（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帕拉，即帕拉·土登为登，达赖喇嘛的副官长，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们是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其中两个策动者。）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西康，省名，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原所辖昌都地区1956年划归西藏。）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毛泽东说：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一样，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米赛，藏语，指农民。）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刘文辉，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部长。），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指以达赖名义在印度发表的两个声明，主要内容都是鼓吹西藏独立。），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司伦之下的行政官职。），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赤江（赤江，即赤江·罗桑益西，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阿旺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喜饶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副省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黄正清，又名洛桑泽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副省长兼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谿卡，一般的相当于宗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少数的相当于宗一级的行政组织。宗，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组织。基恰，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官职，主管所属各宗事务，辖区相当于辖若干县的专区。）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5月8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广东省委、河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办。”指示说：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五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和转发的报告。

同日 致信周恩来、陈毅：“看此件（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9年5月4日编印的《工作情况简报》第9期。简报的第2页上说，广播电台在“五一”以前拟出了“五一”前后约请来中国访问的外宾发表广播讲话的计划。计划中有：“请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在离京前夕发表十分钟左右的广播讲话，谈访华观感和对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看法。”）（见反面），知道松村谦三到了北京，不知是否即自由民主党反对派领袖之松村谦三，如是，值得注意和他切实谈一下，以求争取这一派。不知你们已知他来此目的、表现、要求和政治态度如何，或者你们还不知道。如有材料，请你们给我一份为盼。”

5月9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五月三日关于麻城县发动群众开展算账兑现运动情况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的批语：“此件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为盼！”将报告题目改为《麻城县开展算账运动，干部过三关的情况》，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麻城县万人大会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边算账，边兑现，边整边改，同时安排生产安排生活。干部作风开始转变，即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在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生产上和群众共同劳动；第二关是真正退还多分多占的东西，取得群众的谅解；第三关是打人骂人者，要当众检讨，登门道歉。

5月10日 致信周世钊：“东园兄：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周彦瑜、吴美潮编著的《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说：根据周世钊长子周思永回忆，这封信中的“历史唯物论观点”系指为曹操翻案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这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不同意为曹操翻案。）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祝好！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时倚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十六日，晚十一时二十分至次日晨零时三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世钊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第一副主席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李济深，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沈钧儒、彭真、陈叔通、徐冰、张苏（张苏，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去年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5月11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谈话。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孝感地委关于贯彻毛泽东对农业六个问题指示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阅，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到省、市、区党委一级。”孝感地委的报告说：接到省委传达的主席指示后，各县把文件都印发到了小队。全地区参加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具体反映是：（一）认为说真话才有真干劲，说假话害死人。（二）生产小队干部对主席关于能包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举双手赞成。（三）许多人认为，密植权下放，又多了一个自主权。（四）群众普遍欢迎多种，许多生产队主动扩大了种植面积。（五）关于节约粮食问题，群众反映这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此外，还有一些小队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主要是怕领导干部不执行主席的指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将山东省委五月八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的规定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山东省委这个文件规定：自留地由社员个人使用经营，长期不动；自留地标准，按人口计算，不超过人均占地的百分之五；社员不能因经营自留地影响集体劳动。

5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伍修权（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间有党的关系，有政府间的关系，《莫斯科宣言》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只相信真理。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都没有见过，相信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真理。

5月14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五月十三日报送的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四月二十六日谈话（杜德1959年4月26日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稿中说：达赖喇嘛随带少数人员已在3月31日进入印度境内，印度政府已经为他的居住作了必要的安排；尼赫鲁在穆索里会见了达赖，同他作了长谈，并在议会中宣布，达赖在印度会得到受尊敬的待遇。这一谈话稿还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两国关系中业已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的答复（三稿）后，批示：“加了一段，是否妥当，请加考虑，或者会谈一下。”嘱咐机要秘书派专人于当天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传阅，准备晚上谈一下。毛泽东加写的一段文字是：“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这几段话的主要内容是：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那里平定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没有任何权利以任何名义、方式进行干涉；西藏叛乱发生前后，印度出现大量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和行动，不论用“言论自由”或其他什么“自由”来辩解，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公开怀疑中国正式公布的文件，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5月15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代表，周恩来、陈毅、胡耀邦、张奚若（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在座。首先由周恩来向客人们介绍西藏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问题。随后，毛泽东说：你们来我们国家访问，是看得起我们，是一种友谊。中国和印度吵架不过是一件小事。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千多年了，难道因为这么一个小指头大的小事情就把两国的友谊闹翻了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在哪一个方向，在西南方的印度吗？不是。我们的一切防御阵地在东方，从鸭绿江到海南岛，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美国在许多国家设置军事基地和在台湾设置军事基地的目的都是对着我们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主要矛头也是向着我们的。和印度吵架，是因为西藏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印度政府想把西藏拿到手里，形式上中国所有，实际上它在那里办事。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所以架就必吵。现在我们选达赖当副委员长，因为他有三封信。这三封信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骗我们的，我们不管，我们从表面价值接受下来，所以我们选举了他。现在我们希望他回来。他在印度发表的叛国声明，是别人给他搞的，是一个印度外交官给他起草的，也是这个人下面的人在提斯浦尔散发的。这个外交官的英文程度很高，会写英语文体式的文章，所以他用第三人称。现在他很不高兴，他说如果知道中国人喜欢用第一人称，他就用第一人称来写这个声明了。印度政府是否认的，说不是印度外交官写的，是达赖的顾问们写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怀疑，还要看一看，看以后达赖的表现如何。

同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智利政界人士，周恩来、陈毅、胡耀邦、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友好的。我看到从拉丁美洲、非洲来的朋友就高兴，我们比有一些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还要友好。整个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见了这些国家的人，我就高兴，我感到平等。还有非洲人也是一样。黑非洲的人皮肤颜色同我们的不一样，是漆黑的，但我见到他们，仔细看他们，觉得他们很美，黑得出油，我们见到他们是兄弟一样。当客人谈到他们当中有教哲学的大学教授时，毛泽东说：我也喜欢哲学，但我是学哲学的学生。四十年前，当小学教员。我七八岁时，相信过神。以后我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孔夫子，什么东西都相信过。我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惨无人道，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我小学教师当不成了，就走上了共产党这条路。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研究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张闻天、胡乔木、张奚若、浦寿昌出席。下午六时，毛泽东批示：“总理、陈毅同志：请考虑将印外交部四月二十六日来文，我外交部五月十六日去文，发各驻外使馆，国内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在内），另印发在京各同志如前示，使他们了解中央对中印关系的方针。另叫潘大使（指潘自力，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找高士（高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同志阅读这两个文件一二遍，或径找给之。另召集兄弟国家大使在一处，向他们宣读、讲解一遍这两个文件。是否可行，请酌处。”“另叫陈家康（陈家康，当时任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兼驻也门共和国公使。）找尼赫鲁（这里的“尼赫鲁”，指代印度。）大使向他宣读二文件，可缓三几天。”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于五月十六日正式发出。

5月17日 上午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程潜（程潜，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章士钊、李烛尘、金岳霖、王季范（李烛尘，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金岳霖，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谈话，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为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五月十四日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给各盟委、市委、旗县委的通知，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文件有参考价值，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阅，杨尚昆办。通知说：自治区党委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和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后，认为完全符合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各地必须坚决执行。具体规定如下：一、要尽量扩大农田播种面积，尤其是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提高总产量。二、包产必须实事求是，把指标订立在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基础上。三、要宣传集体养猪和家庭养猪并重的方针，鼓励社员户户养猪。

5月2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五月十九日编印的《简报》第四十一期登载的《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书记处召集北京市委，对市场供应问题，讨论一次，如何？”这个材料反映了北京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北京市场供应问题。

5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拉夫斯基率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对于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像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以前没有搞过。当然，不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有一些经验，但是我还要说经验是不足的。这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我们还不太懂。对于经济建设，经济规律，对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如何具体化，过去我们没有得到经验。认真地讲，是从去年起我们才抓了这件事情。许多事情，我们还正在试验。许多事，苏联办过的，兄弟国家也办过了，我们是学习他们的，但是别人的经验毕竟是别人的，自己用还要重新学。尽管我们大家在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枝叶方面，民族特点不完全相同。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过去都是干革命的，并不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例如我就不是，是教小学的，干经济工作还要重新学习。现在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还是基本上不正确，这要实践才能证明。可以肯定，要犯一些错误，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设想的。问题在于有错误要发现得快一些，纠正得快一些。如果实践证明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是靠集中领导同群众路线的结合。但做起来，有一些部分并没有办到。全国大约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强调集中领导，不强调群众路线，有命令主义的现象，这样的干部占了百分之二十五，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大跃进，有些问题是去年提出来的，不仅外国人有怀疑，有些中国人也有怀疑，我自己也有怀疑，要看一下。我们管理经济工作的，有许多级。实际办事的，只有在工厂里的同志们，其他人没有实际去做，是在纸面上工作。这个问题很大。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想想看，要让这些实际办过工厂的同志们，到政治局来当委员，到政府里去作部长，这该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啊。我想哪一个党都是一样，这个问题带国际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靠人力，靠手工，生产效率很低，特别是在农村。要机械化，工业也好，农业也好，要有一个过程。假如在十年之内，能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很好了。我们说用二十年的时间，包括解放后的十年在内，才能解决。这只是我们的设想，也许不行，那就再加五年，二十五年，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才开始创造这方面的经验的。有了苏联的几十年的经验，我们想我们应该时间缩短一些，事情多办一些。我们在想，可不可以快一点。这一点恐怕可以作结论了，是可以快一点的。时间缩短，产量增加，可以多快好省。当然，慢一点也可以。多快好省要得到确实证明，还要有时间，不是今年和明年两年就能出结论的，至少还有八年，总起来说，要十年时间。我们的报上，有些吹牛吹得太大，你们不要相信。我们还是办老实事，吹牛，不能算数，要亲眼看见，才能算数。我们的口号提出来以后，有许多好的新气象，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浮夸的现象，想入非非，想到天上去了。不切实际，胡思乱想，这是不好的方面。但是总起来说，提出这个口号还是好处比较多的，比不提这个口号要好。比过去所设想的，还是更加切合实际些。办事要认真，不是吹一口气吹出来的。我们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指出不切实际的、夸大的作风后果是不好的。再过十年时间，中国党，中国人民，大概可以在经济建设上得出点经验来。我国还是很落后的，问题也很多，我们有一个六亿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可不是件小事。

同日 阅李先念五月三日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中央名义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照办。”对报告中的“四川提出工农商并举，我认为有一定道理”这句话，毛泽东批注：“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粮食调运问题；农村夏季粮食分配问题；夏季粮食收购问题；粮食销售问题；粮食库存问题；通过公社搞好购销问题；粮食出口问题。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开会。

5月23日 阅李富春五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和他转报的国家计委委员范慕韩等五月十六日给计委党组并李富春的信。范慕韩等的信中说：我们到江苏各地了解钢的生产情况后，感到江苏省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完成得不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基本建设铺得太大、太多，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一个一个地上，因而六个新建钢铁厂现在都还是“半拉子”，不能开始生产。现在江苏省委对这六个钢铁厂的建设已经重新作了布置。这种情况并不是江苏省独有的，看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省钢铁厂的建设安排，真正做到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这是保证完成今年钢产量的有效措施。李富春的信中说，我认为江苏省委决心对钢铁工厂的建设采取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合理布点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建议冶金部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省市也采取这一措施。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阅，请小平与陈云、王鹤寿两同志商量，用中央名义将江苏办法，通知各省、市、区仿照办理。”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将李富春的信和范慕韩等的信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5月24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前来辞行的班禅额尔德尼进行交谈，李维汉（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汪锋、张经武、谭冠三（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兼青年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参加。

同日 晚上，同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廖鲁言谈话。

5月27日 同林克谈话。毛泽东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该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李普曼，美国专栏作家、政论家。赖斯顿，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专栏作家。）。

5月28日 送一本范晔著《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毛泽东让林克读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荀彧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董卓传。毛泽东说，西汉高、文、景、武、昭（指《汉书》中的高帝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较有意思，东汉只有光武（指《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可以读。

5月30日 阅赵尔陆（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五月二十六日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写批语：“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二月六日修改发出的那个今年计划的文件）（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1959年1月25日提出、2月6日修改发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对于事物根本不懂，是个计划经济的外行，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法则，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正。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类不会做工作的同志，在全国可能有半数以上。特别坏的，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三十。这是一个大教育工作，期以十年，可能相当做好我们国民经济。我写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应当说。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我不向同志们封锁我的意见，同志们对我封锁，我是大不高兴的，过去的封锁，必须改正。”六月十七日，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十五日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的赵尔陆报告上，批示：“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刘、彭真阅后，尚昆办理。”报告讲了重工业建设中的三个问题：一、关于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问题。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主要原因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定高了。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基建盘子要得也就大了，准备数量要得也就多了，于是要的原料、材料也随着多了，运输能力也就显得不够了，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一个大协作，各工业部门都是彼此依赖、互相制约的；各个工业内部，也是环环衔接，互相扣得很紧。因此，计划的制订必须有细致的综合平衡过程。在安排生产时，根据国家需要，保证重点是必要的，但孤立地保证重点，重点也突不上去。二、工业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的统一性问题。从当前重工业部门生产来看，这三者之间有畸轻畸重和脱节的现象，一般是重视数量而忽视品种和质量。当前是否可以这样提，即争取在一定数量基础上，要求即或少些，也要全些，也要好些。三、关于制造和修配问题。目前，设备的维修和维修所需配件的生产供应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过去制造和修配之间有脱节现象，必须加以弥补。

5月31日 阅中共河南淮滨县委、县人委关于安徽修筑临淮岗拦河水库不按批准的标准施工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河南省淮滨县位于淮河中游，地势低洼，解放前洪水为患，解放后水患解除，群众歌颂为第二次解放。安徽这次于临淮岗修筑拦河水库，不按毛主席曾经批示过的标准施工，抬高蓄洪水位，缩小泄洪闸孔，扩大中上游淹没区，使淮滨县蒙受重大损失，群众极为忧虑。报告要求严格按照毛主席批准的标准施工，并由中央主持河南、安徽两省协商解决。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阅后，送交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请水利部考虑派一位副部长级、有政治头脑、又有技术经验的党员同志，携此文件去济南先找谭震林同志（谭现在在济南），同他商量一下，因为这件事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时由谭与曾希圣、吴芝圃三同志会商决定的。然后去合肥，与曾希圣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去临淮岗现地加以调查，看情况究竟是否确如淮滨县同志们所说那样，如果有必要召开会议的话，就召集两省水利厅局级或副省长级各一人，淮滨县、临淮县（据查，安徽省没有临淮县。临淮岗水库当时建在安徽省颍上县境内。这里的“临淮县”，似应为颍上县。）、临淮岗水利工程局各来一二人，开会妥为解决。”

5月 审阅修改邓小平五月七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草案中的一段话是：对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乌拉，藏语，指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为官府或农奴主所服的劳役，主要是耕种和运输，还有种种杂役、杂差。）和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做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凡是参加叛乱的分子，他们拥有的耕地、房屋、牲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毛泽东对这一段话批注：“右派应与叛匪有所区别。叛匪中被胁从者在其回家时，应分给土地、牲畜、工具。领主、二神主、管家、旧政府官吏回家务农者，均分给一份土地和相应的牲畜、工具。”

6月1日 审阅胡乔木五月三十一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批示退胡乔木办。指示说：中央认为，解决目前的市场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社会的购买力。（一）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四）大力开展储蓄工作，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存款储蓄。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6月2日 阅兰州军区政治部五月二十八日转发的青海省军区海南（指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指挥部党委关于在平叛中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报告，批示：“克诚、谭政同志：海南指挥部党委这个文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请你们用军委名义转发西藏、成都、昆明三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平叛部队党委及地方党委，结合当地情况，加以研究，采纳施行。”“此件先送少奇、小平同志阅，再送克诚办理。”报告认为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平叛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政治工作的改进，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关于平叛、生产两大工作的安排问题。目前凡平叛任务较大的地区，应以平叛为主，在此前提下安排生产；叛乱基本平息但仍有残匪的地区，应以生产与平叛并重；叛乱完全平息的地区，在抓生产的同时，也要进行平叛斗争的宣传和阶级教育，积极做好支前工作。总之，不论以平叛为主，还是以生产为主，二者都应该统一起来，互相促进。二、关于对降、俘之敌的政策问题。（一）对投诚叛匪与战场俘虏应有严格的不同对待。（二）除阴谋叛乱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般最好不捕；非捕不可时，也要明捕、少捕，减少社会震荡。（三）尽速作一次案件清理工作，将去年招降回来的或俘虏中的错捕错判者纠正过来，恢复和扩大政策影响。（四）案件检查应以改正错误、教育干部为目的，只对情节恶劣、错误严重的个别人作组织处理。三、关于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问题。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实质上就是争取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目前必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加强群众政治思想工作；改善基层干部作风；允许群众进行公开正当的宗教活动，尊重藏民风俗习惯。

6月3日 同林克谈《东观汉记·梁鸿传》，讲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鼓励他不要仰仗别人。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

同日 为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六月一日关于推广黑山县“包米食用增量法”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各省、市、区党委：辽宁这个经验，可供你们研究和试行。并请你们研究，别的粮食是否也可以采用辽宁对包米那样的做法。在研究、试验和推广任何新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预先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真阅，杨尚昆办。

6月4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6月5日 下午，同陈毅谈话。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6月6日 晨，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邓小平不慎摔倒，右腿骨折。毛泽东说：邓小平养病期间，书记处工作由彭真主持。原定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考虑六月不开，因中央对农村和市场问题已有一些指示发下去，地方上需要时间贯彻执行，我自己也想外出一趟，摸一摸情况，可能七月再开会。请周恩来九日回北京，以便常委研究后再决定。

6月7日 上午，关于重印《逻辑指要》（《逻辑指要》是章士钊1917年的旧著，1943年在重庆出版。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1959年5月曾为此书写过一篇再版序言（后未采用），谈到该书再版的由来：“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一书并代拟再版序言一事，致信章士钊：“行严先生：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可能指金岳霖写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载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5期。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逻辑丛书》，收入了金岳霖的《逻辑》一书，还收入了这篇文章。）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教安。”

同日 中午，同王鹤寿谈话。晚上，同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谈社员私养家禽和自留地等问题。

6月8日 对陈云本日下午关于因病需要休养的来信，写批语：“刘、邓、彭真、周、陈云同志阅，存尚昆处。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职务由李、宋代理是适当的。放心休养，不要顾虑。”陈云的信中说，他因心脏病发作躺了两个星期，现稍能走动但说话吃力，医生认为要三个月才能有所恢复，他拟同意休养三个月。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职务已请富春同志代理，建委主任由宋劭文代理（建委，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宋劭文，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信中还说他准备离京休息前找财经小组几位同志谈一下市场问题与明年计划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批注：“说话困难，不谈为宜。”

同日 下午，听取陈正人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

6月9日 审阅陈正人根据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的通知稿。毛泽东将通知稿的题目改为《中央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的通知》，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经毛泽东修改后的通知说：中央决定于六月十八日在上海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研究郊区农副业生产方针及如何更迅速有效地达到副食品供应自给、半自给问题以及如何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等问题，请各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农业书记及管手工业的同志一人到会。

同日 下午，同李富春谈话。

6月10日 阅兰州军区司令部六月六日关于五月份平叛斗争情况的通报，批示：“克诚同志：此件似可转发西藏、昌都、成都各地，请酌处。”通报说：五月份全区的平叛斗争中，招降和战场投降的叛乱武装相当多。这说明叛乱武装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只要我们能够抓紧政治争取工作，就能将大量叛众争取回来；对于有些叛首，经过反复交待政策，解除思想顾虑，也是可以争取其投降的。

同日 阅《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六月八日转送的江苏省涟水县一位化名“东风”的读者的来信，批示：“转寄江苏省委江渭清（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同志一阅。”信中反映当地农村大跃进以来，干部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农民生活困难，学生生活下降，耕牛减少，肥料不足，劳动力缺乏等。

同日 阅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刊登的《柳宗元的诗》一文，写批语：“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却无一语谈及这个大问题。此文送章先生（指章士钊。）一阅。”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6月11日 上午七时，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情况和今后安排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致信杨尚昆：“本日看到上海市委六月六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我认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文件。（一）请你即刻通知常委（不通知小平、陈云）在京各同志（共五人），富春、一波、先念、陈毅、德怀、克诚、子恢、廖鲁言、叶季壮、姚依林、程子华（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姚依林，当时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华，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至1961年12月）兼商业部部长（至1960年2月）。1960年2月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至1961年1月）。1961年1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震、邓洁（邓洁，当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贾拓夫、宋平、余建亭（宋平，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余建亭，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宋劭文、彭真、李雪峰（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仁、天津万晓塘、河北林铁、陆定一（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康生、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吴冷西、李锐、王稼祥，共计三十五人，请他们立即阅读上海这个文件。未发给的，请你立即发送。限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读完，并且想一想，同自己的秘书及一二个同事谈一谈，以便六月十二日下午召集他们到会，由我主持。（二）请你告李先念同志，叫他在两日内替中央写一个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的指示，附上上海这个文件，转发他们，一律仿照执行。此转文写好先给我看一下。此信，你办完后，送刘、周、林、彭、彭、先念、陈毅七同志一阅，然后存你处。”上海市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今年以来，上海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市场的基本情况：副食品供应去年下半年即感不足，今年春节后更显紧张。日用工业品市场基本是稳定的，但部分商品一直紧张，现在仍供不应求。上海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总值上升是快的。（二）在大跃进以后出现这样大紧张局面的原因，除了客观上存在着生产发展赶不上人民需要和购买力增长的矛盾外，还有工作上的原因：去年下半年以来，社会购买力有很大的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很不正常的；在生产的全面安排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以致一部分产品被挤掉了，一部分产品被浪费掉了；财贸工作中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点。（三）我们决定采取的措施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大搞副食品生产，力争今年有所改善，明年部分自给，后年光景更好，能更多自给；大力发展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支援全国市场需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从各方面吸收社会游资，减少市场的压力；切实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市委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刘、周、彭真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中央的指示中说：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和分配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周、林、彭真阅，尚昆即刻用电报发去。此件是我同邓子恢、李先念、廖鲁言三人商好后，由廖、邓起草的。”指示说：为了迅速切实地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中央建议各县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众公布。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收获由个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水果，谁种谁有。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可能同集体生产、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应该通过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正确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在指示稿提出的向群众公布的第一件事“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这一段文字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六月十一日，中央将这个指示一直发至生产队党支部。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秘鲁议员团，周恩来、张奚若、廖承志、章汉夫（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他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6月12日 审阅李富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稿，批示：“刘、周、彭真、一波阅，尚昆办。”指示说：手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注意恢复和发展，这就必须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进行工作。因此，中央决定在轻工业部之下，重新建立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和手工业合作总社合并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在工业厅之下建立手工业管理局，各专署、县也应建立相应专门管理机构。有经验的管理手工业的干部必须归队，以加强手工业管理机构的骨干。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彭真、李先念开会。毛泽东问李先念：市场是不是还要继续紧张下去？李先念说：应该说现在到了顶点了。

6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出席会议的是毛泽东六月十一日让杨尚昆通知的三十五人。这次会议决定，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计划指标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六五〇万吨再下降到一三〇〇万吨（1959年钢产量指标从1650万吨调整为1300万吨的经过，大致如下：1959年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核实1958年好钢产量（即所谓洋钢）实际完成数字是800万吨。根据这个经过核实的数字，1959年钢产量1650万吨仍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对此，毛泽东很不放心，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钢铁生产指标。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要求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进行研究，将钢铁指标分为可靠的指标和争取的指标。5月1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初步定为1300万吨。陈云的意见，随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会议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分别汇报工业、市场、农业的情况，周恩来讲话。在李富春等汇报中，毛泽东有一些插话。当李富春说工业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就是大跃进时，毛泽东说：农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当李富春说计划定稳一点，超额完成，大家心情舒畅时，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紧张了，一九五七年降下来落实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去年紧张了一年，今年没有及时降下来，现在的压缩是必需的。当廖鲁言说粮食现在包下去的是六千亿斤左右时，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两百亿斤，日子过得紧一点，不要放开肚皮吃饭，明年日子会比今年好。一万零五百亿斤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粮食有五千亿斤就好了，不要按五千亿斤安排，按四千五安排。当廖鲁言说农村主要是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时，毛泽东说：今年应该安排机器和化肥，明年要把机器解决一下。搞工业的人不要只搞工业，要支援农业，多搞一点农业机器。要把农业机械分出来，搞一个小组，由总理专管，总理管不了我来管。把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放到一起，就把农业机械挤掉了。现在要搞个机构，管机械、化肥和水利。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份，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好了。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剩下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一九五七年不降低，一九五八年不可能跃进，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人为的紧张，每天那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粮食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权力下放也是我们干的，那个时候好像是越放得多越好，现在又收回了相当一部分，人权、财权、商权、工权都要收。现在我看一直到公社都要控制。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毛泽东说：最大的胜利就是这些失败，就是这些主观主义的教训。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

6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八个国家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黄克诚出席。

6月16日 晚上，听取谭震林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邓子恢、廖鲁言参加。

6月17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哥伦比亚议会代表团，郭沫若、廖承志、章汉夫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两个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虽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方面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人民还是可以做相互帮助的朋友。在谈到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快时，他说：过去也曾经把这看作一个问题，现在并不一定是这样。人不仅是个消费者，首先他是个生产者，生产是可以超过消费的。这个人口问题还需要研究研究。一切东西都可以有计划，为什么人口生产就要无政府主义，这不好。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陶铸六月十五日关于中山县社员代表大会一些情况的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刘、彭真、震林阅后，尚昆办。办后，退江青阅。”陶铸报告汇报了他在中山县参加张家边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所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一）要解决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等影响群众情绪的问题，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二）张家边群众对夏收后留够口粮的要求非常强烈。（三）对供给制和食堂的存废问题，必须迅即加以合理解决。今后应少许包一点，既不损害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能体现一种共产主义的互助精神。食堂问题，今天要发展家庭畜牧业，不允许社员自己回家搞伙食，是困难的。（四）由于在农业生产方针与技术措施上某些不当造成的群众对领导的不满情绪，如何加以彻底消除，是改进目前领导与群众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必须使体制下放彻底，给予个人一定范围内的小自由，并迅速宣布固定不变。这是目前安定农民生产情绪与提高生产积极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同日 批示杨尚昆：用大号字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分订为五册，分送中央一级、省市区党委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阅读，首先送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每人一份。一个月内印出。并请告少奇、彭真、恩来同志。

6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的补充指示。全文如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甘肃省委和吉林省委对于中央六月十一日关于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规定，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求按照各地实际情况，在各县出布告时允许作某些改变。中央认为这是可以的。中央认为只要不违反六月十一日指示的根本精神，应当允许各地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修改。”次日晨三时，批示：“即送刘、周、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子恢、震林、鲁言一阅。”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共和国前副总统贝特雷加尔和夫人，张奚若在座。贝特雷加尔说他这次来中国，主要是为了建立智中贸易，其次才是旅行。毛泽东说：你把这件事做好了，是很好的事情。现在在贸易上开了头，以后就好了。在贸易上开了头，不仅对智利，而且对中美洲、南美洲各国都有影响，我们希望同这些国家发展文化、贸易关系。

6月19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关于报刊宣传问题（毛泽东在1959年6月13日召集的会议上，指出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14日，彭真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部分成员和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红旗》杂志社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当前经济工作方面的宣传问题。会议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吴冷西准备一个关于宣传问题的文件。）。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张闻天、廖鲁言谈中缅边界问题。

6月20日 晨，阅新华社六月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〇一期刊载的《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批示：“乔木、冷西同志：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报道说：广东省遭遇解放以来最大的洪水，灾情严重，损失巨大。抗洪救灾，已成为广东省一切部门的中心工作。省委要求一切部门像过去对待战争那样对待这一工作，人员、物资调拨都要服从救灾需要。广州市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已用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

同日 阅李先念转报的张体学（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11月任常务书记）、湖北省省长。）六月十六日关于小麦入库、分粮到户及抓手工业等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批示：“此件请尚昆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研究。粮食要分到户。另要大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恢复手工业。”张体学在汇报中说：湖北的小麦已快打完了，入库进展不算很快，正在抓。粮食以人分等定量到户后，情况大变，小队干部和农民欢天喜地，大队和公社干部仍有少数思想不通。现在省委的决定直接与群众见面了，可以办得通。渔民已经归队不少，一些河湖里开始有人捕鱼了。抓了一下手工业之后，产品有所增加。

同日 阅洪学智、张国华（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六月十五日关于西藏山南的情况给中央军委并黄克诚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各军区。另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山南是西藏地区靠近边境的一个农业区。寺庙、贵族、政府三大领主除通过占有土地进行剥削外，还以各种不同名目向群众掠夺。二、目前在山南流窜的叛乱分子约一千多人，主要是从外区逃来的和本区少数坚决与我为敌的骨干和坚决分子。三、山南群众总的情况是好的，能积极支援平叛，进行生产。四、根据当前叛乱分子活动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目前清剿的方针应是放手发动群众，政治争取结合军事打击。

同日 下午，同赵尔陆谈话。

同日 晚上，听取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汇报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刊宣传问题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

6月21日 晨一时，乘专列离开北京。上午九时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同中共邯郸地、市委书记谈话。下午三时到达郑州。毛泽东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同意这个提议。

6月22日 晨六时半至上午九时，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谈话。毛泽东说：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去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一热就充公。有一些所谓“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他是老实人。那些人比我们厉害，他们说这样吃不行！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哪一件事情触怒了群众呢？就是刮“共产风”。“共产风”刮过来容易，刮回去就难。你们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不要用不退就撤职的办法。粮食，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颗粒还家；管是分散管，农民个人的由他家里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愿参加，完工吃饭，旷工交钱，吃饭不要钱同吃饭要钱相结合。要抓紧，明年的春荒能够避免就好了。当河南省委负责人说由于挖河，修公路、铁路，搞基本建设，耕地面积减少了时，毛泽东说：河不是每年都要挖，公路将来会更发达，工厂占地、房屋占地还会要多，所以一方面是广种薄收，同时要注意精耕细作，重点放在大面积高产上，不要放在少数“卫星”。综合平衡这个思想要普遍提倡。农业里头，有粮、棉、油、麻、丝、茶、果、菜、烟、蔗、药，这十一样要综合平衡，都要有一点，一个县要都有这些，至少一个专区得都有这些。总而言之，你们去搞综合平衡。这是讲农林牧副之农。至于林，无非是有计划地来造，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牧也多，马牛羊，鸡犬豕，还有骡驴，要来他一个综合平衡。此外还有个副业。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搞点自由市场，开头难免混乱一下，无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个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家庭副业，生产队搞的手工业，县城以外的小镇要活跃起来。省和县都要把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工业方面是，一个综合平衡，一个品种规格，一个质量，一个管理。综合平衡，就是工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你要搞钢铁，不能只看到小高炉、小转炉，要看到炼焦炉。不搞好洗煤，炼焦，质量没有法子提高。我们搞了十年，八年有综合平衡，第九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忘记了，现在又恢复了。钢的产量指标，上海会议以后，到北京就落实了。为什么落实了呢？没有那么多东西。回头一想，才晓得缺哪一样都不行。明年这一年跃进口号是不是放弃？明年这一年要着重在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也是重要的，但着重之点要放在品种和质量，缓过一口气来。去年把材料用光了，没有后备了，今年的头一个季度应该把指标放低。有鉴于此，明年第一季度指标要低。过去的雄心太大了，其志可嘉，就是办不到。明年恐怕要来一个“马鞍形”，所谓“马鞍形”，还是要增加，不是不增加。有些省比如河南、安徽，一般说来是工业不发达的，现在已经是很快了，太快了，我看不巩固。不许有计划外的，不管县的工业，还有什么工业，都要纳入计划。我们批评过“马鞍形”，那一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反“冒进”不妥，不是基建计划缩小不妥。这两年稳步前进，好像造房子一样，把地基筑稳固一点。权力下放太多了，有四个权要收回来，收到中央和省，一为人权，二为财权，三为商权，四为工权。比如人权，增加多少工人都由中央、省市控制，都要有计划，像去年一年增加两千万，那还了得？我讲的四权，是讲国家，至于集体，它那个所有权就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生产权是在生产小队。我看还是十五年或者少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还提这个口号。主要工业产品不只是钢这一项。过去本来很适当的口号，现在不灵了，好像十五年赶上英国不过瘾。还有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像也不过瘾了。要开关于多种经济的会议，首先是农林牧副渔的，每一类究竟有几项，开个单子，作点规划。经济工作的确是要搞细致一点，要各方面都考虑到。过去一年我们的缺点，就是往往搞了一面，把另一面，或者几面，或者几十面，都忘了。

同日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开郑州。晚上九时半到达湖北应山县（今广水市）广水镇，在专列上同前来迎接的王任重谈话，谈到农业的综合经营和发展速度问题，粮食问题，党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问题等。

6月23日 晨一时，乘专列离开广水。六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同日 下午，在王任重陪同下，游长江。游泳后，在船上同王任重谈话，谈到读书、谈心、想问题，还谈了形势和任务。

6月24日 晨七时，在王任重陪同下，乘专列去长沙。途中同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在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后，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来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他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见《增广贤文》。这个成语，在《史记·魏世家》中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当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时，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

同日 下午二时半，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周小舟、周惠、胡继宗（周惠、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谈话，罗瑞卿参加。随后，游湘江，并登上橘子洲。来到橘子洲头完小，在操场上和围拢来的小学生一起照相。

6月25日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从长沙到达湘潭，换乘汽车于晚七时左右到达故乡韶山，住韶山招待所（今韶山宾馆）。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的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等谈起他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在招待所院子里，谈到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晚饭后，同王任重等谈起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他说：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散去。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

6月26日 晨五时，径自朝招待所附近的小山上走去，来到父母亲墓前。接过身边工作人员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神情肃穆，敬献在墓前，三鞠躬，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当地干部问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下，毛泽东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返回招待所的途中，看望亲友，看旧居，又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上午八时回到招待所，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同日 下午，到韶山水库游泳。游泳后，来到毛震公祠三鞠躬，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晚上，请乡亲们吃饭，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饭后，同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谈话，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又说：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6月27日 中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午饭。下午一时，乘汽车离开韶山，经宁乡回长沙。途中，两三次下车同群众交谈，了解基本核算单位、口粮、密植等问题，又在橘子洲下水，游湘江。

同日 晚上，在长沙会见程潜、唐生智、周世钊等，柯庆施、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谭余保（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周惠参加。

6月28日 从长沙给在武昌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在庐山召开会议的具体问题。同周恩来分析党内的思想情绪，认为人们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同时提出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毛泽东说他选了一些供讨论用的题目，周恩来作了补充，意见基本一致。

同日 下午二时，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周惠谈话，并让周惠在湖南省县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上庐山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十分，乘专列离开长沙去武昌。途中同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谈话，内容包括要从困难处着想，学会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钢和粮食指标，公共食堂等问题。

6月29日 晨一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同日 下午，在武昌“江峡”轮上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田家英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在现存的档案材料中，这次讲话，和毛泽东1959年7月2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合并整理为一个讲话记录稿，共18个问题，本书将其内容记在7月2日条中。），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问题。这十四个问题是：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给县、社干部另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和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6月30日 下午一时四十分，乘“江峡”轮离开武昌。晚十一时半，到达九江。同船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等。在船上，曾同王任重、田家英谈话，谈到密植、食堂、农业劳动生产率等问题。

6月下旬 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这首诗的前面，毛泽东写有小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6月 阅新华社六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八八期，写批语：“退江青。此期我已全部看过。第一条新闻，你可以看一看。”第一条新闻是《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的准备工作》。这条新闻说：据记者从煤炭工业部在抚顺召开的现场会议上了解，生产准备不足，是当前煤炭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生产准备落后的原因，除生产成倍地增长，给掘进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外，主要是领导思想上有重采煤轻掘进的片面观点，致使采掘不平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其次，违反技术政策，乱采乱掘，工程质量降低，巷道失修，对生产准备工作影响也很大。

同月 阅李先念六月十一日关于一九五九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情况的报告。对报告中的“今年全国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市场供应方面，不论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情况都是比较紧张的。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这段话，毛泽东批注：“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

同月 阅新华社六月十六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九三五期刊载的第一条新闻《印新处报道印度和尼泊尔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是由印度总理和尼泊尔首相六月十四日在加德满都发表的。对联合声明中的“总理和首相还确信，为了和平的利益以及为了民族的和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受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殖民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应该结束”这句话，毛泽东写批语：“尼泊尔不满印对它的控制，在这里，印度方面似已作出了一种让步，以便拉住尼泊尔。”

同月 阅新华社六月十八日编印的《东南亚和中近东情况》（《参考资料》专辑）第十八期，批示林克：“有两三条日本消息，值得一阅。”两三条日本消息，指《<香港时报>评日本地方选举》、《美报掩饰日反动势力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东京裁判所对砂川事件的判决鼓舞了人民斗争》。第一条消息指出，这次选举结果显示日本保守势力有“退潮”的象征，日本舆论对选举中违法和贿选现象层出不穷极为不满。第二条消息说，《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社论，吹嘘日本反动势力的“胜利”，掩饰其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为美日反动派打气。第三条消息说，《日本新闻周报》发表文章，指出东京地方裁判所对砂川农民为反对扩大美军基地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作出“美军驻扎在日本是违反宪法的”判决，大大鼓舞了日本人民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7月1日 晨，在九江下船登岸，乘汽车上庐山，住180别墅（美庐）。

同日 上午，同林克读英语。其间谈到李白的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和苏轼的诗《题西林壁》。

同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同李先念、李井泉、欧阳钦、赵尔陆谈话。

同日 作《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7月2日8月1日 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称庐山会议。

7月2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杨尚昆出席。会议研究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除在六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十四个问题外，又增加了四个问题，共十八个问题。增加的四个问题是：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协作关系问题；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商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讨论以上问题，然后再开两三天大会，通过必要的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讲话整理稿的主要内容如下：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二、形势。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这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1959年6月22日代表省委在湖南省县委书记会议开幕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的。原话是：“去年的成绩极其伟大，经验教训极其丰富，当前的问题也不少，前途无限光明。”）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这三个问题，毛泽东是合在一起讲的——编者注）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占多数。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今后钢的产量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十、体制问题。“四权”（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1957年以来为改进财经工作的管理体制而下放的人、工、财、商四大管理权限。）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不可过活。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十八、国际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

同日 庐山会议印发《讨论问题》（共十八个问题）和分组名单，分为六个组：华北组，华东组，华中、华南组，西南组，西北组，东北组。华中、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其他五个组的组长分别为该协作区的主任林铁、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欧阳钦。

同日 批示林克：“《草字彙》，清人石梁编，集汉章帝以下八十七家草法。请林克嘱北京搜购一本，送此。”

7月3日 晨一时，阅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这个指示稿说，为了早日缓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央特作如下指示：一、解决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城乡并举组织发展副食品生产。二、必须大力加强郊区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凡是城市郊区都应当为城市生产副食品。三、发展郊区的副食品生产，应当以蔬菜和猪肉为纲，带动其他，全面发展。四、既要发展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副食品生产，又要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畜家禽和进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五、必须做好副食品的收购供应工作。六、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的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实行农工交商四项并举的方针。七、加强大中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丝毫也不应当削弱广大农村的副食品生产。这个指示于1959年7月4日下发。）后，批示：“此件阅过，有所修改，是一个好文件。请先念再打清样，校对勿错。改处有错误时，请先念动笔改正，我不看了。然后送交刘、周、朱、谭震林、彭德怀、胡乔木六同志阅过，交尚昆印发庐山到会各同志，另用电报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勿误为盼！”并为中央起草通知：“中央批准李先念同志领导在上海召开的关于彻底解决副食品问题及手工业问题的会议的报告（李先念的报告说：我们于6月18日到23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在副食品生产方面，会议一致认为，总的方针应当是城乡并举，除了乡村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支援城市以外，大中城市也应当执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手工业生产方面，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庆节至迟年底前，把日用手工业的品种、质量恢复到去年8月以前的水平，数量上则要争取超过。至于手工业的所有制，可以采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大多数维持现状。只有少数单位需要退回到集体所有制，个别的需要退回到个体经营。手工业产品、服务方式、生产过程、所有制都要多样化，才能适合客观需要。在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的同时，对公社工业应当进行整顿。）及代中央起草的指示，现在发给你们，望你们彻底遵照执行。先发副食品指示，后发手工业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指示，于1959年8月5日下发。）。”毛泽东对李先念起草的关于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作了修改。将指示稿中的“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必须实行工农商并举的方针。既要管好工业（这是城市的重点），也要管好农业；既要管好生产，也要管好流通”这段话中的“必须实行工农商并举的方针”，改为“必须实行农工交（交通）商四项并举的方针”，并在这段话后加写：“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将指示稿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肉吃，有鱼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点，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点”这段话，改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起草的通知和上述指示、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晨一时半，对已印发会议的《讨论问题》（共十八个问题）作修改后，批示杨尚昆：“此件再印，换发，原发件收回。”毛泽东这次修改，将题目改为《庐山会议讨论问题》，增加了一个问题——“团结问题”，对原有的某些问题补充了一些内容。修改后共十九个问题：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社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十九、国际问题。

同日 下午，同聂荣臻（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6月改称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谈话。

7月4日 就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七期刊载的《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的材料（这篇材料说：最近有些省市理论刊物公开发表了有关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山西《前进》杂志第6期社论《论社会分工与协作》指出，大跃进中出现了某些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不正常现象，在目前阶段各地区不应强调建立一套工业体系，对待手工业改组要慎重，不能盲目地发展“卫星”厂，不能片面强调人人当“多面手”。广东《上游》杂志第11期发表的陶铸的《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指出，广东经济建设速度1957年慢了一些、1958年下半年又过快了一些，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最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万事仰求人的情况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北京《前线》杂志第12期社论《注意综合平衡，争取不断跃进》指出，现在国民经济出现许多不平衡，需要进行新的综合平衡工作；该刊第11期社论《产品和产值的计划要同时完成》指出，目前某些工业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不是先规定产品计划而后算出产值计划来，而是先订一个产值的数字再去凑产品计划，结果产值计划虽然完成了，产品却不符合需要，完不成国家计划。）（该刊第二至七页）和《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一文（这篇文章指出：1955年至1958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波动较大；1957年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的原因，除了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上一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有些失调；1958年流动资产积累在生产积累中的比重下降，影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近几年来，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以及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不完全相适应；原料工业资源用于基本建设部分的比重逐渐提高，而用于生产部分的比重逐渐下降，只好动用了储备和库存。）（该刊第八至十三页），批示杨尚昆：“第二页起一篇，第八页起的一篇，共二篇，请即印发各同志。这两篇分开印，不要连在一起。”这两篇文章分别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周恩来七月三日送阅的《一个“普通农民”给毛主席的信》及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写的注。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建议将这一封信及记者注印发到会同志。如同意，请批示尚昆办。”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办。这封信反映了中共桐庐县委领导在虚报产量、包产不落实、不顾粮食短缺强迫恢复食堂、不顾耕地情况盲目强调多种番薯等问题上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和虚报浮夸。新华社记者写的注说：具名“普通农民”给毛主席写这封信的，是桐庐县新登公社人人叫好的一个生产队长卞竺生，他最近两年所受的待遇是不很顺当的。他原是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去年下半年改选时，县里没有提他的名，原因是“右倾保守”。最近县里看他去年工作出色，并不是右倾保守的人，所以他又选上了县党代表大会代表。

7月5日 晨，为印发陈国栋（陈国栋，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七月四日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和李先念七月五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写题为《粮食问题》的批语。批语指出：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陈国栋报告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收支计划，上海会议已经作了初步决定（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1959至1960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是：征购商品粮1155亿斤，销售975亿斤。），但是经过我们反复研究以后，觉得销售指标偏大了一些，需要作一些调整。我到庐山以后，听了先念同志传达主席对粮食问题的指示，得到很大启发。报告对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问题和收支计划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征购指标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虽然不小，但是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销售指标九百七十五亿斤则偏大了一些，需要进行调整，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毛泽东的批语、李先念的信和陈国栋的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张闻天六月二十七日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的发言纪要《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发言纪要共四个问题：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问题；二、对于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间路线的问题；三、关于美英对外政策的变化的问题；四、关于总的形势问题。发言纪要说，“在西方许多共同利害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是一致反对我们的”。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一段话：“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甚至是某几个极重要问题上，英美并不是一致对付我们，而是有严重分歧的。例如，打第三次大战问题，英国十分怕打，美国则有一部分人似乎有些想打。例如，英国对苏联较美国为接近，这是因为西德攻击英国很凶，美国挤英国地盘又相当利害的原故。例如，在两个中国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而对于如果美中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话，英国是坚决反对的。”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发言纪要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六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一二四号刊载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各同志。”材料说：据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报告，有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的综合反映的材料，批示：“此件请尚昆印发各同志。”材料说：国家机关各部和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党外人士在听了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解释当前国内经济情况指示的传达报告后，大多数人认为报告做得及时、正确、有说服力，解决了思想问题，相信党和政府的解释，认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是可以克服的。但也有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一）对去年大跃进仍有怀疑。（二）认为去年全民炼钢的口号不正确。（三）认为去年的群众运动有偏差。（四）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速度太快了。（五）对物资出口表示不满意。（六）对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有一些猜疑。（七）对宣传解释工作有一些意见。（八）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疑问。此外，也有人对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缓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章士钊七月三日关于刘柏荣（刘柏荣，原为四川大学教授，后调入四川文史研究馆工作。）未能进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一事的来信，批示：“井泉同志：信三件（指章士钊1959年7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和此前刘柏荣写给章士钊的两封信。），请看一下。回去，着四川文史馆负责人认真处理一下。如无大不妥处，宜予吸收，使其整理所学，较为有益。如何，请酌办。”

同日 下午，游览庐山仙人洞。

7月8日 批示林克：“请找一本袁枚的《子不语》，及《两般秋雨庵随笔》（忘作者名）（《两般秋雨庵随笔》的作者是清代梁晋竹。），交我为盼。”

7月9日 晚八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九时余，在庐山住处会见贺子珍。（1995年，毛泽东的卫士封耀松回忆说：1959年7月1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180号院。在7月5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我算了下，报告主席：“7号、9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号院楼下台阶边。我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编者注）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了主席。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先下去了。我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茶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水静同志说：“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一点，头发有点花白。”送走贺子珍，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又说：“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

7月10日 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以及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关于形势问题，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对这些党内外的议论，我们应该怎么看法？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特别是公布了四大指标，自己设个菩萨自己拜。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他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关于总路线，他说：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关于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他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站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人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得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的确在跃进中有很大的虚名。关于片面性问题，他说：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中央和地方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好的。他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关于报酬问题，他说：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革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建设也要有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关于宣传问题，他说：什么时候转，如何转，还要讨论一下。有人提出上海会议是一个机会，可以转，但那时指标很难说，改了还会被动。是否这四个指标索性就不讲，明年腰杆子硬起来再说。实际工作上我们逐步采取措施，取得主动。

同日 指示由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庐山会议纪要（后定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编者注）。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全省整社算账工作已基本上结束。通过算账，落实了公社的管理体制，进一步体现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政策，改进了干部作风，更加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整个农村呈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出现了新的生产高潮。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农业部党组六月二十九日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予以讨论。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夏粮播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一亿二千多万亩，使夏粮总产量受到影响，全国小麦总产量预计七百亿斤，加上夏季杂粮产量，共约八百五十亿斤，这个数字与一九五八年夏粮的实产数相等或略多一些，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约百分之五十，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够连续跃进。力争一九六〇年小麦总产量突破一千亿斤大关，争取一九六〇年油菜籽产量三千六百万担至四千五百万担。要求各地把今年秋后播种冬麦、杂粮、油菜籽的计划确定下来，面积和产量都要落实到包产单位。当天，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三十日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现在全省城市和农村共有常年性的公共食堂二十八万多个，每个食堂平均一百六十二人，大部分地区食堂的规模是适宜的，一部分规模较大的还在继续调整。现在，除伙食供给制和粮食供给制以外，有一部分基本核算单位采用了半伙食供给制、半粮食供给制和工资加照顾等形式。报告列举了食堂的八条优越性和提出进一步办好食堂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陆定一报送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目录草稿和他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陆定一信中说：县级主要干部读的三本书中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现已编好目录草稿。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二万三千字，第二方案三万二千字。现将两个方案的目录草稿送上，并附“党的总路线”，“刘少奇同志论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论党的群众路线”三段文字。建议发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

7月11日 晚上，同周小舟、周惠谈话，其间李锐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主要有：（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周小舟等向毛泽东反映他们感到有压力，会议中有人不愿多谈多听缺点。他们建议将现在按大区划分的编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编组，利于交流情况和意见。毛泽东表示接受这个意见。）。（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干部会像蒋干一样抱怨，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7月12日 下午，到庐山水库游泳。游泳后，同王任重一起回到住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唱的那首小曲，是《红楼梦》的主题歌。

7月13日 晨，就起草庐山会议纪要的有关问题，致信杨尚昆：“五人起草小组，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同志，成为十一人小组，先议两天，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1959年7月15日下午的大区区长（即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后来是由刘少奇、周恩来主持召开的。），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十一人小组起草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此信收到，今天上午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到会，看此信，请他们二人加以考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立即施行。”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名干部七月四日关于山东日照县农村情况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来信说：山东日照县去年的“共产风”刮得不大，大跃进使这个县的面貌焕然一新。去年农业大丰收，家禽家畜也大量增加。目前群众的生产劲头很足，已掀起了夏季生产的高潮。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生产小队都经营了不少菜园地，充分供应社员的需要（食堂食用）外，还可以出卖一部分。夏收后，绝大部分生产小队实行伙食供给制，食堂没有垮台，但也有个别的办得不够好。这里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直到现在还没有分给社员自留地。（二）夏季口粮还未全部分配到户，不少地方是分到食堂。（三）群众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但对长期吃不上肉不满意。（四）县、社干部认为现在的文件、会议太多，没有时间下基层，学习时间很少，无法提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7月14日 下午，收到彭德怀本日写的来信。

同日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这个文件包括十二个问题：一、关于形势和任务；二、读书；三、宣传问题；四、综合平衡问题；五、群众路线问题；六、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七、体制问题；八、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九、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十、过日子问题；十一、公共食堂问题；十二、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随后会议对这个文件的讨论中，意见较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有的认为成绩讲得不够，有的认为缺点讲得不够。

7月15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七日关于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会议的报告，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印发各同志参考。”在报告中的“这次会议上，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除各按系统制订计划外，又随时进行互相衔接，综合平衡”这句话中的“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后，批注：“（毛注：各地都应当这样做。）”报告说，为了迅速改变目前市场供需关系紧张的状况，我们最近召开了县以上工农商交四个方面人员参加的市场问题会议，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基本上解决了工农商交各个方面在会上暴露的各自的和相互间的矛盾，明确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二）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根本关键在于增加生产，增加商品的供应量。因此会议用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来落实工业生产计划、农副业生产计划、商业收购计划和交通运输计划。在落实计划中，一是抓思想认识的提高，一是抓综合平衡。（三）我们相信只要上上下下、工农商交各个方面都能认真执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加生产和商品供应量，压缩社会购买力，改善经营管理，目前市场紧张的状况，在不要很长的时间内，是可以基本上缓和下来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16日 为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来信拟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于十七日发给与会者。彭德怀的信分为两个部分，“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和“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着重讲了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信中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彭德怀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他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信中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同日 晨六时，就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至于各区省委书记，是否也应有一部分人（例如一半或三分之一），也照此样，改入他区，以广见闻，请你们酌定，我无定见。是否由你们找各大区区长及中央少数同志，座谈一下，以利决定？谈一个钟头就够了。”

同日 晨七时，关于请北京的彭真等来庐山参加会议，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若干部长，三委（指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或以在京二把手顶住几天。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陈云因病没有出席庐山会议。）此点亦请酌。”

同日 下午，刘少奇、周恩来召集协作区主任开会。刘少奇说：下午政治局常委碰了头，决定把小组重新编一编，把原来的按地区编组改为混合编组，编为六个组。（在1959年7月16日印发的分组名单中，第一组组长林铁；第二组组长柯庆施；第三组组长陶铸；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第五组组长张德生；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同时中央已通知北京再来一些人，把会议提出的这些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大家可以按会议纪要草稿来提意见，把问题展开来说，取得思想一致。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总的来讲，我们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的估计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偿失，应该承认这一点。二、总的来讲不能泄气，要鼓干劲。当然有一部分气要泄，一部分基建项目要下马，这就要泄气，这部分气非泄不可。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四、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刘少奇在会上说：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同日 阅兰州军区政治部七月十日转发的骑兵第一师六月份政治争取工作的简要总结，批示：“彭德怀同志：此件好，应发各剿匪区照办。特别是昌都区极需要此种作法。如同意，请交尚昆办理。”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班玛地区六月份的政治争取工作，阵势大，力量强，取得了较大战绩，叛乱武装归降与日俱增，干群信心越来越大。二、政治争取工作，除宣传和体现党的政策外，还注意对叛乱武装施加军事压力，以利政治争取；同时争取反动头人投降，加速瓦解叛乱武装。三、在执行党的平叛政策上，还存在着部分干部对党的关于投降人员不杀、不判、不关、不斗、不咎既往、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有怀疑，对投降人员看法不正确，以及对待俘虏与归降人员的界限分不清等问题。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总结转发给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西藏工委并兰州、成都、昆明、西藏军区党委。

7月17日 下午五时，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讲了现在实际上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他还谈到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好。当田家英汇报四川省搞过分密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谈话后共进晚餐，至晚十时结束。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六月三十日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和周仁山（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六月二十九日关于边境工作的意见给西藏工委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各同志一阅，可以知道一些西藏的情况。”西藏工委的报告说：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息叛乱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而召开的，同时要对当前农村工作、牧区问题等方面的若干政策作出决议，然后公布执行。开会前张国华已同班禅、阿沛等开了四天小会，并进行了个别谈话，就若干政策原则反复地充分地协商。班禅等都同意西藏必须进行改革，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他们反映了不少具体情况，提出了若干意见，也讲了不少心里话。通过交谈和酝酿，最后在政策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给大会通过决议打下了基础。周仁山的报告说，他与江孜、日喀则分工委一起召集有关干部研究了边境问题，大家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边防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控制，打击叛匪，稳定群众，缓后一步再考虑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对黄克诚七月十三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拟题为《黄克诚同志一个建议》，批示：“印发各同志。”黄克诚在信中说：第一机械工业部管的工业生产品种太多，任务太重，我感觉确有顾此失彼之趋势。为减轻一机部负担和二机部有事可干，我建议把航空工业和无线电工业两部分交二机部管。毛泽东的批示和黄克诚的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彭真、黄克诚等到达庐山。

7月19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五期刊载的《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的材料，将题目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这个材料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干部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些看法：一、否定去年大跃进。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二、工业跃进了，农业没跃进。认为“工农业没有并举”，国家“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三、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跃进。特别是对“以钢为纲”的方针有看法，认为炼钢算政治账可以，算经济账就不行了，其害处是：影响了秋收，影响了工业生产，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四、认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七月二日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的报告，将题目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或有不同的看法。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由中央或外交部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作统一的说明和解释。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话，让起草小组按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修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刘少奇说：不少人对成绩讲得不够有意见，那就多加一点，讲充分一点。但缺点一定要讲透，要讲得深刻一些，更有说服力一些。

7月20日 晨，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同日 下午，由王任重、杨尚昆陪同到九江下水游长江，晚八时回到庐山。途中，王任重向毛泽东谈了会议讨论中的一些情况。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林铁、张德生、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开会。毛泽东讲了不要怕别人批评的问题。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关于这次会议，王任重1959年7月20日日记的记载是：“晚上主席召集区长们开会，又讲了不要怕批评的精神。但是柯老和井泉已经感到有压力，有些紧张，对彭总的意见感到严重。”）

7月21日 阅彭德怀七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七月四日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国防工业的发展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原材料的数量、品种、规格的保证问题。形成原材料紧张的原因，主要是金属材料数量增长快而品种发展慢，非金属材料在数量与品种方面都较薄弱。因此，我们建议国家的原材料工业在继续提高产量的同时，挪出一部分力量，积极发展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提高质量，弥补空白。在基本建设上同样要贯彻大、中、小企业结合的方针。只有加速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供求矛盾。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李富春七月二十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商业计划局七月九日《对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市场形势的估计和一九六〇年的展望》的报告及附件《关于明年的购买力与商品供应问题的试算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并应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在中央发出六一指示和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业生产会议之后，市场全面紧张的状况即逐步停止发展。现在压缩机关、企业、团体的购买力已见效果，商品供应状况开始好转。（二）明年的市场情况决定于今年的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的全局是好的。这样明年粮食有可能避免出现类似今年上半年的那种过分紧张局面，但棉、麻等轻工原料的供应估计仍比较紧张。副食品、手工业品的情况则会比今年大为好转。（三）对稳定今明两年国内市场的几点建议：1.大搞野生植物和代用品的采集、收购工作。2.充分地合理利用废次钢铁。3.继续抓紧进行副食品的增产工作。4.继续提倡节约。5.继续控制社会购买力。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及附件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讲了十三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是看到的。二、想讲一讲缺点。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点，我讲多一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记录》上讲的三点（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中所说的大跃进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1）国民经济发展的某些比例失调。（2）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3）命令主义作风和虚夸作风的发展”。）我也同意，但可以具体一些。三、缺点产生了什么后果？指标太高，要求太急，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发生了经济上一系列的问题。“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强迫命令、浮夸虚报所造成的损失也相当大。四、对缺点的估计。同意《记录》所说缺点是局部的，暂时的，有许多是难免的，纠正得快。但是纠正缺点，把比例调整好，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东西还看不到。还有决定是很正确的，不一定一下子贯彻得好。五、缺点产生的原因。同意《记录》的意见，主要是缺乏经验。作为研究总结经验，就不能以此为满足，重点应该是从思想作风、思想方法上去寻找原因。六、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问题。好大喜功是好的，但也要合乎实际，否则欲速不达，好事变成了坏事。定指标不能凭愿望，想当然。一千三百万吨钢的指标是否行，我看也还有问题。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是对的，但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光挂帅不行。要会算政治账，一定也要算经济账，这是统一的。八、关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现在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意见，取消吃饭不要钱，扩大社会保险。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贯彻不了。九、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说服不能压服，要欢迎提反面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光是不怕杀头不行，问题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当权的政党，不要怕没有人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十、缺点讲透很必要。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不必讲，这不对。深刻的经验要严肃对待，认真总结，缺点经常讲，印象才会深，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不会的，因为人家不服。十一、光明前途问题。这是不成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主席讲“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对其中的“问题不少”一句要特别重视。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个别的说法，说多一点说少一点关系不大。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个问题不说更好一点。他说“把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一个时期，这样讲问题不大。十三、大跃进的成绩与缺点问题。成绩与缺点是客观存在的，说多说少，关系不大。我讲的缺点较多，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并非怀疑派。

7月22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半，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七月九日报送的阿里分工委关于接管原噶本各级政权工作的综合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读后可以知道西藏极西部阿里地区一些情况，很有益。”报告说，阿里地区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解散和接管了原噶本政府和四个宗级政权四个世袭本堡。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3日 上午八时，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话坏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即“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同“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被称为“四大自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宣扬和期待的一种新世界的秩序。）。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共产风”。对“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他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说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要听人家的意见。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毛泽东说：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毛泽东说：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食堂，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食堂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不可不散，不可多散。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指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赴河北昌黎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组。在反右倾运动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平反。1961年4月3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1959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他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去年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计委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着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当然，也不要太急，太急了也不行。毛泽东说：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中级党校的那些意见就是驳。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还有总路线，是虚的。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没有完全失败，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搞六百万吨，我是全国搞一〇七〇万吨。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

同日 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修正草案）》的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批示：“立即印发。”二十二日，彭真主持讨论这一部分稿子，会上有三种意见：一、认为缺点错误没有讲透，还要增加分量；二、认为缺点讲得多了，成绩讲得不够；三、认为这个稿子差不多了，个别文字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7月24日 审阅修改七月二十三日印发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修正草案）》的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批示：“退胡乔木同志。应安题目（修正草案的“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共讲了6个问题，只标出一、二、三、四、五、六的序号，没有题目。）。”在修正草案讲到全国职工人数由一九五七年底的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底的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增加过多过猛之后，毛泽东加写：“增加的职工中约有一半人需要返回农村去”。在修正草案讲到我们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已经着手解决，一部分问题已经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之后，毛泽东加写“一部分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修正草案中的“过早地否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一句前，毛泽东加写“许多同志，主要是公社干部”。修正草案中说“现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产生的缺点经过整社、算账，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毛泽东删去“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

7月25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开会。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既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动摇的人还不是右派，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会后，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批评秀才们这次表现不好，点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名字。毛泽东还让胡乔木将《议定记录》修改出第三稿。

7月26日 上午，同林彪谈话。

同日 对李云仲六月九日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来信（李云仲的信是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围绕当时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作风问题，谈了6个问题。（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办水利当然是好事，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在水利建设高潮期间，似乎造成了一种气氛：认为在短期内，不管条件如何，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也没有问题了。以钢为纲的方针是对的，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实际上不是以钢为纲，而是以钢为一切。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人民公社运动无疑是一个方向，是解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问题是要根据客观条件逐步地向前发展，而去年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所有制问题上，可能是跑得太快了，其结果是“一平、二调、三抽款”。去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达1900多个，为第一个五年的两倍，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由于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已一减再减，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看到这些浪费和损失是很痛心的。由于到处都大搞钢铁，大办各种工业，大搞各种基本建设，去年职工增加了2100万。总之，这些方面不能发挥效果的社会劳动花费得太多了，我觉得这就是目前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虽然您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已提出警告，要防止冒险主义、把气体压缩成液体，等等，但目前还有许多认识问题和一些实际工作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此，可否考虑在党内，在一定的会议上，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五）关于体制问题。（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写长篇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批语指出：“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毛泽东的批语和李云仲的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7日 上午十时半至下午三时二十分，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开会。

同日 阅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七月二十日关于岸信介（岸信介，当时任日本首相。）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我想请同志们看一下岸信介的话。他说：‘在完成长期计划当中，中国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固然也存在着困难，但是鉴于目前的成就，人们必须说：中国的远景并不是不顺利的。’（岸信介的这些话是他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说的。）怎么样？这个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我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不是说得相当正确吗？他比我们的一些悲观主义者，泄气主义者，就对同一事件的评论这一点来说，不是还要好一些吗？”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周恩来七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国务院秘书厅党委办公室七月九日编印的《秘书厅学习简报》第二十五期。周恩来附信说：“这是一个需要印发给大家看看的材料。送上请考虑。”毛泽东批示：“立即印发。”简报说：近两周来，我厅多数单位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紧急指示过程中，自由议论的空气较前大为活跃，议论很多：（一）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所有制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不太适应，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适应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吃饭不要钱也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二）“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小土群”可以不搞，一〇七〇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一〇七〇万吨钢的指标是领导上主观主义地规定的，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份简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一九五九年七月编印的《思想动态》第三十期刊载的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的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材料说：有近半数的学员对目前工作中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根据上级指示自上而下从主观愿望出发搞起来的。二、人民公社建立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有人虽然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适时的，但又认为全国公社化是快了。三、认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提出在农村普遍发展人民公社，是“心血来潮”。四、有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和省、地委应负责任；有人认为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应由下面干部负责；有人认为中央、省委有错，下面也有错。五、有人认为公社化后商品生产不应扩大，而应逐步缩小；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提得过早了，应该取消；公共食堂不是共产主义因素，害多利少。六、有人认为实行三级所有是纠偏；有人认为实行三级所有制是使人民公社倒退，权力下放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份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8日 上午，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出席，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列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晚上，刘少奇、周恩来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传达中央常委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

同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同彭真谈话。

同日 关于编印逻辑学论文集一事，复信康生：“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姜椿芳，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指姜椿芳等编辑的《逻辑学论文集》第1至6集。）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7月29日 晨七时四十分至上午十时五十分，在庐山住处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黄克诚自述》说：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讲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们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与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呢？我提了“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是从何谈起呢？周小舟也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主席又把话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

同日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罗瑞卿、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张德生、林铁、曾希圣开会。

同日 下午二时，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商量一件事，关于是不是召集一次中央全会的问题。现在的人数，正式中央委员已经超过一半了，候补中央委员较多的没有到。庐山会议开了一个月了，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性质。我们想做两件事，就在这一次求得解决。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在上海的时候，有几位同志就建议改，那个时候许多同志觉得暂时不宜改。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改也改不彻底，一直到六月间，在北京，才定下一三〇〇万吨钢这个数目字来。武昌会议定的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因为有这两个问题，所以是不是就在这里召集一次中央全会。如果开的话，七月这个会算是一个准备。至于文件，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编者注）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但是我想建议，要准备能够发表。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还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有些同志发议论，觉得民主不那么够，有些问题扯得不充分，我看这个议论是有理由的。我倒是想民主搞够一点。有些事情没有充分议，的确有问题。以为没有问题，实际上有问题。这一次就应这些同志的要求，在七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在八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恐怕是大会小会两种方式。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决定？没有意见就作为通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他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你们在小组会上讲过一些错话，当然人家就批评你们，但是不要紧，紧张一下有好处。

同日 阅胡乔木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三〇期刊载的《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和第二八三一期刊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三篇材料，批示：“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内部参考》第2831期还以《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为题，刊载了中央社7月22日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纽约时报》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在《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看来，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八月一日，又批示王稼祥：“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材料中说：苏联《真理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了赫鲁晓夫七月十八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公社问题，他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三篇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30日 上午十时十五分，同周小舟谈话。

同日 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四时，在庐山住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彭德怀、贺龙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八月一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会议继续举行。这两次会议，从彭德怀过去的表现谈到他这次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他的世界观等。毛泽东说：我同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彭德怀的信是要修正总路线，锋芒是攻击中央；彭德怀有野心，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就出在这里；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还说，现在讲的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一下子改不可能，慢慢改。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也对会上谈到的某些问题说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会上发了言。林彪发言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在两次常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都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留下来，同他们谈话。（关于两次会后毛泽东同黄克诚等4人谈话的情况，《黄克诚自述》中说：“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7月31日 下午五时，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开会。六时起，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曾希圣参加会议。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报送的鞍山市委七月二十五日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鞍山市委的报告说：自七月十七日开始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扭转当前钢铁生产下降局面的指示以来，鞍钢的绝大多数厂矿党委已经紧张地行动起来，群众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生产情况也随之趋向好转。为了保证完成八月份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和节约指标，目前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一）继续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彻底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大干苦干巧干，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季度计划。（二）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目前着重提高技术水平，精简企业多余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三）继续抓紧解决原料、材料问题。（四）采取紧急措施，解决铁路运输暂时中断后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8月1日 晚上，致信周小舟：“‘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丘迟，南朝梁人，官至司空从事中郎。善诗赋文章。陈伯之，南朝梁人，曾为北魏平南将军。梁北伐，丘迟写信劝陈伯之归梁。陈后官至通直散骑常侍。）。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朱鲔，东汉初人。刘玄称帝后，被任为大司马。曾劝刘玄杀刘秀之长兄刘演。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喋血于友于，张绣（张绣，三国时董卓部将。后降曹操，不久又反袭曹操，曹军败。曹操征袁绍时，张绣再度归降，在官渡力战有功，任破羌将军。）剚刃于爱子，汉主（指汉光武帝刘秀。）不以为疑，魏君（指曹操，去世后追尊为魏武帝。）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七月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六十期刊载的《广东省委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的材料，批示：“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印发各同志。各省、市、区情况如何？是否同广东相似？你们注意了这个问题没有？你们是否认为广东省委的措施是适宜的？广东的措施是：关于农村副产品，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你们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照我看，是适宜的，你们以为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请你们回去研究施行。”材料说，广东省委最近批转了番禺公社党委《关于当前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已经收获的农副产品，产量比去年大为增加，可是作为商品的部分少得可怜，有些产品原来商品程度很高的，现在也变成自给的了。这一现象是由于农村公社采用了产品直接分配的方法，供给部分比例太大。毛泽东的批示和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并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和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中，应注意：一、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二、适当限制供给部分，逐渐增加工资部分。三、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8月2日16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七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七十四人，列席会议的十四人。全会编为六个组：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60年10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华；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代组长曾希圣，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甘泗淇，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9年9月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1960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9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黄火青，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

8月2日 下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会议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他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第二，是路线问题。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认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开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现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七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至于开会的方法，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着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末，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改，要给一条路走。对于一个同志，要加以分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从分析中看出，这些同志还是有希望的。犯了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一个改，一个不改，一个能够改正，一个不能改正。所谓看者，就是看他改不改。所谓帮者，就是帮他改。犯了错误，要有一个等候的时期。你不等候，强迫人家马上就接受，不可能的，而且要有材料才能说服。谁人没有一点缺点，谁人没有一点错误？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能够改变的。要有这个信心，不能改变的是很个别的。要努力，要有好心帮他们。批评的时候，对于错误的东西要无情，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那种比较粗的办法。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总的方向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辩论，大鸣大放大辩论。两个议事日程：一个改指标的问题，一个路线究竟正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一条路线的问题。请同志们讨论这两个问题。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

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找错误、缺点。确实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缺点，已经改正了，他说改正了不算，还要再改。他们抓住那么一些东西，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领导机关错误。是否如此，需要讨论。我们七月这一个月的庐山会议大体经过就是这样。会议结束后，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和会议各组的正、副组长开会。

同日 全会开会前，写信给张闻天。说张闻天“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找出的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又说张闻天是“旧病复发”，“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要他“痛改”。

同日 审阅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草案第二次修改稿，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胡乔木：“有一点修改，请你们斟酌。”

同日 阅周恩来八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切实抓紧和妥善安排今后五个月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运输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批示：“照办。”决定说，中央在六月十三日批示下达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的预计数字，是比较落实的。把这些数字变为实际，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的继续跃进，而且对今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决定对今后五个月的钢材的生产和分配、基本建设、工业生产、运输、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七月三十日关于抗旱保苗情况的简报和湖北省委七月二十八日关于抗旱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各同志。今年旱区达五六省，情况严重。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的伟大的抗旱斗争，已经起来。吴冷西同志：各省旱情及抗旱斗争，请令新华社如实报道，鼓干劲，一定要把抗旱抗到底，人定胜天，争取丰收。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情绪。”

8月3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 关于庐山会议简报上应一律称同志问题，致信刘少奇等：“少奇、恩来、彭真、尚昆同志，各组组长同志：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

同日 将周小舟八月二日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周小舟的信中说接到了您一日夜的信和《丘迟与陈伯之书》。他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表示希望经过这次深刻教育之后，坚定地站稳立场，改造思想，进一步把工作做好。毛泽东的批示和周小舟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将张闻天八月三日的来信和检讨，批示印发各同志。张闻天的信中说：“你八月二日的信，我读过了。”“我伏案而作自我检讨，长约万言。今特呈上，务请多加指点。”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及检讨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4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谈话。

8月5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八月四日夜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初稿，批示：“退恩来同志。有一点增补。”毛泽东在公报初稿中讲到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之后，加写：“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若干缺点，估计过于严重，而对于人民的伟大成绩则估计不足。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都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

同日 晚八时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出席。

同日 晚十一时半，审阅刘少奇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克服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据吴冷西回忆，这篇社论是根据刘少奇的意见起草的。），将标题上的“松劲”改为“右倾”，并批示：“即送吴冷西同志。如六日来不及见报，七日见报也可。”刘少奇在附信中说：“此篇我看可用，请审阅修改后退冷西同志。”社论说：抓紧八、九两个月，进一步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在一部分干部中新近抬头的右倾情绪，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这是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经济战线上当前的迫切任务。为了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继续跃进的计划，必须坚决地批判和克服右倾情绪。任何畏难、松劲、泄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是非常有害的。这篇社论在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七月一日整理的《平江谈岑公社稻竹大队食堂散伙和恢复情况》的材料。毛泽东将这个材料的题目改为《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并批示：“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材料说：稻竹大队六月初有六十三个食堂，后来解散了六十一个。二十来天后，又都恢复起来，办成了八十九个食堂。散伙的原因是：群众对食堂议论纷纷，有的要办，有的要散；干部一方面认为办公共食堂是方向，但又看到食堂存在很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觉得散了是否会好一些；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口粮紧张。后来食堂又全部恢复，原因有三：（一）部分社员提出要办。（二）有的生产队长、作业组长感到食堂解散后，生产难于统一领导。（三）县委对解散食堂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七月四日报送的阜阳地委七月二日关于修建临淮岗水库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此件应抄一份给吴芝圃同志。”阜阳地委的报告说：临淮岗水库修建在阜阳地区的颍上县境内。阜阳地区要求水库的蓄洪水位最低是二十七点九公尺，而其上游的河南省淮滨县提出蓄洪水位不能超过二十五点三公尺，淮滨县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水利电力部决定推迟修建工程是没有理由的。对于淮滨县所受的损失，我们建议，一可以圈圩改种，二给予适当补偿。十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给安徽省委并河南省委的指示中指出，临淮岗水库工程问题，在庐山已经初步谈过，最近水电部又召两省同志交换了意见，对修建这一水库并使之具有相当防洪能力，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争执的是水位如何确定的问题。为不耽误工程进行，我们同意安徽省可以在今冬按原设计修建控制水闸，并留出扩建的地方。在蓄洪水位未达成协议前，土坝坝顶应不超过二十五公尺。

8月6日 晨，对《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第二稿，作个别文字修改后批示：“退恩来同志。有一点修改。”后又对周恩来八月七日报送的公报第三稿作修改，在公报稿的“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若干缺点，估计过于严重，而对于人民的伟大成绩则估计不足”这句话后，加写：“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并批示：“周看后，尚昆办。”

同日 上午，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批示：“即送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三同志：加了一段，认为有必要，不知你们以为然否？请你们讨论一次。有小部分的分析及字句，与（四）节重复，如何调整一下，亦请斟酌。”毛泽东加写的内容是：“（三）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农村尚有例如自留地一类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尚有私人活动的小型自由市场。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尚未改造完成。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离彻底消灭还很远。他们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一些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一些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一些是动摇成性的分子。除了第一种人之外，后二种人，他们虽然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自觉地代表资产阶级说些胡言乱语，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猖狂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只要双方善处，不走绝路，政策恰当，我们又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重新合作的。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注意看大势，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阶级最后消灭的时候。”在八月六日之前，毛泽东对这个决议草案，曾作过一次修改，主要是在原第三节的“犯错误的同志如果只是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不在实际上揭露错误和改正错误，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这句话后，加写：“这种党内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范畴的，因此必须坚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编组问题。决定将六个小组改编为三个临时小组，即：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代组长曾希圣，副组长廖鲁言；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每个组五十余人。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彭德怀在第四组，黄克诚在第五组。从八月七日起，小组会议按临时小组的编组进行。

同日 阅胡乔木八月五日报送的《经济消息》刊载的四篇材料：《苏联专家近来的一些表现》（《苏联专家近来的一些表现》一文指出：近来许多苏联专家对我党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表示热烈拥护，他们感到最满意的是各地注意了生产指标的落实和提高产品质量。许多专家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积极，提出的建议也比过去增多。现在心情还不大愉快的是要“下马”的某些基本建设单位的专家。）、《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一文说：7年前曾被称为“穷棒子社”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去年和其他农业社合并成建明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和生活都搞得很好，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这个公社的农副业生产一直稳步上升，远因是合作化以来，当地党组织一直坚持了勤俭办社的原则，逐年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添置了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近因是当地党组织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作踏实，坚持了群众路线，挡住了“共产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鼓励私人养猪，办好食堂，实行“以人定量、节约归个人”的办法。以王国藩为核心的领导骨干一直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遇事找群众商量，向上级请示。）、《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一文，介绍了中共长沙市委最近对郊区临福公社各阶层的政治思想情况所作的调查，指出目前农村中说“闲话”较多的是一些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真正反对我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但他们人数很少；占农村人口最多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是衷心拥护党，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明年重工业方面要多搞些什么》（《明年重工业方面要多搞些什么》一文，介绍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些工作人员最近在研究明年计划时，对调整重工业内部比例关系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应当少增产铁和钢，多增产钢材；多进口石油和橡胶，多搞些这方面的基本建设，少搞些消耗石油、橡胶的机器和车辆；应多注意发展基本化学工业（三酸两碱）。）。批示：“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四篇材料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写信给刘松林（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7年9月底至1961年8月，刘松林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见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8月7日 晨五时，关于起草和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决议等三个决议，致信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增产节约决议初稿写好了没有？不要字斟句酌，有了一个轮廓就可印发常委及你们三人，看一下，提些意见，再改为第二稿，最后改第三稿，那就是字斟句酌的阶段了。我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初稿，请即办。八月八日，以一天时间改成反右倾机会主义那个决议，主要把我写的第三节，同第四节不调和的地方，改得协调起来，八日晚上交我看。以上两个决议，九号就要印发给一切同志付讨论了。你们则以九日十日两天时间转到写第三个文件，即写关于彭张错误的决议，十日下午交给我看（初稿）。时间紧了，要加紧工作。以上即照办，为盼！”

同日 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十分，同彭德怀谈话。（《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日记）一书中说，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时，谈了世界观、思想方法等问题。彭德怀提出不再干军事工作，毛泽东说我也在考虑这件事。王焰主编的《彭德怀年谱》记载：谈话后的当天晚上，彭德怀要秘书帮助他写一个辞掉国防部长、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信。）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曾希圣、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 阅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稿，批示：“退彭真同志照发。”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物力和财力。请你们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这个指示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团中央。

同日 阅中共江西省委中级党校关于学员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分歧是如何统一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我们谈论的江西党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大问题的辩论，现在已经解决了。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青天。庐山会议上辩论的情况，和江西党校何其相似？江西党校持否定态度的在八十二人中有六个人，我们这里也是五六个人。我们这里持肯定态度的人比江西党校多得多，持模糊态度的也比江西党校较少，这两点是不同的。两处辩论的问题全然相同，都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阵线也相同，都分左、中、右。同志们可以看一下。报告写得好，一气可以读完。请同志们学江西的样，在省地县三级分批举行，一律照此大辩一场。时间秋季好，冬季好，春季也好，每一批时间两个月，读书与辩论并行，作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定有极大利益。”报告说：党校学员关于人民公社的分歧认识暴露以后，我们认真分析了产生动摇的原因，决定采取辩论、读书、辅导、总结的办法，强调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学员们的思想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全体学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持肯定观点的人更加坚定了，模糊不清的人清醒明白了，持否定观点的人没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和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8日 审阅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二十份，发常委，彭真，伯达、稼祥、乔木，七个大区组长及曾希圣。”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草案，批示胡乔木：“此件好。有一点修改。即交尚昆印二十份，分发常委、彭真、起草小组、各大区组长，征求意见。”决议草案在讲到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市场供应比较紧张处说“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地开始了逐步的好转”，毛泽东将其中的“已经迅速地开始了逐步的好转”，改为“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还将有更大改变”。决议草案中说“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松劲情绪，为夺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毛泽东改为：“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机会主义情绪，并且坚决打击这类分子的破坏活动，为夺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

8月9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宴请本日到达庐山的胡志明（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兼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杨尚昆参加。宴会结束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谈话。

同日 晚上，同林彪谈话。后同周惠谈话。

8月10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八月四日关于张恺帆（张恺帆，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错误处分。1962年6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同志问题的甄别结论》，决定撤销1959年9月19日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取消对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工作的错误处分，恢复党籍、名誉、原职务和原级别。在原来宣布、传达的范围内公布。同年7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给安徽省委并省委监委的批复中说：“中央同意你们对张恺帆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在无为县下令解散食堂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他和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安徽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无为县委八月一日给芜湖地委并报安徽省委的报告说：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四日到无为检查工作。九日下午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队检查工作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到七月十五日，全县的六千零六十九个食堂即一风吹散，还有一百二十个食堂坚决不散。毛泽东的批示和安徽省委的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九时，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开会。十时起，柯庆施、李井泉、曾希圣、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参加会议。

8月11日 上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间是没有解决的。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我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历来都是这样。问题为什么要从这里谈起呢？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就限于政治问题，就不讲世界观了，而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世界观。我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说犯错误的同志，比如彭德怀同志，我就感觉到，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是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实际上他们是党内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同盟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是积极的，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是仇恨的，对蒋介石是仇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比如“共产风”、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价值法则，还有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引起城乡各阶级紧张。这大为教育了我们的同志，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这是个大学校。在大跃进中，放了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了许多这些东西，势必要走向反面，浮夸之风就走到实事求是。果然，现在你看还吹没有？我们报纸上那个“卫星”就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钢三千万吨，两千万吨，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这三个阶段，对于我们中央和地方做工作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因此，我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国防部和军委的工作了。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工作是要改的。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是赞成开的，请你们去研究一下。大概顶多开两个星期就够了，或者开十天，不要开长了，不要像去年那么久。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不然没有证据。这个决议，大体上就是我先前讲的方针，无非是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这个党没有危险。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通过的，我代表常委会说话。我建议，我们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是神仙会议，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评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估计到那些同志们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他们从来不提出团结这个口号的，我所以在三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上提出团结问题，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人抓这个旗帜。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我们要估计到他们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首先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因为我们这个会开到今天四十天，从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德怀同志讲过：难道我们三十一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这个关系应该继续下去，应该搞好，而不应该在这一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头，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样，就必须要搞两条：一条叫做批判从严，一条叫做处理从宽。这个处理从宽，并不是一点职务都不变动。必须满腔热情帮助他们，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他们最近这几天有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我要喊一句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同日 下午五时，同周小舟谈话。十二日晨六时，致信周小舟：“昨谈甚快。请你将昨日所谈全部情况和意见，用书面形式写给我。希望今天能送给我，不然，明日送来也可。交我的秘书高智同志。”十三日晨二时，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十四日，毛泽东批示将这封信印发参加全会的各同志。

同日 阅胡乔木八月十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的标题，最后定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草案）》。），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有点小的修改。”毛泽东将草案中的“他的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方法”一句，改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

同日 审阅彭真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稿，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送彭真同志即办”。通知说，为了传达讨论和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其他决议，中央决定八月十八日起在北京召集军委扩大会议。通知要求各军区、军种、兵种、直属院校党委，于八月十四日前将出席此次会议的人员名单报总政治部审核批准。

8月12日 上午八时半，同江华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同彭真、谭政、萧华谈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问题。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谈次日会议安排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列席。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八月七日关于辽宁省今后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意见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各省应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一个较长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计划。辽宁省这个意见书，可供各省、市、自治区参考。”报告说：根据我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应当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大力挖掘企业潜力，更好地支援全国，并在此前提下，逐步扭转国民经济中某些不协调状况，使之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一）大力发展农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增加化肥、农药生产。（二）我省重工业比例特别大，今后除自然增长和补缺、提高以外，冶金、机械、重化工、建材这四个行业，一般不再扩大生产规模。应注意加强煤炭、电站等先行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三）根据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可能，积极发展轻工业。（四）搞好城市建设，大力解决各城市严重缺水问题，适当发展城市煤气工业，注意有步骤地改善人民的住宅、医疗等生活福利问题，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五）大力发展水产事业。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八月九日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情况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报告说：昨天上午接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晚上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为贯彻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一、立即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组织学习，对消极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二、在正在召开的全省基本建设会议上传达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并部署下半年特别是八、九两个月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三、召开全省工农商学兵各个战线全体职工参加的广播大会，进一步动员群众鼓足干劲，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高潮。四、派检查团到各地督促检查和帮助工作。大力提倡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13日、14日、15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十三日，张闻天、彭德怀作检讨。十四日，黄克诚作检讨。十五日上午，彭德怀、黄克诚再次作检讨；下午，张闻天再次作检讨，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8月13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 阅周恩来八月八日报送的中共农业部党组八月四日关于抽借各省排灌机械支援紧急抗旱的报告和商业部党组八月七日关于支援抗旱、防洪工作的报告。对农业部党组的报告批示：“已阅，退总理。”对商业部党组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退程子华同志。”商业部党组的报告说：为了积极支援各地抗旱、防洪工作，在救灾物资供应方面，拟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在抗旱、防洪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要优先供应灾区。（二）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要求非灾区积极主动支援灾区。（三）受灾地区要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地方资源，就地取材，充分发挥现有库存力量。在已成灾地区，商业部门还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帮助灾民发展多种经济，做好灾民生产所需原料的供应和成品的推销工作，做好灾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保证灾民药品的供应，并及早做好防寒取暖物资的准备。

8月14日 晚七时，审阅胡乔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的修改稿后，批示胡乔木：“即付印，今晚发给到会所有各同志。”这个决议草案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十一时，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谈话。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报送的鞍山市委八月八日关于鞍钢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经验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令各重点企业研究鞍钢的经验。”鞍山市委的报告说：接到毛主席七月三十一日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的报告的批示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传达后，决心立即采取措施，进一步克服右倾松劲情绪，迅速地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认真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加强薄弱环节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保证按日、按班完成国家计划。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15日 上午，对刘澜涛（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及其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刘澜涛1959年8月2日给彭真写信说：“为了学习和研究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我同我周围工作的两位同志选择节录了毛主席和列宁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论述。”“这本小册子，是由我编好后，经团中央同意后印的，现送上一份，请有暇时看看。”这个小册子，节录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十月革命四周年》、《伟大的创举》、《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195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59年第17期。）写第一个批语，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批语指出，编辑这个小册子“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小册子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今日大会情况和明天会议安排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曾希圣出席。

同日 关于建议读两本书，写信给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各同志。信中说：“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8月16日 晨五时，审阅胡乔木四时半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稿，批示：“彭真同志：即刻照此印发。其他三个决议（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一个公报，请你督促即行做最后一次修改，务于明（十七日）下午发给各同志，以便十八日各同志动身回去时能带回去照办。”

同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纠正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同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是这样总结法才好，应该像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这样的总结法，就是锋芒对着右倾。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这几位同志帮了大忙。从去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等等，几级干部会，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很快就解决，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么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在那种时候他提不出来。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中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

决议中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毛泽东说：我们这个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主要的一个侧面，就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一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会议的空气变了，转了一百八十度了。第二个侧面，是我们这些同志，除了周小舟，其他的同志，主要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看起来，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认识，承认了错误。当然，还有一个将来实践的问题。（刘少奇：不要性急。）听说你讲过这个话，不要性急。这里头不要搞大跃进。这二十几天已经是个大跃进了，同志们，再搞大跃进就不好了。我们要允许他们有个思索的时期，允许他们有个改正的时期。他们承认错误，愿意跟大多数同志合作、团结，愿意革命，我认为这方面也是收获，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大家也要做工作，应该跟他们往来。大家应该多采取热烈态度，到他们那里去，穿房入户。你是去影响他，帮助他，帮助害病的人嘛。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我看不要告别。我们尽一切力量，我们要跟他们搞好。我也寄希望于他们，现在他们自己也表示，愿意跟大家搞好。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么一点。这个会开了这么多天，二号到今天，中央全会十五天了，我看是成功的，是很好的一次会，是一次胜利。林彪同志刚才讲了两句话：避免一个分裂，避免一个大马鞍形。小马鞍形我看是会有的。如果他们挂帅，如果彭德怀这些同志挂帅，要出大马鞍形的，天下要乱的，农业、工业都要泄掉干劲的。这是第一。第二，避免党的分裂，及时地阻止了党的分裂。就在这个阻止党的分裂里头帮助了他们，他们本人，如刚才彭德怀同志所讲，他们自己得到了挽救。

同日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小册子写第二个批语，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批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陈、罗、张、高，指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做同志看待，当做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个批语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对枚乘（枚乘，西汉辞赋家。）《七发》写一篇批语，题为《关于枚乘<七发>》。全文如下：“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宋玉、景差，战国时楚国辞赋家。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巴夫诺夫，通常译为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讠燕，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选入自秦至南朝梁的诗文词赋等七百余篇。）所收曹植（曹植，三国时魏国诗人。）《七启》，张协（张协，西晋文学家。）《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和枚乘《七发》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17日 审阅修改胡乔木八月十六日晚报送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于晨四时在胡乔木送审时的附信上批示：“即刻送刘、周、朱、林、彭真、乔木阅，即刻看一下，如同意我的那一些修改，即刻付印，务于今下午至迟晚上发到各同志手里，以便他们明日带回去。”对《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修改，主要是：在决议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这句话前，加上“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语。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修改，主要是：决议说“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毛泽东将“七年左右”改为“八年左右”（《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1959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决议中的“八年左右”改为了“十年左右”。）。决议说“为在两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毛泽东在“两年内”后加上“（即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对公报的主要修改是：将公报中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句，改为“发展我国的一步一步的踏实的又是跃进的社会主义事业”。

同日 中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第一是一些人事安排的通知。第二是关于庐山会议的传达问题。在彭真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彭真传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是：第一，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第二，撤销黄克诚的中央军委委员、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第三，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任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任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第四，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委员、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第五，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其工作由中央另行分配；第六，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第七，调张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决定华国锋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第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任命陈正人为部长，黎玉、沈鸿为副部长；第九，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资供应部，人事问题待定；第十，免去罗瑞卿的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职务；第十一，调谢富治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第十二，调阎红彦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毛泽东说：这个意见，是跟几位元帅同志、各大区的组长都商量了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这样可不可以？（大家说：赞成。）这是相当大的一个人事变动。第二个问题，怎么传达。大体原则是分两个步骤：头一个步骤是县团一级。县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开会的时机，跟公报的发表要配合。二十五号发布公报，二十六号公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这两个文件于1959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周恩来、刘少奇讲话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一班人要有个班长，一个连要有个连长，一个支部要有一个支部书记。当然，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会，那叫集体；单是有集体，没有一个长，那个集体是不成功的。两个东西都要。这是群众所需要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所需要的，生产同生活所必需，跟自然界斗争所必需，社会斗争所必需。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晓得这一套，他们就是反对他敌对的那个派别来办这个事情。我看是一个反对派的问题，看问题不同。在这种时候，可是不能轻易地把阵地让出来，在这种时候讲谦虚我看是不行的，我这个时候不谦虚了，因为那是危险的。正是在反对列宁的时候，列宁说，那不行，要让你们来办不行的，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这个问题将来还会存在的，地方上也有，地方上也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这要有个过程。有意识地健全我们这个领导机关，讲清楚这些道理，把一些应该挡的风挡住，完全有必要。我看这次会开得好，这是逐步发展的。一个初上庐山时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也没有耽误。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一百多人，聚会这么一个半月，很有必要。这也是一种练兵，兵是要练的，可以得到教育。比如我们这些人，就在这次会议得到了教育，我就得到了很大的教育，谁料到出这么一个乱子？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它就出了。出了就好，就欢迎，就可以解决。所以，这是一次胜利的会议。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临时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有可能。单是要求，还是愿望，如果没有可能也不行的，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条件。现在我们的群众运动，是在革命中搞建设，两种运动夹在一起，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建设。我看总的情况是好的，国际国内情况是好的，如公报上所说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全世界人民，无产阶级，现在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有些国家要搞民族独立运动，有些国家要搞人民民主。我们夺取政权以后搞了十年，这十年进行了各种改革，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提出了新问题。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个时候是讲改革的总路线，现在是讲建设的总路线。凡是这样的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讲，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太平无事。你看，总路线建立又倒，又倒又建立。去年党代会是五月间，现在庐山闹乱子是七月，只有一年多一点，就觉得不行了，现在经过大家这一议，又可以了。你说将来一点风浪没有，一点台风没有？我看还有。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不管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农民意志的倾向总要占优势，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要占优势的。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除极个别少数而外，是团结一致，为我们中国快一点、好一点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是一种必然性，而且现在有保证。但是要估计到，还不是那么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完全会有的，另一个时期要准备刮台风的。这个政治台风将来什么时候来，我就料不到。但是有台风要刮，是可以断定的，有阶级存在嘛。在一个省，在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准备着。世界形势，和平的可能很大，但不是没有战争的可能。把这个方面抛弃是不利的，结果来了，你怎么办呢？

同日 晚上，同彭真、汪锋、张国华、徐冰谈西藏问题。

8月18日 阅张闻天本日上午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并为这封信拟题为：“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给毛泽东。”张闻天信中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与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今天读到你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和机关枪及其他，更使我深为感动。因为没有得到你的通知，所以我没有去见你。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列席。

8月19日 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信中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1959年8月18日发表《靠大集体之力，兴大协作之风》一文，介绍了广东省增城县石滩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行动，迅速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水利工程的事迹，和河南省长葛县坡胡公社工农商协同作战，巧胜严重干旱，力争把灾年变成丰年的事迹。）），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的同志们一道去办。每省五个社，要派五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两个月，至迟三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三十天、四十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两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一九五五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指1955年编辑、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习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

同日 阅姚溱（姚溱，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处长。1959年9月任中宣部副部长。）八月四日给外交部、外办、中联部的电报。电报说，在古巴期间，劳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1959年10月又任古巴革命武装部部长。）接见我们，在谈到古巴和中国的关系时，提出一个建议：设法在哈瓦那的新华社机构中，增加一位中国方面的较重要的人，作为中国的非正式的代表机构，进行宣传和各种联系工作，逐步把各种工作进行起来，将来水到渠成，就可以正式替代蒋介石台湾当局驻古巴大使馆。毛泽东批示：“恩来、陈毅同志：这件事处理了没有？似宜派一位相当于公使或代办级的有政治头脑的同志去，以新华社分社长或记者资格驻古巴，是否可行，请酌。”

同日 为转发中共青海省委八月十三日报送的关于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扩大）的第一次简报，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参考。”简报说：省委第十二次全会（扩大）于八月一日召开，省委决心用八、九两个月的时间开好这次会议（包括安排下半年生产工作在内），把反右倾斗争搞深搞透，并拟在十月、十一月间集中进行州、县级党组织内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省委在会议期间对当前工业、农业、畜牧业生产作了具体部署。

同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八月十七日关于执行中央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批示：“河北省的情况极好。发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报告说：省委在接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进行了讨论，总的精神是：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彻底批判和纠正部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鼓起干劲，大战八、九月，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建设跃进计划，迎接国庆十周年。省委认为，检查批判右倾思想必须与当前的生产和工作密切结合，既解决思想问题，又使生产、工作迅速跃上去，而这一工作的关键则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朱德、林彪谈话。

8月20日 下午三时半，同邵式平、汪东兴（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汪东兴，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兼农林垦殖厅厅长。1960年9月奉调回北京。1960年12月任公安部副部长。1961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谈话。

同日 下午，离开庐山，晚上到达南昌。

8月21日 上午八时半，在专列上同杨尚奎（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汪东兴谈话。

同日 上午九时半，离开南昌去金华。晚七时半，在专列上听取金华地委书记和金华、兰溪、永康的县委书记汇报工作。十时四十分到达诸暨，在专列上听取诸暨县委书记和副县长汇报工作。

8月22日 晨一时，到达萧山。下午，在专列上听取萧山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工作。后改乘汽车去杭州。途中参观萧山西兴人民公社的一片稻田。晚上到达杭州。

8月23日 晨六时，就《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的文章，在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写批示：“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四同志：此版右角甘薯问题（1959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3版右下角有一个《关于甘薯翻藤问题的讨论》栏目，刊载了两篇讨论甘薯翻藤的利弊的读者来信，并发表了一篇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甘薯研究所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五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八月二十一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8月24日 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致信刘少奇：“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我月底可回。”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九月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这个建议，作出相应的决议。九月十七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同日 阅黄克诚八月二十二日来信，写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并批示：“此信及黄来信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一阅，尚昆将我复信抄一份存底，连同黄来信归档。然后将我复信送与克诚。”“欢迎他这种态度。”

同日 下午，从杭州到达上海。

8月25日 晚上，到达徐州。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谭启龙，当时还任山东省省长。1961年2月、4月、5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汇报工作。

8月26日 晨，到达济南。

8月27日 下午，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八月十九日开始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

8月29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

8月30日 为转发中共贵州省委八月二十七日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并批示：“刘、彭真阅后，尚昆即办。要印几千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得到解决。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必须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发各省、市、区党委，在京各同志，各部、委党组。竞赛的方针提得很正确，全国都应当这样做。”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尚昆办，如贵州例。”报告说：省委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讨论确定本省一九五九年工农业增产的主要指标。大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环节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一个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群众运动。竞赛中必须发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8月31日 晨，同周恩来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1959年8月25日，一支印度武装部队侵入属于中国领土的朗久地区，袭击马及顿（即毛泽东9月4日批语中的“米基顿”）边防哨所，挑起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自卫，被迫予以还击。）

同日 阅吴冷西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关于宣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初步计划，新华社关于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的报道计划和关于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简报第一至五期，批示：“电话告吴冷西同志：信及附件看了，很好。”吴冷西信中说：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关于八届八中全会的宣传，都已拟订了初步计划，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人民日报》社论计划中，还增加了两篇，一是论十年左右赶上英国，一是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另外，我们还陆续补充了一些从理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题目。关于人民公社的调查，现正在积极进行。

同日 阅陈伯达八月二十九日报送的三份材料，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这三份材料是：一、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期登载的《有关“公社”的一些资料》，内容包括：对“公社”一词的解释；公民公社，共产主义联合体（即共产主义协会）；巴黎公社；苏联农业公社。二、苏联库尔巴诺夫（库尔巴诺夫曾是第一个俄国公社的秘书。）写的《第一个俄国公社的回忆》。三、苏联大百科全书旧版中的“农业公社”释文。

8月下旬 在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写批示：“林克同志：共两篇，六版一篇，七版一篇，都可看。”六版一篇，指《我怎样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一文，作者是哈尔滨经纬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师张兆英；七版一篇，指《射电天文学——打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一文，作者是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副研究员王绶琯。

9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晚上，在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罗瑞卿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传达讨论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决议的情况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给各同志参考。”并批示：“尚昆照前例办理。”简报说：凡是中央指示和公报、决议精神所到之处，都马上鼓起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只要干部积极领导，马上就会出现新的面貌。我们坚决克服对右倾思想的调和主义，开展反右倾斗争，充分发动群众，为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9月2日 阅李富春九月一日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单位最近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电话告富春：此件及前件（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1959年8月向中共中央的检讨报告。）均已看过。同意他们会议的安排。”李富春的报告汇报了庐山开会回来以后，国家经委、建委、科委和计委的党组传达和讨论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中心是要把思想搞透，认识总路线，维护总路线。准备在九月十五日左右，争取先搞一个明年计划的纲要（准备提出以钢为纲的三个不同的方案作比较）。

同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八月三十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批示：“彭真同志：此件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同时印发军委扩大会及外事会议各同志。”湖南省委的电话汇报说，省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已于二十八日作了小结。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了今年主要产品的跃进指标。二、突出地抓当前的生产。三、对于生活安排问题，强调当前主要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四、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与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

9月3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4日 晨，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九月二日关于市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照办理。”并批示：“刘、彭真同志即阅，尚昆立即以电报发去，今日办完为盼。可不另印。”上海市委的电话汇报说：我们从八月二十八日开始举行的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讲话，反响很大，提高了干部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传达后会议准备分三个阶段进行：一、首先搞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本质，肃清其影响。二、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逐步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提高政治觉悟。三、认真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总路线，总结去年以来的经验，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同日 中午，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

同日 为转发外国专家局八月二十六日整理的《苏联专家认为反右倾保守很好，希望能反彻底，并称赞中国人民干劲大》的材料，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此件发给各有关部门和同志。要团结一切苏联专家同志及其他外国专家同志，和我们一道，反右倾，鼓干劲，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即使有少数人在一个时期和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应好好说服他们。总之，要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好好团结一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并批示：“刘、周、林、彭真阅后，尚昆办。”

同日 为转发中共贵州省委九月二日关于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有参考价值，发各省、市、区党委。”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后，尚昆即办。”贵州省委电话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绝大部分同志是拥护党的总路线的，有糊涂看法的同志，多数都主动作了检讨。二、有右倾思想和曾暂时动摇的同志，多数是对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因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发生了怀疑。三、从九月三日起，分别对问题严重的人进行批判。

同日 关于请班禅额尔德尼来京参加国庆，作批示：“少奇、恩来、彭真同志：现离国庆只有二十几天了，宜劝班禅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回拉萨（当时班禅额尔德尼正在日喀则开展民主改革工作。），准备于九月二十日左右飞兰州，下旬来京参加国庆。如何，请酌定。张国华宜于九月十日以前返回拉萨。请彭找张谈一下，准备起程。”

同日 阅西藏军区九月一日晚十二时关于对雅斜儿印军侦察情况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周、陈（陈，指陈毅。）同志：雅斜儿的印军跑了，二十六日跑的，是在二十五日米基顿即朗久区一打的影响之下跑掉的。请与总参谋部联系，侵地未跑的还有几处，告我为盼！又，雅斜儿在什么地方，亦请查告。”

同日 阅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八月三十一日给外交部、中联部的电报和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八月三十日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胡乔木、吴冷西，考虑将这两个电报以通讯方式由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等发表。驻捷使馆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捷中央各报继续报道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人大常委会的情况，版面突出，标题也很有力。其着重点是中国成就大，人民公社好，八中全会决议正确。驻民主德国使馆的电报说，民主德国各党派、主要群众团体和军队的报纸，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及决议均非常重视，其宣传口径同公报精神基本上是吻合的。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新华社电讯，分别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刊的上述反映。

9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九月三日关于贯彻执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第二次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刘、彭真阅，尚昆办。另印如前示。”简报说：省委全会八次扩大会议一致拥护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认为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国家各项主要指标是积极可靠的跃进指标。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在开始讨论我省粮食问题增产指标时，存在右倾思想和畏难情绪。目前全省工农业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极为迅速，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日 就研究新华社九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六二期刊载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国家统计局党委整理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1958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1958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文章还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一文，致信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座谈会上，此件给他们看。”八日，陈伯达复信毛泽东（陈伯达1959年9月8日下午给毛泽东复信说：9月7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对于某些论点，大家觉得还可以提得更妥切、更完全些。会上提到了以下几点意见：一、认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对比关系。二、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全部情况看来，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部类内部、第二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三、比例关系基本上合适，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某些个别的或局部的暂时性失调。四、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的现象，经过调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五、解决个别的、局部的失调问题，调整某些比例关系，完全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发展生产方面着眼。陈伯达随信附送了国家统计局根据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十日，毛泽东为在《内部参考》发表陈伯达的复信和附送的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批示吴冷西：“另件请付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请他们于明日（十一日）登载为盼。”并为《内部参考》起草题为《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的本刊讯，内容如下：“本刊九月三日《驳……谬论》一文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请他约国家统计局的同志们开一次座谈会，加以讨论。陈伯达同志和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及其他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现将陈伯达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及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结果写出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一文，刊载于此，以供读者研究。”

9月7日 关于请郭沫若修改《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首诗，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是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十三日，再致信胡乔木：“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指《七律·到韶山》的颔联（三、四两句）：“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8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周恩来、陈毅等在座。在谈到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现在很忙，我们会不会侵略印度，你们将来就会看到。我国领土很大，不需要侵略别人。外国人说中国人口很多，不侵略怎么办？主要问题不在于人口多寡，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允许侵略的。我们的党是共产党，我们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人口必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和瘟疫等）、“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无力赡养子女者不得结婚等）可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人口多了是否就必须打仗解决？请问，中国人能不能自己解决粮食和其他问题？中国再增加几亿人口，也还能够解决问题的。西方帝国主义说中国人口多了，将会侵略和统治别的国家，这是故意降低我们的影响，企图在我们的脸上抹黑。帝国主义骂我们，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骂我们的，你们不骂我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不骂。我国一百多年的历史都是被侵略的，从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所以中国历史可以给各国作参考，特别是印度。尼赫鲁的中立政策如能坚持下去，我们欢迎。印度现在的政策是不利于尼赫鲁的，反动分子反对中国，印度人民会起来反对的。印度反动分子要亲美，要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想把我们包围起来。这个组织不仅威胁中国，还威胁到阿富汗、锡兰（锡兰，今斯里兰卡。）、柬埔寨、印尼等国，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很愿意与尼赫鲁先生讲和，以友好的态度解决问题，不愿意印度掉入美国手掌中。我们没有说过印度是侵略者，但在政治上它与西藏叛乱分子是有联系的。他们搞在一起，过去在拉萨，现在在穆索里。印度挑起西藏事件和边界问题的纠纷，结果是印度人民吃亏。印度很早就承认中国了，印度在联合国支持我们，我们与印度的纠纷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友好的。印度也有困难，我们才建国十年也有困难。美国人在背后逼我们，我国与印度为什么不和好呢？整个亚洲在万隆原则上团结起来，这是大势所趋，吵架不能解决问题。日本有一部分人愿意上美国的钩，如日本想搞“两个中国”，日本岸信介首相说我们对金门开炮是侵略，还扯下我国的国旗，影响了两国贸易。你有机会可以与日本政府谈谈。毛泽东说：阿富汗很重要，你们是纯粹中立的国家，政治上不侵略别人。你们说话很有力量，你们国家虽小，但真理在你们的手中。我们不小看小国。有机会欢迎你再来。如果你们欢迎，我们也会派人去访问贵国。

9月9日 对彭德怀本日来信，写批语：“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并批示：“即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阅，请尚昆办。”彭德怀在信中表示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批判，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允许他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同日 晨零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谈话。谈话后，一同参观即将竣工的人民大会堂。

同日 上午，乘专列去密云水库参观，并在水库游泳。十日下午，回到中南海。

9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11日 上午八时四十五分，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个会开得很好。团结的旗帜非常必要。讲团结，就要有纪律。所谓团结者，包括团结犯了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现在全国、全民族、全党的任务是要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必须有铁的纪律。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要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组织派别，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机关，无论哪个时候，都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有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团结起来。切记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会批评了。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上讲的这些都是坏话，现在我要讲一点好话。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大国，是各部分组织形成的。军队有各部分的组织，这个区域，那个区域，地方党也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大党，一个大军，都是五湖四海的人。那末用什么东西团结起来呢？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把我们团结起来。不管你是哪个山头，哪个地方，跟自己要好的，或者有点别扭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是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一致，就能团结。从前的人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见汤斌《汤子遗书》卷一。）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我们总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点错误。所以，犯错误也不要紧，不要把错误当做个大包袱，只要能改正就好。从前的人又讲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见《论语·子张》。）就是说，犯了错误，好像是天狗吃掉太阳、吃掉月亮一样，人家都看见了，如果改了，人家都敬佩他。我们大家来学点东西，要学马克思主义。彭德怀同志提出学习的任务，我非常赞成，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学。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东西我没有学好。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国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在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总而言之，活一天我就要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环境。还有，自然科学我也很不行的，也要学一点，现在又出了无数门的技术科学。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好，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我们要战胜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把住这个地方不放，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下决心。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同日 上午十一时，同罗瑞卿谈话。晚上，同安子文谈话。

9月12日 听取杨尚昆汇报昨晚彭德怀同他谈话的情况。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九月六日关于反右倾以后工业交通进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少奇、彭真同志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发展速度仍然是很高的，但自六月份以来呈现节节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在部分干部中开始滋长着一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了这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主要行业和主要产品都提出了新的增产节约指标，以反右倾、鼓干劲为纲，抓紧四季度，为在今年内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9月13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安子文出席。下午二时半会议结束后，一起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9月14日 上午，阅刘少奇九月十二日晨送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修正稿，批示：“此件看过，很好。退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在附信中说：“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对此，毛泽东批注：“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这篇文章是刘少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九月十一日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批示：“彭真同志：请用中央名义写一复电给甘肃省委，指出省委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报告说：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迅速。我们对粮食的生产、征购、供销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召集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杨成武（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罗瑞卿、徐冰出席。

9月15日 晨一时半至三时，到北京火车站视察。对即将竣工的北京站内外上下各主要部分看了一遍，并向铁道部负责人和北京站工程设计负责人询问有关车站的使用、建筑材料和设备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到母子候车室休息，同参加工程建设的南京工学院的师生和工程设计组负责人进行简短谈话。

同日 上午九时，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到会七十八人。会议座谈关于反右倾、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对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天座谈的问题就是彭德怀问题，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决议，反右倾的指示，还有个摘掉一部分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右派分子全国有四十五万，其中十分之一是共产党内的，十分之九是党外的。现在，党内党外这些右派分子，有相当一部分是改好了。趁这个国庆十周年，把各地方多多少少改变了的，有的百分之几，有的百分之十，有的百分之十几，甚至于还有更多的，不等，给他摘掉帽子。这样，其他的右派分子就有希望，有奔头。还有个特赦的问题。几年之前，许多朋友曾经提议过要赦，我们那个时候反对，不赞成。因为那个时候是赦不得的，要经过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去年大跃进，今年的跃进，人民群众大发动。这是个人民的问题，不单是那些人的问题，要人民能接受。现在我们用这种办法，就是凡是改好了的，我们赦免。按照宪法，叫特赦，不是大赦，我们不干大赦这个事，也请诸位考虑一下，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考虑一下。他说：情况正在好转，而且大有好转，就是群众起来了，干劲很大，今年的指标能够完成，而且是大跃进。经过明年、后年、大后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然后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大见效。我现在希望各位同志们能够同意中共中央这样的意见，我们共同团结起来，保卫总路线，支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再干十年，中国的面貌会改变，第三个十年会有更大的改变。这一次是不是又是先党内后党外呢？有些朋友他们得了一条规律：共产党办事就是先整自己，后整别人。现在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上海一些工商业家，听说有这个顾虑，还有各民主党派。这回在党内是搞运动，研究分析，要搞透，而在党外不要搞运动。所以，那种顾虑可以解除。现在，教员、教授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并不是说问题都解决了。什么世界观这些问题，旧的东西一下要刮掉，洗脑筋洗得那么干净，那不容易的，慢慢来嘛。

9月16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

9月17日 晚上，听取李先念汇报粮食情况。

同日 批示林克阅读当天《光明日报》登载的《试论中国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这篇署名流泉的文章说，郭沫若在《蔡文姬》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他对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看法。按照郭沫若的意见，中国农民起义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从陈涉吴广至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都不曾提出土地问题，简要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只是要求有一个好皇帝、新的真命天子出现。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从李顺、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至太平天国，就提出了“均财富”、“均田”、“均产”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篇文章对郭沫若的上述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郭沫若说封建前期农民起义，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只要求有一个好皇帝，有一个“新的真命天子”出现。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认为，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起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生存和人身权利。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都是为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共同的。但在封建社会的前、后期，农民起义也有它的不同特点：在前期因为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很重，因此争取人身权利的要求特别迫切；到后期则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减弱，而主要凭借土地租佃关系来剥削农民，因此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就显得突出了。这种不同亦只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如后期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也是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要求人身的平等地位，而前期农民起义所向往的“太平”世界，也有“均贫富”的意味。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他们的目的和愿望，就是要求平均和平等。）一文。

9月18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陈毅、薄一波、罗瑞卿出席。

同日 晚八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时，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谈话。

9月19日 中午，到天津赵庄、红五星公社和曹庄公社看水稻生长情况。又到天津杨柳青农场参观。

9月20日 下午，在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陪同下，到济南泺口视察黄河大堤。

9月21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分别汇报山东省第三个五年经济建设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在舒同汇报“三五”经济建设规划的安排时，毛泽东说：要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在舒同汇报秋收后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时，毛泽东说：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松答：大辛庄大队今年的秋玉米亩产五百斤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有一点泥沙怕什么？上来冲一冲就没有了。漩涡也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下午，由舒同和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陪同，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视察棉花试验田，看了大白菜、多穗高粱、红薯等农作物。随后冒雨视察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的一片玉米丰产田和玉米、大豆间作田。听说这一片丰产田的玉米亩产可达八百斤左右，他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个大跃进啊！在观看玉米和大豆间作田时，又说：这样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推广的。毛泽东在田间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和东郊公社的干部、社员代表共七百多人。

9月22日 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杨蔚屏、赵文甫等谈话。二十三日上午，继续同他们谈话。

9月23日 下午，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同林铁、中共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钧等谈话。

9月24日 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的陪同下，视察邯郸国棉二厂。随后，到磁县成安镇（今成安县）视察棉田，接见植棉技术员和社员，了解棉花的品种、亩产量及棉田的灌溉等情况。在棉花方办公室休息时，毛泽东说：邯郸曾是赵国的都城，中国的五大古都之一。邯郸是要复兴的，因为它出产铁、煤、棉花、粮食，邯郸有希望搞成一个大钢铁城。毛泽东又到成安镇粮棉厂视察，登上了棉花垛顶，看了轧花车间、清花车间、打包车间和种子库。毛泽东向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河北要实现粮食自给。

同日 晚上，到达保定。

9月25日 上午，在专列上同林铁、阎达开、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王力、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保定市委第一书记杨志昌等谈话。

同日 下午，回到北京。

9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罗瑞卿出席。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9月2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林伯渠、罗荣桓（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薄一波、谭震林、聂荣臻、陆定一、邓子恢、乌兰夫、刘伯承（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李济深、陈叔通、何香凝（何香凝，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沈钧儒、黄炎培、罗瑞卿、林枫（林枫，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程潜等，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参加庆祝大会的外宾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十七个兄弟党代表团的团长和代表，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等。刘少奇致开幕词。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向毛泽东主席致献词。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二十八位外宾在会上致祝词。在庆祝大会开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等，会见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全体成员、越南和朝鲜的军事代表团团长、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以及六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在中南海颐年堂同以金日成（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9月29日 下午，庆祝大会继续举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三十二位外宾在会上致祝词。刘少奇致闭幕词。

9月30日 上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去首都机场迎接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和部分团员。在前往钓鱼台迎宾馆途中，在汽车上同赫鲁晓夫交谈。毛泽东说：对帝国主义来说，问题是如何保持现有的殖民地。他们的摊子摊得太大了。他们的处境，好像一个人用双手在桌子上捧起了一万个鸡蛋，顾东顾不了西，不是这个掉了，就是那个掉了。看起来我们有可能再争取十五年的时间，只要是在西方德国不闹事，在东方日本不闹事，仗是有可能打不起来的。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是德国发动起来的，一次是德国和日本发动起来的。帝国主义总会要搞点紧张的，但是这对于我们有利，对他们不利。我们两国都不需要战争，这一点我们清楚得很。我们需要同他们共处，哪一个也没想推翻他们的政权，我们只需要赢得十五年的时间。

同日 下午，在钓鱼台迎宾馆同赫鲁晓夫谈话。参加谈话的，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苏方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图波列夫、安东诺夫（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图波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飞机总设计师。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等。毛泽东说：你是去年八月间来的。葛罗米柯同志是去年九月来的。一年来，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双方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军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八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八月二十、二十一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撤军的决议，所以我们八月二十一号没打，二十三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问题上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舰从地中海、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了，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引起了印度尼西亚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另外，又怕蒋介石捣乱，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控制。杜勒斯的政策是把金门、马祖还给我们，而要我们给他台湾和澎湖列岛。我们原来也是想先解放金门和马祖，至于台湾，要还是要，但要等一个时候。我们后来发现，杜勒斯正是这样想的。我们若是这样做，就是走杜勒斯路线了。后来，我们决定先不拿金门、马祖，团结蒋介石反对美国。美国正向蒋介石施以压力，让他不再当总统。蒋介石也屈服了，表示同意明年不当总统了。但是，蒋介石还不愿意下台，我们也支持他。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蒋介石早就完了。炮打金门是蒋介石希望的，美国人不希望。我们对蒋帮助的方法就是打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盛大国宴，招待八十多个国家的外宾和中国各界人士。

同日 致信王鹤寿：“请查云南、贵州、广西一九六〇年能产多少吨铁，多少吨钢。这是第一件。这三省煤炭（有无焦煤）、铁矿的地下蕴藏量，三省各有多少。这是第二件。以上二件，请你查明告我，于今日（九月三十日下午）写明送我为盼！”

同日 阅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馆九月二十二日关于非洲人士对中印关系问题的看法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似乎可以把这个情报，读给高士同志们听。请总理斟酌是否可行。送总理阅后，退毛。”电报说：据非洲某些人士称，他们看到我使馆公报刊登的关于中印关系问题的一系列文件后，深信我方立场的正确，相信中印之间的一切纠纷都是由印度政府企图执行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侵略政策而引起的。他们完全支持中国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3月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一条非法的中印东段边界线。该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这条边界线。1953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指出在黑色非洲大陆，目前就存在着许多“麦克马洪线”，将来非废除不可。

9月 审阅吴冷西九月四日关于充分报道国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反应的报告，为报告拟题《关于外国消息问题》，并批示：“刘、周、朱、林、陈毅、彭真阅，退毛。大多数兄弟国家是拥护我们的，朝鲜、越南、东德、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情况不清楚，似乎也比较好。”

10月1日 上午，去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前，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参加会见的，中方有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苏方有苏斯洛夫。赫鲁晓夫说：在美国时，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曾暗示我，让我和他一同到教堂去做礼拜。毛泽东说：我看可以去，但是要提出一个条件，我在你这儿上教堂，你到莫斯科后要到马克思、列宁像前祷告。赫鲁晓夫说：上帝和《圣经》在美国人心中占很大地位。毛泽东说：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佛经我读过一些。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也是可以去的。巴格达什（巴格达什，当时任叙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上次来提过这个问题，表示不愿到清真寺去。我当时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由于人民群众还信上帝，因此我们也进教堂。列宁当时就曾经表示过，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的代表，可以进行表示忠于沙皇的宣誓，不这样宣誓就不能在杜马中活动。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赫鲁晓夫、胡志明、诺沃提尼（诺沃提尼，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金日成、泽登巴尔、萨瓦茨基、道比、加涅夫、谢胡、马特恩、波德纳拉希（泽登巴尔，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萨瓦茨基，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道比，当时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加涅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马特恩，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及六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八个亚非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应邀参加庆祝大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诺沃提尼和夫人，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蔡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在座。毛泽东说：热烈欢迎你们。你们是来自西方前线的。诺沃提尼说：现在西德又重新出现着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一些情况，北大西洋集团（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正式加入该组织。后来，又有一些国家加入该组织。）的司令部也不断地侦察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情况。毛泽东说：你们感到威胁，我们也感到威胁。日本垄断资本想扩张到菲律宾、南朝鲜和台湾去，这是日本的秘密计划。台湾在中国手里，就不利于日本的扩张，所以日本主张所谓台湾的独立，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然而日本要扩张到这些地方去又同美国有矛盾。阿登纳（阿登纳，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主要是把矛头指向东方，指向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但问题是苏联强大，甚至美国现在也不能不邀请赫鲁晓夫同志到美国去访问，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去苏联访问。从赫鲁晓夫同志去年八月来北京到今年十月他再来北京这一年多来，东西方之间力量的对比又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去年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以及炮击金门后九月间葛罗米柯来北京期间，我们曾交谈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们两方面彼此都有些害怕，我们也怕帝国主义，怕美国、日本、西德，怕它们捣乱和破坏。但是西方现在是怕我们多一些，资本主义世界怕社会主义世界多一些。诺沃提尼说：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可能进行的挑衅甚至挑起战火必须保持警惕。毛泽东说：对，要估计到这一种可能，并有准备。美、英、法这些帝国主义者占的东西太多，因此它们主要想护住这些东西，变得保守起来，而西德、日本则要扩张。西德要扩张，美国不赞成，英国更不赞成。因此，目前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搞建设，再过十五年我看事情就更好办了。我们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对于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现在就去解放，晚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去解放也不要紧。就是只离我们大陆几公里的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准备马上去解放。美国的政策是要迫使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湾和金、马分开，这样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赞成这个政策，因此我们不忙于去解放金、马，而让蒋介石在那里。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我们当时炮轰金门、马祖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不打一下，美国就要更多地欺侮蒋介石，不给钱，不给武器；一打，蒋介石就好说话了，说我们怎能在共产党的炮火下屈服。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它喜欢的是百分之百地赞成美国的人。蒋介石是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美国，还有百分之一不赞成。在美国的很大压力下，蒋介石本来不打算做总统了，后来还是我们告诉他做下去好，现在他又起劲了。这个问题很微妙。如果以后我们又轰金、马，这是说蒋介石又需要了。你们不要怕，不会出乱子的。我们这样拴住美帝国主义的一条腿，对你们也许会有些帮助。在蒋介石同美国签订的条约中，并没有把金、马包括在内，因此美国对金、马并不承担有义务。总之，美国霸的地方太宽，家务太大，因而总担心，害怕丢掉了一点，处于被动地位。我看现在冷战和国际紧张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利，而对世界的人民革命比较有利。搞紧张的结果，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努力工作，进步更快，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觉悟也提高得快些。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放心，我们决不会侵占印度一寸土地。麦克马洪线是以前英国在印度的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搞的，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就是英国当时也不敢加以公开。这条线把中国西藏地方南边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浙江省那样大）划过去了。一九五〇年以前尼赫鲁所写的一本著作（指《印度的发现》，中译本于1956年8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其中所附地图就仍是用的老线，而不是麦克马洪线。一九五六年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时，还请尼赫鲁写过序言。我们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英国过去企图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如果承认了，西藏人民也不会同意。我们在法律上、形式上不承认这条线。谈到达赖问题时，毛泽东说：西藏解放八年来，我们没有动原来的政权，没有动它的军队。我们原来准备今后四年之内还不动。我们只是在那里驻有两万多军队，上层反动分子对这两万多人不满，尼赫鲁也在中间挑拨，以致发生了叛乱事件，目的是想赶走这两万多军队。这样我们进行了反击，很快先把拉萨控制起来。从今年三月到六七月间，我们已控制了西藏全部局势，并开始了土地改革。这当然使尼赫鲁不高兴，在半年之内发起了两次反华运动。这样搞一下也好，反倒把问题澄清起来。诺沃提尼说：我们很感谢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这些形势问题，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观点、立场都很正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群众联欢和节日焰火，一同观看的还有赫鲁晓夫、胡志明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外宾。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赫鲁晓夫说：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又增加了一票。毛泽东说：美国操纵了大多数，不让我们进联合国，我们准备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进不了联合国。中国没有联合国也活得下去，联合国没有中国也活得下去。赫鲁晓夫说：我看用不了那样长的时间中国就可以进入联合国。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入联合国是不对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与裁军问题的解决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美国不让我们进联合国，宣布我们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蒋介石、侵略朝鲜、侵略越南。既然我们是侵略者，我们又怎么能进联合国呢？赫鲁晓夫说：只要联合国通过了接纳中国的决议，关于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就自然会取消的。不要表示我们对进不进联合国不在乎，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点，说中国不愿进联合国，怕受联合国的束缚。毛泽东说：我们在公开宣传上从来就是表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赶走蒋介石的代表，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不愿意参加联合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由于美国的阻挠，我们一时进不了联合国，我们要作十年、二十年进不了联合国的打算。不能急，急也没用。我们决不能为了增加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票数而不进行任何活动。至于你们在联合国内进行斗争，那很好，我们一向赞成这种斗争，而我们在联合国外进行斗争，我们大家在两条战线上共同进行斗争。赫鲁晓夫说：这次我们到美国去，感觉美国很怕中国。毛泽东说：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明天的中国。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先后会见也门政府代表团、伊拉克人民代表团、摩洛哥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代表团、日本各界庆祝中国国庆代表团、几内亚政府代表迪亚万杜（教育部部长）、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和夫人、印度尼西亚前第一副总理哈迪和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等。毛泽东对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团长贝尔纳说，曾经读过他写的《历史上的科学》一书。

10月2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毅研究同赫鲁晓夫会谈问题。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并宴请苏联党政代表团。中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和苏方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东诺夫参加。会谈内容包括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西藏问题等，双方争论激烈。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说：我们正想给同志们念一念这次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段谈话记录，然后同信（指艾森豪威尔给赫鲁晓夫的信。信中说：“我已经考虑了您在星期日那天，在戴维营关于中国问题和我所谈的意见。”“我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印象，那就是照您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利用武力吞并中华民国的领土，即：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岛屿。……您强调说，您认为这个有关中国的严重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把您在我们谈话的最后关于中国所说的话和您关于德国问题（这个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所说的话对比以后，使我感到不安。您谈到必须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但是，您又说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中国合法地使用武力。当然，我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我看，两个问题都是国际问题。我已经表示愿意同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认真地讨论德国问题，希望达成和平解决，以利于我们两国和整个人类。我想，中国问题在相当的时候或许也可以这样解决。……我认为，有节制的温和的政策……更为必要。”）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指台湾问题——编者注）。翻译念完记录后，赫鲁晓夫说：正是由于记录里所说的原因，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才赶忙把这封信给我寄到中国来。毛泽东说：信我们已经看了，他的中心意思是叫我们执行有节制的缓和的政策，就是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你说得对。信里有个意思，就是说台湾问题不是永久不解决，而是拖一个时期。毛泽东说：这也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也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美国人是不想为台湾而战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中国问题与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是用波茨坦协定分开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因此英国对于美国侵台并不满意，甚至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满。赫鲁晓夫说：我看，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是懂得的。毛泽东说：是啊，美国是懂得的。他们同意谈，但要按照他们的路线来谈。他们曾经暗示，可以说服蒋介石退出金、马，要我们对台湾保证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可以对台湾提出要求。这样，他们对台湾的统治就会合法，而在其他问题上就能为所欲为，不受牵制。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这里有一段插曲，艾森豪威尔说，几年来，他们同中国谈判释放那五个美国人的问题，毫无结果。这件事我不了解，到底情况怎样？周恩来说：这几个人，三个是违犯中国法律做间谍的侨民，两个是被打下来的空投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未满。赫鲁晓夫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如果由我们来处理，早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问题是看你采取什么方针，你要刺激鹅的话，就把它关起来。毛泽东说：美国人侵犯了中国的法律，为何要放他们？赫鲁晓夫说：问题已经清楚了，不要再谈了。在台湾问题上，策略也很重要。台湾问题是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去年台湾局势紧张的时候，以及今年这次同艾森豪威尔会谈，都提过台湾问题。我们之间是了解的，我们大家不会为台湾而打仗。但是，对于世界舆论我们并没有表明这一点，这样就给了美国一张王牌，它说我们要打仗。当然，美国在台湾的行动是非法的。然而，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毛泽东说：那么你说要怎么办呢，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去办吗？我们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这正像他们在华沙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我们保证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两个中国”。这个办法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是通过艾登（艾登，1955年4月至1957年1月任英国首相。）提的。我们还是照我们的办，同美国、同蒋介石是两回事。同美国是国际问题，第七舰队不走，就谈嘛。同蒋介石是内政问题，内政问题可以用和平方法，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恐怕这样要妥当些。赫鲁晓夫说：同志们，你们这是怎么了，不能再这样子谈，我们谈的是策略问题，你们一股劲用原则问题来回答我们。周恩来说：这也就是策略。

晚宴后，继续会谈。毛泽东说：怎样解决？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意见都说了，我看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谈了，谈谈别的问题吧！毛泽东同志使得我们很难堪，好像我们是在替美国人说话似的。我想提一个作为客人本来不应该提的问题。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同印度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利于印度的反动派，有利于侵略势力。我认为，你们同印度的争论不是不可以克制的。很多年来，你们一直和印度友好相处，平安无事，这次突然发生了流血冲突，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说：关于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你们不是发表个声明吗？赫鲁晓夫说：我们发表声明是对的，只能这样做。毛泽东说：你们也可以不这样做。赫鲁晓夫说：关于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要开枪？毛泽东说：是他们先开的枪。周恩来说：难道他们打我们，我们就挨打吗？是相信我们呢，还是相信他们呢？赫鲁晓夫说：谁先开的枪，我们不知道，要看是谁被打死了呢。周恩来说：印度人被打死了，是他们先开的枪，打了十二个小时。真理要弄清楚。我九月八日写给尼赫鲁的信，连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报纸都说是公正的。关于边境问题的详细情况，我在信里都说了。我们向来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一条非法的线，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越过这条线。赫鲁晓夫说：我们过去不知道这条线，现在我们对这条线也根本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你们采用了什么方法。被打死的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这一点被帝国主义抓住了来反对中国，反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边境的事情我不了解，不管怎么说，打死人是错误的。周恩来说：是他们先开的枪嘛，他们拿枪向我们的人身上打，难道我们应该向天上放枪吗？在这种情况下开枪把他们的人打死，这怎能说是我们的错？赫鲁晓夫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谈了，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周恩来说：我们谈的是事实，你说的不合乎事实。这些情况，连印度的报纸都承认的。他们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难道还枪不对吗？毛泽东说：这是边境纠纷，是个别事件，美国人都看出了这一些。彭真说：麦克马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秘密签订的，很长时期，英国都不敢画在他们出版的地图上。后来，英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上也没有这条线。这是一条不光彩的线，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印度地图上还没有这条线，就连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上也没有这条线。毛泽东说：这是局部的纠纷，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是双方的士兵打的。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尼赫鲁也是事后知道的。现在，他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退了两个地方。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的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周恩来给尼赫鲁的这封信，我们研究了一个多礼拜，信是讲理的。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意见都讲了，接不接受是你们的事情嘛。毛泽东说：我们不支持你们的意见。赫鲁晓夫说：我们也不支持你们的意见。我们认为，西藏事件是中共的失策，你们应该把达赖抓住，不让他跑掉，对尼赫鲁不是更好吗？这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说：达赖走，我们没有办法，边境有几百公里长，他从哪里都可以走，我们很难办。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大帽子：一个是在西藏犯了错误；另一个是边境事件，于是你们发表了声明。我们给你们戴了一顶帽子，叫做迁就。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接受。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接受。帝国主义者高兴你们的声明。我们已经采取了步骤，而你们又要发表声明。帝国主义说我们两党是不一致的。周恩来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毛泽东说：关于对外问题的意见，我们可以在内部谈，不应当公开。今天，你这样坦率地谈了，很好。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得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你们的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谈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你们就提。我们对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也坦率地谈。毛泽东说：好，好。会谈于晚十一时十分结束。

10月3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陪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舞和京剧。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就美国、英国的工人情况和政党情况进行了交谈。在晚会中间休息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会见胡志明。

10月4日 上午八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首都机场为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送行。十时，在首都机场休息室同赫鲁晓夫交谈。毛泽东说：只要有人民的革命干劲和劳动热情，事情就好办。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赫鲁晓夫说：对你们的公社我们是不大了解的。在初期，根据中国的宣传报道来看，有些中国同志是想否认物质刺激，确有想跨过社会主义原则的样子。我们那儿也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不按需分配。毛泽东说：我们公社的原则，已经都写在决议里面了。我们在公社里也搞积累，不但公社搞积累，国家也搞积累。生产必须走在消费的前面。赫鲁晓夫说：这是列宁的原则。

10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十七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王稼祥、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同志们，你们来是对我们党的支持，感谢你们。谈到革命和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十年。我们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农民所有制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必须有领导权，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没有农民帮助，无产阶级专政无法建立。农民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得到了证明。在过去十年内，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成就的，可以说革命和建设是同时进行的。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上。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方面。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我们的主要精力将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共产党。再过十年、十五年，还会有更大的改变。世界和中国都会有改变。假如我们能争取十五年的和平时期，就中国来说，经济建设方面将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若是发生世界战争，就会阻止经济建设。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的党都需要和平，再过十五年和平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能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的前途属于人民，不属于资产阶级。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对蒋介石来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几百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丘吉尔，194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5年任英国首相。罗斯福，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老挝人民党中央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和中央办公厅主任坎代，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第一次到中国，我们第一次见面谈话。感谢你们到中国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政治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你们组织了爱国战线党，参加了王国政府，他们看见你们有力量，就违背协议，包围你们的两个营。你们受了一些损失，多得了一些经验。革命事业总是有波折的，力量由小而大，有时又由大缩小。革命受挫折是常有的事，只要有干部骨干，就可以重新发展。你们的斗争方针定得好，要持久。最后胜利是你们的，但是在现阶段你们还有困难。毛泽东说：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可能胜利。你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好。可以开训练班，利用知识分子的专长。现在你们的斗争是艰苦的，艰苦可以锻炼人，对革命有好处。你们最后是一定会得到胜利的。

10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中央书记处书记古普塔，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从上次同你谈话到现在，隔了九个月。在这个时期，西藏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浪。据我看，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两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当中，友谊是主要的。这一点波浪，不会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也不应当使它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我们两国都是亚洲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印度同西方国家是有区别的。现在，双方都同意对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很好。争论总是要用谈判来解决。你对谈判的看法怎么样？有希望吗？高士说：虽然尼赫鲁在最近一次给中国的来信中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那是因为他要讨价还价。尼赫鲁是渴望谈判的，因此谈判是会举行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求得解决。毛泽东说：会谈是会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还要看一个时间。将来会谈开始以后，印度资产阶级可能还会发动几个浪潮，为的是帮助他们谈判，同时压制印度共产党。你看达赖和他的集团有没有可能回到中国来？高士说：没有。他们已经放弃了回到中国来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对达赖是保留余地的，就是说，没有开除他的职位。看来他是很难回来了。我们原来想稳定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因此答应西藏的上层集团，包括达赖在内，把改革推迟到一九六二年，到那时候再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还不同意，可以再推迟。我们没有准备在今年进行改革，也没有准备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尼赫鲁对于这两条并不反对，尼赫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说应当在西藏进行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条达赖都反对。世界上的事是常常有变化的。西藏唯一的女活佛（指桑顶·多吉帕姆。）已经从印度回来。所以，留有余地比较好。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许多白俄不是已经回国了吗？达赖还年轻，他才二十多岁。谈到印度共产党的斗争和发展问题时，毛泽东问：你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没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高士说：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口号，但是我们的行动是以这个口号为基础的。毛泽东说：进步势力，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这样，就把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放在进步势力的范畴里。资产阶级脱离了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无能为力。因此，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就是争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激烈的斗争。当然，对工人也是争夺的。毛泽东最后说：你们应当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你们自己的经验为主，制定你们的路线。外国的经验只供参考，你们自己必须作出独立的决定。每一个党，如果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这样做。

同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十月三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彭真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地。另，黑龙江一件，河南一件，（指中共黑龙江省委1959年9月21日关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和河南省委1959年9月29日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中央分别于10月13日、12日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都有批右倾分子，似可转发各地参考。”报告说：这次会议揭发批判右倾思想活动，并揭发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大会重点批判。这个斗争，使全体同志更加鼓足了干劲，对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各项国民经济计划任务充满了信心。

同日 阅李六如（李六如，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37年至1940年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十月四日的来信，批示：“定一同志：请你指定一位水平较高同志看一看这部书，如何？”来信说：兹将我所写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送请审阅，如若无暇，拟请指定一位秘书看看后半部和一些部分。李六如的这一卷小说从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写到大革命失败。信中请求审阅的部分，主要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内容。

10月7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陈毅、王稼祥、廖承志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拉丁美洲十二个国家的客人，共七十七人。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朋友们，欢迎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有很远的路，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庆祝纪念活动，对于我们是很大的支持。我们这个国家解放十年了，现在是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但是我们还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要使经济发展起来，文化发展起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朋友们的帮助、支持。十年之前，我们是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是替殖民主义者办事，替帝国主义者办事，替他自己办事，不替人民办事。这十年来，我们开始办了一点事，但是还是很少一点。我们人口多，地方大，目前这么一点经济总量，按人口平均计算，那就是很少的。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年来，中国曾多次受外国军队进攻，被帝国主义打败过多次，我们的政府同外国订了许多向外国屈服的条约。中国人民在克服许多困难之后，才取得独立。所以，我看亚洲、非洲和你们拉丁美洲，与我们过去的地位大体上是相同的。现在你们正在发展你们的事业，发展民族独立的事业和民主的事业，我们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的胜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印尼的人口、资源等情况，接着他说：我们经济还不太发展，我们受帝国主义剥削时间很长，解放前是很穷的，文化也不大发展，受教育的人很少，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识字，解放后逐年在减少，但还有很多文盲。解放十年来，我们开始建设，但还不太多。要使经济状况有很大改变，就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还要有各方朋友支持。印尼也是一样。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也需要有时间建设，需要有和平环境，这是有可能的。你们这次来的各行各业都有，有艺术家，有实业家，有政治家，有教育工作者，有医生，很难得你们到这里来，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希望以后两国政府间、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祝贺印尼更加繁荣发展，祝贺你们建立一个伟大的印度尼西亚。

10月8日 下午，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亚洲和非洲客人，共三十一人。

同日 阅薄一波十月七日来信和附送的关于他的家乡山西定襄县和平人民公社情况的一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尚昆办。”薄一波的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10月10日 阅谭震林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十月六日关于解决河北水利问题的报告和他的附信，批示：“震林同志：此件看了，请提到书记处会议上谈一下，予以批准。投资问题，请与有关部门及总理研究一下，然后确定。”河北省委的报告说：根据主席最近在保定给我们的指示，河北省的水利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再搞两个冬春基本解决问题，把水控制起来的精神，我们对我省的水利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在水利上我们需要做好三件事：首先解决洪水灾害问题；其次解决沥水灾害问题；与此同时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为此共需国家投资十二亿七千万元，每年平均四亿元左右。谭震林的信中说：我认为这些工程必须做，但是否需要十二亿元投资，能否节约一些，这是需要考虑的。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10月上旬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八日关于赫鲁晓夫六日的讲话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三件请刘、周、朱、林、陈毅、彭真、稼祥、康生、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一阅，阅后退毛。”“值得一看，想一想。两天内看完，以便在我处会谈一次。”报告说：今天苏联报纸登载了赫鲁晓夫本月六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这是他从北京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在引证艾森豪威尔关于害怕战争的话后，讲了他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当然，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使他们被迫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免受侵略者危害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讲话中还说“很喜欢同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这样明智的和了解国际局势严重性的人交谈”。

同旬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九日关于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文章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刘、周、朱、林、彭真、陈毅、伯达、稼祥、乔木、康生、定一阅，阅后退毛。”报告说：十月六日，塔斯社的《内部参考》电讯稿中全文转发了周总理的《伟大的十年》一文。九日，《真理报》和《消息报》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莫斯科电台也据此进行了广播。摘登的情况如下：关于我国十年来的变化部分摘登较详尽；对谈到我国十年来取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党如何正确贯彻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阐述我党的总路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人民公社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等内容，摘登非常简单；对文章最后谈到我国的有利国际条件、支持赫鲁晓夫访美之行以及感谢苏联帮助等部分，摘登很详尽。

10月11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陈毅、章汉夫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中国人民对印尼人民是很友好的，我们两国人民间合作，政府之间也应合作，虽然有小小的矛盾，但基本上是没有矛盾的。我希望印尼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的国家繁荣。有群众拥护，政府就有力量，政府要接近群众。苏加诺总统要注意安全。最近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在伊拉克都发生了暗杀事件。请把我的意思带给苏加诺总统，少数的坏分子是不顾一切的。苏班德里约说：我们要维护独立的政策，有时是很困难的，我们多少是在西方包围之下的。毛泽东说：西方国家是有不良之心的。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做了，把政治、经济问题处理得恰当，它就没有办法了，当你们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是真正支持的。但是支持是相互支持，我们也需要你们的支持。东南亚条约把东南亚国家和我们隔离起来，使你们孤立，也使我们孤立。因此，我们同你们就要友好，我们同印度也一样，同缅甸和锡兰也是一样的。我想是可以友好的，不要把关系搞坏。各民族都要独立地发展起来，广大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压不下去的，有时可能有些挫折，但最后帝国主义要把亚非国家压下去是困难的。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刚刚开始搞一点，我们需要时间、和平环境和广大的朋友。所以，很欢迎外长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我们谈一谈，这样很好。亚洲国家之间寻找解决方法有时需要忍耐，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让他们经过一段时期，多少年后关系会搞好的。生活是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改善的，而且一定会改善。有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也有困难，但是前途总是光明的。只要群众有信心，知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就会逐步得到克服。各国有各自的困难，因此我们要互相支持。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去世。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九月三十日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这是一个好文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以为参考。”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尚昆办。”报告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中的几个突出问题是：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今年上半年的形势，批判了右倾动摇情绪。二、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检查和批判了在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态度，提高了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和组织纪律的自觉性。三、认识到贯彻执行总路线必须力争高速度，大搞群众运动。

同日 阅陈伯达十月九日送审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一文。陈伯达在送审稿上附言：“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请审阅。”毛泽东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批注：“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十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十三日送审的这篇文章的修改稿上批示：“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发表。中共中央十二月十三日将这篇文章印发各级党委。

10月12日 下午，同刘少奇、朱德、林彪、彭真、谭震林谈话。

10月13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谈话，陈伯达、胡绳等参加。毛泽东对任继愈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北大除你研究佛教外，还有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任继愈说：除我以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圣经》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说：那可不好。五百多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梁启超（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有迷信。（任继愈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忆毛主席的教导》一文中说，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理解是：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有宗教迷信的人，成为宗教的俘虏，不能客观地分析宗教、解剖宗教。“外行”是指没有宗教迷信的人，而不是对宗教一无所知的人。）

同日 阅薄一波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石油工业部党组九月二十九日关于石油工业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的报告，批示：“送陈伯达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文中大部分，略加改造，似可在《红旗》上公开发表。（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后来将这篇报告略加改写，以《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从一个环节看党的总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21期。）但余秋里同志已写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未看，不知其内容是否就是这个报告里所说的这些，如果是，则不宜再在《红旗》上发表。请找该文看一下，并与余秋里谈一下。”报告说：石油工业经过反右倾、鼓干劲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原油生产节节上升，今年原计划生产三百五十万吨，现预计可以达到三百六十五万吨。今年石油工业又是一个大跃进。经过今年的生产和群众运动的一起一落，对我们来说，教育最大、体会最深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要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二是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相结合，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报告说，明年决心至少生产五百万吨原油，并力争再多一些，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原油生产指标。

同日 阅李富春十月十二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和任务问题的来信。信中说：我的想法是，在今后若干年内，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纲，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安排。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见示。我觉得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及附件（附件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请陈伯达同志看一下，提出意见为盼！”十五日，陈伯达致信毛泽东说：富春同志给您的信说到对农业的提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深入人心。计委报告中的“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似可改为：“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1959年12月30日，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将这句话改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年份更好的全面跃进的条件。”）毛泽东为陈伯达的信加了一个标题《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并批示：“此信及附件（附件指陈伯达随信送上的3个材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摘编的《列宁论发展农业》和《斯大林一九二六年论工业农业的关系》，《世界经济资料》第51期刊载的《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即送李富春、彭真、刘、周、朱、林、王稼祥、胡乔木同志阅，阅后退毛。在十月十六、十七两天看完，以十七或十八日在我处会谈一次。”

10月14日 晨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萨瓦茨基率领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薄一波、王首道（王首道，当时任交通部部长。）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非常友好、非常热情，你们的访问是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很感谢你们。你们一定看到我们这里还有许多缺点和困难，并非样样都好。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抄苏联的。一九五六年我们开始想多、快、好、省的问题，就在这一年提出了这个口号。一九五八年形成了党的总路线，并且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不完整，还有个主语和附加语，主语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附加语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这两部分就太长了，这两部分大家也都知道，因此把它省略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需要两年完成的现在只需要一年，甚至更少的时间。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也节省三分之一，但质量和过去一样。人民公社是群众创造的，中央只是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公社成立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我们曾研究过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农业公社章程，那时列宁很想搞公社，但没有经验，章程中有的条文不够妥当，如规定自留地一点不要，更严重的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主要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生活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集体经营的生产，百分之二十来自自留地和其他副业。将来，若干年后把私有部分逐步减少。毛泽东说：总的形势是好的，顺利的。问题的性质是属于局部的、暂时的。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近代化的工农业国家，要人民掌握科学知识和文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不会发动战争，不会跟印度打，也不会跟台湾打。但是，我们反对“两个中国”。台湾归还中国是国际协定——开罗会议决定的，没有任何协议说台湾可以脱离中国，相反，国际协议规定台湾应归中国。我们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只是小的边界纠纷。争取和平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关于朋友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使关系更加密切。在两国贸易方面，我们交货交得不好，欠了债，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守信用。在工业及航运方面，我们得到了波兰的帮助，很感谢。

同日 上午十时，应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的要求，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他。安东诺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委托我把这份苏共中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给各兄弟党的信转交给您。苏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访美，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为进一步谈判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通向首脑会议的道路。毛泽东说：这个估价是正确的，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决不会同美国打仗，不会为台湾而打仗，我们现在不去拿台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拿都可以。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去解放金门，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借口，可以抵抗美国，这一点他的代表和我们谈过。当然，我们开炮的头几天，蒋介石一下子没明白过来，以为我们要拿金门，后来他就明白了，美国过了两个礼拜也明白了。至于中印关系问题，只是在边境上的一个地方发生了械斗，而印度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个机会来大吵大闹，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的大陆上还有一个殖民地，这就是澳门。我们中央的方针是目前不拿，让它去。有人说我们好战！你看，这是好战吗？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别人的领土，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够我们做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建设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取得绝对优势。你刚才说，艾森豪威尔感到美国已经处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什么叫死胡同？就是他们搞冷战、搞国际紧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打又不能打，内部矛盾重重，英、美有矛盾，英、法、西德有矛盾。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蓬蓬勃勃，整个拉丁美洲都在高涨。亚洲有点下降，这是因为这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帝国主义只在冷战转化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才愿意缓和。我们是不要冷战的，也不要热战。可是当帝国主义搞冷战的时候，天天骂我们，我们也就应该骂他们。去年在赫鲁晓夫同志来的时候，以及前年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些问题。我谈过冷战的转化问题，谁怕谁多一些的问题，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中央条约组织解散。）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问题。我说过，不能把这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完全估计为侵略性的，只是当我们内部出了大问题，那时它们会是侵略性的，只要我们内部巩固，它们就是防御性质的，是堤坝性质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细菌的。帝国主义是拼命地想保持住自己的地盘，他们到处有殖民地。比如美国吧，从台湾、南朝鲜开始，一直到西德为止，都受它的控制。英国、法国也是如此。他们生怕丢掉了一点点地方，会影响他们的威信，影响他们的全部力量。所以他们就连金门这个小岛和西柏林这个小地方都不愿意放嘛。我们一动，他们就十分紧张。美国富得很，它怕变坏，所以就保守，就拼命把持住自己的那个摊子。美国对自己的伙伴并没有同情心，你看它连蒋介石都要整嘛。你刚才谈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感到忧虑和不安，我看你们苏联可以利用美国对中国的不安，来达到你们在欧洲提出来的目的。

10月15日 下午二时，阅李富春十月九日晚给周恩来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国家计委拟订的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的报告，已根据政治局初步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现送上请审阅。如中央觉得原则上还可以，建议批转各省市和各部委，作为编制明年计划草案的依据之一。鉴于明年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应当立即进行，建议在本月十八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今年的经济形势和明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拟出明年计划的草案。毛泽东批示：“即退李富春同志：此件今天才收到，故计划会议时间宜改十月二十四日，以便计划大纲草案有时间送达地方并加以研究，再来开会。如同意，请即交尚昆办理。”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彭真参加。

10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陈伯达、薄一波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十月九日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的第四次简报，起草批语：“这个文件好。采取这种态度说话，甚为适宜。各地可以参照办理。讲过了一次，可以再讲一次，如福建那样的办法。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想一想，酌量办理。刘、彭真阅后发，留待周阅。”简报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于九月二十五日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宣读八届八中全会的两个决议及有关文件，听了主席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的录音，叶飞（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同志根据主席讲话精神作了讲话。到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认为对自己教育很大。普遍反映，中央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是十分必要的、适时的。但有一部分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惊奇、猜测、疑惧和糊涂的认识。

10月17日 下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10月18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开会，谈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问题。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野坂参三（野坂参三，曾用名冈野进，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1940年3月到延安，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并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工作。1944年4月领导建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日本。）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见时在座的，中共方面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廖承志等，日共方面有袴田里见、藏原惟人（袴田里见、藏原惟人，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干部会（即中央政治局）委员。）等。毛泽东说：在抗战时期，你们就同我们一起作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由于各国兄弟党的帮助，其中也有日本共产党。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不管历史上有过什么别扭，总的趋势还是要团结起来。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两党是团结的。特别是冈野进同志住在延安，曾同我们一道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过去的情况忘不了，那种受压迫的情况还没忘记。野坂说：日共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加强人民的斗争。毛泽东说：今天主要的问题是美国压迫的问题，民族压迫的问题，要把垄断资本看做是美国的走狗和工具。所以，你们把民族问题提到第一位是完全正确的，独立、和平、民主、中立，这样的口号是正确的。在谈到日本钢铁垄断资本想同中国做生意时，毛泽东说：有些对日本不独立的状态不满、想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我们表示欢迎。现在没有做生意，这是暂时的情况。浅沼（浅沼，即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在1959年3月率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3月18日在武汉会见他。）来中国访问时，我同他讲，没有必要悲观，这是暂时的现象，可能不久就会改变。我们并未以恢复中日邦交为前提，而只是要他们不要阻挠两国的友好交流，不敌视中国，不搞“两个中国”。浅沼同意这个意见，石桥（石桥，即石桥湛山，曾任日本首相。）也同意，他还提出了三个原则。野坂说：很想就最近美国动态特别是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会谈公报发表以来的情况听听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了。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从总的情况来看，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岸信介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与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日本垄断资本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他们是还要搞战争的，这就是他们倒向西方的原因。但是现在有走向缓和的趋势，赫鲁晓夫访美，艾森豪威尔访苏，苏美会谈，最高会议也有可能召开。这些都是过去斗争的结果。由于日本共产党和人民斗争的结果，宪法就没有被修改。野坂说：日本垄断资本的主观愿望还是要脱离开美国，但客观上做不到。毛泽东说：西德、日本要求成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的愿望是有的。发展下去，日本是不会安心于半独立状态的，是有野心的，要起变化，要闹独立性。现在世界就有这么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美、英、法、西德、日本。所以，可不能看轻日本。如果认为在日本同美国的斗争是战术性、策略性问题，打倒垄断资本是战略问题，那末日本共产党就会丢掉民族独立的旗帜。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要抓民族独立的旗帜。最后，毛泽东说：我们不会要别国的一寸土地。我们要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

10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道比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陈毅、谭震林在座。会见结束后，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罗瑞卿谈话。

10月中旬 阅彭真十月十五日送阅的赫鲁晓夫写信祝贺艾森豪威尔生日的新华社电讯稿，批示：“各同志阅。此件刚到。请各同志即看一下。此外九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对记者会议的谈话（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为改善美苏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美苏双方在戴维营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消除了美国方面对举行高级会议的许多反对意见，但这个问题还要在美国政府中以及同美国的盟国进行讨论。美苏双方达成了关于恢复讨论柏林问题的协议，但没有确定就柏林问题举行谈判的时限。就裁军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表示希望西方国家应该研究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普遍和彻底的裁军计划。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人民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杰出的人。他表示，他把访问苏联的时间，延迟到明年春天。），赫鲁晓夫在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欢迎会上的演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欢迎他访美归来的群众大会上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表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明智，表现了勇气和毅力。他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建立我们两国的正常关系，促进改善各国的关系。那些害怕和平共处的人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助长冷战。冷战可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任何时候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足以引起一场世界战火。在这场战争中许多东西都要毁灭。我们必须执行和平政策，友好相处，不是舞刀弄枪，而是要销毁武器。美国政府正在研究我们关于裁军的建议，美国也像我们一样，愿意全面裁军并实行监督。赫鲁晓夫的演说，以《赫鲁晓夫报告访美观感和结果》为题在195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是两个极重大的文件，值得一看。”电讯稿说：据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讯，赫鲁晓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信中指出他在访问美国期间同美国总统开诚布公地进行的交谈给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还说：我们的会晤和交谈，更加使我相信，您有诚意而且作了必要的努力，来使苏美两国取得完全的互相谅解，在我们之间建立永恒的友好关系，并使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利加强普遍和平。

10月21日 上午八时五十分，同彭德怀谈话，杨尚昆参加。十时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参加谈话。谈话后，共进午餐。毛泽东要杨尚昆常去彭德怀处，每月二次。

10月22日 下午，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和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彭真、陈叔通、程潜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你们的事情比过去好办了。过去有障碍，事情不好办，现在障碍没有了。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你们和他们不同，爱国和改革这两条，你们都赞成。我们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后来中国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比如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办起来了，各省各地的工业也都搞起来了，只有西藏还没有搞，因为西藏那时没有搞改革。西藏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要有藏族的，因此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现在，是否已经开始培养这方面的干部？改革的方针、办法你们都商量好了，是不是有些人觉得将来政策要变化？可能有些人有这个想法，这要请你们作些解释。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合作，不会随便丢掉原来和我们合作过的人。即使对达赖，我们现在还留有余地。他（指程潜——编者注）是国民党，他（指陈叔通——编者注）是“资产党”，我们合作十多年了，要继续合作下去，合作一辈子。有些右派，我们也还和他们合作。所以你们对那些不相信的人要作解释。到底我们团结起来有利，还是不利？我看，团结起来有利。对你们有利，对我们有利，对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利。跑到印度的人大部分在修公路，他们也许要在印度待一辈子，也许有些人要回来。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不会很长，再有几个月就会完成吧。以后是社会主义改造，搞合作化。总而言之，改革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会有些变动。改革中不要打人，要说理。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文化干部、政治干部。要注意培养这些干部。第一是政治干部，你们都是政治干部，但还要扩大这方面的干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同志们慢慢地熟了，那就好了。比如有些人开始到北京来，不知道北京究竟对你们怎样。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们究竟是害你们的，还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个民族饭店，还有个民族文化宫，我们的首都是各民族的首都。一个叛乱，一个平叛，问题解决了。靠你们办事，我们信任你们。班禅说：今年平叛后，广大的农奴得到了解放，情绪很高。由于对上层实行团结合作的方针和赎买政策，上层也高兴。在宗教方面，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寺庙的保护政策，受到了僧众的欢迎。有些担心改革后喇嘛生活困难的人，由于中央实行政府供给，喇嘛的心也放下来了。

同日 晚上，会见由日本社会党顾问片山哲率领的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代表团，陈毅、刘宁一、廖承志等在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十九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一〇二号刊载的《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存在三种情况》的材料，批示：“彭真、尚昆同志：这里没有谈到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的情况，不知也有这三种情况没有？请你们抓紧办一下，使这个斗争深入下去。”这个材料讲的三种情况是：一、领导上既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也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办法，对运动形成了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二、群众已经普遍发动，但领导缺乏决心和办法，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占百分之十。三、群众未发动起来，领导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或怯于开展斗争，致使运动进展很迟缓。这样的单位大约也占百分之十。

10月23日 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康生、王稼祥、罗瑞卿等开会，谈国内外形势。

同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十月二十二日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批示：“已阅。送少奇、彭真同志阅后，退尚昆存。”“尚昆同志：中直要与国家机关密切联系，参考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劲头很大。”报告说：中直机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已逐步地开展起来，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克服当前运动存在的缺点，中直党委对中直各机关提出了以下要求：各机关领导同志必须挂帅出马，抓紧进行；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带头检查；反对不联系思想、不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不断地反对各种阻碍运动开展的右倾思想，把斗争搞深搞透。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行前，指示要带大量书籍以备阅览。这些书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普列汉诺夫、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合作社运动的创始人。傅立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数学家、物理学家。圣西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的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中国古代哲学书籍，尤金、米丁、艾思奇、冯友兰（米丁，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苏联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席。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11月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等的哲学著作，政治经济学书籍，中外历史书籍《二十四史》、《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著作、西洋史等，中国文学书籍《楚辞集注》、《昭明文选》、《古诗源》、笔记小说等，佛经，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书籍，地图集，字帖和字画，等等。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解学恭，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明河，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兼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河北省副省长。）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天津市市长。）汇报工作。

同日 阅新华社十月十七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八九期刊载的《广东实行派购办法，猪和家禽的收购量大增》的报道，批示：“李先念同志：广东派购办法，请你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推广。你那里开什么会议没有？如有会议，可和较多的同志一道研究一下。”广东实行的派购办法，是根据市场情况和国家需要，对人民公社的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和每户社员派购一定数量的猪、鸡、鸭、鹅和蛋品，要求人民公社和社员向国家履行一定的交售任务。对公社、大队、社员卖猪，一律按净肉计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肉票，凭票由国家以优待价格保证供应。派购的鸡、鸭、鹅和蛋品，一般只占产量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产品仍归饲养的集体和社员个人支配。由于这种办法兼顾了国家、公社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了社员的普遍拥护，社员出售猪、家禽、蛋品和发展这些副食品生产的积极性都大大提高。

10月24日 上午，由刘子厚、张明河、万晓塘、李耕涛等陪同参观天津市街道工业展览，看了和平、南开等六个区的展室。又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观包饺子、做花卷的机器。晚上，从天津到达济南。

10月25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由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拉丁美洲同志很热情，非洲、亚洲的同志也很热情，这有客观原因，都是受压迫的。中国也在受压迫，西方国家要孤立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困。这两个原因使中国人民要努力一些，要组织起来，要依靠群众，只有这一条道路。巴西是个大国，有八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同中国的面积差不多，中国还有很大地方不能耕种，如高原地带。毛泽东问：亚马孙河两岸有人居住吗？普列斯特斯说：居民不多，交通不方便，全靠船只，有大森林。这一带地方适合人类居住，现在最讨厌的是饥饿，人口很少，每平方公里只有半个人。毛泽东说：我们革命主要依靠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雇农，他们少地或没有土地。我们党从其基本的社会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政党。直到现在，从前的贫农、雇农、下中农、农业工人是支持我们的。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也是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上中农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要用说服的办法对待上中农，以便使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也可以孤立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上中农。通过教育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支持我们，其余百分之十是旧地主富农和一些上中农。十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得到很大的成就。将来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上超过英国，这是好事，但这点不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英国只有五千万人口，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我们一定要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上同英国比，赶上或超过以后才能说解决了问题。要这样做不是几年或十几年时间的事，需要更长的时间，准备五十年，已经过了十年，还有四十年。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有了和平的环境，在国内政策上不犯大错误，在这样条件下可以达到上述目的。错误是免不了的，认识事物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如你们认识巴西也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要同自然界斗争，要搞技术革命，是新的东西，就是不懂。好的是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但不能全抄他们的，一部分可以抄，一部分不能抄，中国还是中国，历史条件不同。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革命也好，经济建设也好，都如一棵大树，树根、树干相同，但枝叶、花朵有些不同。各民族都是这样。个人之间也有不同，各有特点。忽略这些细节就不好办事了。在进餐时，毛泽东说巴西应该有一个土地纲领来争取农民。

10月26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提到英共的看法。你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没有和平过渡。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当天晚上，到达徐州，停车休息。

10月27日 下午，从徐州到达合肥。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黄岩，当时还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谈话。晚上，住稻香楼西苑。

10月28日 上午，由曾希圣、黄岩陪同参观中共安徽省委的“试验田”——东风钢铁厂，看了炼钢车间和轧钢车间。下午，参观合肥市蜀山公社，了解农、林、牧、副、渔、工六业俱兴的情况和使用沼气的情况。

10月29日 上午，由曾希圣等陪同乘汽车从合肥前往长江边的裕溪口（属芜湖市）。下午，从这里乘船到马鞍山。参观马鞍山钢铁厂，看了破碎车间、电炉车间、转炉车间、耐火材料加工车间和炼焦厂。参观后，在曾希圣陪同下乘专列离开马鞍山，当晚到达南京，停车休息。

10月30日 在从南京出发驶向上海的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2月任常务书记）。惠浴宇，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陈光，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和南京市委书记彭冲等谈话，曾希圣参加。毛泽东问：你们情况如何，比较夏季有些起色吧？江苏负责人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毛泽东问：也有两心两意的吧？答：极少数了。毛泽东问：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群众中间，干部中间，还要辩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彭冲答：有。最近附近郊区支部书记排队，问题不少。比较坚定地拥护党的决定、号召的，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多。毛泽东说：山东有个惠民县，把生产小队干部算在内的五级干部，有四千三百多人，不动摇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你们不是百分之四十一吗？差不多。所以，乡村里头坚定的占百分之四五十，也就很好了。问题是看主要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你只是讲的核算单位的，没有讲县、社、管理区的。这个问题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阶级不消灭，这个问题总是存在。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江苏负责人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毛泽东问：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答：恐怕好得多，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问：心放下来了？答：心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说：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的口粮就好。能够不能够？答：大概差不多。毛泽东说：十年储备一年，就是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全国人民有一年储备粮，要办到这一条就好。各种经济作物、多种经济的安排，你们怎么样？有所安排吗？答：明年的经济作物，我们打算稍微多安排一点。毛泽东说：不然积累也上不去，生活也不能改善。

同日 晚上，到达上海。在专列上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及一同到上海的曾希圣、刘顺元谈话。毛泽东问：李富春他们搞了一个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你们收到了没有？柯庆施说：收到了。现在矛盾最大的是一个煤炭问题。煤炭，明年华东地区需要七千万吨，那个草案中只有六千五百万吨，差五百万吨。只好自己想办法吧！在公社方面，比从前巩固一些了，经济的发展比从前也好了。粮食亩产超过千斤的大概是百分之十到十五。我们明年有两个硬东西，一个是想弄一亩地一头猪，五百多万亩地，搞五百多万头猪。毛泽东问：你明年能够搞到啊？柯庆施说：搞得到。第二个就是无论如何想法子使粮食亩产超过千斤。毛泽东问：你今年晚稻七百几？柯庆施答：七百五。毛泽东说：七百五，达到一千，要增加四分之一呀！同志，行不行啊？柯庆施说：现在我们想打破这个千斤关，这个关不好过，过了千斤，以后就好办了。毛泽东说：那你试试看，打打看，不要登报就行了。今年这个马鞍形很有一种教育作用。大马鞍形我们有经验，小马鞍形我们也有经验，这才有比较。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生产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柯庆施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会议（1959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南方13个省、市、自治区的除害灭病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两个文件：《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一年来除害灭病工作的情况和今后一年的任务》、《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除害灭病（控制、缩小、彻底消灭）的具体要求》。12月2日中央将这两个文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执行。）正在上海召开，主席是不是要指示一下？毛泽东说：消灭血吸虫病，搞的七年计划，现在已经过了四年了，还有三年，可以成功吗？柯庆施说：这四年当中，医治血吸虫病的方法完全解决了，只要几天就可以治好。毛泽东说：这是个上轨道的问题，上了轨道就好办了。还有，钩虫、血吸虫、血丝虫、疟疾四种病合起来，恐怕有一两千万人吧？柯庆施说：恐怕三四千万都不止。毛泽东说：蚊子不灭掉，疟疾怎么能够治得完啊？要把除四害的任务加到你那个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里，可以叫除几害委员会。你这个委员会可以延期。治病的钱恐怕要政府出。这笔钱很重要，就是说免费医疗，而且伙食也给他包下来，给他吃好一点。你搞两个礼拜就全部好了嘛。毛泽东问：七年能不能基本灭掉呀？柯庆施答：我们讲基本灭掉，以后还有一个长期的防护斗争，不长期防护斗争是不行的。毛泽东说：那好呀。柯庆施说：现在整个社会各方面还是安定的。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干部和群众中还需要辩论一次。这一次教育做得好，那就比较稳了。公社要储备粮食。我们已经搞了十年了，再搞十年，在这十年中储备一年的口粮。按八亿人口算，共四千八百亿斤，有这一笔储备粮就好。柯庆施说：将来恐怕粮食价钱问题还得考虑，现在太便宜了。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涨价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和城市人口有一亿多。这个问题你们研究一下。

10月31日 晨，阅李先念报送的天津市畜牧局九月五日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这个材料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1958年以来，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对公养私养、育肥、繁殖、积肥、打菜等事情统一领导，全面安排，大干一年翻了身。养猪由公社化前的17头发展到257头（其中户养77头），每户平均6头多，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材料。阅后写信给吴冷西：“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斯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上午九时，为排印这封信，致信柯庆施：“附件请印二十份，上午印出，发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六同志各一份，请他们收到即看一下，想一想，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下午或晚上到我处座谈一下。另十四份交我处理。”十二月五日，关于这封信又批示：“请彭真同志送交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及附件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

同日 上午，同林克一起读《矛盾论》英文本。

同日 下午，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

11月3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开会，讨论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印边界问题和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周恩来等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报告的主要内容：宣扬和平主义，散布战争恐怖，迷恋首脑会议，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件（1959年10月21日，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印军分两路向中方阵地实施包围，并开枪射击，中国边防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进攻。）表示非常遗憾。王稼祥说：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称之为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来搞下去。而赫鲁晓夫现在的确是迷恋这些，正在兴头上。这么一种政策是带有危险性的。毛泽东说：各种各样嘛，讲和平的讲和平，讲斗争的讲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本国的资产阶级、外国的帝国主义、本国的帝国主义走狗，对他们不斗？美国的企图就是要把整个世界的革命浪潮压下去。现在看来，所谓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杜勒斯于1959年5月去世。）为止，杜勒斯一死，美国的策略要变。苏联想避免氢弹战争，我认为是对的，这个东西真正打起来不好。问题是美国在集中搞导弹，它要超过苏联。所以，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彭真说：赫鲁晓夫是迷恋于这个首脑会议，西方就拿着这个首脑会议像钓鱼一样总钓着他，他就总想吃。毛泽东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不过，赫鲁晓夫这一套，现在不忙去驳，看他几个月，看一个时期再讲。接着，周恩来、雷英夫讲了印度军队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被击退的情况。毛泽东说：我想提这么一个建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实际控制线，两国军队相距在二十公里以内的，各退十公里，整个全线，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原先已经相距二十公里的，那就不要退了。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还是按照实际控制线，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王稼祥、周恩来：好，好，好。）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一个和平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这还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尼赫鲁说双方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实际控制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于极点了。王稼祥说：我估计尼赫鲁不能不同意。彭真说：我们主动了。毛泽东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我也在外交部研究方案，怎么才主动，提什么办法？总要打一张牌出去，总是发表什么声明，主张谈判，没有想到各退二十公里。王稼祥说：我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说：用两国总理通信的方法，恐怕比较好，这个信不要很长。这个方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959年11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方案，基本通过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周恩来说：一九六〇年的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彭真说：少奇同志主持开了政治局会议，我们肯定就是一千八。毛泽东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到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在指标上搞热不如在实际上搞热。指标比较低，实际上热，实际上高，那就好办了。谈到农村的整社在各地都展开了时，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对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批评得太凶，有些人受不了。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开展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谈到今年的旱灾等情况时，毛泽东说：今年的旱灾使好多省觉悟，还是要搞水利。有了水利没有肥料也不行。我看解决肥料的方向还是养猪，养猪的利益极大，它可以产肥料，肉可以吃，又可以出口，什么单位都可以搞，家庭也可以搞。全国如果每人搞到一头猪，就有六亿五千万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吴桥的材料，那一天早晨心血来潮，写了封信给吴冷西。

11月5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出席华东协作区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开，毛泽东1959年11月3日在杭州同周恩来等开会时说：我10月29日到马鞍山的时候，柯老知道我从合肥到了马鞍山，就打电话请曾希圣到上海。上海有叶飞医病，我见了他；江西的杨尚奎也在上海医病，我也见了。我说，你们索性把山东的舒同、江苏的江渭清也找来，在上海开会。先在上海开4天，然后到杭州来开3天，我也来参加一下，看看你们怎么搞法。他们说有个煤的平衡问题。他们11月1日开始开会，后天（5日）到杭州来，我跟他们谈谈。），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参加。

11月7日 晚上，同王稼祥、胡乔木、浦寿昌谈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尼赫鲁的信。毛泽东在信稿中加写一段话：“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恩来的信于十一月八日交给印度驻中国大使帕塔萨拉蒂，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信中提出，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并停止巡逻，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11月8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听取关于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汇报，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参加。

11月10日 为转发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一月五日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我们认为此件很好，请你们考虑仿照黑龙江的办法召开一次财贸六级干部会议，由省、市、区党委切实抓紧会议的领导。首先由你们详细研究一下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并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另印发中央各处。”报告说：我们于十月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全省财贸系统的六级干部会议，主要是在财贸工作中反对右倾思想并加强工、农、林、交、商的协作，在此基础上安排了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的工作。

同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出席。会议首先由王稼祥介绍印度对周恩来致尼赫鲁信的反应。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政治记者报道，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中国提出的两国武装部队各从实际控制线撤退十二英里的建议。路透社新德里九日电，据印度政界人士今晚说：“尽管周恩来的建议具有据说是‘令人失望的’性质，但是政界人士仍然认为他的信件比以前的信件富有和解精神。”毛泽东说：印度政界人士这样说，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认为是富有和解精神了，那就不是侵略精神了。总而言之，现在不说是侵略了。我们的确是和解，继续冲突有什么理啊！这两次冲突谁也不知道，就冲突起来了。第一次冲突不知道，第二次冲突也不知道，是事后才知道，事后还隔一个时间才知道。向后退的事情，我们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退，但是这个退，是你也退我也退，不是我一方退。只要西藏问题解决了，就剩下一个台湾问题了，台湾拖他几十年吧。台湾问题还要想一想，想个办法出来。当王稼祥说到美国外交官们对周恩来建议会见尼赫鲁来解决边境问题特别感到兴趣时，毛泽东说：他也不得不讲外交官们私下对我们这封信特别感到兴趣。合众社说周恩来的信采取了比过去中国人解决边界纠纷一向的态度较为和解的精神。打仗谁都怕，但是你单怕有什么办法呢？怕，他也要打，尽管你怕得要死，他还是要打。你这个怕有什么用处呢？那末，我不如不怕。是你要打，反正我们是不发动战争的。在会上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财贸问题很值得注意，财贸问题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在人们的概念里总是抓工业，要么就是抓农业，而财贸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可是财贸问题和人们的生活很密切，过去不是市场紧张吗？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各省都应该学习黑龙江省委的办法，他们是省委第一书记主持财贸会议，这是一个好方法，这样能被人们重视。不要一个省只有一个财贸书记管一下就行了，各省要抓一下财贸工作。各省还要抓军事，特别是华东的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省。军队负责人参加省委、地委的会议，军队要参加地方建设工作。为了多养猪，目前要大力发展猪饲料，各地应搜集资料，看什么东西是猪的好饲料，加以推广。

11月12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境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出席。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王稼祥说：被俘的印军十六号以前释放比较好。毛泽东说：可以早一点放，不一定要等到十五号，空喀山口那些俘虏十二号放就可以，通知他们。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王稼祥说：苏联九月九日公开发表的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以及在十一月七日宴会上的讲话，不仅是破坏中苏关系，并且使中印关系的友好发展受到困难，不是得到好处。资本主义国家对赫鲁晓夫的讲演都说好，说什么同西方国家一致了啦，什么苏联领导人从一九二八年以来都没有过这样温和的讲演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吹捧，说什么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什么伟大的历史文件，等等。毛泽东说：找出了杜勒斯几个文件（指杜勒斯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3篇讲话，即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这是杜勒斯的演说，你们看一看。王稼祥说：赫鲁晓夫在十一月七日那个宴会上说，冷战已经结束，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结束。他这个政策是个危险的政策。毛泽东说：麻痹无产阶级，粉饰资产阶级。王稼祥说：《纽约时报》十一月三日发表的一篇短评说，赫鲁晓夫的讲演谈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列宁的灵活的外交政策时所犯的错误，这是指中国党而言的。毛泽东说：他现在假借列宁的名义，假借列宁的所谓灵活，把锋芒去掉。列宁是有锋芒的、有灵活的呀。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苏联对我们现在相当讨厌呢！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日本跟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占领区搞的所谓“合办实业”，日本提出：在华中、华南，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中国资本家占百分之五十一；在华北，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中国资本家占百分之四十九。）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王稼祥说：他最讨厌我们的，还是我们的世界政策，就是我们支持革命，我们坚持革命立场，他要同美国妥协，他就觉得我们妨碍他。毛泽东说：没有独立的国家就是要求独立，这个事情我看是压不下去的。美国除了缓和这一手之外，还有紧张这一手。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顶着，硬着头皮顶他十年嘛。王稼祥说：艾森豪威尔对付赫鲁晓夫是两个，一个是搞导弹，赶快赶上和超过苏联；一个是打糖衣炮弹，现在就是打糖衣炮弹。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打糖衣炮弹，赫鲁晓夫也打糖衣炮弹，对着世界人民的斗志，经过赫鲁晓夫的口讲出来，比艾森豪威尔讲出来不同一些。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1月15日 晨一时半，致信柯庆施：“此件（可能指安徽省国营方丘湖农场种饲料放牧养猪的材料。材料介绍了这个农场采用在种饲料的地里直接放牧养猪、肥田的办法，收到良好效果。）极好，请看一下。如有省书（即省委书记——编者注）同志未走的，请你递给他们看一下。然后，交王稼祥同志看一下。然后，交江华同志看一下。在两天内看完，由江华退我。我准备请中央转发全国。”

11月16日 为转发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致信周恩来、彭真：“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文件和柯庆施同志给中央的报告，现寄上，请予审阅。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予批复。同时可以转发各协作区及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至于各协作区是否仿照华东办法在十一月内开一次会，由各协作区自己酌定。如果他们觉得十一月时间仓促，准备在十二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再开协作区会议，较为方便，我想也是可以的。华东此次会议的纪要，共五件，我已看过，觉得可行，建议中央予以批准。”华东协作区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一九六〇年要力争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二、关于工业生产。一九六〇年一定能够获得继续大跃进，要大搞原料、材料的综合利用，挖掘劳动力的潜力。三、关于财贸工作。财贸部门要保证市场的物资供应首先必须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进一步做好收购工作，进一步做好市场供应工作。四、关于教育和科学工作。必须巩固和发展高等教育，积极筹办新的高级中学，办好初级和中级技术学校、初级和中级职业学校、中级业余学校，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增加必要的科学仪器和设备，尚未建立科学研究机构的，应当积极筹备逐步加以健全和充实。五、关于反右倾斗争。要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今冬在农村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个会议纪要转发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1月22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彭真、柯庆施、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何英（何英，当时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1960年1月任西亚非洲司司长。）、浦寿昌等出席。

11月23日 晨二时半，阅十一月十八日印发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情况简报（特第一期）后，批示彭真：“有重要材料性文件，请随时选一些给我看看。”

11月28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胡乔木、雷英夫、何英、浦寿昌等开会，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来信的复信问题。

11月29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养猪问题和给尼赫鲁复信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和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仲良（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出席。这次会议决定将华中协作区与华南协作区合并为中南协作区，由陶铸任协作区主任，王任重任副主任。

同日 阅张劲夫（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报送的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批示：“印发各同志（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资料表明，关于麻雀是益鸟还是害鸟，国内外科学家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季节的不同，益处和害处也不同。麻雀对城市、林区、果园是有益的或益多害少的，对农作物区特别是收获季节则是有害的。资料还说，在普鲁士王国、美国、法国都曾经因捕麻雀而引起严重的虫害。

11月30日12月4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胡乔木、廖鲁言、安志文（安志文，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张仲良、王世泰（王世泰，当时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欧阳钦、江华等出席会议，林彪、陈毅、贺龙、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谭政出席了十二月四日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问题。

11月30日 审阅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计划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对提纲中的一九六〇年计划粮食达到六千五百亿斤、棉花六千万担处，打了两个问号。在提纲讲到一九六〇年工业的几种主要产品较一九五九年增加的绝对数都是很大的，其中“钢四百八十万吨左右”处，批注：“实际可达到六百万吨以上。”

同日 下午，在杭州饭店三楼会议室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李富春谈到一九六〇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工业生产方面的国民收入都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时，毛泽东问：明年看涨，为什么？李富春说：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农业总产值照原来农业书记会议上的安排，粮食是六千五百亿斤，棉花是六千万担，以这两项为纲是九百一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的七百八十亿元增加百分之十七。毛泽东问：如果减少呢？陶铸说：绝不会减少，可以增加的。毛泽东问：可以增加？李富春答：明年粮食可以增加一千一百亿斤。毛泽东说：可以嘛，现在横竖是我们的指标，你明年超过，大家高兴。你现在又搞这么多，结果明年又完不成计划。你看，今年粮食要搞七千五百亿斤，结果搞了五千四百亿斤，二千一百亿斤不见了，这不是看涨，是看跌嘛！你明年搞这么多，结果达不到。增加百分之十，我看就好，百分之十就算跃进嘛！你先不要搞这么多。李富春说：棉花增加七百万担。毛泽东说：明年增产七百万担是不是太多？增加不了那么多怎么办？这个还要斟酌一下。在李富春讲到明年一季度基本建设的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说：控制得了吗？你说控制，结果他不控制。控制上马项目的办法，一是控制材料，一是一定要审批。在李富春讲到农业生产时，毛泽东说：还要养猪。各省要专开一个养猪的会议，明年猪至少要增加一倍。猪的地位要提高，把“马牛羊鸡犬豕”改为“猪牛羊鸡马兔”。

同日 阅李先念十一月二十八日报送的关于重庆副食品生产会议的报告和他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阅。建议转发各级党组织，研究实行。”李先念在报告中说：一年来各大中城市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成绩很大，主要表现在蔬菜生产已经基本自给；少数城市的肉食供应按照现有的较低的消费水平，已经做到基本自给，多数城市也有所改善。今后一个时期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供应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提高和适当发展蔬菜生产；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在一两年内做到肉食蛋品的基本自给；积极发展油料、水产、果品和其他副食品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过去的重点是解决蔬菜问题，今后重点是发展畜牧业，解决肉食问题。会议认为，发展畜牧业要在公私并举的原则下，强调以公养为主。

11月 作《七律·读报》：“反苏昔忆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

12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尽管满天都黑了，只要中国不黑，那是黑不了的。庐山会议以来，进行了很大的斗争，比哪一次都深刻，现在一般形势好得很，证明绝大多数干部是坚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一般不过百分之十，是百分之几，至于个别问题看不清楚的，那就难说，有的是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着，周恩来谈赫鲁晓夫访美问题，他说：一系列的事情，说明苏联是步步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对待赫鲁晓夫，没有像蒋介石对待王明那样“一个巴掌打出来”，而是把他请进去，吃两块糖，给个诺言说开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说：苏联卫星上天，本是好事，可是它政策摇摆，美国已看清，即利用这个摇摆，来争取时间。毛泽东说：美国准备用三年，把导弹发射赶上去。铀美国本来就多，那时导弹就比苏联更多了。周恩来说：风都向我们刮，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扩张主义、战争贩子等等，这种情况大概要继续三年。毛泽东说：世界上，人民受压迫，大多数不反华反共，而是亲华亲共的，一时可能受迷惑。邓小平说：我们同赫鲁晓夫是一系列的分歧，思想体系的分歧。毛泽东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斗争。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那样做，哪个阶级欢迎啊？邓小平说：赫鲁晓夫的根本思想是二十大，《莫斯科宣言》实际是对二十大的修改，但是他不认账。他现在用一切办法压我们向他“对表”（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向二十大“对表”。过去是内部讲，现在在印度问题上公开讲了，并且出无头告示。他的目的是压我就范。马列主义原则不能让，顶住，方法是不公开，但原则要讲，一些语调不一致，不可避免，只是不冷嘲热讽，不放暗箭。刘少奇说：赫鲁晓夫现在公开与我闹翻，指名骂，看来还不敢。毛泽东说：那也难说。他一怕中国，二怕帝国主义，三怕东欧国家不听话，四怕尼赫鲁等人被右派代替。在北京遭到冷遇，在戴维营得到温暖。刘少奇说：我们要准备应战，从理论上准备。毛泽东说：这种错误，他们国内自己纠正比较好，外国来纠正不好。刘少奇说：他自己纠正有困难，不过可以收缩一些。毛泽东说：他会收缩的，因为帝国主义在，还会整他的。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重技术不重政治，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刘少奇说：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有阶级斗争，这有三条路线，一是积极准备过渡，一是永久停于社会主义，一是恢复资本主义。毛泽东说：看来第一种人占多数。我在武汉讲过，我们不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等也可以，但是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等十年犹可，再等就不利了，对生产不利了。

同日 阅林铁十一月二十六日关于王国藩公社今年生产的结果和自力更生办“四化”情况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建议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并为这个报告拟题《介绍王国藩人民公社》。林铁的报告说：前几天我到王国藩人民公社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社今年生产的结果是五业齐跃进，全面大丰收。从去年以来，这个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积极开展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设。现在正在着手大搞社营经济，预计明年社营经济的收入比今年全社的总收入还多。这就为在明年内由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准备了最好的条件。毛泽东将报告中的“这就为在明年内由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准备了最好的条件”这句话改为：“这就为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12月3日 晨三时，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今日派机去广州，明日林彪可到。国际形势及对策讨论三天就够了。”

12月4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会前写了详细的讲话提纲。他在讲话中说：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目的是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是着重的一手，杜勒斯在世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定下来了。基本原则是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持下去？可能已形成系统，二十大是一个系统。可能就这样坚持下去，还要看一下，也可能有改变，自己改或别人来改。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不团结不堪设想。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赫鲁晓夫的政策，有消极的方面与积极的方面。农业、工业下放，七年计划，这是人民的要求，也受我们一些影响，虽然不提大跃进，但也在加快，也对我们的表。我跟大家的口径有些不一致，对赫鲁晓夫比大家估计得好一些。想想历史，也有下面这样一些一个指头的事件。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同时提出和平过渡论。我们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一论》犹可，《再论》使赫鲁晓夫恨透了。一九五七年我们整风反右，他实际上反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文章，他是不同意的。这一年秋天的《莫斯科宣言》，实际上是批判了他。他的两次稿都拿出来了，人家都知道用的是我们的稿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苏共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中印边界事件，他们发表塔斯社声明，全世界资产阶级看了都高兴。全世界反华反共运动，除印度以外，还加上印尼反华。反华大合唱，调子不同。苏联射了好多箭。反华大合唱还会唱。我们准备被孤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能得到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许多共产党的拥护。我们从来相信广大群众，我们不会孤立。我们怎么办？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华东协作区这次开会，他们感到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搞工业体系，要建立技术队伍，希望各大区都注意这个大问题，各大区、各省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和技术队伍。中国在八年以内可以比较强大起来。进一步强大，还要到第四、第五个五年计划。赫鲁晓夫的话说了不算，不能严肃地相信他，但是我们要认真对待。他是实用主义，有利就干。少奇同志已经讲了，对苏联要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在外交方面要注意，有些事情，一个时期看起来严重，一个时期看又不那样严重。我们对苏联还是：学习苏联一切优点（他们留一手是常情），拥护苏联正确的主张。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不说话，不回击。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吵架，对帝国主义有利。他出无头告示，我们不能这样干。反华反共对我们有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骗子。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黄梅雨季节过去，晴天到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这些文章相当幼稚。可能是受帝国主义骗了，也可能受骗了一下又回来。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苏联人民是好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列宁的故乡。但是党和若干人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若干形而上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死得早，没有来得及改造。总有一天要走向它的反面，改好，或者自己改好，或者由旁人改好。我们也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我们的办法是两年整一次风。目前情况好起来，好好掌握，不要过了。反“左”不出右，反右不出“左”。命令主义值得注意。

12月5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听取康生汇报文教书记会议情况和美国记者斯诺来中国访问问题，周恩来、彭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

12月6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林彪、贺龙、罗瑞卿、谭政开会，谈军事问题。

12月7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12月10日 自本日起，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田家英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和一个结束语。读书地点在杭州刘庄丁家山或南屏游泳池。在读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了一些批注。以下是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本日下午五时半至晚八时，读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文内的横线，是照毛泽东读教科书时画线处标出的。下同。）时，毛泽东说：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说：“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教科书说：“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

在读到教科书说“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时，毛泽东说：“这个提法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他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教科书说：“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革命。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这个提法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12月11日 下午四时五十分至晚八时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对经济发展起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批注：“讲得好，使人高兴。”

在读到教科书引述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见列宁1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时，毛泽东说：列宁这句话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读到教科书讲暴力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教科书说：“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在读到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把收归公有的土地“一小部分则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时，毛泽东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入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教科书引述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毛泽东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人阶级在尽量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新知识分子的队伍时，也要努力吸收旧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专家在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同日 批示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焚书坑》一诗，为唐代章碣所作。其中第三句为“坑灰未冷山东乱”。）（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2月12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经济部门中采用先进技术，并力求有步骤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毛泽东批注：“好。”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政令能充分实行，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见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毛泽东批注：“列宁这段话很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时，毛泽东说：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在读到教科书说十月革命后，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曾经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到一九二一年才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利用工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时，毛泽东说：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

12月14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在本日读书中，毛泽东还说：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地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12月15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

教科书说：“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都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农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在读到教科书说“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时，毛泽东说：这段话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

教科书说“列宁就强调过，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引述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毛泽东批注：“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政权初期，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技术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时，毛泽东说：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重工业，就要求苏联人民在初期忍受一定的牺牲”时，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时，毛泽东说：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他还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12月16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开始读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

在读到教科书说发展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在读到教科书说“过去中欧和东南欧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成为拥有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工业的工农业国”时，毛泽东说：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末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以上。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工业化的政策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工业为农业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而小农经济却没有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来销售各种现代化的复杂农业机械时，毛泽东说：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不同，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因为简单商品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时，毛泽东说：“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不能说是所有的农民，而应该说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

在读第二十一章时，毛泽东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同日 为转发中共农业部党组关于当前养猪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人民公社党委的批语：“（一）现将农业部党组十二月十二日的报告发给你们。（二）各级党组织都应设立一个畜牧业委员会或小组，省、地、县、社四级都应有一个不管别事、专管畜牧业的书记。（三）凡尚未召开养猪会议的，除禁猪民族区域外，都应迅即召开省的（市、区的）、地的、县的、社的养猪会议，总结经验，规定任务和办法。此种养猪会议或畜牧会议，一年至少开两次。”并批示：“刘、周、邓、彭即阅，尚昆以电报发去。”农业部党组的报告说：自毛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一封信在党内传达后，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养猪积肥的群众运动。已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召开了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养猪会议或电话会议，许多地方由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建立了领导小组等养猪机构。

12月17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主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实行了全部土地国有化，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保存着农民土地私有制时，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时，毛泽东说：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蹩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更具体化了。一般地说来，教科书是把这种对农民的具体分析坚持下来的，当然也还有很不够的地方。

教科书说：苏联全盘集体化，在国内消灭了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也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对最后一句话，毛泽东批注：“完全不对。”

12月18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读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时，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有部分质变的过程。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毛泽东批注：“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

在读到教科书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时，毛泽东说：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吗？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吗？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当时任英国首相。）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同农民联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增订本，在这之后，加了一段，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了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全国九岁和九岁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时，毛泽东说：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苏联的妇女在一切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毛泽东批注：“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教科书说，一九三六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毛泽东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在读完整个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针对这一段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又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像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12月19日 下午至晚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教科书这一章的“各民族经济不平等的消灭”这一节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时，毛泽东说：这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段落时，毛泽东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见列宁《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索姆提出的问题》。），以及“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当时的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被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在读到教科书说只有在技术改造方面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时，毛泽东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教科书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话讲得不对。对于东欧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其实，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取得胜利，并不是什么“特殊条件下”才有的事情。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1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上海市养猪工作大会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参考。可登党刊。”并批示：“送彭真同志酌办。”报告说：上海召开了全市养猪工作大会，根据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指示作了动员报告，广泛交流养猪先进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市委最后确定了明年郊区农村以猪为主的全面发展畜牧业计划，实现一亩地一头猪，并作了具体安排。

12月中旬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十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二三号刊载的《黑龙江省各城市基本上实现公社化》的材料，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陈、胡、邓、田、林（陈、胡、邓、田、林，指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田家英、林克。）阅，退毛。”材料说：黑龙江省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去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现在哈尔滨等八个大中城市的市区和街道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上政社合一的道路。

同旬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十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三二号刊载的中央财贸工作部关于在最近召开几个会议的安排的报告，批示：“各同志（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阅，退毛。四川江油县工作做得好。”报告列举了最近要召开的几个会议，其中有江油县财政、银行工作现场会议。报告说：江油县银行在农贷工作上，积极帮助公社和生产队解决所需的生产资金和生产资料。在帮助穷队赶富队工作上，派专人常驻穷队，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帮助到底。在储蓄工作上，大办食堂储蓄组，帮助群众安排生活开支。县财政部门各级都订了促进生产发展的规划，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困难，帮助公社发展多种经营。

12月21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那几个自然段时，毛泽东说：这一大段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讲机械化的最高阶段是生产的自动化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

在读到教科书说“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时，毛泽东说：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原子能是现阶段技术发展的顶峰。苏联是第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相对稳定了。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沿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向前发展着”时，毛泽东说：这里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在读到教科书说“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它反映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继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特点”时，毛泽东说：这里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的必然性。我们讲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现在我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些经济作物区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农业就会发生新的矛盾。

12月22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普及于他们的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为社会的劳动，它创造剩余产品，即为社会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扩大生产，建立后备，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赡养老人和丧失劳动力的人，组织国防，等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时，毛泽东说：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绝对统治，苏维埃国家有可能“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执行经济组织的职能。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

教科书说列宁的经济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国家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集中领导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结合”。毛泽东批注：“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会的使命是要促使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与文化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时，毛泽东说：教科书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要同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妨碍迅速发展生产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惰力、各种落后和守旧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得有点神气。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读到教科书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时，毛泽东说：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12月23日 下午五时十五分至晚七时十分，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合理地协调起来”时，毛泽东说：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在读到教科书说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比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优先发展的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有特别的意义时，毛泽东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时，毛泽东说：这里说“毫无阻碍地推广”先进经验，可不一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在苏联不给他任何实验的机会，到了中国，我们把长江给他实验，成功了，才引起他们部长的注意，到中国来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书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这种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时，毛泽东说：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观点。工人比起奴隶和农民来，他们的才能总要发挥得好些。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12月24日26日 每天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三天读了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的大部分。

教科书第二十六章中说：“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教科书说，“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做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九十三倍以上，而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十七点五倍，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还不能适应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教科书说：“全国通盘有计划地配置工业，保证在以往落后的农业地区建立新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农业接近于工业，从而消灭城乡间的本质差别。”毛泽东批注：“好，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到处动手办工业。”

在教科书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以及还必须估计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处，毛泽东批注：“不搞关门主义，是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时，毛泽东说：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教科书说：“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杠杆运用得越多，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组织、掌握现有技术和采用新技术的物质鼓励因素运用得愈多，这种斗争所收的效果就愈大。”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对教科书说“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计划领导的过分集中，不充分了解和考虑地方条件和可能性而企图由中央编制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以及对待计划工作的狭隘本位主义，都会造成各种错误，束缚地方的主动性”这一段，毛泽东批注：“批评得好。”

教科书说，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进一步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在有计划领导国民经济方面的权力”。毛泽东批注：“这本书有个好处，把地方分权写进去了。”

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常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教科书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将战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地高速度发展同美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到经济危机进行对比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现在具体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见《孟子·滕文公上》。）。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在读完第二十七章第一节“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的前六段后，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教科书上说，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时，毛泽东说：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做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在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处，毛泽东批注：“对。”在读完教科书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最快，有六千多万人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像上海、辽宁、天津、重庆这样的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出技术、出工人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在读到教科书说“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源，经常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可以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时，毛泽东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教科书说：“苏联过去按照部门原则组织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结果使各部门所属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受到限制……按照地区原则改组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以后，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社会分工以节约劳动和加速生产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中央直属的企业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归各级地方管，就避免了这种片面性。我们的教育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管的高等学校太少，科系不完全。以后要举办一些完全由地方自行分配学生的高等学校，开始可以成立这样的班或系。毛泽东还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还不如达赖时的西藏，因为西藏的武装还是统一的。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12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二十二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五八号后，批示：“此件极好。各同志（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阅。上午看过，下午讨论一下。用后直接退毛。请田家英同志找人民公社北戴河、武昌两个决议，下午带来，为盼。”这期简报刊载三篇材料：《东北三省已有少数公社、生产队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或基本社有制》、《四川省顺江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社有制的情况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三年规划》、《广西柳州地委提出从十个方面发展社有经济》。在第一篇材料谈到东北三省“估计大多数公社在两三年之后社有经济就可以占取优势”处，毛泽东批注：“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同日 阅一份介绍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情况的材料，批示：“印十份，交我为盼。高智办。”这份材料说：在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人当中，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另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而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人，则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是唯心的。双方从老子书中引证的话，一部分是相同的，但所作的解释各不相同，另一部分是各不相同的。材料对双方引证的话作了介绍。

同日 阅中共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生猪发展情况的报告，批示：“彭真同志：此件很好，请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用后退毛。”江苏的报告说：省委在十一月下旬召开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对于发展生猪生产问题，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一九六〇年全省各地分别达到一亩一头猪、一人一头猪、三人两头猪、二人一头猪、一户一头猪。经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目前发展生猪生产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运动的主要特点是：猪子数量增长快，尤其是集体养猪有了猛烈的发展，上市量也大大增加。

12月28日 下午至晚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并开始读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的目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取之不尽的泉源。”毛泽东批注：“好，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时，毛泽东说：这里说的“得到勋章和奖章”、“劳动英雄的称号”等等，也就是“尚贤”。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产品按需分配了，物质刺激也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他们还有这样的意思，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还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12月29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并开始读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问题交错在一起的”时，毛泽东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在读到教科书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教科书说：“马铃薯、蔬菜、奶类、肉类和谷物的过低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在某一时期曾经阻碍了这些产品的生产。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这对于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毛泽东批注：“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

教科书说：“由于有了经济核算，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毛泽东批注：“这样就有奔头了，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带来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教科书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毛泽东批注：“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教科书说：“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愈高，工资的水平也愈高。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当超过工资的增长。”毛泽东批注：“好。”

同日 复信周世钊：“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曹子谷，即曹典球，当时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同日 复信钟学坤（钟学坤，当时是庐山疗养院护士。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做保健工作，得到毛泽东书赠的一幅《七律·登庐山》手迹。同年9月，她写信向毛泽东问好，并求教这首诗中的一些词语。）：“信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同日 复信孙燕（孙燕，陈玉英的女儿。陈玉英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当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你妈妈的信和你的信，都收到了，感到高兴。望你们好。有困难告诉我。不要来京，我很忙的。问你妈妈好，祝她健康。”

12月30日 晨，写信给李讷（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同日 下午六时至晚十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并开始读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盈利。成本和价格》。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和苏联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将日用品零售价格的总水平差不多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的这两段时，毛泽东说：这两小段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个是轻重工业品的比价问题。他们是重工业品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相对说来，我们是轻工业品价格低，重工业品价格高。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时，毛泽东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教科书最近的增订本，加了免费分配的意思，并且说这部分会愈来愈扩大。（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增订本中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很大的、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并不取决于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包括在工资以内，也就是说，是免费分配。”“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免费分配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在社会成员福利的增长中将逐渐提高。”）这个意思好。这种免费分配，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

教科书说“经济核算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的形式”。毛泽东批注：“两种制度的经营方法虽然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求在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的企业”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

同日 复信陈云：“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陈云十二月十九日来信说：我是十月一日到杭州的，已经快要八十天了。身体情况比之九月初在北京见你时有了进步，但是进步程度还不快。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病复发到现在已经休息六个多月，目前还不能工作，只能待我身体能工作时再工作，特此报告。在你离开杭州前如果你有空，我来看你一次，何时有空请通知我。

同日 为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编辑的回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型丛书题写书名：星火燎原。

12月31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盈利。成本和价格》，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苏联重工业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价值，重工业所创造的一部分纯收入就转入按这种比较低的价格买得生产资料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而在消费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苏联重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定得低，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产品成本低。也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他们的轻工业品的价格高，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那末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要做调查，找些人谈谈，也可以考虑派个代表团去苏联研究研究。

同日 阅胡乔木本日晨七时送审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稿《展望六十年代》。社论稿说：“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诚然，就在那时，中国的工农业产品按人口计算起来，水平也还不高或者不很高。”毛泽东将其中的“不高或者不很高”改为“是很低的，同英国比较起来，还是很落后的”。

12月 作《七律·读报》：“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同月 作《七律·读报》：“西海而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不知说了啥些事，但记西方是友朋。举世劳民尊匪盗，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兹入大同。”

同月 作《七律·改鲁迅诗（鲁迅原诗《亥年残秋偶作》为：“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同月 对新华社十二月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三期刊载的《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工业书记座谈公社工业问题》的报道，批示：“此文请阅，送各同志（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退毛。”报道说：十月下旬召集的这次座谈会认为，公社工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有力地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增加公社资金的积累。一九六〇年公社工业的发展方针应当是，集中力量为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以农具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为重点，全面提高和发展。

同月 阅十二月五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五十三期，批示：“伯达、林克、胡、邓、田阅，退毛。此期全部可阅。”这期刊物登载有《大跃进的、协调的、看涨的计划》、《钢铁煤炭计划第一本账已经超额完成》、《城市副食品生产的任务》、《关于养猪好处的一笔大账》、《解决木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各地大办土铁路》、《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农村“五冬”工作进入高潮》、《有些职工对工业生产运动有错误看法》等报道。

同月 阅十二月七日编印的《外事动态》第一一五期刊载的由外交部礼宾司提供的《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在河北、河南参观的反应》的报道，批示：“一个有兴趣的报道，宜一看。送各同志阅。退毛。”报道说：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组织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到石家庄、郑州、洛阳、三门峡等地参观。他们的反应是：一致承认我国发展速度快、建设成就伟大；对小洋群大炼钢铁的发展感到意外；认为人民公社发展情况良好；承认各地物资供应充足。

同月 阅冶金工业部十二月十四日印发的《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钢铁工业远景规划草案》，批示：“要件。各同志阅，退毛。”草案说：钢铁工业今后八年发展计划的要求是：一、继续地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和土洋并举的方针，坚持保证高速度的发展水平。二、在各大区建立起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基本上解决钢铁工业的布局问题。三、完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对钢铁产品品种的需要。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初步设想一九六七年钢产量达到六千至七千万吨或七千至八千万吨两个方案。

同月 阅中共山西省委十二月十五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此件可看。各同志阅，退毛。”报告说：我省整风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把主要目标集中在有右倾思想的负责干部身上。运动几乎涉及每个党员干部。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整风运动是每个党员干部过社会主义关，提高了政治嗅觉，揭发出了个别单位的严重错误。反右倾整风的效果立竿见影，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步步高涨。

同月 阅新华社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三九期，批示：“此两篇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其中一篇是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北京等十四个省、市、区对四百二十三个生产队进行的调查。总的情况是：一、在农业生产继续跃进、收入增长的基础上，收入的分配更加合理了。在这四百二十三个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由去年的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点三，社员人均收入由去年的五十二元七角增加到六十七元七角。二、粮食分配情况良好。三、公社部分所有制正在迅速扩大，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社员生活显著改善。另一篇说，河北省磁县成安人民公社将按比例分红制度改为固定增长比例的分配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对原来收入大的队加以适当控制，使原来收入低的队多分一些，逐步赶上富队；可以多提些公共积累。毛泽东对这篇材料批注：“成安县与磁县合并，现为成安公社，盛产棉花，今年九月我去看过。”

同月 阅新华社十二月二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四〇期刊载的《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文，批示：“此件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文章说：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消费的全部消费品中，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约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大，农村是工业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历年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也迅速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收入中，百分之五十左右是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有关的；目前我国的出口物资中，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同月 阅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十二月印发的《计划工作简报》特第一期《今后八年（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国钢铁工业的速度、规模和布局的初步设想》，批示：“要件。各同志阅，直退毛。”简报说：（一）今后八年我国钢铁工业将持久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每年钢的产量将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三，一九六七年将完全可能达到六千万吨，实行的结果达到七千万吨或再多一点也有可能。（二）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美国，而且也快于苏联。（三）经过八年努力，我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分布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四）钢材的品种和质量将适应国民经济继续跃进和尖端工业的需要。（五）在材料、设备和投资方面有可能保证实现上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