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来说，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典型经验逐步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在探索，刘少奇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这中间，毛泽东的意见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他的许多意见也是集中了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十中全会之后，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1]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这个时候，“四清”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宣讲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2]。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3]

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刮“共产风”那几年，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基层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法则，违反和破坏了这些原则。现在又说基层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这两种批评合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和理解。

最后，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4]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做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它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报告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并且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5]毛泽东四月八日南下路过天津时看到这个报告，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

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6]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意后，于五月十日发出。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7]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8]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9]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入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10]这等于宣布会议结束。

可是，九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写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关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11]

这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理想。他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一）形势问题。着重说明整个农村的形势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九个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法统治的活动；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报告中的一段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五）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一定要分步骤，一定要经过试点。（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二十个材料。

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他写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他分析了人的认识形成的两个过程、两个飞跃。首先是无数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2]

这个“前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较之《实践论》，更为简洁概括、通俗易懂。其中说到认识上的第二个飞跃比认识上的第一个飞跃“更伟大”，实际上就是突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毛泽东切身的经验之谈。“前言”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读了二十个材料和起草决定草案，但他所抽象出来的哲学思想，则远远超越了这些材料和决定草案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这篇文字写作的由来，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有个回忆。他说：

“一九六一年年底，有一天我到主席办公室。毛主席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什么叫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主席提出的问题，我一时答不上来。主席笑了笑说：这样简单的问题，有些人并不懂得。他对我解释说，人的正确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本来就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毛主席告诉我，他正考虑在他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作。……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想使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这里有很多条件，就像你们游泳也有个规律，也要有条件一样。……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这个道理。接着毛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13]

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总结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毛泽东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想从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加以总结。当时，他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讲述这个问题，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但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他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有自由的活动。可见这个“前言”是酝酿已久的。

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的第十条也加写了一段话，强调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要性，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4]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他对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明天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也可以发一份。开会的方法，可以先发材料，要先看这二十个材料，看个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接着，大家对决定草案进行讨论。

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

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曾作过专门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15]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他认为，不搞阶级斗争，人们的精神面貌振奋不起来，还是搞不好生产。多少年来，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他常说的“抓革命，促生产”。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在前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这主要是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一次谈话又强调了另一面，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16]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17]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首先肯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并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18]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指“前十条”——引者注），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19]

毛泽东这个讲话，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他越来越关注文艺领域。过了两个月，十二月十二日，他写了一个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把这方面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20]

再过半年，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写了语言更为尖锐的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1]

看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读了他的这两个批语，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把文艺问题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在十月五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刻看。于是，党内就出来一种议论，说“后十条”右了，是纠偏的。究竟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起草者一无所知。突然，有一天得到正式通知，说毛主席同意了这个文件，而且还要将它同“前十条”一起，向党内外普遍宣读。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带着“后十条”，于十月十日晚离京南下，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的负责人征求意见。随后，又到华东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文件上加了有关点面结合的一段，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随后于十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条”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条”通知中的规定要作相应的改变。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现在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22]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23]

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毛泽东十分重视“双十条”的宣讲工作。找到这样一个推进社教运动的方法，他感到高兴。他从各省得到的信息，宣讲工作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军队方面还没有什么动静。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林彪的复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军队如能照地方的做法办理，也一定会好的，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由团、营合组宣传队伍，向连队宣讲。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同志，也应选择一二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

毛泽东这封复信，不仅推动了军队的宣讲工作，也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的宣讲工作。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他们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扬《鞍钢宪法》[24]的精神，“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工业部门学习解放军，这正是毛泽东几年来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报告来得适逢其时。报告是十二月九日写的，毛泽东十一日就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25]后来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要感谢王鹤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26]

薄一波十二月十三日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十五日致信毛泽东，说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各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

毛泽东收到薄一波的信，立即（十二月十六日）致信军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向他们正式提出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问题。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27]。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28]毛泽东作批示之后，各工业部门从机关到企业纷纷设立政治部。这一做法迅速扩大到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政治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产物。毛泽东根据石油部的经验，认为这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振奋人们革命精神，促进生产发展的极好的组织保证。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某些部门、某些企业，例如大庆油田，这个组织形式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机构得到很大加强。事实证明，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普遍设立政治部，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十二月十六日，罗荣桓元帅在北京逝世。罗荣桓跟毛泽东的关系，是从参加一九二七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的。多少年来，毛泽东一直对他很敬重，很信任。噩耗传来，毛泽东沉浸在悲痛之中，吟成了一首悼念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去世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颐年堂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开始，他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接着，他深情地讲了一段话。他说：罗荣桓同志是一九〇二年生的。这个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他还说：党内要团结。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打麻将，即使“清一色”，还有一万、两万、三万的不同。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也可以，不许秘密搞鬼。

然后，由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毛泽东不断插话。

当汇报到苏联撤走专家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快了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说：这等于抗日时期何应钦不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他说：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叫《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

毛泽东很重视和喜欢自然科学，他更重视和喜欢社会科学。他批评《人民日报》登学术文章太少。一九六四年一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曾提出，《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他说，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要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29]为此，他专门作过批示：“《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30]

当汇报到用二十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时，毛泽东强调说：“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汇报说每年进口国外图书要花四百万美元，毛泽东嫌少了，说可以花一千万美元。

他听说科学方面的文章、图书稿费较低，当即表示：“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

在谈到十年科技规划要有三十亿投资时，毛泽东说：“每年三亿，不多嘛。”

谈到利用激光技术搞反导弹武器时，毛泽东说：“死光”[31]，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了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攻击武器，比如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听完汇报，毛泽东讲了一段富有远见的话。他说：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他又说：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32]

进入一九六四年，为国际反修而开展的中苏论战，和为国内防修而开展的社教运动，都进入高潮。毛泽东越来越把两者联结起来，并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反修转移到国内防修的问题上来。

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旬，他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33]

一月五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也谈到中国国内反修防修问题。

他说：“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34]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时，甚至向客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35]这个话，他又反复地向日本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讲过。

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开始在全国宣讲“双十条”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这件在他看来关系到反修防修的大事，抓住不放。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要求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通知提出：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把“双十条”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36]这个通知一下去，各级领导干部，从军队到地方，纷纷下乡宣讲“双十条”，形成高潮。

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情况，对运动中提出的问题做调查研究。

三月二十八日，途经邯郸，毛泽东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和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主要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汇报。

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汇报中，陶鲁笳介绍了陈永贵的经验。说他们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第一次听到陈永贵这个名字，问道：“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37]陈永贵领导大寨大队，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了那里的面貌，引起毛泽东极大的注意和兴趣。不久，他发出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了两个下午的会，听取他们汇报。

一开始，他接连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彻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关于社教运动从何入手的问题，他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他要安徽、河南两省的负责人汇报黄河下游的排水问题。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五个地区，由于以前执行以蓄为主的方针，下游各省到处筑坝，大雨一来水排不出去，地下水往上涨，土地盐碱化。他向两省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嘱咐说：“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再互相‘打仗’了。”[38]毛泽东决定由谭震林召集五省主要负责人开会，解决这个问题。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毛泽东还问王任重，你们是不是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王任重回答：“省委、地委、县委大多数同志都去宣讲过了。我自己还未去讲过。”毛泽东说：“你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没有病，应当亲自向群众去宣讲两个十条。”[39]

四月十日，毛泽东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王任重随行。

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汇报。张平化告诉毛泽东，陶铸和王任重让他向主席请示一个问题，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四月五日在湖北的谈话中，王任重曾经提出过，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一次，他作了明确的回答：“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40]这样，社教运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

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41]以生产好坏衡量社教运动之成败，这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

四月二十三日晨，毛泽东到达杭州。二十八日，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他认为“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他还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42]

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始终注意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的稳定，深刻记忆着“大跃进”中农业遭受破坏意味着什么。他总是担心搞社教而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在杭州过了“五一”节，五月二日到达上海。在这里住了几天，就准备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五月九日，接到北京电话，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要来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因为这个问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

李富春等的这次汇报，随着毛泽东北上的路线，从五月十日到十三日先后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连续进行。毛泽东就一些问题发表意见，除经济问题外，还谈了一些社教方面的问题。

在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账。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他嘱咐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在谈到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了给大家。”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3]

毛泽东这几天谈话的意见，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些思想准备。

注释

[1]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2]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3]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3年2月26日。

[4]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28日。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4页。

[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5月18日。

[7]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2日。这个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10日。

[8]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7日。

[9]毛泽东对《中南通讯》编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四个文件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8日。

[10]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8日。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92、293页。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0、321页。

[13]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

[14]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10日。

[15]毛泽东听取薄一波、谭震林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16]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1日。

[17]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2日。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85－420页。

[19]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20]毛泽东给彭真、刘仁的批语，手稿，1963年12月12日。

[21]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的批语，手稿，1964年6月27日。

[22]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手稿，1963年10月25日。

[23]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稿上的批语，手稿，1963年10月26日。

[24]毛泽东1960年3月将鞍山钢铁公司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总结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

[25]毛泽东对王鹤寿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12月11日。

[26]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3日。

[27]“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28]毛泽东致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的信，手稿，1963年12月16日。

[29]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43页。

[30]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编委会1964年1月31日关于增加学术文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2月3日。

[31]死光，指激光。

[3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1页。

[33]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加写的一段话，手稿，1964年1月。

[34]毛泽东同听涛克己谈话记录，1964年1月5日。

[35]毛泽东同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月30日。

[36]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手稿，1964年3月22日。

[37]毛泽东听取陶鲁笳、林铁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8日、29日。

[38]毛泽东听取刘澜涛、李启明、李葆华、刘建勋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30日、4月1日。

[39]毛泽东听取王任重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2日。

[40]毛泽东听取张平化、李瑞山、王延春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18日。

[41]毛泽东听取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才、黄知真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21日。

[42]毛泽东听取江华、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28日。

[43]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