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作为领导和推动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这一天心情格外激动。

他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

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毛泽东同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2]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把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的郑重决定。为了作出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设立了第六小组，专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

九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3]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传遍中华大地，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首高昂的战歌。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有的提出：“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有的说：“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4]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5]

毛泽东宣读的公告中，有一个颇长的名单，除主席、六位副主席外，还包括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据当时参与报道开国大典的新华社记者回忆说：毛泽东宣读公告后，我走上去拿稿子。稿子上贴着一个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字。他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叮嘱我：“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文件上还有他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这个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补上去的。[6]

原来，公告稿上没有全体委员的名单，只说“陈毅等五十六人为委员”。这五十六人中，一半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重要干部，一半是党外各界著名代表人物，这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新政府团结基础的广泛。毛泽东如此重视并采纳党外人士的这个建议，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宽阔胸怀和工作上的谦虚风格。

毛泽东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威武雄壮地由东而西行进。由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的十四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四百万人的大军。毛泽东为这支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付出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起，二十二年来，毛泽东的生活、工作与战斗，始终同这支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也就是这支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阅兵式持续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这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这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扩音器里不断地传出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人民拥戴毛泽东，毛泽东热爱人民，两种真挚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晚上九时二十五分，游行结束。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才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来。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也有几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更为不易。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来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政权，新中国刚建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对内，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的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争取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开国前后，毛泽东仍以很大的精力放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方面。

当时，东北全境、华北全境早已解放。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新疆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进军，至九月二十六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华东地区，已经大部解放，第三野战军一方面防守华东，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一方面积极部署攻取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待解放的地区，还剩下两大块：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以后的作战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据守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的白崇禧集团和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这时已经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同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据守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此外，还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和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所属的部队。

解决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任务，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不久，在规划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时，就已定下来了。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四野战军渡江后，占领两湖，十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7]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

怎样歼灭白崇禧集团，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南战场作战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伤。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根据全国战争的局势以及同白崇禧部多次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崇禧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8]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9]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九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由四野第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从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部主力向贵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在湘南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四个师。与此同时，由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等组成的东路军挥戈广东，发起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同月下旬，在广东西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湘南、广东解放后，三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实行大迂回战略，首先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岛、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条道路，然后各个歼灭敌军。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解放广西全境，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一九五〇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由四野的两个军越海作战，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于三月上旬发起海南岛战役，五月一日全岛解放。

两广解放，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撤往西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此时仍企图在这里重新站住脚跟，卷土重来。蒋介石自己也赶到重庆。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八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仑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这一军事行动，要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但是一旦成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线便会不战自溃，因此，这又是一着出奇制胜的高棋。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西撤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在中国大陆上，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同时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一九五〇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10]同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地区。果然，昌都战役一个胜利，进藏的门户被打开，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及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交替着出现。统一总是主流，而分裂常常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破坏，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压迫。统一，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江河水域的治理和利用，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1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都根本改变了。它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统一，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统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这一件大事做好。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收到此电，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12]随即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13]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改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群众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来。许多地方也普遍出现了人民来信大量增加的情况。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却漠然视之，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14]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5]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来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也表达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6]毛泽东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讲得非常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从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个“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的统一，延伸和扩展到全中国。尽管这条新路后来曾经走得那么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终究会实现毛泽东预期的“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个伟大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创立者和制定者，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纷纷建立，毛泽东一再指示和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薄一波有一段回忆说：“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担任什么职务，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每个月给程潜五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说，程潜应酬多，开销大。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毛主席问我，怎么样？我有时汇报一下。他对我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那时政务院有十个以上的部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毛泽东还亲自做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17]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一九五〇年五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个意见书，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指示，要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亲自对这三个县作一次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18]毛泽东这样认真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关系。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了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19]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不喜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20]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在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构想，向政协代表征询意见。他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21]随后，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22]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更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23]

一年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24]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25]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少数民族地区。两区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间留下良好的印象。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26]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27]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28]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一九五〇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二十七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七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这个政策在后来的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过达赖和班禅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这一部分人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不变。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正如毛泽东在建国七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29]

毛泽东还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3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成为中华大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7页。

[2]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讲话录音，1949年10月1日。

[3]应为锤子。

[4]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记录，1949年9月25日。

[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6]李普：《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前后》，见《同舟共进》1998年第10期。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1、592页。

[8]《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页。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页。

[10]《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

[11]孙中山：《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373页。

[12]毛泽东致饶漱石电，手稿，1949年10月13日。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14]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0年11月30日。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16]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14页。

[1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页。

[19]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谈话记录，1950年4月21日。

[20]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2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39、140页。

[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2、24页。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2、24页。

[24]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11月24日。

[2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页。

[26]195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王贵等：《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1页。

[27]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手稿，1949年10月23日。

[2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8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30]这是毛泽东1950年10月写的一首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毛泽东请一起观看演出的柳亚子填词一首，以述各民族大团结之盛况。柳即席写了一首《浣溪沙》，毛即写了这首词以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