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

资耀华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发行的不兑换纸币——法币，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用来对人民进行残酷掠夺的主要手段之一。当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只有14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四大家族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法币来进一步垄断全国经济，搜刮人民财富，因而通货不断膨胀，到了日本投降前夜，法币发行额即已达5000亿元。1946年3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反共战争以后，随着国民党军事危机的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也日益加剧，到1947年4月，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法币发行额即陡增至160000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年8月20日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当时，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0000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3492万倍。

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初，除了接收了大量的敌伪财产之外，它的金融垄断组织——中央银行还握有9亿美元的外汇和50余万条（即500余万两）的黄金库存，此外还有美国援助的数十亿美元的物资。但是这一笔偌大的家当很快地便被蒋介石在反共战争中消耗掉了。同时，蒋介石为了进行内战，采用横征暴敛、滥发纸币、抬高物价的种种手段对人民进行极其残酷的经济掠夺。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危机自然无法避免，而法币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如上所述，蒋介石发动反共战争，是法币崩溃的根本原因。但是，四大家族利用职权，上下其手，相互之间，钩心斗角，特别是当时掌握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大权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勾结英美垄断资本，利用外力，操纵金融，也是加速法币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我从这一个角度，就当时见闻所及，对这一事件提供一些内幕情况。

一、宋子文勾结杨格开放外汇市场

在国民党的金融垄断组织的所谓四大银行之中，中央银行是“国家银行”，从成立时起就一直是由孔祥熙、宋子文轮流把持，中国银行也一直为孔、宋所控制；CC派因只能操纵交通、农民两行，有所不甘，总想找机会把孔、宋排挤下台，把四行完全控制在手。1945年，CC派趁孔出国赴美，在重庆发动第一次黄金大疑案，拘捕了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和中央信托局储蓄处长王华，这个疑案就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孔下台后，俞鸿钧继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但到1946年初，宋子文勾结美籍顾问杨格，宣称可以获得美国借款20亿美元，因而得任行政院长。宋上台后，即以他的私人贝祖贻任中央银行总裁，所有该行要职又都为宋派所占据。CC派在“20亿美元借款”的声势之下，只好隐忍退却，从暗中同宋争夺外汇和黄金。

宋子文当时能够上台，是利用杨格所开的20亿美元大借款的空头支票；而杨格为了满足美籍商人的要求，极力主张开放外汇市场。所以宋一上台，即执行杨格的意旨，由行政院正式颁布“开放外汇市场案”、“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及“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这三大法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划分进口物品为三类：甲、自由进口类，即可以自由购买输入的物品；乙、许可进口类，即申请许可后方能输入的物品；丙、禁止进口类，即不准输入的物品。实际上，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美国主子，对美商进口货物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二、由中央银行指定若干银行买卖外汇。因为那时主要的外汇是美元，实际上是由美商银行把持外汇买卖。

三、中央银行可以斟酌市面情形，随时买卖黄金、外汇来平衡市价。实际上，这是为了便于当权者上下其手。

根据以上办法，1946年3月4日，由中央银行实行开放外汇市场，美元汇价正式挂牌为2020元（即美金1元等于法币2020元）。对于外汇的审核及申请办法，依然沿用抗战前由英籍顾问李滋罗斯等所拟订的中英平衡基金委员会的一套制度，不过当时由英籍顾问把持，现在改由美籍顾问操纵而已。

中央银行随又制订了“黄金买卖细则”，即：（一）每晨9时由各金号及银楼到中央银行申请购买黄金，十时，由中央银行根据供求情况公布金价，并按市面情况配给黄金；（二）中央银行暗中特别委托几家指定的金号随时抛售黄金，以避免该行直接在市场上出面抛售。其实是掩耳盗铃，是为了更便于他们自己上下其手，抢购黄金。

外汇市场开放后，一方面由于蒋政权宣传假和谈；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放出大量外汇，中央信托局处理大量敌伪产业，同时中国纺织公司抛出大量纱布，使旧法币大量回笼，因此从1946年3月到7月，金、钞、粮、棉市场，在表面上波动尚不甚大。

据上表所举，当时市场物价表面上除白米价格上涨较高外，其他不过上涨20%到30%，似乎法币可望稳定。但一看对外贸易，就知已成死症，不可救药。因当时宋子文的对外贸易政策，纯系讨好美国主子，进口贸易为美商垄断，美货进口毫无限制，出口则无力恢复。所以1946年3月以后，每月入超多达1100亿元，少亦达800亿元，到1947年，每月入超达3000亿到5000余亿元。外汇损失巨大，有如无底之洞，其中进口货品主要为美棉、汽油、煤油、化学用品、纸张及各种奢侈品，美货占60%到70%，有的为美货所独占，甚至有不经过任何合法手续而进口的美货。所以当时只要有美国货轮进口，市场黄金美钞就有一度高涨，因为这些进口美货不是用美金外汇结汇，而是在市场抄购黄金美钞来抵偿贷款的。

这样，美籍顾问讨好美商的目的可算达到了，但是宋子文所幻想的20亿美元大借款，却同画饼充饥。一方面外汇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外汇头寸日见减少，汇价当然很难维持。原来当时宋子文维持汇价的手段只有三条：第一是美元大借款，第二是严格限制进口，第三是变更外汇官价。后来他知道美援大借款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毫无希望，而限制进口，更怕得罪美国主子。例如宋子文曾经一度主张限制美国小汽车进口，就因美国商人的抗议而作罢。同时，一批美国影片商人反而无理要求贴补过去在重庆、昆明积存的租片巨额外汇（实际上他们在重庆、昆明早已买好美钞作抵了），并声称如不按牌价结汇，就要闹到华盛顿去。宋子文只有唯命是听，平白地供给了大量外汇。因此外汇头寸更是捉襟见肘，外汇官价更难维持。到了这样山穷水尽之时，宋子文所剩下的只有第三条路（变更汇价）可走了。但外汇行市，即使有充分准备，如轻易变动，也必然引起波浪，无准备而轻易变动，就等于大海决堤，汇价更难维持。

可是美籍顾问杨格又别有用心，极力主张变更汇价，调高汇率。还有美国在华农业顾问团也越俎代庖，公开指责中国外汇汇率不当，主张立即变动。他们一吹一唱，无非是一方面借以倾销美帝剩余物资，另一方面又便于美商吸收中国廉价原料。宋子文到了这个时候，还希望美元借款，不敢有违美籍顾问意旨和得罪美商，终于在同年8月17日（星期六）下午乘市场各业休息之机，宣布汇率从2020元调高为3350元（即美金1元等于法币3350元，调高65%），同时宣称继续运用黄金来稳定国内币值。这时宋子文已被美籍顾问赶进了死胡同，毫无出路了。

二、限制进口法案遭到美国反对

汇率变动后，市场掀起大波，黄金从17日汇率变动前的203万元涨至285万元。宋子文当即下令中央银行大量抛出黄金，两天之内抛出1万多条，收回法币230亿元，但是金价也退不进200万元关，黄金与外汇库存日见减少。到了9月中旬，情况更趋恶化，进口不能减少，出口不能增加，而不按合法手续进口的美货更日见猖狂。因此美钞黑市自9月19日起，五天之内狂涨至4450元，比官价汇率高出1/3。结果一切物价跟随上涨，人心惶惑，市场不安。美籍顾问杨格一见情势不妙，称病辞职，撒手不管。宋子文不得已，又将原来在中英平衡基金委员会的英籍顾问罗杰士（即同李滋罗斯一起参与法币改革的）和马克两人，再度敦请上台。他们两人当即提出两项建议：（1）课纱厂重税，理由是纱厂获利极厚，因为自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棉价上涨只2000倍，纱价上涨到4000倍以上，市场上抢购金钞的大户，多半就是各大纱布厂家，所以他们主张应当课以重税，来弥补因大量外棉进口而受到的巨额外汇损失。（2）即速限制进口贸易，设法推广出口贸易。英籍顾问这两项建议也有他们的意图，因为当时进口贸易几为美商所垄断，英国商人无力与美商竞争，他们想借此建议来压制美商。在当时，这两项建议虽不是什么仙方妙药，对于一时维持汇价，稳定币值，或许不无小补。但宋子文对于纱厂课重税的建议，认为有损他自己的利益，无意实行，因为中国纺织公司占中国纱锭总数的一半还多（全部纱锭450万枚，中纺占一半，全部毛纺锭4万余枚，中纺占3/4强），是宋子文手中的一张王牌，不肯放弃厚利；若单课其他私人厂以重税，又恐遭人攻击，道理也说不过去。因此，他只采用第二项建议而放弃第一项建议。即令这两项建议都能彻底实行，也只能稍有补助，并不是根本办法；何况第二项建议又遭遇美商压迫，也不可能行得通。

宋子文既采用英籍顾问第二项建议，当即由英籍顾问罗杰士及马克，并由海关调来英籍职员吉勃脱共同草拟“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并于11月15日颁布实行，可是遭到美商的反对，没有获得结果。

同时，由于美国根据1942年6月的“中美互助协定”派军队来华，截至1944年，美国先后只付给250000000美元来抵偿美军在华应当偿付的25亿美元的驻军费用。此外，美军机场建筑费及我国供给美军各项巨额用品的代价，双方对于结合美金的算法问题久争未决，1946年8月，美国特派专员来华与宋子文单独磋商，宋竟私自允许，只将美国战时散布在太平洋各岛上的一些剩余物资来作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因此，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美金外汇现款，反而蒙受极大损失。原来1944年以前，我国对美军所垫各项费用，总计达200余亿元，如前所举，于1945年初只由美国折合250000000美金，拨充外汇基金，当时汇率上我国已吃亏很大，若依官价外汇计算还款，应合美金250000000元。可是从1945年至1946年8月底止，我国对美军垫付各项费用，又达1300余亿元，而这时仅由美国声称以可值8亿美元的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各地剩余物资作抵，这就是等于变相赖账。何况这些存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我国还需付出巨额美金外汇的运输费用（需要美船装运）。这当然更给法币一个当头的打击。宋子文固然丧心病狂，不惜牺牲人民财富来更进一步削弱法币的基础，以讨好他的主子，而美国这种欺诈赖账的行为不就等于是骗局吗？

三、所谓生产贷款与宋子文的最后挣扎

如上所举，宋子文所希望的外汇基金来源已断，外汇头寸日见枯竭。蒋政权这时已掀起内战，而内部争权夺利和文武机关人员贪污腐化，达到惊人程度。例如中央银行包飞机向平津各地运送现钞支付军费，各地所谓军政长官收到巨额法币现钞后，即先用以争购黄金美钞。各地中央银行分行及四行两局，也大量抢做上海汇款，除了已向中央银行总行配给每周申汇定额外，又各私自包飞机运送现钞回上海，当然更助长了各地的投机套买。即如徐州原非工商业码头，但因系军事重镇，驻有重兵，银行钱庄相继开分行，争做上海汇款，套买金钞。因此中央银行由南京往北运送钞票的运钞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掉转车头原车南开的怪事。这就充分说明当时为什么外埠黄金美钞的价格总是高于上海市场上的金钞价格，为什么外地游资（实际都是中央银行自己发行供各地军政费用的钞票）不断流到上海，为什么中央银行在沪尽量抛售巨额黄金，依然不能抽紧银根，压低金价。

所以同年12月初，中央银行连日抛出黄金几千条，终不能抵挡各地流沪的6000亿元以及沪市原有2000亿元的游资。

到了1947年1月，金融形势更趋恶劣，金价由290万元涨至370万元，美钞涨至6500元。1月21日，更因大票额关金券的出现，外埠金价打破500万元大关（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因此上海金价突破400万元大关。1月30日，中央银行虽抛售黄金19000余条，收进旧法币达750亿元，也还不能稳定黄金市价。

到了2月3日，黄金市价又形波动，其他物价跟踪直上，无一不涨，法币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CC派为了大量抢购金钞，既不愿自己拿现款购金钞（因为拿自己的钞票购金钞，仅能保值而已，不能赚巨额利润），就设法向中央银行借款。因此他们就压迫宋子文发放巨额贷款，美其名曰“生产贷款”，用厂基及机器作抵，并指定上海及外埠12个城市的四行总处同时开办，实际上就是为了抢购黄金美钞。倒如有的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的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交换，即直接在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因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就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仅在阴历年关几天之内，四联总处就放出650亿元的“生产贷款”，其他贷款尚不在内。这等于自决堤防，当然要遭没顶之祸了。

可是宋子文还想作困兽之斗，又于1947年2月5日，颁布“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来苟延残喘。即自2月16日起，凡是出口货物结汇时，对其输出价格给予100%的补助费；对于进口货物，则依海关征税价格从价再征收5%的附加税，但对于机器及米麦、煤油、棉花，为了讨好美国，则免征附加税。此项办法，如此讨好美国，还是引起华盛顿政府的反对。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各海洋轮船公司，告以中国所实行的出口津贴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及海关税则有抵触，并通知出口商凡输往美国的出口货须在领事签证书内将津贴及奖励费加以注明，到达美国口岸后，还要特别课税。宋子文的这个最后毫无办法的办法，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完全无用。当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已为美国所垄断，美国这一关通不过，就满盘皆输了。

四、第二次黄金大疑案

总的说来，宋子文的黄金外汇政策及稳定币值办法，遭到了美国的榨取干涉和CC派的抢夺压迫，以及自己的监守自盗，此时业已山穷水尽，黄金突破了900万元大关，一切物阶随之狂涨，毫无止境。宋不得不在1947年2月16日颁布经济紧急措施，禁止黄金美钞自由买卖，美汇黑市跃至12000元，此后日见恶化，最后高至16万元。

CC派看到宋子文假借外力已不足恃，经济情势不可终日，抢购黄金已不可能，乃掀起第二次黄金大疑案，乘机参加倒宋。当时参政会、立法院在其委员会议上提出质询，监察院派员去上海查案，并由该院四监委提出对宋子文、贝祖贻的弹劾。于是宋子文不得不辞职出走广东，张嘉璈继贝祖贻为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为副总裁。所谓第二次黄金大疑案，又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法币也就从此总崩溃，无法收拾了。

以上这些事实，有的是本人记忆所及，有的是得之于当时参与内幕人士的口述，但恐尚难获得全貌，希望熟悉当日内幕情况者加以补充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