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与工作

我的启蒙学校是涌金门内运河下的时敏小学，校长姓章，是一个对学生非常严厉的教书先生。

一天早八点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去这个学校。我记得当时母亲还给我带了一包香烛。虽然封建王朝打倒了，但当时的小学课堂中央还挂了一个小木龛，里面有一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入学仪式是：点燃了香和蜡烛，先对牌位三鞠躬，再转过来对校长三鞠躬，然后校长指定了我坐的位子，这便是正式入学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已在一个亲戚的私塾中上过学，所以我进学校就插班在初小三年级，一年之后就上了高小。

进入了高小，我结识了一个名叫陈永安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不但功课好，而且能画中国山水画。我因从小就跟着三叔学画画，后来又为了解决家庭困难，学会了用炭笔画人像，画一张二十四英寸的有时可以卖二十四元钱。故此，我俩志趣相投，很合得来。我喜欢画画，但不喜欢像《芥子园画谱》那样，用圆圈画梅花，写“个”字当竹叶，我不理解这种表达方法，我喜欢能够表达人物光暗的西洋水彩和油画，但不懂水墨画。我跟陈永安画了一段时间国画后，感到国画太抽像，不写实，所以后来就自己找《东方杂志》上印出的彩色泰西名画，觉得还有趣味。有人劝我考上海美专，但父亲不肯，说：“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我想了一想也确是如此。

我在高小毕业后（大约在一九二〇年），父亲强调要我投考工业学校。我在犹豫不决时，忽然听说中学的一个教员要去考留法勤工俭学，那时我才十六岁，怀着一种斗争的心情，我悄悄地向他问明报名的种种办法，便背着父母报上了名，但这次因为不会法文没有被录取。不得已，我只好遵照父亲的旨意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虽然被录取了，但因为数学考试成绩不好，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不及格。于是，又改选了染织科，因为在染织科里，有染织图案和染色等科，总算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

当我转到染织科的时候，碰到一个和我意趣相同的同学，他的名字叫沈西苓，是沈兹九先生的弟弟。他的父亲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伟成丝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沈兹九先生已在日本帝国美术大学留学，沈西苓也是非常喜欢绘画的，但他父亲为了让他继承父业，一定要他学染织，这样一来我们俩在染织科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去看染织图案，对好看的各种染色绸布，进行研究、讨论，互相帮助，互相修改，我们从染织图案的纹样造型和色彩联系到西洋画坛上的各种流派；从绸布浸染的色彩变动议论到高更在答伊底土人服装色彩的启发下创造的象征主义画派。我们还悄悄地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这个画会里有不少青年学生和业余美术工作者。我们每逢星期日或假日一同到西子湖畔去写生，各自选择名胜古迹，孤山的红梅与平湖秋月的莲花等等，并把写生成绩在茶馆或饭店陈列展览，互相批评以资改进。我特别爱好人物，从各种画刊杂志中搜集国内外有关泰西名画之类彩色画片，在家临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还抽出时间用木炭画像。

一九二三年，我们已学完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课程。按照这个学校的制度，每年要收留各专业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做教学工作。在毕业典礼上，我被宣布留在母校，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的美术教员，沈西苓的父亲也决定让他去日本自费留学。我们在离别前依依不舍，希望能够再共同走上新的学习岗位。但由于我家庭困难，尽管西苓和他父亲已同意资助我同去日本，我们还是未能同舟共行。当时，我自己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望，认为：学洋画去日本不如到法国巴黎去，我想日后努力争取到法国。

是年秋季，我开始走上母校给我安排的新的工作岗位，先去纹工场报到。这个工场原来的管理员都锦生，就是后来杭州很有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的创办人。纹工场是设计制作丝织物纹样图案、意匠的工场，从事制图、意匠、纹板轧制等一系列准备工序，使纹织物通过提花机生产漂亮的杭州特产丝绸和华丝葛之外，还可以制织各种风景、肖像和人物的丝织物。这个工场里，既有美术的图案绘画，也有机械的工业制造，这是我在五年学习中所通晓的工艺美术。都锦生是我的老同学，他那时已在自己家中装备了一个小作坊，利用学校纹工场设备开始生产织锦和西湖风景等，因此，希望早一点离开学校，专门从事他家中经营的一个小工厂，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来接替学校的工作。当他知道我去纹工场时，他用感激的心情将工场和十余个艺徒都交给我管理。说：“因为你的帮助使我可以放手从事都锦生丝织厂的发展，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帮助，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担任了纹工场管理和美术教员后，工作当然比起在学习时繁忙多了。但是我还是专心致意地要把工场和美术教育工作搞好。开始上美术课时我怕学生不听话。但在我热心的教导后，全班三十几个学生都非常喜欢我，我不但在上课时尽心教他们，连假日都带他们外出写生。学生们十分满意，第一个学期终了时，校长告诉我，他了解我在预科的美术教学受到同学欢迎的情况，所以想把原来由周天初教授担任的美术课也由我兼任。这是校长对我的信任，我表示可以试试看。

在第二个学年以后，我的工作分量增加了。但我对工作很满意。这期间，我还经常收到西苓从日本寄来的信，很令人兴奋。因为西苓说，他到日本后深受日本美术界进步思潮的影响，并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他经常寄给我日本刊印的美术画册和美术理论书籍，这一切对我在理论和实践上帮助很大。我们在通讯中，有时讨论或辩论有关艺术和政治问题，并涉及到厨川白村的名著《出了象牙之塔》。对照名著，我们都感到自己在艺术上知道的和能干的太少了，远没有登堂入室，更谈不到爬上“象牙之塔”了。因此，我们决心把艺术创作的基本技巧学到手，以进入东西洋的艺术大学。西苓到日本后进入东京帝国艺术大学；我也醉心于西欧的美术，立志要到巴黎艺术大学学习。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早晚随身带了一本袖珍法汉字典，把熟字一个一个地用红铅笔划出来，捂着法文念汉字，捂着汉字念法文。死记、死默、死背，两年后，我进展很快，达到大致能背诵的程度。另一方面，我在母校的教学工作也受到学生、校长和老师们的称赞。尽管工作很忙碌，我还是利用每一个星期天，背着画箱与青年同学们一道到风景秀丽的西湖边上写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发动对共产党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同学们正从自己家里出来，在延龄大马路走向湖边时，忽然迎面来了一队穿灰色军衣，肩背大刀的刽子手押着三个五花大绑的青年缓步前进！我那时突然发现其中之一是我们西湖画会失踪了三天的成员M君，这个遭遇像一股电流一样，使我全身打了一个寒噤。我默默地下定决心，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白色恐怖的险恶世界。我这个决定得到母校的支持，在都锦生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终于实现了去法国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