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一位富有且出身名门的种植园主之子曾咨询他的圣公会牧区主任牧师是否可能在英格兰国教会之外找到救恩。
牧师的良心受到了煎熬；他无法断言只有圣公会信徒才会进天堂，但他不想鼓励这位出身高贵的年轻教民与不信奉国教的微贱之众和巡游于这片土地的福音布道者往来。
思忖片刻后，他想到了答复这位青年的方法。“先生，”这位圣者道，“你询问之事有可能存在。但没有绅士会对此加以利用。”
在面对关于美国实力的讨论时，众多美国人的感受与这位牧师有几分相似。这个主题让我们感觉不自在，尽管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和重要性。无论是绅士还是淑女都不愿意挑起这一话题。
本书讨论美国实力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我为此深表歉意。大多数美国人可能确实相信他们的国家肩负着独特的世界使命、他们内外政策的成功对世界其他地方具有巨大影响力，但认真探讨这一概念的意义仍会被视为不可宽恕的必胜主义在作祟。
对祖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人对此既思量太多，又考虑不够。他们专注于可称为实力统计的方面，密切关注那些显示美国在军事实力、经济成果或各种高科技和科学企业方面的领先指数。他们为民主理念的全球传播而感到自豪，收集统计数据，以各个国家对民主文化要素的采纳程度为基础进行衡量和评判。他们为指标而欢呼，比如美国培养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数，这表明美国的高歌猛进；并且为一些数据担心，比如国债净额的上升或八年级学生数学测验成绩的下降，这显示了美国前景不利的一面。美国人称颂其军队的英勇，为他们的文化受到全世界追捧而欢庆。
然而，美国人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去思考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实力规模，却对实力的意义知之甚少。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领导地位。美国是持续数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的继承者，支持基于自由选择和私有财产理念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源自基督新教价值观的宗教宽容、包括女性在内的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且国家必须对此进行保护的理念，尽管美国在支持这些原则的过程中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形。美国既是捍卫国际秩序现状、反对采取暴力手段改变既有秩序的保守大国，又是寻求用市场经济和民主理念更替老旧权力结构的革命强国。美国支持的政治革命涉及一些像中国这样的重要国家的激进变革，但是政治革命的成效却在经济革命面前相形见绌，美国希望后者能席卷世界。美国力图让世界变得更有活力，加速发展的科技和更灵活更有活力的私募市场力量引领世界更快“前进”，直到我们所不能预见的终点。
对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言，这一雄心非同寻常。然而对美国社会设法引发的革命形式，或是这种伟大革命对人类未来造成的后果，不论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概念。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深入地思考过美国实力的源泉、基础、后果或持久性；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并没有对我们在世界上享有的特殊地位所需承担的首要职责、风险、限制、特权和代价有充足的认识。
我们可以选择不去考虑我们的实力及其对我们自己和他者的意义，但我们不能让实力消失，我们不能阻止美国的抉择如波涛般溢出国界并塑造其他人生活的世界和做出的选择。同样地，其他国家的人对我们实力的看法和反应也会塑造我们生活的世界、影响本土美国人的安全，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法阻止。
强大与错误
我以两项观察作为分析美国实力的起点。首先，美国的国际体系和实力在许多方面源自英语国家的传统构造，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晚期。自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英国的议会和新教统治起，英美人在历次主要国际冲突中均为胜者。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美国革命（英国失败了，但美国胜利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些战争塑造了现代世界，或是英国，或是美国，或是两国共同赢得了每一场战争。三百年来在与各国的主要战争中赢得的胜利从未间断：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
然而，关于英美实力的第二项观察也同样惊人：随着实力的增长，英美人在思考自身的实力增长和军事胜利之于世界的意义上，越来越频繁地犯下严重的错误。
英国在击退拿破仑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后，于19世纪末锻造了它期许能够持久的自由繁荣和自由贸易体系，英美人作者和意见领袖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个稳定且进步的世界就在前方。
作者们早在18世纪就捕捉到了这一意象。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主教在他的诗篇《美利坚种植艺术和学问的前景》中预言了基于北美的英语霸权的兴起，该作品出版于1752年：
帝国一路西进
最初的四幕已经结束，
第五场将在这一天落幕：
最后一场是时代最高贵的产物。
青年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1842年出版的诗集《洛克斯利大厅》抓取了这一愿景。科技和商业的发展与民主自由的融合会带来世界和平。
我全身心冥想未来，
远至人类视域的极限，
看到世界的愿景，
及所有将出现的奇观；
看到苍穹充满着贸易，
穿梭往来的商船，
紫曛晚霞中的飞行员，
同昂贵的货品一起降落……
直到战鼓不再敲响，
战旗在人类的议会、
世界的联邦中
不再飘扬。
多数人的常识
敬畏地主宰着躁动不安的王国，
仁慈的地球啊，
在普世法则的拥揽中
进入安详的梦幻。
在1993年的《华尔街日报》上，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引用这首诗呼吁读者支持克林顿总统对波黑战争的干涉。他争辩道，丁尼生的“光荣梦想”只有在美国准备好运用武力时才能实现，并且提醒读者，温斯顿·丘吉尔把这一段落称为“现代预言的华彩巅峰”，哈里·杜鲁门将诗篇复印件放在钱夹中。
2006年，耶鲁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新书以丁尼生诗篇中的“人类的议会”命名，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精神养分。这部关于联合国历史的著作旨在说明联合国如何发展，以更接近于丁尼生的希望。
到1851年，丁尼生的未来愿景看起来似乎已经实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时光已过去三十六年；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开始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政要和民众群集的水晶宫前为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祷告时说：“噢，主啊，是因为你，国家没有举剑彼此反目成仇，也没有再行战争；是因为你，我们的疆域内有了和平，我们的宫殿内富饶充沛。”和平的王国降临了；英国的实力、进步、丰饶和自由正在开创和平的普世法则。
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描绘了一个愿景，这比丁尼生笔下商船队将带来千年和平的愿景更为详尽。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是答案的一部分；答案的另一部分在于不同国家间公民社会不断增强的关系纽带。自由贸易将促进基于共同利益和日益繁荣的国家间和平。人民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国际人权和宗教组织的促进，会消除导致战争的误解，同时建立友谊。在让·巴蒂斯特·赛伊（Jean Baptiste Say）写下《关于市场必然播撒和睦与和平的种子的理论》之后，科布登相信市场原则和自由贸易的传播会创建欧洲自由国家间的和平秩序。
丁尼生年岁渐长之后更为悲观，也许是更为明智；《洛克斯利大厅：六十年后》于他晚年时出版，语气显然不那么积极肯定。正如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于1910年出版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所描绘的，当我们“准备好给予战士在诗歌、传奇和罗曼史中应有的位置时”，我们现在开始想知道“是否还不到时间将他或他的部分良善温和地放在诗歌的搁架上”。据安吉尔所言，士兵的传统行动“从它们目前的形态看来在世界上并无存在空间”。和丁尼生一样，安吉尔看到了贸易“穿梭往来”和确立世界和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意味着战争对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破坏性。由于人类是理性的，战争会不断减少，并且可能已经消失了。安吉尔写道，战争“属于我们业已跨越的发展阶段”。军事力量“对社会和经济都没有用处”。
《大幻觉》售出数百万册，可能是已出版的国际关系著作中最为畅销的图书；1914年8月后，销量下跌，但新版本于1933年和1938年问世。安吉尔受到诸多英国政治领袖支持；为推行其理念而成立加顿基金会，一系列研讨会、讲座和暑期研讨班获得资助，学者和思想家得以宣扬这些充满希望的概念。非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显然并未被打动：他在法国和德国追随者寥寥。然而，安吉尔在美国极受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安吉尔迁至美国，据说他影响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见解，并且坚定地支持国际联盟，在希特勒得掌德国政权那年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一战这场巨大的灾难并未削弱这种乐观情绪；它反而肯定了这个理念。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美国大亨比以往都更为乐观。交战一年后，1915年11月卡内基宣称：“世界更为美好，我们很快可以重建圣洁的和平，并设立世界法庭。”一个月后，亨利·福特包租了一艘“和平之舟”，并与一些和平主义者一起扬帆欧洲，“以碾碎军国主义，让男人离开战壕。我们的目标是永久停战”。
战争的残酷结局丝毫没有影响美国的欢欣情绪。1918年12月2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写道，“心智正常且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国际联盟的成立”是难以置信的。的确，过往战争的恐怖令永久和平的建立更有可能，而非相反：
五年前，有一些正义的追寻者、几类有深谋远见的人、挚爱同胞的人，他们梦想并预言，有以数百万计的人，准确地说是数亿人，他们对这次大战黑色的阴影、荒芜和悲恸深有体会并痛下决心：人类将不再经历这种重创。
这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观点。协约国赢得战争令世界安全，因为民主捍卫着永久和平和民主世界之万象。对威尔逊而言，这并不是仅空许诺言的理想主义。这是可行的。这是必需的：
那些人们曾认为是理论和理想主义的东西如今却变成了实际的、必要的。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开端，我确信新型治国之才会将我们引领至努力和成就的新高度。
之后的总统们将反复申明：国家的价值和利益已经融为一体，这令理想主义路线成为唯一的可行之道。杜鲁门政府规划了美国冷战战略的脊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份文件因其乞灵于美国理想而声名尤著，文中高调界定：“在一个因面临原子战争而逡巡畏缩的世界，仅寻求去检查克里姆林宫的设计并不是合适的目标，因为国家间秩序的缺失越来越不可容忍。这一事实赋予我们世界领袖的职责，这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这需要我们进行尝试并承担固有的风险，以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方式来生成秩序和实现正义。”这一主题再现于小布什总统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美国切身利益和深切信念如今合而为一……推进这一理念是我们国家与生俱来的使命。先辈们的成就值得尊敬。如今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时代的呼召。”
历史必然性是推进新时代和平扬帆的风。威尔逊将以往的战争描述为压迫和自由两大体系间的竞争，之后他在巴黎告诉人们：
本次战争中自由的胜利意味着这样一种精神主导了世界。道德力量的强风穿行于世，人若逆风而行，必将蒙羞而堕。
威尔逊在一战后取得的胜利并不比诺曼·安吉尔和加顿基金会在战前获得的成就大；丁尼生笔下“人类的议会”固执地拒绝从天堂降临人间。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是普遍的和平，而是战争、谋杀和种族清洗。当布尔什维克镇压反对者并宣告苏联成立，旧的俄罗斯帝国疆域内残酷血腥的内战令数百万人陷入饥饿与痛苦。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横贯中欧和东欧大地，它们的瓦解引发多次战争和多波难民潮。土耳其人彼此残酷激战以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希腊人期望与一些现属土耳其但希腊族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合并，这导致大量难民流离失所，触发了凶残的战争。“志愿军团”由分崩离析的德意志帝国武装力量的残余组成，在混乱失序的昔日帝国东方领土上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非德意志少数民族战斗。共产主义者在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起义引起流血杀戮，不论是掌权的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力量均大开杀戒。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执掌了政治权力；东欧大部分国家本来充满希望的民主实验落入一个又一个独裁者的手中。美国联邦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法国忙于采取报复德国的卑鄙政治行动；德国新生的民主遭遇经济崩溃而摇摇欲坠。
然而仅仅数年之后，乐观主义就已复苏，“历史的终结”又一次仿佛近在咫尺。20世纪20年代，丁尼生的愿景再一次展翅翱翔。国联也许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运作良好，可世界看起来更为光明。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相对自由的年代。在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酷烈让位给了新经济政策下政治和经济的缓和。苏联正在经历一个“热月”？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Dawes and Young plans）再一次稳定了欧洲的金融市场，繁荣再次回到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的大部分土地。在魏玛共和国，对亲民主政党的支持上扬；希特勒越发像明日黄花。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似乎拉丁美洲的投票权在扩大，中产阶级也在壮大。
在这种氛围中，一群美国名人提了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提议：全球国家一致宣布战争为非法。知识分子泰斗约翰·杜威（John Deway），以及约翰·海恩斯·霍姆斯（John Haynes Holmes）和《基督教世纪》主编查理斯·克莱顿·莫里森（Charles Clayton Morrison）等基督新教教会领袖支持美国战争非法化委员会的行动。这一切努力随着《非战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和平条约》）的签订而达到高潮。包括印度在内的11个创始签约国中有8个是英语国家；因对签订条约胆怯畏缩而声名狼藉的美国联邦参议院以85∶1的票数对比通过了这一条约。
最终有超过62个国家庄严地签署了这一条约；条约如今仍处于有效状态。就技术层面而言，战争成为非法已近80年之久。当然这对所有相关方安慰极大。
尽管这一成就如此杰出，却仍然未能为《洛克斯利大厅》中描绘的愿景开辟道路。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日本不再进行带有自由色彩的理念尝试，转而侵略中国；墨索里尼藐视国联，入侵埃塞俄比亚；苏联开展新经济项目的“热月”转为斯大林时代的大面积饥荒和恐怖清洗。更为悲伤也更为明智的诺曼·安吉尔这一次并未被愚弄。他向国联呼吁抵制法西斯侵略，却徒劳无功；在软弱的英国政府拒绝埃塞俄比亚流亡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之时，他和一些政界要人则对其流亡英国表示欢迎。在战争阴霾日渐深重之际，诺曼·安吉尔与温斯顿·丘吉尔在张伯伦担任首相的岁月中并肩努力。战争已不再被视为陈旧过时或徒劳无功；它比以往的战争更为可怕，却也更无法避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史终结论烟消云散，但随着盟军的胜利，向来常见的乐观主义重新出现。无疑，这次人类吸取了教训。无疑，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战争具有毁灭性、代价高昂，而且破坏起来毫无节制。无疑，丁尼生的“人类的议会”将着手建立，最终他的“世界联邦”也将得以落成。
这回人类议会的规划者前往旧金山，在那里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称颂这一机制将引导世界进入期待已久的光明新时代。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会议开幕式上登台，并宣布：“世界经历了旧有信仰在正义的永恒道德力量中的复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欢迎会议代表，并向他们保证：“你们在此集会，这个国家的人民对鼓舞着你们聚集在一起的宏伟目标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将你们的到来看作通向世界和平所必需的伟大步骤。理解的纽带在这里缔造，这将造福于人类的所有后世子孙，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祈祷。”平信徒运动（The Layman's Movement）在宪章完成后呼吁设立国家祈祷日。“人类心灵史上寻找上帝之助最大规模的迸发。”基督教倡议者华莱士·C．斯蒂尔斯（Wallace C. Steers）如是说。参与这次祈祷运动的有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工业组织联合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共同广播公司。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称宪章“在有史以来的此类文件中最为伟大”。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索尔·布鲁姆（Sol Bloom）称宪章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富含希望、最为重要的文件”。他继续阐发道：宪章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充满希望的公共事件”。他继续阐释，“命运的必然潮流”将世界引向“自由、正义、和平和社会福祉的黄金时代”。后来担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将联合国宪章与《大宪章》、《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葛底斯堡演讲”和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相提并论。
当世界进入笼罩在核毁灭阴影之下的冷战时期，而不是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之时，这些希望破灭了。但当冷战结束之后，人们再一次听到了重弹的老调。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比大多数人更聪明，他对历史是否终结提出疑问，但小心地避免正面答复是否还存在一些讨厌的新花样。其他一些人则更迅速地拥护这一理念，即随着过去邪恶帝国的崩溃，黄金时代最终开始。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谈论“和平红利”，纳税人可以因美国能够削减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巨型国防体系而节省钞票。
还有更进一步的。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已经失败，整个世界将会意识到，是自由市场带来了繁荣，是民主使自由市场实现了最佳运作。在老布什和克林顿任内，美国官员周游世界去鼓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社会的福音。秘密已被揭开：和平的共产主义敌人被击败了；所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吸取一些简单的教训，一切都会井然有序。
历史有种令人讨厌的幽默感。1990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遭袭整整十一年之前，乔治·布什总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致辞。只要科威特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手中获得解放，新世界就能开始。新时代将会如此：
世界各国，不论地处东西南北，都将和睦相处、繁荣昌盛。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求通向和平的荆棘之路，此间历经千百场战争的血腥杀戮。今天新世界在挣扎中将欲诞生，这个世界与我们已知的世界截然不同。这个世界用法治原则取代了丛林原则。在这个世界里，各国都意识到了自身对自由和正义所肩负的职责……
毫无疑问，如果最后一个狂热的中东恐怖分子抛下最后一枚炸弹，我们会再一次听到，战争已成为历史，人类的议会将建立并且开创世界联邦。
且将这一幸福时刻搁在一边，值得注意的是一百五十余年来和平王国似乎从未出现。我们胜利了，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终结，我们错了。这又开始变得像一个模式。
由此本书讨论六个关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关键问题。
英美人为世界政治带来了什么与众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议程？
为何英美人在形塑世界秩序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对抗中获胜？
英美人如何能将经济和政治资源整合在一起，进而打败敌人并建立世界秩序？
为何英美人如此频繁地相信历史在终结，而他们的权力还在带来世界的和平？
为何他们每一次都错了？
最后，英美实力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它能持续多长时间？三百年来英美实力对世界历史的巨大扫荡意味着什么？
海象和木匠
本书以探讨第一个问题开始，并审视了主导现代世界历史的文明冲突：自17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与不同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敌对国家反抗英美塑造世界。如今针对英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美国几乎消失，其结果是众多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两国之间的相似之处到底有多大。外国人对此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经常将我们混在一起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不关乎种族渊源；名词“盎格鲁-撒克逊”现在用于描绘一种继续影响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传承。三百年来，先是英国人，接着是美国人，将他们反抗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国的战争看作良善与邪恶、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斗。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敌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冷酷、残忍、贪婪且伪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他们的敌人反对这一旗帜。本书的第一部分回顾了三百年来的文明冲突，探索了美国和英国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审视了从路易十四到本·拉登，“反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反英美势力中的兴起。
他们全都恐惧又嫉妒
这样说显得粗俗而不可原谅，但在三百年的战争中，英语国家确实常胜不败。换一种说法，自17世纪末以来，英国或美国，或是两国联盟在它们参加的每次主要战争中均处于胜者阵营。这类胜利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本书的第二部分审视了一系列军事、外交和经济战略，这些战略先是引领英国，接着又引导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并不只是在战争中获胜。他们改变了世界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把自己尽量像过去那些伟大的文明那样组织起来，本书第二部分描述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世界的一些主要特征。
盎格鲁－撒克逊态度
本书第三部分解释六大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英美人如何能将经济和军事资源整合在一起，从而打败敌人并建立世界秩序？
我认为英语世界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源于同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发展和驾驭资本主义兴起于世界舞台后释放的巨大力量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妥善处理能力。这不仅意味着与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忍受有自由市场形式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压力、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尽管那是真实的；这还意味着英美人在创造能令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良好机制和社会气氛方面一直表现上佳。因为英美社会对资本主义企业和技术的发展尤为有利，伟大的英语国家一直身处全球技术进步的前沿。它们有深入灵活的金融市场，以和平方式创造了更多繁荣，允许政府利用社会的财富以便在战争中更有效力；在冒险进入全球市场与那些在技术先进性、资金充裕性和管理娴熟性方面略逊一筹的其他国家的对手竞争时，在充满活力和据守前沿的经济中形成的商业巨头享有巨大优势。
本书通过这一思路探究英美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倾向之根源，英国宗教改革开创了一种多元社会，它对新理念通常采取宽容和开放态度，同时又很虔诚。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宗教传统价值观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功利目标。与几乎所有时代的主要行为体相反，英语世界达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宗教均衡，相信资本主义和社会变迁是好事。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即使在今天，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拒绝变化而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大部分本真。自17世纪以来，英语世界，或至少其中显著的部分，则相信拥护甚至推进和加速变化，如经济变化、社会变化、文化变化、政治变化，是在实现它们的宗教天命。
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基于这些理念，本书的第四部分审视英美人如何整合历史经验与宗教信仰，借以构建至今仍在塑造英语世界的主导理论范式的意识形态，形成人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物理学，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宪政理论，以及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尽管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并非特别或惯常具有宗教性，但他们相信秩序从自然力量的自由运转中自发生成，“仿佛被 ‘看不见的手’操纵”，这是一种重申英语世界中一些最强大的精神信念的方式。世界通过未加限制的自由运动创造有序且更高社会形式的方式构建（或由上帝指引），这一观念可见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各个领域和所有层次。这使人们既个人主义又乐观向上，在很多人所称的“辉格叙事”（whig narrative）中达到顶峰，这一历史理论将自由社会中缓慢渐进的进步看作主导力量，不仅存在于英美人的历史，也同样存在于更广阔的世界。
本书第四部分探索了黄金模因（golden meme）对英美历史和政治的影响，说明“辉格叙事”如何使人产生进步预期和感觉历史的胜利终结就在眼前。
历史教训
本书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重点提出最后两个问题：为何盎格鲁-撒克逊乐观主义往往是错的？持续达三个世纪之久的盎格鲁-撒克逊胜利对世界历史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一部分首先聚焦于美国人思考他们体系的方式与这一体系在世界上实际运转方式之间的不同。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是促进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方式。它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它也催生了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巨大且仍在持续的进步——这不仅对美国人而言是如此，对世界上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人类技术的加速进步以及历史和社会变迁步伐的日益加快指向一个远比“辉格叙事”所预测的和平与繁荣的稳定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一则英美人和其他处于发展前沿的社会产生的动力和变化迅速输出到其他并不欢迎——也许不能应对——变化的社会。二则美国权力的崛起——美国人趋向于认为，不言而喻，这不仅有利于美国人，也有利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那些利益和雄心受其羁绊的国家和人来说并不总是有益的。
这一部分着眼于英美历史的“长远眼光”对今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提供的经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太可能失去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但也不太可能保有一些分析者所谓的“单极”权力。另外，这一部分也着眼于激进的中东恐怖主义者发起的挑战，并将其与过去两百年内的一些相似运动进行比较。
在回顾了英美三百年历史给予我们今天的一些教训之后，本书在结束之际提出世界可能的确正在驶向“历史的终结”——但这一我们正在靠近的终结看起来远比传统“辉格叙事”所预想的和平宁静的天堂要更加戏剧化。英美文明没有引领人类远离动荡与混乱。相反，在前行之路即超越之途这一信念的推动下，美国正在引领世界加速奔向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认知，也许还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结论
《上帝与黄金》和我的著作《特殊天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样，是一本有关历史的书，但不是一本历史书籍。这是一本反省历史并力图在事件波澜中寻找隽永模式的书，但本书并不就所涉历史事件进行权威完整的叙述。这是一本涉及诸多领域的书，但并不试图给这些主题下定论。与我一样意图书写涵盖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作者每每因不得不冒犯他曾受惠的众人而感到痛苦。若无专家和学者在不同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的深入的研究，本书将无从问世。然而，许多专家和学者会感到这样一本概介性书籍并没有将他们研究的微妙和复杂充分地展现出来。他们是正确的，我为此而道歉。我时时因《上帝与黄金》忽略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主题而深感内疚，我建议其他书籍更深入地处理这一主题，但事实上没有一本书能充分反映撰写本书所需要借鉴的所有领域的丰富浩瀚的学术文献。
然而当我为此书进行背景研究时，我感到有一点沮丧。相当多的优秀著作从不同方面论及英美的统治地位，但我没有找到任何于近期出版的严肃论及整个主题的书籍。我们有关于英帝国的著作，有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但在世界事务中两个民族的共同历史这一主题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领域最优秀的著作仍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这本书出版于1956年，尽管优点甚多，但它太老了，太盎格鲁中心主义，受到作者政治目的的影响太多，难以迎合21世纪大众的需求。也许英语民族的下一部辉煌历史将由一个印度人或南非人写就；这是需要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