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仇恨滋生蒙双眼，自古杀人要偿命

上课铃响了，同学们打闹着从于老师的身边走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于老师站在讲台上，一边向打招呼的同学点头致意，一边眼光不停地瞟向教室的最后一排。

坐在最后一排的是一个彪形大汉。

“彪形大汉”这个词通常不会用来形容一个初中生，但是如果坐在最后排的这位走出教室来到大街上，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人才刚刚十四岁，是一个初中生。他身高一米七五，体重75公斤，络腮胡子像春风吹拂下的小草，蜿蜒地沿着黝黑的两腮生长着。

于老师早早就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李发奎。

见同学们都坐好，于老师向李发奎招手：“李发奎同学，上节课没来一定有很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上节课干吗去了？赶紧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坐在最前排的孙小闹笑嘻嘻地说。

“可以考虑孙小闹的提议，讲讲你上节课干吗去了，我看你神情好像不是很高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可以说说。”于老师说着，来到教室后面，坐到李发奎的座位上，“但是小闹有一点说得不对，这不是交代，是分享。坦白从宽，抗拒也从宽。不过，既然是分享，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向发奎同学提。”

李发奎站在讲台后面，手里下意识地抓住一根粉笔，一使劲儿，把粉笔捏得粉碎。过了好一会儿，李发奎长长地吸了口气，终于开口了：“我住绿园小区，我们小区有几个坏邻居。这些坏邻居，就是我今天来晚的原因。他们经常喝酒，在家里跳舞，音乐声儿开得很大，把地板跺得咚咚响。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更招人恨的习惯，往窗户外扔垃圾。烟头、烟盒、废纸箱，什么都扔，有时候还从窗户往外吐痰。外面走路的人，每当走到我们那栋楼就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会有什么恶心的东西掉下来。”

“昨天傍晚，我奶奶在外面走，被上面掉下来的易拉罐砸伤了，头都被打破了。我想找他们算账，但是我奶奶不让。今天早上，我上学的时候，我又从那里走，一口痰从天上掉下来，落在我的脖子上。我当时气极了，跑到楼上理论，没说几句就打起来了。他们两个人，手里有木棍，我打不过他们。”

“咦！”鲍包捏着鼻子，“给人吐到脖子里，真恶心！”

“你报警啊！”周晓龙说。

“其他邻居以前报过。”李发奎说，“警察管不了，没用。”

“但是打架好像也不是个办法啊！”鲍包说。

“除了打架还有什么办法？只有他们是流氓加光棍，其他邻居打不过他们，都拖家带口的。”李发奎说。

“打架警察也管不了？”周晓龙有点儿不服气。

“打架警察管。不过，一到派出所，谁先动手、谁有理、谁没理，这要掰扯半天。另外，就算把他们拘留个三五天，只要一出来，他们还那样，而且还要报复你。”李发奎说。

冯星一拍桌子：“这事儿交给我！警察能管的事儿，你找警察；警察不好管的事儿，我给你摆平！”

于老师刚想出言干涉，却听李发奎说：“不用，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你打不过他们啊！”冯星说。

“那是因为我没准备！”李发奎咬着牙说。

“那你打算怎么干？”冯星问。

“他们用木棒，我用铁棍！”李发奎咬着牙说，“我上节课没来，就是找家伙去了。铁棍我都找好了，这下我倒要看看谁厉害！”

“什么！”鲍包尖叫了一声，“用铁棍？那不是要出人命嘛！”

“打死了算是为民除害！”李发奎激动起来，“这种垃圾存在一天，就祸害社会一天！”

冯星把放在课桌上的双臂收了回去，后背靠在椅子上，说：“教训他们一下是可以的，拼命就不要了吧！”

“要！”李发奎眼睛里冒着出怒火，“像他们这种人，浑身是纹身，满耳朵都是眼儿，除了拼命，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教室里一时安静下来。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涌现出一个古惑仔的形象来。不少人暗自觉得，对付这种人，除了以暴制暴，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于老师终于站了起来。他把李发奎的座椅搬到讲台的一个角上，坐了下来。又示意李发奎坐到自己的椅子上。

做完这些后，于老师说：“刚才，通过发奎同学的介绍，我们对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对于他的计划和想法，多数同学的态度有两种：一是担心；二是支持，至少是不反对。所谓担心，就是担心李发奎吃亏。李发奎虽然号称‘李逵’，可毕竟不是真李逵，没有万夫不当之勇，真打起来谁也不敢说有百分之百必胜的把握；所谓支持或者不反对，是因为大家觉得，李发奎的举动是正义的。我说的对吗？”

同学们纷纷点头。

于老师接着说：“对于大家的第一点想法，我表示支持，也深感欣慰。但是对于大家的第二点想法，我是持反对态度的。我认为，李发奎同学拿着铁棍去寻求正义的方式是错误的。甚至这种手段本身算不算正义，都是个问题。”

“为什么？”李发奎很不服气。

“是啊，为什么？”鲍包站起来说，“我首先声明，我不赞成李逵去报仇。但是，如果说除恶扬善不算正义，这个我不同意。大家意见跟我一致的举手！”

二十几只胳膊举了起来。

于老师点点头，示意鲍包坐下，让大家放下手。

“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种朴素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与生俱来。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们人类对于‘正义’这两个字的认识，从朦胧到清晰，经过了数千年之久。所以，究竟什么是正义，并不像我们说起来或听起来那么简单。”

“鲍班长刚才说了一个词，叫做‘除恶扬善’。除恶扬善当然是正义，这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在除恶扬善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清楚。”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恶。我们要除恶，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恶。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想不清楚，就很难说我们是在‘除恶’，还是在‘作恶’。然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在近代文明发展起来之前，人类几千年都没有解决好。因为，‘恶’这个东西，不像重量，也不像长度，我们没有办法度量，很难找出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证明它。怎么去证明呢？就像大家解数学题一样，用规范的流程和步骤。这个流程，在法律上叫做‘程序正义’。”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指责张三打了你，那么，你必须出示张三打你的证据。这个证据不但要证明你被打，还要证明是被张三打，而不是被李四打。此外，你还必须给张三一个辩解的机会，让他说明他为什么打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以这种方式打你。只要不按照这个流程走，你就会发现，你要么没有办法证明张三打过你，要么无法证明张三打你是错的，因而也就无法得出张三应该被惩罚的结论。”

于老师四下看了一下：“关于这一点，大家有什么异议吗？”

没有人吭声。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在此之前，大家谁都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大家也都承认，于老师说的是对的。

“好，如果没有疑义，那么接着说第二个问题：该怎么惩恶？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很饿，偷了商场一个面包，那么我们可以砍掉他的手掌吗？”

“有点儿过了吧！”不知谁悄悄地说了一声。更多的人没吱声，还沉浸在“程序正义”的思考里。

“好吧。”于老师见大家的反应不强烈，接着说，“如果大家还没有感觉，那么我们加大对这个小偷的惩罚：枪毙！这么做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鲍包叫了起来。

“一个面包，至于嘛！”周晓龙也说。

“没错！”于老师见气氛活跃起来，接着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惩罚度的问题。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证明一个人是坏的，一件事是错的之后，我们对行为人的惩罚，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就像大家认识到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面包而去砍掉一个小偷的手，更不用说去砍掉他的脑袋。我们怎样做才能掌握惩罚的度呢？”

于老师停了下来，环视着教室。同学们都听得入了迷，目不转睛地盯着于老师。

于老师把目光转向李发奎：“就以李发奎的邻居为例。发奎，你觉得你用铁棍打他们几下是恰当的？三下、三十下，还是三百下？用七分力、八分力，还是十分力？打脑袋还是打屁股？”

有人轻笑起来，悄悄地说：“打屁屁！”

李发奎没有心思说笑，他避开于老师的视线，把头扭向别处，随即慢慢地低了下去。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会得出第三个问题：惩恶这件事应该由谁来做？”于老师停顿了一下，“只要你有一颗公正的心，你就会承认，单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是坏的，或者一件事情是错的。而如果不能证明一个人是坏的，一件事情是错的，我们就不应该对其进行惩罚。退一步说，即便能证明，我们也很难给坏人以恰当的惩罚。这些事情我们只能交给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去做。这些人就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警察。普通人做不了，也做不好。所以，在文明的社会里，‘惩恶’这件事只能由司法机关来做。”

“未经法庭审判，任何人都不是罪人。审判的过程，就是证明的过程。”李铭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就是惩罚的度。”

“非常好！”于老师一击双掌，“李铭听明白了！”

“老师，”李发奎站了起来，“您说得有道理，每一句话都有道理。可是按您这说法，我只有忍下去了。可是，这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

“坐，坐！”于老师做了一个手势，“今天，我们两个是在对话，平等的对话。我不把你当学生，你也不把我当老师。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可以吗？”

李发奎坐了下来，点点头：“可以。”

“你刚才说‘打死算为民除害’，是真的想把他们打死吗？”于老师问。

“是想过。”李发奎说，“他们太坏了。如果能做到，我真的想打死他们，为民除害。”

于老师点点头：“你刚才说的是‘忍’，而我想强调的是‘罪’。你说，这样忍下去很痛苦。而我说，按你的想法去做是犯罪，会带给你更多的痛苦。我刚才说过，文明的国家，禁止私设刑堂，惩恶这件事应该交由司法机关去做。你私自找他们去报仇，这是违法的。就这件具体的事情来说，这是犯罪。如果你把他们打死了——不管打死一个，还是打死两个，都是故意杀人”。

于老师见鲍包皱着眉头，就问：“鲍班长，你好像有话说？”

鲍包摇摇头，“说不好。李逵把这俩坏蛋打死了——假设这样，就成杀人犯了？我觉得有点儿接受不了。”

“下面我讲讲故意杀人罪。”说着，于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