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因及意义

一、研究动因

（一）“电视学术明星”现象的潮起潮落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生的文化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百家讲坛》都算得上是一个热门话题。它创立于2001年，在2006年火爆一时，不但培养了一批如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那样的“学术明星”，也开创了中国学术大众化的先河，由此衍生出的既有“女孔子”的赞誉，又有被“掌掴”的耻辱。然而，巅峰之后的《百家讲坛》被挤出央视收视率的前10名，甚至到2008年末悲壮地进入“休克”状态。

“文化讲坛”类电视节目的雏形其实要追溯到1999年7月1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推出的别具特色的余秋雨的电视演讲《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从而开启了“文化讲坛”类电视节目的先河。继而，湖南卫视于1999年10月开播《新青年》（后更名为《千年论坛》）。随后，一大批“文化讲坛”类电视节目应运而生，如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名师讲坛》、北京卫视的《中华文明大讲堂》、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法律讲堂》、河北卫视的《文化大讲堂》、东方电视台的《东方大讲堂》，上海教育电视台的《世纪讲坛》、江苏城市频道的《万家灯火》、南京新闻综合频道的《金陵往事》、长沙政法频道的《世说新语》，等等。其中，尤以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影响最大，而《百家讲坛》更是以其高收视率引来轰动效应。

《百家讲坛》对央视来说无疑是一个神话，从2001年到2006年，短短五年，它就从一个行将被淘汰的弱势节目，摇身一变成为CCTV-10排名第一的黄金节目，其收视率最高时竟达到了0.57%，这意味着当时有570万观众在收看这个原本“曲高和寡”的科教栏目。同时，《百家讲坛》还迅速制造了如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等一批红得发紫的“学术明星”，并自豪地宣称“栏目三年出了三个百万富翁”，一夜成名的神奇，一时成为当今中国传媒界万众瞩目的媒介奇观。而且，热播的轰动效应在中国文化界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学界的“批易”“批于”与“捧易”“捧于”的两军对垒，特别是“易迷”与“葛粉”的口诛笔伐，重庆10博士与北京10博士关于于丹的集团鏖战都使得《百家讲坛》这样一个简单的媒介现象，激变成为一场媒介主导的文化集体狂欢。

然而，形成戏剧效应的是，也就是在2008年底，《百家讲坛》收视率却一路下滑，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前10名，“现在科教频道的24档节目中，《百家讲坛》在9、10月份的收视排名已经跌到了10名开外，最低的时候已经是第18位，已经处于中下游水平。”有人甚至认为这档曾经风光火爆的栏目已经进入“死亡倒计时”，同时，其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也一再被学界和观众所诟病。

如今，《百家讲坛》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学术明星的号召力也大不如前，栏目经历了一个从沉寂到喧嚣、再到沉寂的回归。然而，纵览栏目曾经的荣耀，遥想学术明星们昔日的风采，却不由使我们陷入思考：是什么原因，仿佛是在一夜间，中华大地竟出现如此炫目的学术明星？这究竟是个学术现象、文化现象，还是媒介现象？这些红极一时的学者们，是否真像很多人所说的，不过是依托电视媒体而出现的披着学术外衣的娱乐明星，而娱乐明星注定是要转瞬即逝的？他们的潮起潮落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应该引起人们持久而深刻的关注和研究。

（二）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争论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学术”是严谨深刻的，一般人很难登堂入室，非学者专家不能与之相联系，而“明星”又显得极为大众化、娱乐化，常常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把原本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这一雅一俗的“联姻”，使得“学术明星”这种全新的概念至少应包含两层含义，即在学界是明星，在明星界是学者。

2006年“十一”长假期间，央视《百家讲坛》七天的《〈论语〉解读》再创收视率新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红遍大江南北，被称为“学术超女”。在电视学者被狂热追捧的同时，他们也受到学界和传媒拍来的“板砖”。有人认为他们是电视忽悠出来的“怪胎”、是学界的悲哀。无论如何，有一点应该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在人文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成就了于丹、易中天这些“文化明星”？在这一典型现象中，是否隐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

赞同者认为，“易中天们”的走红使学者在从深居书斋到社会公众人物转变的过程中完成了传授方式的革命，《百家讲坛》作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反对的声音则主要来自学界，比如红学家批评刘心武、葛红兵炮轰易中天、“10博士反于丹”，等等。部分学者不堪忍受“易中天们”言论中的一些“硬伤”，并认为“学术明星”将历史娱乐化、庸俗化，使严谨的学术被戏说、被商业化。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认为，因朝商业化运作靠拢，向娱乐化诉求低头，一些演讲人既罔顾史实，哗众取宠，又耸人听闻，随意翻案，已经引起大众的疑虑和反感。他的话鲜明地体现了学界的反对与质疑。

正如学者李彬所言：“传播是一项技巧性很高的活动，不同的传播方式往往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这些曾经“躲在小楼成一统”的“书生”为什么突然会这样“红”呢？“‘学术明星’的出现是学术与现代传媒成功对接的结果，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余开亮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方面，随着物质文化的增长，教育的普及，大众对精神文化有了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学术界也一直在做普及性的推广工作。两方面通过电视传媒的运作，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学者通过自身的学术积淀、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等赢得了大众的喜爱，拥有了众多的拥趸，获得了‘明星’的待遇。”

陈丹青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美国很多一流学者教授都在电视上长篇大论。中国的同行们在这方面起步比西方晚了近50年，总算现在有人去做了，做得多了，观众看得也多了，优胜劣汰，好节目好角色就会脱颖而出！”

然而，与“学术明星”不同的是，还有许多学者“板凳甘坐十年冷”，他们为人处世始终保持低调。钱钟书先生曾将学者与其学术成果喻为“母鸡”与“鸡蛋”，人们只要知道鸡蛋就可，没必要探究下蛋母鸡的模样。为此，无论政界要员、媒体怎样盛情相邀，他总是极力回绝。但是，大众媒体的出现，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分流。

这是一个传媒对接学术的时代，也是学者易成明星的时代。新的传媒时代向我们提出新的时代课题：知识分子到底可不可以上电视呢？他们是应该坚守他们传统的学术操守，冷坐书斋，还是应该勇敢地走上电视，成为“文化传教士”？在物欲彰显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纷纷“触电”的表象背后又隐藏了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三）电视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与理性重建的思考

《百家讲坛》在开播之初，坚持走“学术电视”之路，请来的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如杨振宁、叶嘉莹等，然而一直低迷的收视率却又恰逢央视“末位淘汰制”的实行，于是，《百家讲坛》开始从“学术电视”向“娱乐电视”转型，其收视率也一路飙升，并接连造星成功。其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是：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也就是说，在《百家讲坛》的讲述中，观点是不能够从容展示的，细节才是讲述的重点。当观点不得不藏于背后或被细节之海淹没以后，思想就变得支离破碎，或者成为细节的牺牲品。《百家讲坛》的这一运作机制，势必会阉割学者们的思想。

关于学者上电视后自主性的丧失，西方学者早已做过相关论述。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时间也是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

在支持派中，陈丹青力陈占领媒体的重要性，并以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者为例加以说明，以此证明中国学者上电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宽泛的意义上看，此说法显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又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理追问，因为它抹平了中西两种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也模糊了两类学者的区分。由于陈丹青提到了萨特（Jean-Paul Sartre），而萨特与媒体之间的交往又具有典型性，它根植于西方的传媒体制中，与中国媒体运行现状有极大的差别，萨特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战斗式知识分子，在中国并不具备孕育的土壤。

当然，应该承认，学术明星对于培养和激发广大民众对于学问的兴趣和对于学习的热情是功不可没的。学术的价值固然远远不仅仅在于影响大众，但学术如果不能影响大众，只是在象牙塔里供极少数的人把玩，它的存在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一个学术明星比一个单纯的娱乐明星对于学习化社会的贡献无疑要大得多。

但我们必须警惕电视媒体对知识分子的“审查”和“收编”，这种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和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因而成为一种隐形的“象征暴力”。电视使得本该提供和展现的事物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与事物本身和现实毫不相关。究其根源这很大程度上在于电视媒介的制度本身，各种各样的审查导致了自主性的丧失，最终引向了整个系统的结构腐败，也使得电视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在当代社会中电视并不是一种思想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思想的工具性质。

所以，知识分子上电视，其批判性往往遭到消解，自主性遭到沦丧。然而，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用批判审视的目光对待社会的发展。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应该秉承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由于电视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单纯地隶属于文化场，而是游走于文化场和媒介场之间，所以电视知识分子就不能完全遵循文化场的惯习，还要兼顾媒介场的惯习。那么，在媒介场与文化场之间，知识分子该如何行走？这两个场域是一种什么关系，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在中国目前的传媒生态中，我们应提供一种怎样的传播体制，才能为知识分子提供适当的话语空间，使其能够传播思想、引领大众，对社会发展中存在或潜在的问题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充分发挥媒体与知识分子的合力优势，使社会更加健康、理性的发展？我们必须立足本土，立足于中国目前的传媒体制实际，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对此作出了理性分析与价值判断。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本书应用场域理论，在布尔迪厄提出的“电视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场”的概念，并描绘出电视场对学术场的靠近、碰撞、介越后对学术场带来的影响，分析了这一介越行为的实质及路径，有助于认识目前中国电视场与学术场的现状及潜在关系。

（2）本书是“学术明星”现象喧嚣后的理性分析。跟风研究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其结果只能是表面的、浮躁的，而目前我国的“学术明星”现象最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这时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理性认识它的实质及存在问题。

（3）本书以“学术明星”为桥梁，探讨了当代电视场域中我国知识分子和电视的关系，切实分析知识分子介入电视场对知识分子个人及整个学术场域所造成的影响，并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4）本书指出了当代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理想模式及应注意的问题，为学界探讨传媒时代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提出理论参考。

（二）实践意义

（1）本书通过对电视场与学术场两个场域不同特性的对比分析，清晰地揭示出两个场域各自的运行特点，为欲参与电视场域中的知识分子及欲邀请知识分子的媒体工作人员提供建议，以减少彼此摩擦、增加适度合作的可能性。

（2）本书结合我国的“学术明星”现象，具体阐释了布尔厄迪“输者赢”及两个亚场的观点，从而明确指出在学界及大众所持续争论的问题所在，有利于双方看清情况及实质，从而增强交流对话的效率。

（3）本书将由于媒体及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知识分子内部分流清晰地展示出来，指出知识分子的多样性乃是时代所趋，有利于大众及学界对电视知识分子行为的理解与宽容。

（4）本书指出了知识分子参与电视节目的三种不同形态，这种划分不再囿于一般的按节目形态划分的局限，而是按照知识分子自身特性及对电视的介入程度重新审视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可行路径，有利于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影响社会、启迪民众、传播真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