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的方法

当代考古学中有个分支或流派叫作“关联考古”（可以参考《考古学：关键概念》有关这个词条的解释）。这是密歇根大学考古学家弗兰纳里（K. V. Flannery）首倡的，弗氏是宾福德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的学生，也是过程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关联考古视文化或社会为一个整体，通过相关联系的追溯，进而了解古代文化或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正是运用这个方法，弗兰纳里进而去研究早期过程考古学较为忽视的认知——古人思想层面的内容。

这里所说的关联的方法跟弗兰纳里所倡导的东西颇为相似，不过是我自己体会到的。说来有点匪夷所思，翻译“关联考古”这个词条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而是在自己做完具体的考古学研究后觉悟到这个方法。如今回到弗兰纳里的词条，既感到有点失落，也感到几分自豪。虽然悟道有点晚，好歹是自己切身的体会。

所谓关联的方法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提它呢？这首先要从考古学的性质说起。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研究实物材料来了解人类过去的学科，但是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是有限的，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会留下遗存，不是所有的遗存都会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也不是所有的都会为考古学家发现，即便发现了，也不一定都能认识到……基于这一系列反复叠加的不确定性，考古学研究经常得到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残片，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残片拼合起来，形成有关古人较为完整的信息。考古学家凭借什么来拼接信息残片呢？关联的方法无疑是最基本的。

一段信息残片何以能够跟另一段信息残片连接起来呢？我们拼陶片的时候，是因为两件陶片之间有密切的吻合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基本不可能重复，这种独一无二的吻合关系就是基本的关联。当然，古人的生活面貌不会这么简单。考古信息残片之间的关联是需要分层次来看的。较为宏观的层次是文化的系统观，它给我们提供一个有关古人生活的基本框架，仿佛建筑设计蓝图一样，考古信息就像一块块建筑材料，通过两者配合形成对古人生活的完整认识。没有框架就如同没有设计蓝图，考古材料就只是一堆建筑材料而已。

再进一步说，贯穿文化系统观的原理性认识，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可能就会有什么程度的生产关系，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构成一种不同信息之间关联判断的依据（其实许多早期人类学家也有类似的认识）。需要提醒一句的是，理论上关联是研究者们提出的认识模型，只是经过部分检验的。就人类社会而言，存在着历史背景差异以及人解读自身的主观性，所以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模型及其立足原理的认识，那么我们认识古人生活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以上所说的关联是不同系统之间的逻辑关联，是关联中比较复杂的方面，通常需要立足于理论研究。还有一类逻辑关联相对比较简单，我们通常称为因果关联，即一事物的发生是由于另一事物所致。因果关联是研究中最基本的逻辑关联之一，探讨考古现象总免不了要追溯其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看到的考古材料呢？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对于研究无疑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也知道著名的“休谟难题”——发生在前面的并不一定是原因，发生在后面的不一定是结果。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这样的逻辑难题并不那么难以解决。考古学家的基本办法就是去梳理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历史过程。如果我们详细了解一个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解释其实也接近完成了。时间上的关联是所有关联中非常基本的一种。与之相应的就是空间上的关联，它跟时间上的关联一样不是那么容易定义的。微观、中观、宏观尺度上，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关联，其实时间上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时空关联需要从不同尺度上去看，并不存在唯一的尺度。这是考古学的强项，微观上我们会去观察某个器物的使用痕迹，还有某个活动区的构成；中观上会关注整个遗址的结构；宏观上会注意一个地区的聚落形态。如果加上时间因素的话，关联的变化就更加复杂了。

一般地说，中国考古学研究对时空关联还是比较注意的，问题是尺度上不够丰富与精确；也注意到因果关联，不足之处是比较缺乏验证，所以总显得有点想当然，比如器物的功能推定。不过最缺乏的还是那种依赖理论推定的逻辑关联，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考古学比较独立，跟相关学科不那么交融，其他学科的理论原理在这里无用武之地。或者说，我们已经设定某种关联的方式，把那些并不怎么真正关联的东西拉扯到一起。再者，我们还需要明白，所谓考古学研究，需要不断延伸触手，不断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研究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关联的方法如何操作呢？我自己有一点点体验。我们曾经研究大山前遗址出土的石铲，前人进行了基本的分类，是从形制的角度来区分的。我们开始研究这批材料的时候，同样也是进行分类，但是从功能推定的角度确定。然后是对工艺特征进行分析，即这样的特征可能从事怎样的功能。再就是进行使用痕迹的观察，即工具究竟可能做了什么。一般研究做到这个地步，大抵可以结束了。我们则进一步拓展关联，一方面通过实验考古来验证前面的推定与观察；另一方面寻找民族学证据用作参考的依据。于是，我们进一步肯定了石铲的功能范围。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它们不是用来挖土的石铲，而是用来锄草的石锄。确定了功能之后，我们并没有止步，而是在进一步拓展关联，跟当地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历史背景（包括其他的石器材料）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人们开始耕种河谷中较为黏重的土地，发展出原始的精耕细作农业。这与当时高度竞争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人们要在有限的面积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养活士兵、手工业者、首领等不是农业生产的人群。正是运用不断拓展的关联，我们仅仅通过石铲这种工具，就可以透视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与发展水平（图2.7）。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分析磨制石器功能的方法论框架。

图2.7 石器功能分析的流程图

最近听浙江考古所刘斌老师讲良渚古城的一个极精彩的讲座，他运用的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关联考古。最初发现的不过是几座带玉器墓葬，后来发现基座，土是从外地运来的。再后来发现了城墙，围合的面积将近3平方公里，是中国同一时期面积最大的古城。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接着在古城的外围山坡上发现了两道土墙，建筑工艺与城墙相似，现在的研究表明这可能是古老的控制洪水的水利设施。城里发现了码头，建筑方式跟当地一脉相承。他们还复制了草包泥的制作工艺，并根据草包泥的颜色区分出一船草包泥的数量，进而了解到运输草包泥的工具是竹筏，草包泥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在城东的外围还发现了一些建筑在土台上聚落，它们类似古城的廓城，拱卫古城；再更远的地方，还发现六个一组的聚落群，每个聚落中都发现从早到晚的器物组合，可以推定它们是同时使用的；这里还发现了大型的水田遗址，让我们了解到古城的存在是有生产基础的，如此等等的信息连缀起来，我们对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组织、技术工艺等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堆堆考古材料。刘老师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跟古史传说时代联系起来，把良渚文化及其前后的发展跟整个中原的考古材料结合起来。通过环环相扣的关联，剥茧抽丝般的推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