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在基督教传入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属于那种离析散居的部落秩序，倾向于流动，迁徙，而族群之间并无一体的认同；虽然彼此可能意识到血缘近似，恐怕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曾强烈地感觉到唇齿之亲。所以，我们想象，在那一段长而又长的古代，四季游走和歇息于无垠的绿野上的爱尔兰人（正确地说，应该称为喀尔特人，Celt），他们升降山阜谷壑，穿越林莽，涉乱溪涧，这样成群扶携各自的老幼，牵领他们的畜牲，擦身而过，自然是缺少民族认同的，虽然他们共有喀尔特人的盖耶耳语言（Gaelic），并且以那语言各自流传着他们祖先的英雄事迹，例如无限勇毅的库克哈练（Cuchulain），在史诗和民间传说故事里被歌颂着，正好像他在叶慈的现代诗里被祈求显灵，为了守护一个新世纪为爱尔兰民族尊严独立的革命党人，免遭异族统治者扑灭，杀戮。

公元第三世纪初，可玛克·马卡尔特（Cormac Mac Art）肇建城堡于达腊（Tara）地，并号召武士成军，爱尔兰人逐渐体会到凝聚之力，滋生民族共同之情。达腊城堡的象征意义自中世纪以来未尝稍衰，代表了喀尔特精神文明以及植根于那精神文明里的爱尔兰的诗与艺术之中心。如此，当叶慈在《七重林中》径取它为文字构成的典故而无任何隐晦之虞，原因也十分明白了，正如诗人在《雕像》中毫不犹豫地呼库克哈练之名，其中所含涵指涉的豪迈，气度，以及忧患艰难之想，都是直接而无隔绝的，对于熟识史事传说的，自觉的爱尔兰人而言。

基督公教正式传入爱尔兰之年，通常作四三一。那一年罗马教皇遣帕拉底阿斯（Palladius）来到。然而，在此之前，早已有笃守谨信耶稣教训的使徒浮海来到异端的爱尔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卒后被奉为爱尔兰之守护的圣巴特里克（St. Patrick）。此后二百年间，基督教寺院如雨后春笋漫延爱尔兰，并且证明能倨严，缜密，有力地深入爱尔兰人的心境与精神，和原住的盖耶耳神话传说交叠，融合，从而产生一种寓二类异质文化于单一呈现方式的生命情调，互补共生，彼此诠释，蔚为爱尔兰心神最深邃，美丽的发扬，自成体系与传统，无与伦比。第八世纪末，北欧海盗始袭爱尔兰，烧杀掳掠之余，盖耶耳人前此三百年累积的自信与财富为之荡然，爱尔兰陷于分裂，离乱，不断的内部冲突和战争所导致的灾害视海盗侵犯犹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布莱恩·伯鲁（Brian Boru）达腊登基为王，始重振盖耶耳秩序，似乎寻找到了爱尔兰古老的文化力。这是公元第十世纪下半叶的事。

然而，也就在第十一世纪之初，当布莱恩·伯鲁一〇一四年殂于王位之际，爱尔兰开始卷进一漫长，驳杂，悲壮的涉外关系，明显，深刻而大规模地影响了这盖耶耳文化体系下的民族，甚至使得他们的历史严重地髹染了一层阴郁的色彩。这构成无比影响的异族外国就是英格兰，即狭义的英国。布莱恩·伯鲁既亡之后，爱尔兰再度的分裂局面，引起英国王室贵族的窥窬，于是自十二世纪下半叶的亨利二世（Henry Ⅱ）以下，历代英王无不积极经略爱尔兰，以盖耶耳人为殽胾，虽因此而导致侵略者与本土人民皆不免死伤枕藉，城乡萧条，英人乐之不疲，历经都铎朝（Tudor, 1485—1603），与史都瓦朝（Stuart，1603—1714），长期的军事行动配合经济剥削，尤其见于他们纷纷围筑的所谓“新教垦殖园”（Protestant Plantations），以没入爱尔兰盖耶耳原住民的土地，赏与对王室效命有功的英格兰人，以及苏格兰人。高压统治下支离破碎的爱尔兰仅能苟延残喘，绝望的盖耶耳民族精英或者纷纷流亡海外，或者沉入喑痖无声与贫穷。史都瓦朝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监国期间更变本加厉，对爱尔兰的政策以秉持新教的狂飙，彻底消灭早已深植在盖耶耳文化中的罗马天主教为其神圣使命。爱尔兰为战争，饥馑和瘟疫所摧残，陵夷，人口锐减至五十万之数，破败，荒凉，衰弱，而且幽昧而暗淡。

笃信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Ⅱ）于一六八五年登基，曾给予爱尔兰短暂的希望，但一六九〇年波恩（Boyne）一役，为威廉三世（William Ⅲ）火攻击溃，回天无力，从此爱尔兰天主教徒快速地陷入绝境，他们被严禁拥有土地农庄，不得担任政府公职，所有财富归新教徒控制，苛捐杂税，四季的徭役和地租，使他们生存的凭借消灭无形，人性尊严丧失殆尽。尤有甚者，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更无发言和投票权，上大学受教育的机会也同时被剥夺了。在前后一世纪的期间里，英国彻底有效地将爱尔兰推进黑暗愁惨的深渊，使它从一可怜悯的殖民岛屿更长坠千仞，终于进入不见天日的奴隶地狱。十八世纪结束前，爱尔兰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当中曾为此民族厄难痛心疾首，进而针砭批判的颇不乏历史之洞识与宗教良心，但效果微乎其微，其中包括以新教徒身份位居都柏林圣巴特里克大教堂最高司铎的约拿丹·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大主教乔治·柏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和著名雄辩的艾德蒙·伯柯（Edmund Burke，1729—1797）。史威夫特感愤之余，曾以他风靡不列颠英语世界尖锐犀利之笔著时文《虚怀刍议》（一七二九年），倡言为了遏止爱尔兰穷人儿童变成他们父母与国家的负担，并且为了把他们化为公共福利的资源，这个贫贱无告的民族何妨将大多数儿童一一屠宰，以供食用，既可解决养育困扰的难题，兼以外销牟利，对爱尔兰枯竭的生计不无小补云云。史威夫特为了警惕世俗，不得不诉诸极端悲惨丑恶的文字，掾其刺时之大笔，以暴易暴，为绝望的爱尔兰人大声疾呼。在他危言耸听，历数以屠杀儿童为挹注民生社会的策略时，曾举一指涉域外的专例以支持他的议论，以虚拟假设，疯狂失心的语气强言凡此种种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由一个名叫撒蛮那札（Psalmanazar）的美丽之岛之人引进自遥远的台湾云云。表面上荒忽其唐的寓言讽刺，其沉痛处更撼人心魄，感人肺腑。虽然如此，文章亦犹如石沉大海，发表后四十年间影响实微，并不能激发英国新教统治者对广大受压迫者的悲悯。

法国大革命导致爱尔兰志士一新的认识，他们开始觉悟到武装暴动以反抗强权可能就是民族解放必要和惟一的手段。十八世纪末年，渥福·童（Wolfe Tone，1763—1798）联合新教与天主教徒组织爱尔兰联合会；迨一七九八年，由爱德华·费滋杰罗（Edward Fitzgerald，1763—1798）领导的革命行动终于爆发，事败死之；前此渥福·童也为起义而殉难。百年之后，叶慈作诗纪念约翰·奥里雅雷（John O'Leary, 1830—1907）时，郁悒中重提旧事，“理想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去”。然而不然，纵使十八世纪的爱尔兰因为英国政府通过对部分大家族的笼络，安抚，曾经产生某些程度的繁荣假象，但所谓繁荣都局限于既得利益者的取夺范围，并未能深入中下层社会。叶慈既赞叹以格瑞歌利夫人（Lady Gregory）所拥有的阔园（Coole Park）之代表了十八世纪以降爱尔兰优渥雅致之文化，复深深为那长时期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之牺牲而感动，忧伤，但因为从事独立建国事业的人鲜有来自富裕大家族者，叶慈的伦理判断不免遭遇不能调合的困扰，进而构成了他一生难以解脱的心之枷锁。

十九世纪以后，爱尔兰在议会政治与武装革命双重的激荡之下，依旧风雨飘摇，无有宁日；新教徒与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之间势如水火，而广大的城乡更因政治与经济的不安，失调，并未随欧洲产业革命的影响，如其他民族国家那样一一迈入近代，和现代。事实如此，相对于英国维多利亚朝之强权与富裕，爱尔兰尚且于十九世纪中叶为连年累岁马铃薯病虫害而遭遇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使人口由八百万遽减为五百万。爱尔兰人大批移民北美洲。留下来的弃生在不公平的法规和苛刻的条例下，试图争取有限的身家财产之保障，和进一步参与政治的公民权。一八五八年，一个以从事爱尔兰革命为宗旨的秘密社团在纽约成立，一八七三年取名“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盟”（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盟员自称“芬涅安”（Fenian）；他们旗帜绝对鲜明，主张迅速而完全地脱离英格兰，建立一新而独立的国家。芬涅安运动领袖即叶慈一生景从无限，却不知如何步趋追随的约翰·奥里雅雷。英国感受到人民争取自由的风潮，不得不逐渐松懈其高压政策，于是有解散爱尔兰新教总会之举，并开始准许天主教徒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接受教育。就在爱尔兰终于迟缓地步入近代史，似乎也发现些许曙光的这个时期，叶慈，爱尔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诞生于距都柏林不远的山迪芒特（Sandymount），时为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三日。

叶慈的父亲是一优秀的艺术家，母亲来自滨临大西洋的斯莱果（Sligo）一小康有余裕的家庭，而那斯莱果正是叶慈诗中长期不断回溯思怀的童年故乡形象。他有妹妹和弟弟各二，其中大弟早夭，小弟长大后以绘画知名，为现代爱尔兰重要艺术家。诗人童年随父母移居伦敦，并开始接受英国的小学教育，暑假则泰半消磨在斯莱果；一八八〇年，举家迁回爱尔兰，十五岁的叶慈开始在都柏林上中学。一八八四年十九岁，显然已经尝试写了一些长短诗的叶慈进入都柏林的大都会艺术学校，美术以外，极热衷玄秘学理，与宗教之类；这一年的手稿留下来的包括《在香谷阡陌》等作。此后诗的创作例为他日月长期所从事者，直到晚年不曾稍懈。按叶慈首次以诗作见刊发表，为一八八五年披露于《都柏林大学评论》的两首短诗。这件事十分重要，因为诗人晚年审订麦克米伦（Macmillan）版诗合集，即《叶慈诗集汇编》（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Yeats）时，全帙所收历年累积之作，最早的就可系于一八八五年。他对诗的投入渐渐超过了对美术的兴趣，同时就在此弱冠前后，竟于宇宙无穷的知识领域里独钟东方宗教，以及他终生沉湎的玄秘学理。除此之外，另一件对他终生影响至巨的事也发生在这个关头：诗人得识芬涅安运动的领袖，约翰·奥里雅雷，初次感受到爱尔兰民族解放的迫切意义。

一八八七年，叶慈父母复移家改住伦敦。年轻的诗人除埋头创作，积极整理以爱尔兰乡土为背景之歌谣传说外，并担任两份美国新闻报纸之通讯员，平时则热衷玄秘学理不改，阅读，研究，参与同好间的讨论，继之以冥默思维。一八八九年叶慈二十四岁，始有整理校辑布雷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诗之志，同年出版《乌辛之浪迹及其他诗作》（The Wanderings of Oisinand Other Poems），为平生第一本创作诗集。约翰·奥里雅雷介绍他与昴德·冈昂（Maud Gonne）相识，叶慈即刻为之深深倾倒，终生追随着她的美丽，慧黠，与强烈的革命意志不改，亦无由企及，构成诗人此后性格表现和整个艺术发展的显影剂，左右了他对政治和文化的思索方向及判断模式，盖已成为一不争的事实。他的诗创作继续成长，但也可以想见的，始终萦绕着沉重的爱尔兰，那盖耶耳神话传说的世界，丹黯海滩和乡野。三十岁之前的叶慈活跃于伦敦文人圈子里，与时彦才子交游，其中不乏爱尔兰裔的作家，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和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尤与席蒙士（Arthur Symons，1865—1945）最友善。一八九六年叶慈与席蒙士游历爱尔兰西部，再遇格瑞歌利夫人于高奥未郡。次年第一次莅止夫人之阔园宅第度过一个夏天，此后年年如此，遂以阔园为其暑假别庄，留下不少深刻，精美的诗篇。然而也在这段时期，诗人更热烈地投入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与昴德·冈昂过从甚密，参与其事，并制作剧本《凯瑟玲·儗·豪里翰》，由昴德·冈昂担纲演出于新成立的，由他自己领导的爱尔兰国家剧院。这出戏被称为叶慈一生作品中对革命事业最彻底关注，并且实际有所影响的力作，凌越其余。

昴德·冈昂于一九〇三年下嫁约翰·马克布莱少校（John Mac Bride，1868—1916），二年后终于离婚。一九〇六年，叶慈与格瑞歌利夫人及剧作家幸罕（J. M. Synge，1871—1909）合任都柏林艾比剧场（Abbey Theatre）监督，越二年于文学方面则陆续推出八卷本《抒情与叙事诗：韵文及散文作品集汇编》（Poems Lyrical and Narrative: The Collected Works in Verse and Prose）。叶慈著作不辍，声望日隆，于一九一一年得识绮奥基·海德李斯（Georgie Hyde-Lees，1892—1968），六年后始结婚为夫妇。婚礼证人为美国诗人艾茨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按绮奥基一生不但为叶慈育有一女一子，更是诗人创作最得力之助手，长期担任誊校打字的工作，并以自动写作的神秘经验进一步开拓叶慈的灵异哲学，构成他的奇书《灵视》（A Vision）以及晚年大规模的诗作之基础。叶慈既逝之后，绮奥基以最积极，最有条理的态度整理诗人遗墨和所有相关文件，供学者审视，研究，最后并将诗人全部手稿聚合成帙，悉数捐与爱尔兰国立图书馆。

叶慈对东方宗教哲学及文学的兴趣，到了这个时期，更形逼真。早在二十岁左右，他就曾经对一位来自孟加拉的婆罗门教士所宣说的神秘经籍十分入迷，近三十年间这方面的知识感应竟有增无减。一九一二年，他与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会晤，或许也获取了某种心传。同时因为庞德过从的关系，他对东方的认识更大幅度扩充，诗文里偶然呈现的中国和日本意象虽属点缀者多，缺乏完整的思想论述，但于英诗传统一系之演变，发展，已经可以说是千载以下非常勇健的探索，突破。庞德以日本能剧示叶慈，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引导他尝试面具舞踊戏剧之创作，在近代西方舞台史上，自然有它值得重视的意义。叶慈对东方的关注和思维直接投射在他的文学重心，所以他议论佛陀雕塑像与希腊美术的关系，拟作印度情歌，以日本古剑为力与美之象征，以中国的青金石雕所呈现的艺术浑成为现实与理想人生之教训，观缎带旋舞辄有体悟，睹宫娥锦绣也为之心悸感动不已。遥远的东方如此，更不论巴比伦，拜占庭，底比斯和髑髅地这些舟车间关便可就即的历史古迹，以及辽敻的波斯和深邃的天方阿拉伯了。

一九一六年爱尔兰共和军的复活节起义，以叶慈许多相识之死难为结，其中最纠结情绪的是马克布莱少校的死。事过半年，叶慈作诗兼以记叙和哀挽，于无限沉痛伤感之中竭力保持民族的理性，尊严：“一可怖之美就此诞生”。事实如此，叶慈不但于诗句结构的次序中对死者一一从容招魂，当他喊到少校之名时，更毫不腼觍地织入昴德·冈昂的声音与容貌。这一年诗人赴法国寻访昴德，对她致悼亡唁劳，并辗转表达求婚之意，再为昴德所拒；次年他改向昴德的女儿依索德（Iseult）求婚不成，遂迎娶绮奥基·海德李斯，暂时卜居英国牛津，因为新购置的爱尔兰古宅灞列力塔尚在整理修缮中。按叶慈购置灞列力塔实为复活节起义发生不久以后的事，在时代激越的风云动荡中，思有定居爱尔兰以安身立命之资，则其中溯回追求的人生之象征意念，就湛然可以想见了。灞列力塔与十八世纪高第阔园同在高奥未郡，叶慈诗屡指涉之，蔚为一极具系统的丰富，缤纷的意象体系，与叙事的格局。这一年他新出版诗集即以《阔园野天鹅》为题。

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间，大半就因为政治理念差异与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爱尔兰长期处于不安，冲突的状态下，其中许多感应都见证于叶慈的诗。一九一八年，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盟”为后盾的“惟吾”（Sinn Fein）党整合政治势力，组成一个号称“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的实体，但因为英国政府的干预，恐怖残杀的内战势不能免，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五月才告平息。爱尔兰自由邦的宪法设定其议会下院由选举产生，参议上院则由士绅硕彦中遴选六十人组成。一九二三年内战既告结束，叶慈被选为参议员；他忠诚地履行公职达六年之久，屡次针对出版检查法和离婚法的议题滔滔发言，并一度出任新铸货币设计委员会召集人。

一九二三年叶慈获都柏林三一学院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瑞典皇家学院颁予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二九年一场大病，使诗人不得不回绝日本的邀请，未能就该国客座教授之聘。早在一九一五年，诗人曾经拒绝英国王室赠爵之议，但晚年则连续接受了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

叶慈住爱尔兰灞列力塔不超过十年，晚年行踪渐离斯莱果与高奥未渐远，最后的居所在都柏林附近，但也经常出访国外，或为文学邀约，或为健康因素。他的旧书重印和新著作陆续出版，包括《灵视》，《或许为音乐的词及其他诗作》（Words for Music Perhaps and Other Poems），《回转楼梯及其他诗作》（The Winding Stairand Other Poems）等甚频繁而密集。而且就在垂暮之年，更协助一印度学究翻译吠陀经典《优波尼沙》（Upanishads）为英文，证明他少年时代所沉湎追求的东方玄秘学理，宗教，文学，犹完整地存在于他饱经忧患，却毫无枯竭迹象的心。一九三八年艾比剧场演出他的戏《炼狱》（Purgatory），叶慈发表他最后的公开演讲，同时出版一部自传，不久即移居法国南部乡间。一九三九年元月二十八日诗人溘然而逝，随即埋葬当地，迨一九四八年，亦即爱尔兰自由邦脱离大英国协独立的那一年，始以遗骨归爱尔兰，长眠于杜澜勿克利福教堂墓园（Drumcliff Churchyard），就在他童年故乡斯莱果的附近不远，班礴磅（Ben Bulben）山岭之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花莲 东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