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

旅人是种奇妙的生命角色。身体、眼光、情绪、智性与记忆跨越空间，在时间中穿梭，在人群间交流，各种形式的移动让旅行可以不只是出游，而是进入不一样的生命状态。第一次感知体验的当下，通常不是惊异得大声嚷嚷，就是震撼到静默沉淀。小孩第一次搭乘火车，成人第一次搭飞机，农民第一次光临大都会，都市人第一次脚踩田地，青少年第一次阅读穿越时光的小说，甚至婴儿第一次站立并以不同高度看世界，都是生命中各种移动带来的惊奇感受。

移动，一直是我们实际生活与完成生命的方式。太寻常，以至于经常忘记它的独特性；又太特别，以至于过度慎重以待而失却平常心。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若能举重若轻，该是人生的善修为。

柬埔寨之旅是我生命中首次大跨度的移动。屈指数来，在柬埔寨的时空中称得上是“第一次”的移动实在很多，它们让我的生命、眼界与心房洞开：在异乡长期生活，见识普遍的赤贫，认识众多文盲，在漫长的烂路破桥上开车，看见这么多被地雷炸伤的身障者，知道这么多的艾滋患者生活在周遭，拜访以茅草竹片为墙的监狱，在这么多白人的酒吧中与不同国籍的东南亚小姐打交道，见识台商“包二奶”是怎么回事，遇见远赴柬埔寨茶馆淘金梦灭的中国姑娘，和“黑道”打交道，在高脚屋里生活，挑河水洗澡，与这么多明明过得辛苦却总是微笑的高棉人相交。这么多的第一次，我若没有改变，不是悟性太低，就是固性太强。所幸，我虽非天才，亦非蠢才，中庸尚可，由里到外都改变了许多。

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人群、文化、社会位置中移动而形成的眼光，让我得以在旅居柬埔寨的日子里认识异文化的世界，也体验出自己的可能与限制。于是，我也才有勇气在日后进行更大跨度、更为困难的移动，从柬埔寨到非洲到中国凉山。我心知肚明，如果没有柬埔寨的生命移动经验，不可能有我后来的凉山体验，我可能也没有能耐把一个动荡的故事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写出来。

这本书于2005年在台北出版，十余年后才要在中国大陆出版，主编要我写些多年来的变动想法。这世界瞬息万变，我也许久未曾重返柬埔寨，能写什么？面对十多年前自己的心情故事，今日的我也不想交出白卷，那就聊聊近年来看到的新兴现象，顺带让当年没写出来的回忆重见天日。

十余年过去了，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从对东亚人而言似乎不是那么令人瞧得起的区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板块。东南亚的劳工、女性、文化、语言、饮食、电影、政治影响、市场规模、经济发展等，令身处东亚的我们无法再漠视邻近区域的人、事、物。台湾早已从过往的只朝北半球看，逐渐转向关注南半球。对于东南亚的关注，台湾最值得提及的民间努力之一是2006年创刊的《四方报》，这是一份以越南文、泰文、印尼文、菲律宾文、缅甸文、柬埔寨文为书写语言的月报。当年的创刊总编辑张正是我大学时期的学弟，他和副总编辑廖云章是夫妻，云章是我跑新闻时的同业好友。认识他们这么多年，不曾见他们改变其志，始终如一得令人感佩又安心。两人离开《四方报》后，又开设台湾第一家东南亚主题的书店“灿烂时光”，甚至举办“移民工文学奖”，并将获奖文章翻译成中文，双语并列出版。他们为促进台湾认识东南亚与在台东南亚新移民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也许值得未来中国大陆的民间工作者参考。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真心善待东南亚，它主要被看重的还是当地的经济效益。在台湾，学习东南亚语言似乎已成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保障。台湾房地产投资客在自家炒房还不够，继买进破产的美国加州地产后，东南亚的房地产已成为热钱涌向的新目标。每天早晨我开车上班途中都听到收音机里传来“海外房地产投资首选，我推荐柬埔寨”之类的洗脑广告。台北街头更不乏见巨幅广告“金边房地产，投资报酬率7%”。中国大陆人也早已带着重金进入东南亚架设高铁与开辟经济特区，与之同去的还有夹带着中国式管理的文化特色。

从中国与美国两大经济体的竞争硝烟中，更可闻出东南亚的经济重要性。美国自从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简称“TPP”）后，一直排除中国加入。2016年2月初，十二国签订协议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再度发表声明，表示：“TPP让美国，而不是像中国之类的国家，来书写21世纪之路的规则，这对亚太地区尤其重要。”而中国，也积极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密切往来。台媒即以“中美抢东盟如抢奥运金牌”来形容中国与美国在东盟中的激烈竞争。

两大经济体争相拉拢东南亚，以壮大各自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说明这个区域的重要性。但是，除了市场与经济价值外，有权有势者真心看到与珍惜东南亚的文化意义吗？还是，对东南亚文化的欣赏仍是以经济观点来评价？举例来说，泰国是个虔诚的小乘佛教社会，孝顺与敬老是社会美德，而这些美德并非西方社会所崇尚，也在原以大乘佛教为主的东亚社会中逐渐式微。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货币交易与流通无国界，文化及承载文化的人作为商品也一样无远弗届。于是，东南亚劳工大量输出东亚照顾老人，西方白人则移居泰国退休养老，享受泰国服务者对老年人的亲近与贴心照护。经济因素伴随着文化特性，让东南亚的文化与劳工和外界交互移动得更为频繁。

另一种更常见的交互移动便是旅游。东南亚的货币相对而言仍是弱势货币，东亚旅客来此消费十分划算。可能正因如此，许多东亚华人旅客，即使是年轻人，到柬埔寨旅游亦常住进高级观光饭店，享受在自己国家或去发达国家旅游时难得的消费活动；俨然从东亚向东南亚移动的过程中，自己的社会经济位阶倏忽由下而上。殊不知，如此不察地跻身全球性的社会经济位阶排序，仍停留于原本的世界想象与向往秩序，可能会错失了解当地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机会，无缘探索不同层面的移动惊喜。最终返程回家时，才由高处落地回到现实，马车变回南瓜，全靠照片来追忆海市蜃楼般的华美。如果年轻时期就如此依照社会经济体系的阶序筑梦，而缺少认识差异的真心与体验尝试，年轻人最担忧的不平等未来，能有机会改变吗？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年轻时代都对世界心生向往，对改变世界的不公不义有过自我期许。但实际投入行动的，可能只是少数。诚然，对于行动的定义可能因人而异，但不论如何界定，我想关注与理解应是所有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在经济荣景之外的东南亚其他面向，也值得我们关注，如同我们希望自身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与改变未来的可能性也被世界关注一般。我们自身和东南亚，在全球架构下其实一体相连，都被卷入也积极参与了那个无以名之、却无所不在的全球化影响。

东南亚至今仍是个悲苦与希望并存的世界。当然，东南亚之大，很难概括讨论，就谈柬埔寨，这是东南亚最困难的国家之一。光从政治上，就可以理解这个国家的辛苦。我在2005年出版的《柬埔寨旅人》中写道：“洪森曾是世上最年轻的首相，年仅三十四岁便担任柬埔寨的首相兼外长，并连任三届首相，任期近二十年……很有希望超过印尼的苏哈托，成为掌权最久的国家领导人。”如今2016年，他依然统领柬埔寨，政治权力无人可及。古今中外的历史从无例外，由一家专断政治的时代绝无可能万万岁，我引颈期待柬埔寨的未来。只是，在全球经济架构中奋起直追的柬埔寨中上阶层准备好接受秩序变动了吗？他们愿意为了长远的子孙未来而挑战既得利益的架构吗？汲汲忙于生存的柬埔寨中下阶层能有心力望向远方吗？这个让亚洲热钱躁动涌进的国家，2016年的国民人均产值其实不过一千美元出头而已，换算起来，平均每日不到三美元。柬埔寨的乡间仍埋藏着无数不明下落的地雷，号称经济起飞的首都金边周围仍充斥着以捡拾垃圾维生的贫民，众多的艾滋患者缺乏生机。天堂与地狱的写实，就如同吴哥窟的石雕故事一般，上演着人世历史中的喜怒哀乐、罪与罚、堕落与超脱。

这些写实所透露出的光怪陆离，我在书中写过，如今景况应该更具张力。不过，有一则故事我未曾写入。沧海桑田，如今提笔，应该已无伤于人。台湾著名的黑社会组织“竹联帮”出过一位传奇领袖陈启礼，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间，曾受惠于他的协助。长话短说，一名台商占用了我们工作站的车子，我无计可施，转向一名在柬埔寨辟地耕稻的台湾媒体前辈求援。该名前辈告诉我只有陈启礼能治这类台商，但他也说像我们这种从事国际援助的民间组织是“白道”，而陈是“黑道”，“白道”不方便直通“黑道”，所以由他帮我去说。没几日，车子就还回了。这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自然明白黑白两道分流的道理，但事后陈托人转达邀请我们去他家时，我仍欣然携礼上门致谢。陈启礼很明白地说，他非常佩服我们在柬埔寨的工作，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找他，也欢迎我们随时去他家玩，包括使用他家的游泳池。他对我们的善意，就像许多台商对我们的诚意一样，表现出与寻常台湾人往来的乡愁。

但我在柬埔寨期间没再上门过。世事难料，我最后一次拜访陈启礼的金边住家，竟是我离开柬埔寨之后的事了。离开柬埔寨后，我回台担任记者。2000年6月，柬埔寨台商会长遭人杀害。这搅动了台湾与柬埔寨的政治经济神经，各种传言四起。我被报社派去金边采访此条新闻，众多的台湾媒体，尤其是无线电视台也出动不少摄影机。一大群台湾媒体在金边采访，语言不通，文化与政治差异悬殊，但台湾电子媒体在异地仍惯常采用台式采访风格，见到柬埔寨检警出来，便蜂拥而上，以麦克风撞向人脸，然后七嘴八舌提问，有人甚至用中文，没错，用中文询问。该名检警脸色大变，旁边的警察愤而拿起真枪实弹的步枪，一副你再闹我就上膛的架式。台湾的警察卸枪弱化与民为善已有时日，台湾媒体在自家当老大惯了，总之，那群台湾媒体人出于惯性与无知，没在怕的样子。但柬埔寨可不是民主国家，那些军警的怒脸在我眼里真是令人胆战心惊。我马上趋前采用柬式礼仪，使用尚可沟通的高棉语跟那些荷枪实弹的军警道歉，并拜托台湾媒体赶快离开。本来那些大无畏的台湾记者似乎还不想撤，直到我说：“你们再不走，到时他就算不抓你，也会没收你的摄影机。”勇敢的台湾媒体才悻然退离。

该名台商会长被杀的新闻，在此不赘言，总之是件复杂的商人内斗。欠缺当地消息渠道的台湾媒体大多无计可施，只能等待柬埔寨警方的消息。记者出差在外，没有新闻传回，不好交差。于是，有媒体提议去采访陈启礼的住家。说也奇怪，向来甚少接受媒体访问的陈启礼，居然毫无犹豫地敞开大门亲自迎接像观光团一般的台湾媒体，带领大家参观住处，而且几乎有问必答。可能是气氛太好了，突然，一名无线电视台的菜鸟女记者要求参观陈启礼的“军火库”。听到这请求，我很讶异，没想到陈启礼居然立刻微笑答应。我还记得，在爬楼梯往目标移动时，我走在人群后面，和陈启礼当时身边最亲近的小兄弟在一起。这小兄弟一向寡言但对陈十足忠诚，我低声问他：“给这么多人看枪支，这样好吗？”小兄弟难得地回我话：“不好！”然后面色凝重地看着前方簇拥的人群。

我当时的感想是，陈启礼就算仍是江湖大哥，也老了，想家了，他八成想与媒体亲善，看看能否增加他获准返台探望老母的机会。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将军难免中箭落马。菜鸟记者的提议配上老大哥的失算，陈启礼的愿望永远落空。该家台湾无线电视台的新闻在柬埔寨也能够通过卫星收看，隔天，陈启礼家中藏有军火的新闻画面传遍柬埔寨，不论陈启礼当时与柬埔寨高层有何瓜葛，光是他以军火示人，公开挑战柬埔寨政府权威，就足以让他倒台，他立刻被柬埔寨武装警力抓入大牢。

因为台商会长被杀而涌入金边的台湾记者，马上把焦点转向“竹联帮”大哥陈启礼在金边遭逮捕的大新闻，忙得人仰马翻。我清楚地记得，当陈启礼从警局出来被带进车子坐在左方后座时，我就站在车子旁边，他认出我，双手被扣住的他自然也没权利打开车窗。他贴着车窗对我用唇语说：“帮我找律师。”我愣在那里，心里五味杂陈。我是个客观中立的记者，也曾是受惠于他的民间组织工作者，我能接招吗？我有何能耐接招？更令我困惑的是，他怎么会找我呢？他已经无路可走、病急乱投医了吗？显然是的。

陈启礼终究未能以活虎之姿离开柬埔寨，2007年病重，赴香港就医未果逝世。当年遗体返台火化，丧礼惊人地隆重，治丧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就是当时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我曾经守着那条“白道”“黑道”界线的谨小慎微，在看到新闻的那一瞬间，就对照着现实的台湾政经戏台，成为我心中自嘲的笑话。

这段往事，为我的柬埔寨经验下了适切的注脚：我对移动可能造就的善与不善，体验深刻。人情冷暖与世事道理并非黑白分明，但贫穷与炫富、不堪与光彩、期望与梦碎却常写实得令人疼痛。台湾或其他地方华人对异文化的无知与不尊重，也常令人瞠目结舌。

我在柬埔寨时以住民自居，回首往事时则成为旅人。回忆在不同的时空与观点中交错成型，记载了我的一段生命纪事。

人类学于我，是一种生命眼光，远胜于一类学术语言。但我对人类学精髓的衷心体悟，是在柬埔寨开花，“后柬埔寨时期”才陆续结果，《柬埔寨旅人》与《我的凉山兄弟》都是受惠于柬埔寨移动经验的花果。从柬埔寨到凉山，我以不同姿态尝试探索这个世界，以脚跨越，用心理解，借文字表意。我有幸看到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苦痛与惊喜，滋养了我，让曾经年轻困惑的心，逐渐眊智升华。一笑遣人事，这本事，我似乎靠近了些。

书写是我理解这个世界与介入不平的方式。只希望不是发泄自我的主观与情绪，而期待记录自己理解差异后的感想与反省，才不负我曾大言不惭地说过：“人类学活在我的眼睛与血管里。”

刘绍华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