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k: a Critical Study for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Abstract “Feng”and“Xian”have different meanings and profound implic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show deep worries for the destiny of human exis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uition and humanism. The generation of concept of risk in western thought is the outcome of the modernity movement. Howev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Chernobyl nuclear accident makes officially risk enter the central position in public discourse, and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isk to risk society. Risk and trust are intertwined, and the crisis of the trust in essence is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Risk society and trusted society constitute a double scene of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Risk, Trust, Risk society
虽然当下“风险”“社会风险”“风险社会”等概念已成为时代热线与理论焦点，关于风险的研究已成为显学，但开展风险理论研究的前提在于准确梳理风险的话语历史与语义内涵，批判性地考察风险概念的生成历史与时代意涵。
严格意义的风险概念是一个现代性范畴，它发端于15世纪资本主义航海与殖民探险活动时期。但早在人类存在伊始，风险意识、风险知觉和风险心理就客观存在。从语源学上追问风险概念的起源，廓清风险思想的流变历程，辨析与风险相关的范畴，对于拓展风险研究的视野与提升研究的层次意义重要。
一 “风动虫生”：中华文化的风险思想
中华文化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风险思想，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关于“风”和“险”的义理阐释。《说文解字》对“风”的解释是：“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在中国古人的认识中“风”不仅指空气与地球表面的平行运动，也不仅含有流俗的风俗、风化、教化之义，更主要的是象征来无影而去无踪、瞬息万变却又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风”在日常用法中多带有隐喻性色彩，人们将“风”本身无影无踪、变幻难测的特征赋予具有象征意义的认知对象，诸如“风波”“风险”等词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隐喻性的用法。“八风”之说除了有风水学上的易学诠释之外，还通过穷尽八个方位的空间来喻指风险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虫”在古汉语中指极具危险性的对象，毒蛇、蛊、老虎、痼疾等都可语之以“虫”，如攻击性极强的母老虎就称为“母大虫”。“风”与“虫”相互关联的结果是“风动虫生”（《说文解字》），这有双重含义：一是喻指极具危险的事物瞬息万变而又普遍存在；二是指风在自然界中起到了节气变更的作用，“风到虫生”意味着万物复苏的季节来临，也象征着危险之物可能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与机遇。
“险”则基本与“危”同义，有三种解释：（1）外在的、客观的艰难险阻，即自然现象、外在实体和不可抗拒力量所造成的困难或恐慌。《说文解字》言：“险，阻难也。”如在《易·习坎》中，“险”指一种客观的自然实体，“地险，山川丘陵也”。（2）主观的、与特定主体相关的困难或障碍。如《集韵》：“险，艰难也。”同时也指置人于伤害、危险的困难境地。《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徽，攻难之士将奔走之。”（3）“邪恶、暴虐。”《说文·玉篇·阜部》言：“险，恶也。”指对人而言极具破坏性之物。《荀子·天论》“政险失明”,《荀子·正论》“上幽险则下渐诈也，上偏曲则下比周矣”，都将“险”特指为违背仁政原则的暴政，认为它将从根本上损害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
（二）就风险的根源而言，传统文化常从天命观来阐释客观性危险，用欲望、名利喻指主观性危险。《荀子·荣辱》言：“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孔子家语·弟子行》指出，即便是经商，也存在着莫大的风险，如：“若（卜）商也，其可谓不险矣。”
（三）预测与防范风险。一方面，风险的本质特征是不确定性、难以预测性。如《增韵·琰韵》：“险，深陷不可测也。”另一方面，风险的不确定性又需要对之预先估测和干预。古代的龟卦、占星术实质上表达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特别是在面对诸如自然灾害、瘟疫、战争时，由于外在对象的强大与个体自身之有限性的深刻对立，人们常借助于素朴的仪式来预测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将解除风险的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传统思想强调对风险的预先观测和防范，提出“思则有备，备则无患”的风险防范思维，要求“治之于未乱，备之于未形，为之于未有，防患于未然”。正如《中庸》所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1]
中华文化的风险思想源远流长，其特征明显：强烈的直观性，即对于风险的知觉和体认通常以当下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感受为出发点，诉诸内在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往往以直观的、素朴的形式表达出来。深厚的人本性，即凸显了对作为主体的人之生存天命的忧虑与关切，具有浓厚的人本意识。
二 从风险到风险社会：西方思想的风险流变
风险概念在西方文化中最早可追溯至“诺亚方舟”的故事，这段被记录在《创世记》（《旧约》与《希伯来圣经》）中的西方文明源头的宗教故事，象征着在西方文化的起源里就内蕴深刻的风险思想。据说在洪荒来临之际，诺亚蒙恩预先得着上帝的指示，花了120年的时间建造了一艘近似方形的大船，目的是为了让诺亚与家人，包括世界上的各种陆地生物逃避即将降临的洪灾。这段诺亚为了抵御洪水的袭击而预先住进方舟得以逃生的故事是从宗教故事的视角警示来自上帝惩罚的风险时刻存在，但上帝又能以恩典的形式预先告知被蒙恩的子民提早预防与规避风险。究其根源，西方文化累积与沉淀了深刻的宗教意识。在基督教赎罪行为中当基督徒面向上帝进行内心忏悔与寻求拯救之际，个体所载入的罪责隐喻了上帝自身存在着风险。因为一方面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造物主，另一方面作为被造物的个体之间具有善恶好坏的差异，而这是上帝在造物时所无法回避的风险，解决方式是通过向上帝赎罪而消解掉上帝造物的风险，这恰恰显证了上帝爱人的恩典。
虽然自人类存在以来风险感知与风险意识就始终存在，但在前现代社会中风险问题并没有凸显为社会特征与时代主题，人们的风险意识也未充分彰显为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一是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从自然中获取资源；而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从简单现代性过渡到自反性现代性以后，人的风险意识才不断增强，逐步把人类的生存际遇、人类命运、生存方式等与风险联系起来。在人的意识活动中，对风险现象的敏感度、关注点大幅提升，以风险方式来思考社会现象与自身命运已经成为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这也反映出人类正在逐步摆脱确定性、非批判的思维模式，而走向非确定性、反思的路径。由此可知，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发端以前，风险思想主要从直观性层面体现为素朴的风险意识、风险知觉，并没有系统的科学的风险概念。
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概念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进程密切相关，而风险概念进入公共话语世界的中心地带，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5世纪至19世纪初期，是风险概念的初步形成时期。从语源学上考察，“风险”（risk）的希腊语词根为riza，具有“根”（确定性）和“悬崖”（不稳定性）的双重含义。[2]在意大利语中演变为risco或rischio，其二重内涵得以延续，一方面指个体所将经受的危险（danger），另一方面指所进行的冒险活动（venture）。随后在西班牙语中被航海者和贸易商人所使用，其双重内涵分别用risicare和riscum来表示，前者指在航海等活动中由于围绕悬崖航行而导致的危险，后者指冒险活动的后果。[3]可见风险实际上具有危险和冒险二重含义，前者强调客观的、外部的风险实在；后者则强调风险是相对于特定的实践主体而言具有各不相同的含义。冒险意味着机遇，因此风险表征对未来时空的拓殖。英语词汇risk大约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表示在早期资本主义航海、探险和海外贸易等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危险，特别是用来表示冒险者进入他所未知的水域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形。后来，保险、投资、借贷等业务兴起，就用“风险”这一概念描述未来某一时段内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和可能遭受的损失。就此而言，“风险”概念的起源与早期的西方航海冒险活动和重商主义资本家的经济行为密切相关，而这恰是西方现代性发端的显著特征之一。
第二阶段：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事件”为分界线），风险概念进入公共世界的视野，并日益受到重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使西方现代性进程进入了工业现代性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但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也处于困境之中，现代性的风险也开始显露，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道德理性萎缩的风险；工业生产的过度扩张使资源日益枯竭的风险；技术至上使人日益异化的风险；现代科层制和单向度社会使人陷入“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的危险；等等。在此阶段，风险实质上已经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风险概念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的视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三阶段：从“切尔诺贝利事件”至今，风险范畴已居于公共话语的中心地带，已经实现了从“风险”向“风险社会”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今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风险社会”，其标志性事件是“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猛烈爆炸，反应堆机房的建筑遭到严重毁坏，同时并发火灾，反应堆内的放射物质大量外泄，周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据统计全球共有20亿人口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其中大约27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患上癌症，致死9.3万人。[5]时至今日，“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影响依然存在，至少要数千年才能基本消除其放射性作用。随后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日本福岛地震所引发的核电站爆炸，一系列的灾难使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不断惊醒，意识到现代性在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给他们灾难性的风险，如著名风险社会学家贝克所指出的，置身于现代性之中就是“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上”[6]。历史惊人的巧合是，贝克的代表作《风险社会——朝向一种新的现代性》在1986年出版，而也正是在1986年爆发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力地印证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的设想。在此之后，西方学界纷纷重视并关注风险社会理论。但历史绝不止步于风险社会，随着风险的全球性扩张，我们正处于“世界风险社会”之中。
与贝克同时代的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失控的世界》等著作中一再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其观点与贝克大同小异，都认为风险社会实质上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在现代性力量的推动之下，我们正逐步进入“风险社会”。而他与贝克的差异在于贝克认为需要依靠全球公民社会、生态启蒙、绿色和平运动等方式规制风险；吉登斯则认为“生活政治”和全球治理是解决风险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风险社会学家拉什站在美学批判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风险理论。玛丽·道格拉斯则一反贝克、吉登斯等人的实在论风险观，认为风险实质上是主观建构出来的，风险的大小并不等于实际存在的客观风险状况，相反取决于人们意识到风险的严重程度。时至今日，风险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学界的显学，“风险社会学”“风险政治学”“风险生态学”“风险传播学”等正逐步兴起，风险研究已进入西方文化体系的中心位置。
风险社会的图景是现代性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制度的自反性造成了风险社会的来临。在前现代与早期现代性时期，风险与威胁主要来自饥饿病痛、生老病死等。在这样一个短缺经济的时代，人们的日常心理是“我饿了”，形成了以物质与权利分配为导向的财富分配逻辑。但现代性图景所展示的不仅是启蒙运动所吁求的理性、民主与进步，而且也逐步生成了风险社会的景象。诸如环境污染、能源枯竭、国际冲突、金融危机与精神异化等风险问题不断凸显并逐渐生成为现时代的生存境遇，人们的心理范式已转变为“我害怕”。特别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先地位并不能保障其免受风险的威胁，核能危机、生态污染和技术异化的风险使得任何人几乎都回到了平等状态，“风险分配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正逐渐取代“财富和权利分配的逻辑”。生活在现代性之中即“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意味着被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风险所渗透或统摄，作为现代性负效应的风险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们头顶而随时可能带来毁灭性灾难。但风险社会的来临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或者承认它，它总是人之生存的历史际遇与时代命运。不仅个体的存在方式已深刻转变为风险生存，对社会整体而言，风险已在给时代命名，深刻地嵌入到了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之中。平稳的线性发展受到了来自各种风险的冲击，不确定性、偶然性与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从中西文化风险思想的流迁中大致可以发现，在现代性发端以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概念，只形成了较为素朴的风险意识、风险心理和风险观念。以航海和殖民探险为标志的现代性进程的开展使得人的主体意识苏醒，风险意识增强，风险心理逐步成熟，风险知觉能力提升。而真正使风险成为公共话语世界的中心议题和时代焦点，则与现代性进一步发展遭遇到困境，或者说现代性的自反性运动密切相关。风险概念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风险理论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风险文化成为主流的话语体系，其根源在于现代性正经历着从工业现代性向自反性现代性、从简单现代性向二次现代性的转型。因此在学理上风险概念是一个现代性的范畴，对于风险问题的考察必然离不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三 风险、危险、危害与危机：概念辨析与语义梳理
厘定风险概念的基本内涵，前提是将与风险相关的如下概念进行区分比较。
首先，风险（risk）与危险（danger）。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影响，包含有危险和机遇的双重内涵。而危险一般指外在实体或者实践活动造成的困难、阻碍、损失甚至伤害。如果按照卢曼的风险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风险与危险的差别在于，前者取决于人的决断，他所导致的损害也是由人的决断决定的，而危险则是先于人的危险决定的，是给定的，所导致的损害也是由外在的因素来决定的”[7]。同时，风险与危险也存在着密切关联。吉登斯认为：“准确地说，风险意味着危险（但并不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当某人冒风险做某一件事时，在这里，风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在采取行动或者经历具有内在风险的境遇时，个人完全有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会冒什么样的风险。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会招来什么样的危险。”[8]但卢曼几乎是从完全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待风险。他认为只要人们“不行动就没有风险”，而吉登斯、贝克等人则主张，就算主体不行动，也会面临着各种显性的或者潜在的风险。风险是处于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无法逃避的命运，风险社会不是我们可以选择或者喜恶的选项，它是现代人不可逃避的历史天命。危险实际上更多的是强调由于自然界、传统习俗等固有力量所造成的客观危害，无论人们认识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而风险则更多的是指一种对于未来发展趋向的社会认知与主观判断，其后果也因主体的认知水平与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风险较之于危险除了客观实在性之外，还具有建构性维度，即它是主体层面的一种社会认知与价值评价。
其次，风险（risk）与危害（hazard）。二者区别主要在于：风险本质上是以主体性为依托的主客体相统一的关系性范畴，这有三层含义：（1）风险具有客观实在性。风险的发生频率、危害程度及其可能后果都是一种客观确真的实践活动。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它都是人之生存无法摆脱的生存际遇。（2）风险具有主体建构性。不仅不同的文化传统、制度模式及社会规则会定义不同的风险状况，而且对于不同主体而言，风险形式、危害程度与风险后果都各不相同。在道格拉斯、拉什等文化主义立场的风险理论家看来，风险概念只不过是假设性和比喻性的，与其说风险是一种客观实在，不如说是一种反思性的认知模式，是对可能情形的判断与选择。在此意义上，一切相关的风险意识、风险话语、风险伦理都只不过是一种对风险的反思性判断，只不过是一种对风险文化的自觉建构。（3）风险本质上是建立在主客体相互关联之中的主体认知与价值判断，它更多地依赖于主体的风险意识、风险心理与风险认知的成熟水平与程度。与之不同的是，危害主要指自然实体或实践活动所招致的损害或者伤害，无论是否关涉到人的利益，危害都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实在且不依主体的身份转换而变化。风险既指威胁与损失，但也意味着机遇与无限的可能空间；但危害则主要指损害、破坏等负效应。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表征因为不确定性而可能招致的损失与伤害，都是一种可能性范畴。
最后，风险（risk）与危机（crisis）。风险与危机只存在细微差别：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是一个现代性概念，是在启蒙语境中得以彰显和生成的；危机则早在古希腊希波拉克底的“医学术”中就存在并向美学、戏剧领域扩展，并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主题。危机强调社会处于一个命运攸关的关键阶段，而风险侧重于预测客观事实或运行状态在未来时间上的可能性，及其对当下生活构成的威胁与可能造成的损害。但二者间并不存在本质性差异，在语词概念及其内在结构上都是同质性的，基本上可以相互通用，理由是：（1）内涵上二者都指对象处于失衡状态。风险指因为人与自然、社会的对立与矛盾而导致关系的失衡。危机是指社会整合功能的失调，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要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9]（2）属性上都具有二重性。风险既是面临的威胁与可能造成的损害，也破除了宿命论和悲观论，是对未来时空的拓殖。危机意味着一种命定过程的转折点，既可能从危机走向平衡与和谐，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与斗争。（3）二者都与人的意识活动密切相关。风险是被人所意识到的危机，只有对人的生存实践构成威胁才可能称为风险。危机尽管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但“危机不能脱离陷于危机中的人的内心体会：面对客观的疾病，病人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只因为他是一个陷于被动的主体，被暂时剥夺了作为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主体的可能性”[9]。风险与危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立足于感性实践之上的主体性建构的结果。（4）从根源上言，风险与危机都是社会内部控制失灵、制度失范与结构失衡的结果。风险与危机从来都不是由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的因素所导致的，特别是现代性转型中所出现的危机与风险，实质都是工业现代性不受限制推进的必然后果。
从上述阐释中可以发现，不同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社会心理和价值导向，形成不同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话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以希腊文化为源泉的西方文化传统培育了各具特色的风险思想。风险话语的兴起、风险理论的凸显与风险社会的来临，表明人类能以理性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认识社会与认识自我，反过来有利于人们治理风险和实现和谐。
四 风险社会与信任社会
生活在现代性之中即生活在风险社会里，相应的，每一生存个体必然会经受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感知，如个体意义的匮乏、生存的孤独感、工具理性的发达、自由与意义的丧失，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的复杂性网络之中，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简言之，现代性在将我们带入文明社会的同时，也将我们带入“风险社会”。但个体不能生活在对风险的终日恐慌之中，应走出“风险的形而上学”，这必须信任社会制度与专家系统，期望他们为个体生存提供“本体性安全”。因此理解风险必然涉及对信任的阐释，风险社会与信任社会构成了现代性的双重图景。
著名哲学家约翰·格雷指出，当信任变成社会理论与政治讨论的中心范畴时，也恰恰表明我们正丢失信任，因为当信任的话题被人们随意谈论时，信任的概念或许已经模糊不清。因此厘清内涵丰富而层次多样的“信任”（trust）范畴尤其必要：（1）在心理学上信任表达了对未来积极期望的心理状态。信任委托者（trustor）将自身对不确定的忧虑与期待转移给信任受托者（trustee），即通过寄予他人或系统以信心而回避与规制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虽然未来是不确定与不可控制的，但显现信任正是主动地参与到对未来的博弈中，在心理层面表现为相信未来的风险是相对确定的和可控的。（2）“信任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信任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少市场交易的经济成本，简化交易程序和提高效率，亦能成为缓和政治冲突的润滑剂。没有信任，我们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会陷入风险恐惧的形而上学。风险社会里个体行动的勇气、生活的常态化与社会结构的稳定都离不开信任机制。（3）信任表达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任何持久的社会关系都离不开信任，无论传统社会以血缘和亲缘为特征的私人信任，还是现代社会以符号和系统为标志的普遍信任，信任都是维护社会认同与结构稳定的纽带，信任匮乏或不信任泛滥只会导致社会陷入风险丛生的境地。
“信任社会”表征了总体上信任度较高的社会状态，它是社会理性化进程所必然产生的现代性图景。传统社会并不匮乏信任，但它是以惯例、习俗和血亲为纽带编织而成的情感性的私人信任，信任的对象仅限于熟知的群体与神化的精神偶像。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与风险社会的来临，私人信任不足以担负起社会团结与规范的功能，普遍信任的建立重构出新的社会信任机制。现代性的理性化逻辑不是要排斥与否定信任，相反，信任弥补与延展了信任的功能。信任也绝非盲目和非理性的，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基于风险与安全博弈背景下的理性选择。对个体而言，信任给了行动的勇气，使其冒着不确定性的风险积极地参与到生活实践中。对共同体而言，信任激发社会性并导向能动地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合作，有利于构建丰富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渠道，扩展互动范围以及重建正被消解的亲密关系。信任认同多元文化与价值观，鼓励对陌生人的接受与承认，宽容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差异。信任也能消解团体内的敌意立场与冲突氛围而导向相互承认的政治文化。信任的定向意识能将个体与共同体（家庭、行会、民族与国家）有机联结，构造互利互助、团结协作、乐于奉献的共同体精神。当信任文化出现时，交易成本被显著降低而社会合作与团结的机会则显著提高。[10]
虽然信任的目的是重建确定性以规避风险，但信任始终与风险相互编织：（1）从主体性而言，风险与信任都属于行动论而非命定论范畴。风险因主体的选择、决定与行动而生；信任亦有选择性，委托者对受托者的认知与评估影响着信任的方式与程度。信誉度较高者更易被寄予信任，尽管存在着他可能能力不及甚或背叛信任的风险。（2）从对象而言，信任与风险都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可用概率性表达的可能性范畴，其风险都可能造成不受欢迎的损失与危害。（3）从表达而言，寄予信任是对他人或系统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的博弈，看似悬置风险而后采取行动，实则是再生产风险的冒险行为。
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信任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团结纽带与稳定机制，缺乏信任的现代性图景终要破碎，但信任却又如此脆弱。究其缘由，首先，信任是道德概念，信任的基础在于每一个人都是对自身行为负责的行为者，而一旦道德基础解体和道德信念缺失，信任危机也就成为时代危机。现代性的物化逻辑与异化路径常导致包括专家在内的信任受托者的道德面临堕落的风险，与利益集团勾兑的专家假公众之名而滥用信任以谋私利，专家的声誉为权力所驱使，责任被利益所绑架，陷入韦伯所悲叹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道德荒原。其次，普遍信任机制的自反性。单向度的信任机制奉行工具理性的单边行动策略，忽略与公众的信息沟通与信任互动。面对风险突发事件，专家系统垄断话语霸权而无视公众的利益诉求，普遍信任的公共基础被日益侵蚀，公信力的衰退必然导致信任机制的失效与风险的泛滥。
信任危机成为现代性问题，并非前现代社会匮乏成熟的信任机制和不会发生信任失效或信任背叛，而是指现代社会图景中社会信任度发生了快速下降。细究起来，信任危机表现为社会生活的风险化，根源于现代性的资本化，实质是现代性悖论的特殊形态。信任危机的凸显是现代性自反性运动的负面后果与制度效应，风险社会的信任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性危机，理性的危机导致信任风险的问题化与主题化。只要理性的分裂与误用还是现代性理性化的基本路径，信任与风险就始终是现代性并存的双重景象。因此，现代性的展开与其说是通过理性化来建构确定性的过程，不如说是风险社会与信任社会相互编织的过程。风险社会与信任社会是社会生活合理化的本质特征，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双重景象。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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