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ymbol Society of Crisis Study:a Sociobiology Perspective

Gan Lihao

Abstract Academic field actually contains two societies: the society of scholars and the society of academic symbols. Pierre Bourdieu considers the symbols as scholars's capital and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academic structure，academic profits, and scholar's quality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hen he explores the subjectiv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duction. Different from Bourdieu,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scholars as the life source of symbols and analyses the birth，growth, competi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ymbols. Then the study explore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xtinction of academic field on the case of crisis study.

Key Words Symbol society, The crisis study, Academic field, Sociobiology

“深化改革”“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是当今事关中国建设全局的三大主题。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社会阶层差距日益扩大、粗放性发展不可持续、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与亟待重建，政治、经济、生活领域中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同时由于媒介技术革新导致信息传播日益透明化、快速化、放大化，公众可以迅速知晓危机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介入监督、评判管理部门处理危机的整个过程。而一旦管理部门对危机处理不好，就直接影响了管理部门的公信力，并可能进一步促发新的危机，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由此，这就给中国学界提出了一个崭新、急需解决的学术课题——危机研究。

危机研究从其诞生起，就是一个跨学科问题。然而，面对同一个新兴课题，由于学术传统、学术兴趣、学科地位、研究经历和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危机研究的概念使用、体系建构和研究方法都呈现出多元状态。这种多元状态一方面从不同视角加深了我们对危机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彼此对话、竞争、排斥，从而使“危机研究”这个学术场域呈现为一幅充满生气，又含混复杂的学术生态图。进一步说，“危机研究”课题的提出，直接打破了传统系所之间的学科建制，使得学者们不能局限于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中摇旗呐喊，而必须迫切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从而促使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同一个场域中展开对话。

尽管对话促进了危机研究的深入，可是在展开对话和辩论的过程中，由于大家对概念定义的理解不同，对概念关系的认识不同，又非常容易产生“鸡同鸭讲”的沮丧和无奈，从而深刻感受到学科壁垒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由此，也提出了另一些研究问题：学术概念符号的性质特征，它是如何形成、发展，甚至消亡的，它和学术场域有何关系。我们知道，有些新兴的学科场域能够在学者中形成内聚力，从而突破传统学科建制，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而有些学术场域却始终处在一种松散状态，即学者们始终处于积极对话，却不可通约性的困惑之中，还有些学科场域随着学科问题失去人们的兴趣，随之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这些表现和学术符号又有什么关系？

一 “学术场域”中的“符号社会”

虽然不是最早研究学科兴衰的，但是最早提出“学术场域”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布迪厄。他从社会学角度进入哲学领域，用社会学方法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状态和组织情况。和库恩在《科学的革命》中所持观点相似，他认为科学并非全是客观的产物，即评判是否科学的标准并不总是根据科学对象确定的，而是学术场域中的学者们利用自身的资本、地位、能力，维护自身利益，经过一系列斗争、妥协、博弈、胜出而最后确定的。

学术场域不仅仅和学者有关，还和学术符号有关。布迪厄在《言语是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等多本著作中谈及语言符号在“学术场域”中的作用。他认为语言符号是学者们可资利用的象征资本之一，是学者们“通过把构成其单独的以及集体经验的所有东西附加于信息之上，从而有助于生产他所感知和欣赏的信息”，即学者会把他在学术生活中获得的各种经验添加入符号信息中，从而生产出符合他要求的知识。[1]然而，虽然布迪厄探讨了学者社会关系对符号的影响，可是他把语言符号或者笼统视为话语，或者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个单独个体，从而忽视语言符号之间可能会形成各种“符号关系”。而这些“符号关系”往往很可能会反作用于人的社会场域，就像虽然打牌人的技术高低很重要，但是扑克牌符号组合关系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到打牌人的胜败。

其实，索绪尔所建立的现代语言学的两大主轴就是围绕“符号关系”展开的。索绪尔提出“符号场域”中存在两大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组合关系也叫句段关系，可比做横向水平关系，就是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组合起来的关系。聚合关系也叫联想关系，即某一环节上能够相互替换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它们自然聚集成群，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这两种关系的提出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思潮兴起，并对社会学、人类学、叙事学等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索绪尔在提出这两种关系的时候仅仅把符号看成无生命的建筑材料，而不是有生命的社会个体，即它们只是机械地组合、排列、堆砌和建构成符号大厦。下面这个来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比喻可以形象而深刻地说明这一点：

一个语言单位可以比做一座建筑物的某一部分，例如一根柱子。柱子一方面跟它所支撑的轩椽有某种关系，这两个同样的空间出现的单位的排列会使人想起组合关系。另一方面，如果这柱子是多里亚式的，它就会引起人们在心中把它跟其他式的（如伊奥尼亚式、科林斯式等等）相比，这些都不是在空间出现的要素：它们的关系就是聚合关系。[2]

在这个比喻中，索绪尔把语言比做建筑物，认为语言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就类似建筑物各个部件之间的组合，而语言符号之间的聚合关系，则类似建筑物的风格。可见，在索绪尔眼中，语言只是无生命的物体，而不是有生命的个体。

然而，根据1967年波普尔（K. R. 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我们可以把符号看成有生命的个体。波普尔认为世界除了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两种世界以外，还有第三世界——客观思想世界。[3]客观思想世界是人类创造的符号世界。不过，这个世界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是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自成系统、自我组织而独立存在，即虽然它会随着人类的灭亡而灭亡，但是却不会因为人类个体的死亡而消失，也就是说，每个个体出生前，符号世界就已存在，而且直到死亡，这个个体一生都要受符号世界的制约。可见，符号世界作为第三世界，它具有三重属性：一方面具有物理世界的客观特征；一方面具有精神世界的主观特征；一方面又形成自我的独特属性，这种属性并非笛卡尔的主客观二分，而是主客观合为一体。第一种特征，促使人们可以把符号当成无生命的自然物来研究，正如索绪尔的研究视角。第二种特征，却促使人们必须把符号世界当成人类的精神产物来研究，正如布迪厄的研究视角。而第三种特征则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把符号世界视为一个有生命、自组织的“符号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符号互相竞争、合作、共存、倾轧、繁殖、顺从、优胜劣汰，形成等级，从而表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符号生态景象。

这三个视角试图解决不同的问题：索绪尔试图探求语言的组织规律；布迪厄在反对索绪尔的基础上，试图说明科学符号的主观性，即人类社会对任何客观存在的研究都不可能脱离人类主观的影响；而第三种视角则试图讨论符号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探求符号社会的诞生、发展，及其如何突破人类社会的主观影响，比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模因论”探讨了符号基因的遗传问题，从而说明语言符号的生成并不是某个人随意产出的，而是必须遵循符号的遗传规律。

为了方面理解，根据前述陈述，我们列表1如下。

二 反观性：以危机研究中的符号社会为研究对象

通常社会科学将社会问题客观化进行研究，而本文却把社会科学研究客观化进行研究，也就是以社会科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布迪厄称之为“反观性”[4]。这个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探究人类知识的形成，或者可以探究学术场域的形成、演变及分类。

学术场域是学者、杂志、基金、课题、方法、视角、语言、历史传承的聚集体。由于构成要素千变万化，学术场域的特性也就变化多端。它有点类似宇宙中的星云，有形成、运动、发展、壮大和消亡的过程。作为学术场域之一，危机研究仿佛一个正在形成的新兴星云团，吸引着来自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公共关系学等各方学者。这些学者基于各自传统和研究兴趣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问卷分析、修辞分析、个案分析、内容分析等；应用了不同的理论，比如预防接种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形象修复理论、情景反应理论等；建构了不同的模型，比如谢景芬的“整合性危机管理模型”[5]、铃木敏正的“JIS Q2001”危机系统[6]、胡百精的4C模式[7]；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比如“危机历史”“传播流”等等。这些理论、方法、概念、模型在同一个场域中彼此对话，互相同化，共同构建学术面貌，并促使学科走向整合与成熟。

因此，“危机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个案，即当一个学术场域在初步形成的时候，学术符号之间通常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符号社会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观和特性。本文选取了国内危机研究影响比较大的部分书籍和文章作为研究语料，比如吴宜蓁的《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艺观点的理论与实证》、胡百精的《危机传播管理》、何舟和陈先红的《危机管理与整合策略传播》论文集，以及中国知网中和危机研究相关的论文等。

由于话语分析方法和社会心理、修辞学、符号学、语用学、论辩理论密切相关，能够用来进行深度分析，而“符号社会”往往生活在文本话语中，所以本文希望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危机研究符号之间可能的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来考察危机学术研究的建构和演变过程。

本文准备选取“危机传播”“危机公关”“危机管理”这组符号，探讨它们的诞生、成长、竞争、结盟、共存等关系。之所以选取这组符号，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危机研究是跨学科的课题，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习惯于自己的学术传统，使用完全不同的术语，而这一组符号，是各个学科的符号精英们都在使用、试图辨析以及再创造的；第二，这组符号影响学科认识，事关学者身份定位，所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危机研究的学科现状。

三 危机研究中的符号社会与学术现状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社会”的含义是“泛指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即“社会”最初仅指称“人的集合体”。后来埃斯皮纳斯（A. V. Espinas）将“社会”引申为“动物社会”（animal society）概念，即所有的动物种类都有其社会行为，构成“生态群”，比如很早就知道等级和势力范围，有典型的社会结构等。随后生物学家又认为植物之间也构成生态群，并彼此协调和竞争，从而提出“植物社会”。显然，在促发知识诞生的隐喻机制的作用下，语言学家同样可以认为符号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人的认知、情绪、规范、价值和记忆等心理的滋养下，有诞生、成长、竞争、繁殖等动态性，并彼此建构成一个“生态群”，形成“符号社会”。

（一）符号的诞生：在战争中分化而出

任何学术符号的诞生包含着学者们的孕育过程。而学术符号的孕育过程和生物孕育的自足性不同：首先，生物孕育通常具有自足性，即新生命诞生之时只是简单地往世界中添加了一个新个体。而有些学术符号的诞生却必须对已有的学术符号发起战争，在已有的社会符号网中撕破一个缺口，然后再通过大量的其他符号的支持，这个符号才可能获得合法性，并生存下来。其次，生物孕育是在一个母体中培育出生的，而符号孕育却是由一群学者共同培育出生的。一个符号被某位学者提出后，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孕育，直到这个符号被一定规模的学者认同，并由某个学者对其下符合共识的定义后才正式诞生。比如根据中国知网论文以及各种书籍，“危机传播”这个符号大概于2004年左右在国内学术界出现，而2005年吴宜蓁《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艺观点的理论与实证》出版，“危机传播”概念开始产生影响，并被学界广泛接受和传播。分析“危机传播”诞生过程，我们发现其是对占有统治地位的“危机管理”发动战争而提出来的，请看吴宜蓁对这个过程的陈述：

从研究脉络的发展过程来看，危机管理研究发展在先，危机传播研究从公共关系研究主轴分枝而出，发展在后……在危机研究中另树一格。

“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在概念界定上其实是有差别的。一般而言，危机管理涉及的是危机策略的设计、危机管理小组的建议、环境监测、偶发性的规划以及与特定危机有关的管理措施，目的在于解决危机，使组织恢复正常状态，并且修补损害；危机传播却是为影响大众对组织的形象与认知所做的努力，目的在于沟通与形象维护。危机管理重视危机管理策略规划过程，其目的在于危机损害的控制；危机传播则着眼于危机事件之前到之后，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过程，目的在于组织形象的维护。[8]

从上述话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危机传播”符号诞生之初，就必须要对“危机管理”这个符号进行回应。其实，“危机管理”最初仅关注对资金、设备、人员等有形资产的管理，而不涉及对信息、议题、舆论、形象等无形资产的管理进行研究。可想而知，如果一篇研究危机事件中无形资产管理的论文出现后，研究者可以有两种策略而言，一种首先指出“危机管理”研究的盲点和不足，接着扩大“危机管理”符号的所指范围，而把该论文作为“危机管理”的补充。一种同样指出“危机管理”研究的盲点和不足，接着限制危机管理的范围，提出新的符号，比如“危机传播”，将其和“危机管理”并列，然后将该论文归属于“危机传播”。对于前一种策略而言，可以利用“危机管理”的影响力，获得传统“危机管理”学者们的认同，并在管理学派中获得影响力。对于后一种策略而言，可能会面临激烈的辩论，会有很多传统学者反对，但也会有很多新兴学者支持，而如果一旦“危机传播”这个新符号被人记住、引用、扩散，那么“危机传播”就能够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大旗，吸引更多学者成为其拥趸，从而将“危机传播”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第二，危机传播符号诞生之初，概念的定义往往采用定义法和对比法。但是这种定义和对比，仔细分析，却并不需要严密的逻辑性，比如我们把上面引用的吴宜蓁的一段话中的“管理”和“传播”两个符号进行对调，同样可以让读者接受：

“危机传播”与“危机管理”在概念界定上其实是有差别的。一般而言，危机传播涉及的是危机策略的设计、危机传播小组的建议、环境监测、偶发性的规划以及与特定危机有关的传播措施，目的在于解决危机，使组织恢复正常状态，并且修补损害；危机管理却是为影响大众对组织的形象与认知所做的努力，目的在于沟通与形象维护。危机传播重视危机传播策略规划过程，其目的在于危机损害的控制；危机管理则着眼于危机事件之前到之后，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过程，目的在于组织形象的维护。

从上可知，危机传播研究似乎并不能排除危机策略研究，其目的也是要使组织恢复正常，弥补损害，而危机管理研究似乎也不能排除沟通和形象维护，即如果一个危机管理模型不考虑沟通和形象维护，那么也不能获得其合法性。可见，新符号的提出并不需要基于逻辑和合乎情理的严密论述，往往只是基于“反对”和“提出”行为本身，把自己和对方区分开的一种陈述行为。

那么，为何作者对“危机传播”和“危机管理”的非逻辑性陈述会获得很多其他学者的认同，并被反复引用？究其原因，这种行为可能基于传播学派的学者为了把自己和管理学派学者区分开来，凸显自己学术地位的需要，即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一群和提出者身处相同学科，并认同提出者本人，同时对现存学术科层不满的学者，需要一个新符号作为象征大旗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于是“新符号”就产生了。如果这个“新符号”还能够获得一个学术领袖的认同，并得到一些文献、杂志和基金出版，加速自己观点多频率、重复出现的机会，那么这个新符号就容易被学术场域接受。而达成共识后，新进入这个学术场域的学者往往并不需要弄清楚这个新符号如何诞生，而是直接根据这个新符号的内涵使用这个符号，从而进一步巩固新符号的地位。

（二）符号的成长：壮大自己的内涵所指

符号的成长主要表现为符号的能指保持不变，但是所指范围却不断扩大。作为一种符号，学术符号经过学者的孕育，通过学术刊物的接生而进入学术场域后，它同样将在这个场域中发育、成长、成熟，直至死亡。下面我们考察“危机传播”这个符号的成长过程。

国外学者米特罗夫和皮尔森（Mitroff, I. I. & Pearson, C. M. ,1993）最早提出危机传播概念。他们认为“危机传播”是：

危机管理者必须积极承担信息的搜集、分析和传播，要同时执行诸如事实调查、深入分析、控制损失、加强沟通等任务。[9]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危机传播”诞生之初，就强调了危机管理者应该重视“信息沟通”，而不该仅仅重视人员分配、组织架构等。

虽然“危机传播”诞生于国外，但是我们认为“危机传播”符号从国外进入国内学术场域，必须经过语言形式的转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危机传播”将面临一次重新孕育的过程。鉴于2004年后出于对非典事件的反思，国内开始关注危机传播研究，所以我们把2004年同时引入“危机传播”这个概念符号的廖为建、李莉、方雪琴、史安斌的定义列举出来。

2004年廖为建、李莉将危机传播定义为：

危机管理旨在如何管理危机并最大限度地加以避免；危机传播重在最大限度地向内外公众以及媒体告知事件的信息；风险管理是识别危险并预测相关危及公众的风险；风险传播则是在危机发生的各个阶段如何与公众进行沟通。实质上，风险传播就是危机传播。[10]

2004年方雪琴将公共危机传播定义为：

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和事件，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和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社会传播和新闻传播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在时间紧、非常态的情况下，大众传播更多被运用到危机传播中。[11]

2004年史安斌将危机传播定义为：

所谓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内和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12]

根据上述三种定义以及三人在文章中对危机传播的理解，可以发现廖为建、方雪琴和史安斌此时都将危机传播理解为组织如何通过大众媒体处理和公众的关系，如何进行“信息沟通”这个重要因素。

2010年赵路平又将危机传播重新定义：

公共危机传播贯穿于危机管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中，是指在公共危机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中，以新闻媒体和其他传播渠道为中介，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传递与沟通行为。[13]

赵路平将危机传播的定义扩大到不仅仅组织通过媒体和公众单向的沟通，而是要研究媒体和公众沟通如何进行博弈的过程，即她已经将危机传播从危机管理的策略取向转向了将危机传播自身视为对象进行研究。

2012年韩昱、李晓洵的定义，进一步把危机传播和传播理论结合在一起：

所谓危机传播，从传播学的角度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重点研究危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效果、媒介、受众等变量，将传播学学科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危机管理中。[14]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危机传播不仅仅包括信息沟通策略研究，还包括自觉运用传播学理论进行效果研究。

总而言之，从上述定义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学术符号一旦被学者接受后，学者就会用这个符号给自己的研究命名。而在进行命名的时候，该学者又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内容对符号重新定义，并把自己的理解加入这个符号中，这样符号的内涵在学术语境中就被扩大了，也就是说符号诞生后就一直处于内涵不断扩张的成长期。

（三）符号的竞争：势力范围的划分与等级形成

伴随符号成长的，是它和学术符号群中其他符号之间的持续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符号之间彼此要划定势力范围和生存地盘，一个新符号往往会从附属，到平等，到超越旧符号，最后改变符号的组织结构。也就是说，这些符号在符号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必须积极争取上位，才能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从而尽可能壮大自己，生存下来。

危机研究的学术场域存在“危机管理”“危机传播”“危机公关”三个符号。目前，这三个符号正处在激烈竞争的状态。“危机管理”符号源自学者对泰勒诺胶囊下毒事件的分析，其是对“管理学”的补充，出现时间最早，影响也最大。而“危机传播”最初则来源于对“危机管理”的补充，随着“危机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传播”是“危机管理”中相对其他因素更为核心的一环，以及传播学者的介入，“危机传播”逐渐有挣脱“危机管理”，欲和“危机管理”平级的趋势。而公共关系学科虽然比传播学科发源更晚，但是对于危机研究的关注却较早，所以“危机公关”往往也作为一员加入符号社会的竞争之中，特别随着格鲁尼格“卓越公关”巨型理论的出现，危机公关也具有了和危机传播、危机管理三分天下的资本。

根据对中国知网论文的调查，“危机管理”这个符号在中国学术场域出现最早——大约自1989年至今（2012年6月18日）已有5442篇论文发表，其议题主要集中在企业和干部管理、国际危机处理、生产管理等。1993年出现了“危机公关”这个词汇，至今已有1053篇论文，其中议题大部分和信息沟通与形象修复相关。“危机传播”出现于2004年，至今有370篇论文发表，议题集中于如何和新闻界打交道，如果应对公共突发事件。

虽然引入中国的时间早晚不同，发表论文的篇数不同，但这个三个符号依然处于彼此竞争的状态，不同学者对它们关系的定位都不同，这也造成了学术研究术语使用的混乱与学者自身定位的疑惑。对于这三个符号的关系，学术界大概有以下几种认识。

其一，把“危机管理”作为上位，认为“危机公关”“危机传播”不过是“危机管理”下面的一个分支，比如谢景芬提出“整合性危机管理模型”，认为危机管理“核心部分是公共关系、危机传播、法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资源配置六个方面的整合”[4]。在这句话中，“公共关系”和“危机传播”都属于“危机管理”的核心部分之一。

其二，认为“危机传播”和“危机管理”平级，而“危机公关”属于“危机传播”下面的一个研究取向，比如吴宜蓁认为“危机传播”已经脱离“危机管理”，成为和“危机管理”并列的符号，其包括“公共关系”和“语艺批评”两个研究取向。

上文提到的“危机预防”和“危机沟通”两个概念，正是“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两个研究取向的论述重点。从研究脉络的发展过程来看，危机管理研究发展在先，危机传播研究从公共关系主轴分出来，发展在后，加上语艺批评取向加入研究阵营，在危机研究中独树一帜。[7]

而王芳、史安斌受吴宜蓁影响，都认同“危机传播”已经脱离“危机管理”，成为独立一支。他们认为：

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介入这一领域，危机传播研究逐渐跳出了管理学的窠臼，成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新兴“亚学科”，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成熟的“西方范式”。[15]

其三，认为“危机公关”处于上位，“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处于下位。公共关系的集大成者詹姆斯·格鲁尼格构建了卓越理论，其中就包括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各种理论。[16]1999年，我国台湾学者黄懿慧教授撰文介绍西方公共关系理论学派时，也将公共关系概括为三类：管理学派、语艺/批判学派、整合营销传播学派。

其四，认为危机公关就是危机传播管理。持这种观点的有郭惠民。他认为：

对于公共关系，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也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定义，即其为传播管理。若依此演绎，危机公关，实质为危机传播管理。危机为非常态事件之表现，有其传播效应，为减少危机对常态的冲击和影响，对其进行管理自在情理之中，且早已成为一种客观现实。有意思的是，英文对危机传播管理的表述为Crisis Communication，显然这也强调了危机的传播性。[17]

从上可以看出，“危机管理”“危机传播”“危机公关”这三个学术符号都曾试图占据符号概念中的上位，并侵入对方的地盘，把对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四）符号的繁殖：家族壮大与延续

一个符号往往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走上符号社会组织结构的最上层。而在整个竞争过程中，它都必须不停地繁殖自己的子符号。符号的繁殖往往会以模因的机制进行。所谓模因，实际上指文化基因，它靠传播而生存，语言是它的载体之一，其最核心术语模因（meme）由新达尔文主义倡导者理查德·道金斯在其1976年所著的《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到。它从基因（gene）一词仿造而来。meme源自希腊语，意为“被模仿的东西”。我们将meme译成“模因”，是有意让人们联想它是一些复制现象，是一种与基因相似的现象。基因是通过遗传而繁衍的，但模因却通过复制而传播，是文化的基本单位。

“符号社会”存在大量形式各异的模因行为，比如何自然就谈到两种模因行为：“内容不变但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复制，或者形式不改却以不同的内容加以扩展。前者称为模因的基因型，后者则为模因的表现型。”[18]其实这两种模因行为都只单纯地重视了基因的完全复制，而忽视了符号生育过程中的基因部分复制，即子符号从母符号中复制部分基因，比如从目前学术现状看，“危机管理”影响力最大，存活时间最长，所以已经把“危机”和“管理”作为遗传基因，派生出很多子符号：“危机品牌管理”“危机议题管理”“危机财务管理”“危机人员管理”“危机制度管理”“危机行为管理”等，这些子符号都是“危机管理”的亚枝。可想而知，如果将来“危机传播”影响力变大，也可能会生出很多子符号，比如“危机话语传播”“危机议题传播”“危机卫生传播”“危机环境传播”“公共事件传播”等等，这些符号都是“危机传播”不错的子课题研究方向。

还有一种模因可能，比如对于视“危机传播”和“危机管理”地位平等的学者看来，这两个符号就可以结合，生出一个新的符号“危机传播管理”，而这个符号正被公共关系学派的人认为是“危机管理”的子课题。当然，将来也可能会有“危机管理传播”符号出现，成为“危机传播”的子课题。

（五）符号社会的悖论性：内聚性与扩散性

符号的诞生、生长、竞争和繁殖其实都表现了符号社会的一个悖论性的本质：内聚性与扩散性，即每个符号有内聚性，试图让自己和其他符号区分开来，在符号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有扩散性，试图和其他符号融合，扩展自己的内涵，获得发展可能。

由于学术符号直接建构了学科面貌，所以符号的悖论性也直接表现了学科的悖论性，即出于维护自身学科地位的需要，各个学科一方面希望区别他人的研究，建立自己的学术地盘；另一方面又都希望吸纳他人的研究成果，和其他学科融合，扩展自己的学术地盘。

四 重新塑造危机研究符号社会的组织结构

通过对上面三个符号的分析，我们发现学者们往往基于自己的学术传统、学术阶层和学术利益而使用这些符号，完全忽视符号诞生的历史和研究所需的逻辑性，从而造成学术概念的混乱。当然，危机符号社会中混乱争斗的景象是一个学科场域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而学科要成熟、壮大，虽然在事实上可能不需要，但是在学者心理上需求一个井然有序、上下有别的社会秩序，由此就需要有人对符号社会中的关系重新进行梳理，将符号重新排列、各归其位。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清楚“梳理”后的组织结构并不是因为学科场域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结构，而是学术场域需要一个这样的组织结构，即这个组织结构并不是唯一的答案，也许只是梳理者视野下的主观存在。显然，也许很多学者不会认同这个组织结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清楚，组织结构存在的合理性不在于认同，而在于需要。

对社会科学概念进行考察和梳理，即反观社会科学，预示了梳理者站在了上帝的视角，正如布迪厄从莱布尼茨所借用的比喻：

将上帝看做“从所有的透视角度实测的平面图”……就像我反复所指出的那样，无非就是由一些对立的观点依据合乎理性的并列调整程序和逐步整体化的原则组合起来的场域。[19]

这个比喻将反观社会学的视角比做上帝，揭示了两层含义：除了暗示上帝对于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指向上帝的另外一个特性——作为符号存在的上帝。这个上帝并不是人类和万物的主宰，而是人类创造的象征符号。从这个视角看，如果一个梳理者试图对社会科学进行反观，看似具有上帝的主宰性，但也可能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即对社会科学的任何梳理都是反观者主观的结果，都是可以被他人所否定的结果，是“把观察者的视角与行动者真实的实践整合为自在自足的，并且在绝对的幻想中自我证实的观点”[19]，正如《封神榜》中，姜子牙给所有人封神，却独独没有给自己留位置。姜子牙无法成神，表明每个人在封神榜中的位置并不是绝对合适的。然而也不能否认封神榜的价值，封神榜的价值不在于神仙的排序，而在于封神这种行为本身。

可见，对危机研究的符号社会进行组织架构还是很有必要的。由此，我们把以往危机研究中的部分理论、视角、概念列举出来，分析危机研究的各种研究思路，从而重新确认各个符号在符号社会组织架构中的位置。

形象修复理论班尼特认为个人或组织最重要的资产是它的声誉，并从修辞技巧上把危机传播模式分为五大战略和14种不同的战术，比如否认、逃避责任、从各个方面减少错误行为传播的范围和程度、亡羊补牢、自责等。

情景危机理论库姆斯（Coombs）以定量法为基础“应对危机情形的规范系统”，以衡量公众如何归因危机的发生，从而试图发现不同危机情景应该采用的修辞策略。

言语行为理论胡范铸认为“突发危机”处理不仅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或武力问题，还是一个语言问题。他将突发公共安全危机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类。“外源性”危机的管理是一种“维护面子”的行为，则“内源性”危机是一种“社会动员”行为。这两种行为都可以看做一种言语行为，并提出应危机处理六条语用准则：“序言”准则、话语权准则、时间准则、适度过激准则、清晰准则、差别化准则。[20]

卓越理论格鲁尼格教授指出公共关系如果能产生管理、策略、对等、多样化、综效、担负社会负责、重视道德以及全球化等卓越原则，那么，它就是最有价值的，即以卓越原则作为通用原则，同时考虑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系统、传媒生态、经济发展以及行动主义程度等差异如何影响实务作业。

阶段理论斯蒂文·芬克在1986年关于危机传播提出了四阶段论模式：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和危机解决阶段。此外还有奥古斯汀（N. R. Augustine）的六阶段模式、希斯（R. L. Heath）的4R模式、米托夫（Lan Mitroff）和皮尔逊（C. M. Pierson）的五阶段模式等，都是以时间为顺序，根据危机不同的过程，提出危机处理应该注意的不同策略。

焦点理论托马斯·伯克兰（Birkland T. A.）在1997年提出焦点理论，其理论的基础建立在议程设置功能和对危机传播事件的公共政策运用上，认为那些“突然发生的、不可预知的事件（焦点事件）”在促进公共政策讨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舆情与谣言研究视角谢耘耕和陈虹等传播学者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危机事件中媒体和舆情之间的关系及表现出来的传播特点和传播特征，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提出预警、监测、应对的策略。[21]

批判视角批判视角主要应用媒介大众文化理论，指出危机中的权力宰制、霸权文化、公共理性、多元表达与社会结构改造对危机处理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都是短期内无法根治的，所以批判视角并不强调提出策略。

危机传播流概念胡百精在罗杰斯“传播流”基础上，发展了危机传播流理论，提出危机传播流由信息流、影响流、噪音流三者聚合而成，并认为危机管理应该集中力量控制信息流，引导影响流，消解噪音流。

……

从上述介绍，可以发现危机研究的这些理论都或多或少包括了两种研究视角和目的：一种是主体淡出，把危机事件作为客体，认为研究主体应该超脱于对象客体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探讨危机事件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过程，比如阶段理论、焦点理论、情景危机理论、舆情与谣言研究视角的描述部分、批判视角；一种是主体介入，研究主体融入对象客体，站在危机处理者的角度，为危机处理者积极出谋划策，比如卓越理论、形象修复理论、舆情与谣言研究视角的策略部分和言语行为理论等。

根据上面两种视角，我们可以对“危机传播”“危机管理”“危机公关”重新定义。

危机传播探究危机事件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过程，以及危机过程中组织、媒体、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信息沟通。

危机管理探究应对各种危机情境，危机处理者为消除或降低危机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失所应该采取的规划和决策策略，既包括有形资产管理，比如生产管理、设备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也包括无形资产管理，比如信息管理、形象管理、关系管理等。

危机公关：建立、维系组织、利益相关者与公众之间互相受益的无形资产的管理行为，其中包括管理信息、关系、形象等。鉴于目前很多人认为危机公关就是危机传播管理，所以危机传播管理可以和危机公关归为同一概念。

显然，确定好定义后，我们就可以将第一种视角命名为“危机传播”，第二种视角命名为“危机管理”。而“危机公关”将成为“危机管理”中无形资产管理的子课题。同时为了解决很多传播学者研究危机事件时的策略取向，我们认为危机传播研究一旦从主体淡出视角转入主体介入视角，那么就自然变成“危机管理”的子课题——“危机传播管理”，也就是“危机公关”。

据此，我们可以列出危机研究中符号社会的组织架构，见图1。

这个组织架构图有以下两点需要说明：①危机管理较为成熟，所以其下面有很多子符号，构成了丰富的子课题，而危机传播最近才有较多人研究，虽然有阶段理论和焦点理论成果出现，但是还没有相应的子课题出现，形成符号空位。随着危机传播影响力的扩大，符号空位可能被填充，并因此可以预示相关子课题的出现，比如危机政治传播、危机健康传播、危机卫生传播等等。②符号空位现象。人类社会组织结构中经常会出现组织结构中有职务位置，却无人任职的现象。同样，符号社会中也有这种情况，比如汉语中有“师母”这个称呼，却没有“师公”这个称呼。而在危机研究的学术研究中，“危机管理”最初仅被认为是对有形资产的管理，后来公共关系学出现，提出“危机管理”还应该包括对无形资产的管理，所以“危机公关”也就在符号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占据了一个位置。同样，危机管理就上升一级，包括了无形资产管理和有形资产管理，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对有形资产管理进行指称的符号却没有及时出现，所以形成符号空位。

总之，为了理清危机研究学术概念符号使用混乱的现状，本组织架构图采用布迪厄所说的上帝视角，规范性地，而不是描述性地，对部分符号的意义重新做了界定，并各归其位，从而促使学术研究场域明晰化。

显然，该组织架构图一定会被部分学者出于学术传统、学术利益、学术阶层，以及其他原因而不能接受，但是科学本质不是追求共识，而是追求歧义，正如利奥塔所说：“共识只是科学探讨的一个特殊状态，而非其目的；相反，科学探讨的目的是寻求悖谬。”[22]因此，本组织架构图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对学术符号的排列秩序，而是在于其试图使学术研究场域明晰化的努力。

当然，这个组织架构图提出行为本身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让本来就混乱的符号社会中出现一种新的提法，从而加剧了学术场域的混乱。总之，危机学术研究可能会有两个走向：也许危机研究学术场域会归于成熟，走向符号社会组织结构有序化，达成特殊的共识；也许危机研究学术场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反而更加碎片化，永远处在混乱之中。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布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

[2]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71.

[3] K. R. Popper. Objektive Erkenntinis [M]. Heidelberg.1973: 123.

[4] 布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44-199.

[5] 谢景芬．整合性危机管理．危机管理与整合策略传播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91.

[6] 铃木敏正．危机管理系统 [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7] 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 [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37.

[8] 吴宜蓁．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艺观点的理论与实证 [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7

[9] Mitroff, I. I. & Pearson, C. M. Crisis management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93.

[10] 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 [J]．广州大学学报，2004（8）.

[11] 方雪琴．信息公开与媒体理性——试论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策略 [J]．中州学刊，2004（6）: 183.

[12] 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 [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

[13] 赵路平．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博弈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12.

[14] 韩昱，李晓洵．2010年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J]．青年记者，2012（4）.

[15] 王芳．危机传播经典案例透析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史安斌．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 [J].国际新闻界，2008（6）.

[16] 詹姆斯·格鲁尼格等．卓越公共关系与传播管理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7] 郭惠民．关于危机管理与公共关系的若干思考．危机管理与整合策略传播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51.

[18] 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 [J]．语言科学，2005（6）.

[19] 布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98-199.

[20] 胡范铸．突发危机管理的一个语用学分析——兼论语言学的研究视界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6）；实话如何实说：突发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息发布——危机管理的语用分析之二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6）.

[21] 谢耘耕主编．新媒体与社会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0）.

[22]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65-66．参见车槿山译本：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