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roaches, Issues and Standpoints:A Research of Risk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Laboratory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isks, the study on risk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 distinguished learning. Comparing researches of history and recent advance, it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issu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on risk communication. The issues of foreign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standard and the disseminator research and audience research, while the issues of domestics studies consist of the propag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the public cognitive research, the government emergency manage ment research, different areas of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overseas related translation research. Both the research standpoint and method have transferred from single subject to multiple disciplines. Compared with foreign researches, the domestic studies started rather late and developed slowly.

Key Words Risk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Issue, Standpoint

风险沟通是一种传播理念的革新，改变了人们对危机的认知，丰富了人们有关危机传播的知识。风险沟通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强调信息和意见的互动性以及沟通主体的参与性角度，国内学界普遍将Risk Communication译为“风险沟通”。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风险沟通的研究领域出现细分，如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科技传播等。自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对风险沟通研究的关注度极大提升，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纷纷引入风险的概念，展开风险沟通的研究。

一 “风险沟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风险沟通”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一词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William Ruckelshaus）首次提出。[1]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此展开广泛讨论。1986年科万罗（Covello）从关注信息单向传递及风险控制的效果出发，将“风险沟通”定义为“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传达健康/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2]。同年7月，全美首届“风险沟通全国研讨会”在华盛顿举行。保护基金会主席威廉·K．赖利（William K. Reilly）将“风险沟通”等同于某种信息的传递——从政府或其他风险沟通者到公众的风险性质的单向信息。[3]这是一种从传播者角度对风险沟通是否成功进行的判断——“让信息通过”，认为能够通过专家说服无知被动的公众。

从广义角度来讲，风险是指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威胁、危险和危机。通常来说，风险是危机的前兆，是潜在的和可能的危机。80年代的“风险沟通”为：（1）“风险沟通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2）“关于健康或环境的信息，在利益团体间任何有目的的交换。更明确地说，风险沟通是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4]

1989年，美国风险认知与沟通委员会等机构将“风险沟通”定义为“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5]，而非“从专家到非专家的单向信息传递”，并进一步指出这一过程涉及诸多层面，“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5]，这些信息包括各种意见和反馈。在这种定义下，风险沟通的关注视角开始从单向传播转到双向互动，沟通内容也有所扩展。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官罗伊·瓦迪亚（Roy Wadia）认为风险沟通是指政府、各行业与公众的合作与对话。他强调，风险的技术内涵，即风险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可能实际上与公众（和媒体）反应毫无关系，公众（和媒体）反应是风险对其造成的“不满”程度（如操纵、恐惧和信任等）的反映。[6]

到20世纪90年代，风险沟通的定义被不断完善。科万罗认为风险沟通是利益团体之间有关风险本质、风险重要性等相关信息的交换，是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信息交换和观点互动的过程。[7]威廉姆斯则认为风险沟通是关于风险本质、影响、控制与其他信息的意见的交换过程。[8]风险的研究也经历了从“科技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变过程。

“科技范式”中的风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损失的概率。在这种视角下，风险沟通涵盖了危机的三个阶段：危机前、危机时和危机后，而危机前的预防工作是风险沟通的重点。[9]彼得·桑德曼（Peter Sandman）认为在风险管理中，政府、专家、大众或媒体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风险认知不同，进而会产生不同的行为。[10]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风险与决策相关，并具有不可计算性、知识依赖性、现代性、全球性等新的特征。伴随着风险研究的范式由科技范式转向民主范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公众的参与和社会决策的民主，“信任”的话题也由此展开。

风险沟通的研究伴随着风险社会而产生，研究著述颇多，学科跨度广。风险沟通的名称中虽然有Communication，但并非发端于传播学研究领域，准确地说，风险沟通是在风险研究中延伸出来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细分研究领域。相关的风险沟通文献散见于风险研究类、环境类、公共卫生类、公共关系类、新闻传播类等学术期刊中，其中以风险研究类期刊发文最集中。美国的《风险分析》（风险研究学会的官方出版物）和欧洲的《风险研究期刊》（欧洲风险研究学会官方出版物）成为风险研究的最主要期刊。随着风险沟通研究的蓬勃兴起，风险沟通研究在风险研究类文献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风险研究中的一个固定板块。

美国为风险研究的前沿阵地，经验主义的研究占有主导地位。美国对“风险沟通”的研究主要以风险控制为目的，把风险沟通贯穿于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决策—风险管理的整个风险进程中；或将风险沟通置于不同的传播机制中，研究传播策略、传播模式等；或将其归入不同的细分领域中，研究科技传播、生态环境中的风险传播、公共卫生中的风险传播等。欧洲研究者的研究则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美国传统风险研究的视域，凸显了风险研究中的欧洲部分，提出了符合欧洲社会、欧洲文化特殊性的风险控制机制。

（二）国内的风险沟通研究现状

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搜索结果的统计与分析，截止到2012年7月13日，在中国知网上，以“风险沟通”和“风险传播”为关键词，对所有公开发表的期刊、重要会议论文和硕士论文等进行检索，剔除不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章，共有相关研究文章118篇。

相比国外的风险沟通研究，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其发展阶段如下。

2003年为风险沟通研究的萌芽阶段，我国多个省市陆续发生非典疫情，严重威胁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各界对此颇为关注。我国风险沟通的研究诞生在抗击非典的环境之中。据统计数据，风险沟通的研究最早始于2003年7月《科学通报》上发表的《SARS危机中17城市中民众的理性特征及心理行为预测模型》。

此阶段的特点为：其一，数量少，内容单一。2003年，相关研究仅有两篇，且均是针公共卫生领域的非典事件进行研究，是心理学领域对风险沟通的初步研究。其二，研究者身份单一，均为心理学专家。他们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公众的风险认知规律和心理行为，从而为更好地沟通提供依据。其三，研究重点关注公众特征。

2005～2009年为风险沟通的起步阶段，由于2004年出现了中断，实际上风险沟通研究起步于2005年。此阶段的特征为：其一，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者开始参与风险沟通研究。其二，研究领域和视角开拓，实证、量化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研究领域开始涉及环境风险、社会风险等其他方面。从风险信息特性、媒介传播规律、受众特性等探讨影响风险沟通的内外因素。其三，借鉴国外先进成果，研究者开始提出各种理论框架设想。通过对风险沟通中的各种理论难题进行解剖，勾画出各种风险沟通类型，如单向线性沟通和双向沟通等。此阶段，量化研究逐步兴起，在随后的研究中，单纯的心理学研究则逐渐式微，学科融合现象较为明显。

2010年至今为风险沟通研究的发展期，此阶段理论逐渐完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研究者开始在公共安全、金融、健康、科技、公共管理等不同领域，讨论风险沟通理论的实际应用情况。

总体而言，国内的风险沟通的研究总是与特定时期的风险事件相关联。一些重大风险事件，例如SARS、三鹿奶粉、甲型H1N1等往往会引发风险沟通研究的热潮。新媒体时代，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机制、作用等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沟通主体研究、沟通效果研究的兴起标志着风险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

二 风险沟通研究的主要议题

（一）国外风险沟通的研究议题

1．基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规范的风险沟通研究

风险沟通相关理论起源于风险分析研究，对其展开研究主要是以解决风险带来的后果为出发点，能够为不同领域中的实践操作提供一种规范。早期，这种提供实践规范的风险沟通研究较多，涵盖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经济学等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学科间的融合，一些新的交叉学科研究应运而生，例如环境风险传播、技术风险传播、食品风险传播、健康风险传播的研究等。在这些研究中，风险沟通被视为一种工具，合理和科学地使用风险沟通有助于预防、处理实际问题。

丹尼斯·S．米勒提尔（Dennis S. Miletil）等进行了地震预报中的风险沟通试验。[11]安妮特·M．奥康纳（Annette M. O'Connor）等人探讨了风险沟通在同艾滋病人的沟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良好的风险沟通有利于病患者增加选择健康的机会，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12]M．凯瑟琳·哈钦森（M. Katherine Hutchinson）等人的研究表明加强母女间的风险沟通程度，有利于青少年特别是青春期女性预防艾滋病。[13]

在为不同学科领域提供实践操作规范的同时，风险沟通的理论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不少研究者致力于风险沟通理论的研究，例如从传播策略、传播机制和传播过程中的其他环节中研究风险沟通的内涵。基于心理学的风险认知对风险决策、控制沟通进程、检验沟通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的沟通情境也被引入风险沟通的研究中。

2．基于传播者和受众研究的风险沟通主体研究

风险沟通的主体包括风险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专家，以及风险信息的接收者——公众。风险沟通中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也成为国外研究风险沟通的一个重要议题。

其一，风险沟通中的主体研究。齐默尔曼（Zimmerman）对风险沟通中的主体——媒体进行研究，分析媒体建构的内容所呈现的逻辑关系以及这些内容对社会的重要程度。具体通过比较发生在西班牙的三个重大的突发事件，给出了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十条建议。[14]科万罗指出决定传播者赢得信誉的三个因素，即见识和专长、观点的开放诚实度以及关注焦点；并在信任决策模式中强调信任在风险沟通中的重要性。[7]

其二，风险沟通过程中的受众研究。从某种程度而言，风险沟通的受众研究往往围绕风险认知的研究展开。常见的四种风险认知理论模式——风险感知模式、精神噪音模式、消极民主模式和信任决策模式——阐释了影响风险信息加工、认知形成以及抵御决定做出的因素，为风险沟通执行者的决策和行动提供借鉴。科万罗详细阐述了风险沟通的四个阶段：简单忽略公众阶段，向公众解释阶段，建立对话场阶段，沟通阶段。[15]多数研究者普遍认为风险沟通中，专家与社会公众从理论上讲拥有平等的话语权。风险沟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风险信息的单向传输，向信息双向传播的过程，公众在风险沟通中的主体地位也得到重视。同时，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提高将有助于公众平等话语权的实现。

其三，“信任”成为风险沟通的核心议题。由于公众和政策的制定者、相关领域专家之间在风险认知上存在差异，因而信任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在卢曼、贝克、吉登斯等人的研究中都十分注重“信任”问题。通过专家和公众间的风险“对话”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风险认知的知识鸿沟，但受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认知产生的随意性、主观性，仍使风险难以度量。为赢得公众信任，美国环保署于2002年9月制定了风险信息发布的一些原则，明确指出信息发布应诚实、坦率和公开。

（二）国内风险沟通研究的主要议题

自SARS以来，国内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管理学逐渐开展风险沟通研究。但总体而言，不少研究仍处于描述性研究或翻译国外著作的阶段。区别于国外研究，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议题主要如下。

1．基于传播机制的风险沟通研究

就现有文献来看，这是目前国内关于风险传播研究最多的议题。虽然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有赖于媒体的呈现，但受制于传播机制与风险语境，信息传播本身也可能牵动风险或危机。[16]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有效的风险沟通，处在风险情境中的媒体应当提升反思性的实践自觉，在批判中对于传播环境有更深的洞察。针对“怒江建坝”这一风险事件，有研究者提出风险沟通应该注重公众参与和双向传播、促进风险决策的民主，强调公共话语的重要性。[17]

风险沟通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18]在传播方案上，传统媒体应与网络媒体联手进行风险传播。在传播策略上，传统媒体的风险传播要适时适度，网络媒体的风险传播要放开；新闻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有研究者总结出了媒体进行健康危机传播的两个原则：务必向公众提供全面的信息；务必秉持科学精神提供解释性的消息。[19]而视风险事件不同，媒体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对于环境污染等环境风险，媒体应积极推动企业响应环境保护运动的具体办法[20]；针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全国公共卫生公益电话在风险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卫生部门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和绿色通道[21]；就“毒奶粉事件”中的媒体舆论引导功能而言，媒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应当保持自觉的风险反思意识[22]。

当前媒体的风险沟通模式是存在一定缺陷的[23]，媒体除了要全面科学地传播风险信息外，还应该对潜在受众进行心理调适，以适应当前社会对风险信息传播的需求。因为媒体在风险沟通时面临着理论困境[24]，即新闻事实的先发性这一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导致了媒体在传播风险时的必然“迟到”，而风险的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之间的矛盾、媒体自身特性等问题必然会使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充当“报警”而不是“预警”的角色。

虽然风险传播存在着普遍悖论（矛盾），但是大众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应该有理性的角色期待与定位。[25]大众媒体必须肩负社会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2．基于公众认知的风险沟通研究

传统的风险沟通研究的取向大致有两个：其一，风险沟通被视为一种机构、个人、团体的公关策略，研究焦点在于如何运用媒体来达成自我宣传。[26]其二，风险沟通的重点在于“专家对非专家的传播”，即信息富有者对信息贫乏者自上而下的教育。其中，传播者（如政府机构、学术团体、企业公司）被视为拥有信息的行动主体，公众被视为被动无知的行动客体。然而，随着风险沟通范式从科技范式转向民主范式，在风险沟通层面体现为将“公共新闻学”作为风险沟通的重构策略，在政治传播的层面又体现了有效风险沟通的民主实质。[4]这使得公众认知及其媒介素养成为风险沟通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

有研究者认为突发风险事件所导致的恐慌，其危害程度可能远远大于风险事件本身。[27]而“公众理性”的概念，可以为应对风险危机，建立应对突发风险事件的心理应急系统提供理论基础。围绕SARS、甲型H1N1[28]等危机事件，不少研究者通过心理测量初步建立了风险认知的心理行为预测模型[29]，探讨了信任和社会心理支持两个因素的效应[30]，探讨不同类型的风险信息和不同的沟通渠道对风险认知的影响[31]，并就相关政府部门需要了解公众心理、科学发布风险信息、引导正确的风险认知[32]达成共识。

对公众风险认知的研究，日益成为风险沟通研究者测量沟通效果、疏导沟通渠道、改进沟通策略的主要方法。在此基础上，传播者与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利于风险信息或知识的传递、风险预警与风险批评，促进公众参与风险沟通与风险决策，还有利于健全的社会民主的形成。[17]通过提高风险沟通专业人才的媒介素养能力，使其能以批判的态度面对媒体报道，能通过媒体报道开展舆情分析[33]，就能有效地提高公众的风险认知，实现风险沟通的良好效果。

3．基于政府应急管理的风险沟通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沟通对于应急管理的基础性功能日益显著。政府在应急管理和风险沟通中，应当强化政府及时公开信息的责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配置体系，将风险沟通纳入政府日常工作中，健全政府应急管理问责制，厘清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角色，改进风险沟通的实效，促进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34]

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政府卫生部门作为健康传播中的权威信源和传播主体，需要不断地接收传播效果的反馈，并进行科学的评估，根据传播效果调整传播的内容和形式。[35]针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有研究者总结出了政府风险沟通的十大策略[36]；也有研究者发现：根据风险沟通原则在疫情不同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沟通，能够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使之更好地配合政府采取防控措施[37]。有研究者从管理视角，从理念、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分析风险沟通，并指出实现风险的有效治理取决于综合应用信息先导、社会联动、管理务实等策略，通过个体、社会和政府管理层面的联动，提升公众应对风险的信心。[38]

当代社会，有效的风险沟通是解决风险冲突的关键。[39]按照协商民主理论进行风险沟通既能确保风险信息的顺畅流动，更重要的是还能塑造决策者与实施者、专家与公众、政府与公民之间持久、稳定的社会关系，维持相互之间的信任。通过风险沟通，公众和其他群体的意见得到了重视，而政府则赢得了民心，树立了负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

4．基于应用领域的风险沟通研究

就金融体系而言，既要在银行内部进行充分的风险沟通，也要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的风险交流，才能有效地实现风险沟通。[40]就铁路系统而言，健康教育是铁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的重要手段。[41]就港口环境风险管理而言，我国港口的风险沟通策略可以从预防性沟通、应急性沟通和善后处理三方面展开。[42]针对风险沟通在核能发展中的应用，有研究者指出应遵循以下原则：建立积极主动和持续进行的对话；认真地计划；建立起信任和可信度和让公众参与决策。[43]

此外，还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了风险沟通在各领域特定工作中的应用，如建立药品风险管理中药品风险沟通体系的设想[44]、临床护理管理风险沟通机制[45]、在群体性预防接种工作中的应用[46]，以及对风险沟通与我国结核病预防控制关系的分析[47]。

随着计算机及网络系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48]，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由风险网络和风险传播算法构成的风险传播模型，用以评估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49]；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邻近传播和最小入度的近似算法——APMI算法[50]。

5．基于国外译介的风险沟通研究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风险沟通理论层面的议题，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方面的文章开始增多。有研究者概述了国外风险沟通的研究范畴和风险沟通研究中的两个研究重点，即风险沟通中的传播者研究和风险沟通中传受互动研究。[51]

美国风险沟通的功能定位经历了由“单向告知”到“公共参与”的转变；风险沟通的核心命题是“风险=危害+愤怒”；风险沟通的关键因素是建立信任。[52]在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系统框架下，美国联邦政府下属各部门和各州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突发事件管理系统，风险沟通工作贯穿于整个突发事件管理系统之中。[53]美国药监局的药品风险沟通体系较为完善，尤其在药品风险的说明、与公众及行业的沟通、数据的分析等方面成绩斐然。基于此，有研究者建议，我国可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将药品风险沟通提升到战略高度，从科学、能力、政策三方面促进我国药品风险沟通的发展与完善。[54]

三 风险沟通研究的立场、视角与方法

（一）风险沟通的研究立场与进路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研究范畴集中在日常存在的风险领域。其研究领域包括：全球日趋恶化的环境和自然问题、由工业活动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危险和破坏性原料的存储和运输问题、石油等化学工业以及核工业可能产生的意外事故以及食品安全等。近年来，恐怖袭击中的风险沟通又逐渐被提上日程。

80年代早期，风险研究者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对公众风险产生决定的因素进行评估。这些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公众风险评估内容。在不断的研究过程中，很多研究结论和成果汇成一系列科学的著作：斯洛维克（Slovic）在2000年得出的所谓“心理范式”（Psychometric Paradigm）[55]；德克（Dake）在1992年首创，之后马瑞斯（Marris）、朗福德（Longford）和奥莱尔顿（O'Riordan）在1998年完善的“文化风险理论”（Cultural Risk Theory）[56]；博斯特罗姆（Bostrom）等人在1994年建立的“心智模型”（The Mental Models Approach）[57]；米登（Midden）在1986年研究的“态度行为模型”（The Attitude-behavior Models）[58]；以及最早在1983年由鲍姆（Baum）、给切尔（Gatchel）和谢弗（Shaeffer）研究的“压力应对范式”（The Stress-coping Paradigm）[59]，这一成果稍后由哈维纳尔（Havenaar）、范登布林克（van den Brink）和萨维库尔（Savelkoul）在1999年进一步发展。大部分涉及风险评估的研究内容是研究者从主观角度进行风险特征描述，而不是从客观角度对风险进行指标化研究。

内在因素是人们对风险感知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使得大多数研究者相信与公众的沟通交流迫在眉睫。[60]在不同的风险或者危险事件中，采用不同的传播工具去进行沟通，这一观点并不新颖。几百年来，不同的原则被使用在不同的突发事件的参与、答复和沟通中，例如禁令、神话等等。基于此，沟通成为风险管理中相对独立和重要的环节。[61]直到1984年，风险沟通首次以理论出现。[62]并且从那以后，风险沟通成为学术界和业界不断进行讨论的一个学科领域。研究者从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原则出发进行研究——这些领域包括工程学，医药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风险沟通的研究也开始涉及诸多方向。

早期关于风险沟通种类特征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理解公众风险认知促使研究者去构建并发展风险沟通的模型和实验，并试图设计出最有效的风险沟通模式——从业者们几乎在所有的实践过程中都能使用该模式。另一些研究声称，风险沟通能够成为所有领域中的决策环节，涉及健康、安全、环境领域、政府、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其他组织结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个体。并且风险沟通有助于民主进程。[63]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者希望获得理想状态“最好”方式的风险沟通。

早期的研究也符合那个时期风险沟通的目标：满足风险专家与风险认知的公众进行结盟的需要[64]，降低可能由技术导致的风险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减小公众对科学技术领域的抵触心理[65]。然而，如同卡斯珀森（Kasperson）所指出的那样，风险信息传播被简单地转变为一项政治任务，该任务成为多数风险问题的基本原则。[66]这一问题引发了典型的技术导致风险的争论。

之后风险沟通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2005年到2008年期间，欧洲科学传播网络（The European Science Communication Network）举行了一次原创性的传播沟通培训研讨会，超过170名从事该领域的研究者参与该研讨会，他们在会上讨论了12种模型，这些模型涉及的范畴包括基本的传播沟通培训技巧，例如面对目标受众的写作技巧、接受媒体采访的技巧。此外还包括一些深层次的囊括其他领域的讨论，例如风险沟通能力、谈话中的传播以及同科学团队的实战辩论。[67]

（二）研究视角及方法

国外风险沟通的研究对象种类繁多，视风险沟通的某一因素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或者将参与风险沟通的参与体作为研究对象等。克雷格·W.特兰波（Craig W. Trumbo）尝试建立并评估了一个模型，该模型以渠道成本和预期的实用性为基本特征，着重考虑风险沟通实践过程中的传播渠道，研究大众传播和人际互动传播二者的对应关系。[68]莉莲（Lillian Trettin）等人对卡罗来纳州地区居住在核电站以及危险品储存仓库附近的居民进行了实证调查，发现风险沟通的策略不在于完全地还原全部真实，而在于制定程序和标准以满足公众的理解需求和接受需求。[69]

迄今为止，不少研究者致力于建构一套标准，适用于风险沟通的模型。托格森（Torgersen）建立了早期的风险模型：R=W × S, R指风险，W指危害发生的可能性，S指对危害程度大小的预判。这一概念的优点是有助于比较不同的风险，该公式不仅适用于风险本身，还适用于周边环境监管，也运用在生物科学领域。[70]对于W和S的确切定义以及如何测量，在该公式中并没有明确提出，通常是凭着经验而做出具体的判断的。

除上文提及的早期模型外，在2008年，桑德拉（Sandra Crouse Quinn）[71]试图建构一个模型，即社区规范、灾难风险教育和危机与经济风险沟通的模型，其宗旨在于培养危机时期的机构的应对能力，以及增强公众信任度。另有研究者在全美国范围内，设计、演习并评估了一次“风险沟通”，发现风险沟通的操作远比桌面模拟和实战演习要困难得多。[72]这种通过设计实践并评估模拟演习的方式也为风险沟通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2004年，有研究者通过梳理环境和技术领域的风险沟通论文发现：风险沟通的文献作者相对集中，且均来自西方世界。《风险分析》是风险沟通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杂志。风险沟通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极具价值的科学活动，该学科的总结性研究逐步增加。经验主义下的关于模型和理论的研究，不断被实践验证。实证和量化的研究则开辟新的道路。[73]

而涉及量化的研究随后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具体的学科领域中，例如医学、心理学、食品安全等领域，通过问卷，或者焦点小组访谈等形式，搜集相关数据资料，并加以分析。实证研究为风险沟通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和方法。2009年，玛丽（Mary McCarthy）等研究者综合使用对媒体的二手资料收集法：两个定性研究——对12个焦点小组共96名调查者进行的预测调查，对风险团队工作人员进行的12组焦点小组的后期调查；两项定量研究——专家调查法和对公众进行抽样调查。[74]

近年来，关于如何更好地实现风险沟通，研究者的目光开始关注更多的边缘人员，例如低收入人群等。风险沟通也开始从主流社会逐渐朝着关注边缘人群的生存方向发展。而这种思路伴随着后现代社会中对边缘人群，例如低收入人群、女性群体等的关注，为风险沟通提供了新的视角。有研究者指出，低收入人群更容易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受到侵害和威胁。[75]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传统的风险沟通系统对这部分人群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大多数低收入人群对政府机构不信任，更不信任风险沟通系统中传递的危险信息。同时，传统的风险沟通基于社会性媒体，而社会性媒体是为普通大众所使用。因而研究者试图建立一个《增强低收入人群的草根风险传播指南》（The Guide to Enhance Grassroots Risk Communication Among Low-Income Populations），通过真实可信的机构和领导者，以一种草根组织的形式，参与风险沟通系统，并发挥作用。

相比国外的研究视角多样化特点，国内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03年至今，国内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已经从心理学、社会学扩展到新闻传播学、环境学、管理学以及医学等不同学科，而研究对象更是涉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环境治理等不同领域。

国内的风险沟通研究主要从新闻传播学和管理学进行研究。研究学科的相对单一和相对孤立，也成为制约我国风险沟通研究发展的一大障碍。新闻传播学视角大致为：分析风险沟通传播效果，认为“传者与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对风险沟通有积极作用[76]；分析新闻媒体在风险沟通中的作用，强调正确的价值取向[18]；风险沟通中传播模型的建立和研究也成为一些研究者研究的重点。

管理学研究则涉及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以及企业团队沟通等多个方面的风险沟通研究。风险沟通是一种有效的管理言论交流的手段，一方面“将风险沟通纳入政府日常工作中，促进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34]；另一方面，风险沟通研究也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必要手段。此外，环境学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防治、环境问题等状况下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这类研究大多以案例分析为主，研究面对具体环境问题时有效的风险沟通所起的作用及其有效影响公众的途径。风险沟通在医药学方面的研究则包括临床护理、药品风险以及传染病的控制管理方面，这类研究具体而微，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四 结语

我国的风险研究逐步朝着多学科、多领域的方向发展。其研究领域逐渐扩充，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积累不断增多。就社会现实而言，从个体到社会，从地方到中央，风险认知水平、风险沟通能力、风险预警监测应对等举措都在逐步得到提高和完善。风险沟通的研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危机传播研究的重点。尽管我国对其的总体研究趋势是不断进步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其一，学科融合的深度相对不足。虽然，目前我国风险沟通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如健康传播学、科技传播学、生态传播学等，但是这种学科融合略显薄弱，理论相对缺乏，研究深度相对不足。

其二，在风险沟通研究中，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剖析不够。风险沟通的研究起源于西方，“风险社会”的概念以及心理学理论的建构都是引自西方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我国研究者在风险沟通的研究中所涉及的影响沟通效果的因素和其他研究范畴大多沿袭西方研究思路，并没有与中国社会的群体心理等因素进行融合，这也是我国风险沟通研究的不足。

其三，新媒体环境下，风险沟通研究相对滞后。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媒体、公众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便捷，网络信息传播的迅速使得网络舆论的冲量变得异常强大。在“自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群体事件”频发的时代，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应该与时俱进。

根据对国内外风险沟通研究的文献内容的分析，风险沟通研究的未来方向，可能如下：

其一，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风险沟通模型不可行，但对某一个具体学科某一具体领域的风险沟通模型的探讨、设计和评估仍将成为不少研究者所追求和研究的目标。伴随着学科的细化，“民主范式”下的风险沟通模式的讨论研究可能比传统的“科学技术范式”的风险沟通的范畴更广。

其二，量化和实证研究将继续为风险沟通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动力。风险沟通的研究往往具有滞后的特点。以往的研究思路是在观察风险沟通的效果时，往往是在已经发生的涉及风险沟通的案例中考察其效果。但是2011年出现了一种“模拟演习式”的研究方式，这使得研究风险沟通能够伴随着“模拟方案”的运行而贯穿始终。不过“模拟”也存在着不少缺憾，例如，模拟不能完全真实还原现实，且突发事件往往具有复杂性等特点。如何更好地模拟演习，或者说如何更好地还原现实，将风险沟通的研究与实践融会贯通，也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的方向。

其三，伴随着社会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风险沟通的研究者开始从关注社会主流群体，逐渐朝着边缘群体发展。对某些特殊群体展开风险沟通研究，可能会成为风险沟通新的领域。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课题负责人：谢耘耕、陈虹。作者：高云微、梁俊民、郝希群、陶婧、张宏、王凤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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