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条件

(一) 宏观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前提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政治活动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经济状况制约着政治参与的发展。只有当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从而为其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水平和层次就越高。正如亨廷顿所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的，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行使民主权利的物质条件，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使政治参与变得容易和方便

政治参与的实现和扩大需要一定的成本，比如与政治参与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政治参与过程中所使用的交通、通讯和传播工具，与政治参与相适应的制度建设，政治参与渠道的开辟，与政治参与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的制定等，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做后盾。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06~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1.2%，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而且比“十五”时期年均增速快1.4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我国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长足进展。在基础设施方面，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2005年的7.5万公里增加至2010年的9.1万公里。过去5年，城市公共交通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基础产业投资年均增长30%左右。我国电话、网络等通讯事业迅速发展并基本普及。2010年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1.5339亿户，比2005年增长55.1%；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8.59亿户，比2005年增长1.18倍。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网络基础建设务实推进，农村信用化使用深度加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网民规模和普及率的稳定上升。截至2012年6月，互联网上网人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9.9%。我国网民规模占全球网民总数超过23.2%，亚洲网民总数超过55.4%。

先进、便捷、快速的交通、通讯和传播工具，一方面为民众进行政治交流和社会沟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了设备支持，可以“利用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创造许多富有想象力的措施，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结合起来”，为代议制民主向参与制民主的过渡创造良机。与此同时，我国相关的各项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公民提供了政治参与所必需的种种“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开辟了更多新的参政渠道，奠定了参政的物质基础。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加了国民财富，使人们不再为生计花费心思，使政治参与成为可能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众的政治参与影响巨大。亨廷顿在研究1974~1990年间一些国家向民主制度过渡时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许多国家取得了全面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为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向民主的过渡。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一个关键点，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时，人们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要小于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只有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人们才开始关注政治方面的要求，对政治民主的渴望比以往要激烈得多。亚洲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都是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开始迅速走上政治民主的道路的。”因为生活在贫困中的整天为生计而费尽心思的人是难以顾及政治生活的。“严重贫困的群众，根本无法获知参与公共事务的足够的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人们只有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才能开始对身边的政治表现出关注，并挤出更多的闲暇时间来研究政体和民主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程度的改善，从而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世纪末，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000美元。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1564亿元，按平均汇率折算达到72981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414美元。同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10年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10年增长1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08046亿元。

随着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和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向发展性和享受性方向转变。人们不再为就业发愁，不再为维持生存费尽心思，而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政治民主化问题，他们更愿意积极支持政府改革方案、谋求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力图通过合法民主的渠道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这也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政府日益重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

私营企业主是我国拥有较高经济地位的社会阶层，他们在获得商界成功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到政治领域。他们渴望通过政治参与为企业和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树立企业和个人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这种参与提供了各种“软”、“硬”环境，使私营企业主自主的政治参与能够变为现实。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公民不得不诉诸政治行为来维护并进一步实现自身利益，从而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的转型，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各种利益群体在现代经济运动中不断涌现、分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客观上造成社会成员在占有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上的不平等，出现了大量的具体利益上的纠纷和矛盾，这就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要求人民群众在平等参与和平等表达的基础上，通过与党政部门的平等对话和协商及彼此间的沟通、协商等，实现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在各种利益群体中最突出的是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兴的利益群体，特别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财富，其自身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不断增强，有着自己独特的利益要求。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利益，追求自己的权利，他们必然需要寻求代表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治后盾，希望进入政治舞台，参与公共事务活动，努力参与影响党和政府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提高全社会的政治参与水平和层次具有很大的推动力。

(二) 中观上，福建省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其参与政治提供了直接的经济支持

福建省私营经济水平和总量的提升，对于其政治参与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福建省的私营经济如今已占据福建经济的“半壁江山”以上。“十一五”期间，福建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福建省私营经济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福建省私营经济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1978年至今，福建省的私营经济经历了6个发展阶段，创造出了全国闻名的“晋江模式”，总体发展水平基本居于全国第7位。从2004年至2010年，全省私营企业从11.0185万户增加到26.67万户，年平均增长率为17.39%；从业人员从111.32万人增加到293.499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5.78%；注册资金从1844.35亿元增加到1030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4.33%，高于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福建私营企业早已经成为推动福建省整体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就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时间内，在党和政府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而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下，福建省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还将以较高的速度继续稳步发展。

当福建私营企业主和员工一起发展私营经济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福建省经济地位比较高的社会群体。在本课题组调查的福建省577家企业中，私营企业主个人每月的生活消费水平 (不含通讯费和交通费) 在2000元以下的有138人，占被访企业主的23.9%, 2000~5000元之间的有247人，占被访企业主的42.8%, 5000~10000元之间的有125人，占被访企业主的21.7%, 10000元以上的有67人，占被访企业主的11.6%。其中76.1%的私营企业主月消费超过了2000元 (见表3-1)，而2010年福建省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800元左右，可见，私营企业主中绝大多数人的月均消费远远高于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客观地讲，调研中的数据并不十分准确，很可能有些人的实际消费还要高一些。因为笔者在做调查的时候，就有好几个私营企业主私底下问过：对于收入和消费，不一定填写得很实在吧？他们中还是有不少人怕露富，有的怕招致妒忌。据资料显示，福建省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约390万元。私营企业主的财产收入主要取决于其经营状况，经营效益好，收入就高。据2010年中国福布斯富豪榜单显示，在富豪榜的门槛比2009年提高1亿美元的情况下，福建省新华都实业集团陈发树的个人财产 (以人民币为单位) 294亿元；恒安集团的施文博148亿元、许连捷141亿元；中国龙工集团的李新炎夫妇125亿元，福耀集团的曹德旺家族122.5亿元，福建三安集团的林秀成家族118亿元，安踏的丁志忠89亿元、丁世家86.5亿元，世纪金源的黄如论86.5亿元，圣农实业的傅光明家族78亿元，都在全国排名100名之内。本课题组在对私营企业主进行“您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处的层次”的回答中，有29人认为自己处在上层，占被访企业主的5.0%；有160人认为自己处在中上层，占被访企业主的27.7%；有266人认为自己处在中层，占被访企业主的46.1%；还有92人和30人认为自己处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下层和下层，仅占被访企业主的16.0%和5.2%，详见表3-2。总体上有78.8%的被访企业主认为自己处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层以上，这与我国社会对于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判断基本一致。同时，福建私营企业主阶层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很满意和满意的占被访总数的78.8%，这与上一个调查结果中有7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层以上是一致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对福建私营企业主进行“对福建私营企业主阶层经济地位的发展趋势预测”的调查中得知，有280位被访企业主认为其经济地位会越来越高，占被访企业主总数 (577人) 的48.6%；有189位被访企业主认为会维持现状，占被访企业主总数的32.8%；另外，有54人认为其经济地位会越来越低，占被访企业主总数的9.3%；有54人认为不好预测，占被访企业主总数的9.3%；可见有占被访总数81.4%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未来自身的经济地位是持十分乐观的态度的，认为其经济地位是稳固的和逐步上升的，详见表3-3。可以看到，在当前福建省社会各阶层中，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经济地位最高的阶层之一。就其发展趋势而言，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水平还将进一步提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人们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会在根本上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一般情况下，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是相互平衡和对称的。一个人拥有财富的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政治参与的心理、动机、技能。关于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美国社会政治学家安东尼·奥罗姆指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Social Economic Status，简称SES) 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关联，当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经济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参与比率也就越高。因为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和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享有极低级别的信息和极少的闲暇时间”。“这种看法既适用于反映 (SES) 基本方面的各种制度——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数量等，又适用于政治参与的各种指数——从参加投票到更广泛的形式。”美国政治学者维巴和尼解释了富人为什么比穷人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人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功效感；二是因为他们有较为健全的知识和技巧。他们还根据人的经济地位的高低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模型。其模型显示，经济地位高的社会群体比经济地位低的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比率要高得多。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提出一个机会成本的理论来解释富人比穷人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因为富人参政的代价较穷人参政的代价低，也就是富人参与政治的机会成本比穷人参与政治的机会成本小。由此可见，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使私营企业主具备更多更好的政治参与条件，比如参与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充分的信息、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利于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技能，如社交能力、分析能力、调研能力、撰写报告和提案、组织能力等；此外，私营企业主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受政治信息和传播，参加较多的社会交往活动，因而会获得更多的政治刺激。而所受的刺激越多、越强烈，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参与的层次就越高。相反，对于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来说，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紧迫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参与，他们也缺乏参与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如充裕的时间、广泛的社会关系、充分的信息和政治运作的知识。

联系到现阶段福建省私营企业s主阶层发展的现状，在财富、教育、职业、权力和权威等方面均处于较高层次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政治兴趣、政治意识和政治敏锐性，随着其事业稳定上升和参政能力、技巧的不断提高，这些企业主渴望通过参政议政报效祖国、回报社会。福建省私营经济的发展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原动力，福建省私营企业主阶层经济地位的提高为他们广泛地参与政治提供了直接的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