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的内涵与外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一词开始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新概念。对其含义的不同理解从根本上影响着发展目标的确立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进而将人们导向不同的发展道路,产生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结果。本节将在上述发展思想演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发展的内涵和外延。
一 发展的内涵
随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的含义在不断发生变化,以便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在前工业社会的漫长时代里,发展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发展”有两种含义:第一是潜能,第二是自为自在,亦即真在或实在。由潜能发展为自为自在的过程就是发展。此定义源于生物学上的启示。最开始,生物学上的发展就是描述一个过程,即生物达到基因规定的完全释放了潜能的过程。这里的发展概念是中性的,“过程”是发展的中心。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和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科学家开始将发展赋予进化的含义,发展从“变化”这一含义转变为“向更高级、更完善状态变化前进的过程”。1768年,莫斯(Justus Moser)首先使用“entwicklung”来描述社会变迁的过程。19世纪,“发展”成为马克思著作的中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发展,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受到进化论影响的社会学和哲学中的进化主义流派逐渐将发展一词由生物学范畴转移到社会领域。他们认为社会进步是必然趋势,并相信社会也按照自然法则,从简单到复杂逐渐前进。发展一词的定义被缩小为“褒义词”,其中性和负面的含义被忽略了。
早期的进化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没落,但这一理论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却已根深蒂固。进化理论的思想核心表现了对进步的信任,即认为:“人类已经、正在和将要向着一个满足伦理要求的方向前进。”而这个“方向”就是现代社会。从外部来看,现代社会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在经济技术方面所占的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它能向所在国的居民包括比较贫困的居民阶层提供丰富多彩的物质供应。因此,在制定发展目标时,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总是被当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提出。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里,生活的高水平与高水平的生产能力紧密相连,生活的高水平来自于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反之亦然。因此,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便成了一切发展模式的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新的世界格局在此经济基础之上形成。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上台后提出了所谓的“第四点计划”(即对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发展的新篇章由此翻开。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到:“我们必须着力于一项新的计划,这项计划将让我们的先进科学和工业化进程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杜鲁门通过对“不发达”的定义改变了长久以来“发展”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这是发展的概念首次成为一个局限于“经济和技术”范畴的词汇。从此以后,发展就是“摆脱那种没有尊严的、称之为不发达的状态”(Wolfgang Sachs, 1999)。
具体地讲,杜鲁门所提出的战略就是要用大量的美援来支持和争取发展中国家,以纳入美国所设想的世界格局。美国学者库马提出:“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的社会演进,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以比较短的时间、最有效的途径学习、借用和移植先进国家成果的过程”,“(关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未来基本上是根据西方工业发展模型拟想的;西方工业文明乃是它的终点。发展,加布雷斯宣称,乃是对已发展史实的模仿”。在发展战略中,发展就是要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战略就是不断地进行出口替代,从而逐渐被吸纳到世界市场中,并使企业甚至国家的管理更加规范,技术更加先进,即与发达国家同步。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发展是一个涓流,即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思想的体现。
然而,在发展实践中,人们也在不断地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谁?谁从发展中受益?在反思中人们逐渐发现,在传统发展思想中最忽视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人,尤其是弱者、边缘人群和广大穷人的意愿。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要想发展得更快、更好,不仅要注意经济增长,而且要注意解决人口、就业、保健、教育、道德观念、分配制度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托达罗指出:“发展必须被视为一个多维的进程。这一进程涉及社会结构、公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等方面的转型,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平等的减少和绝对贫困的消除。从本质上讲,发展必须意味着全面的变化,适应个人和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求和愿望,整个社会从普遍不满的生活条件向物质和精神条件更好的方向转变。”(唐纳德·E.沃斯,2004)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对传统的发展观做了反思,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不能被看成发展的唯一目标,因为财富只是一个中介物,它的价值是借助其他的事物来体现的。森选取了“自由”这个维度来看待发展,指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他强调自由的实质性,即“个人拥有的按其价值标准去生活的机会或能力”。所谓的自由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还包括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同类型的自由可以相互增进。
综上所述,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中,发展的核心含义是经济增长,如罗斯托将工业化和机械化作为发展的一部分。当发展思想扩展到现代化理论后,发展包含了经济增长、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在依附理论中,发展的核心含义是整个国家实力的积累以摆脱依附地位。随着替代发展思想的出现,发展的新含义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和社区发展方面。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兴起,发展的含义在于赋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报告》中,发展的中心含义是“增加人们选择的机会”。发展含义的历史沿革见表1-1。
表1-1 发展含义的历史沿革
此外,在了解发展概念的内涵时,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发展是变化,而且是中性的变化,不仅包括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也包含由完善到恶化、由稳定到动荡的变化。第二,发展是过程,强调客观发生的变化过程,也强调根据变化不断地调整这一过程,而不是指向一个明确的目的。第三,发展是互动,西方文化在各国文化交流中虽然有压倒性优势,但文明的传播也不是单向的,一个社会有自己的文化结构和历史传统,社会变迁与结构是不断互动的。第四,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发展的主体,而不是外界的干预。第五,发展的关键点是赋权。加拿大国际开发署1999年指出:“赋权是指人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议程,获得技能,建立信心,解决问题,能够自立。”(林志斌等,2001)第六,“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直接相关。它不是泛指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任何变化,而主要是指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如何达到“发达”状态的。第七,“发展”并不是落后国家“自然而然”的变化状态,而是指改变“自然而然”的变化秩序,加大步伐,摆脱落后,这是有组织、有目标的社会性努力,是社会动员起来的紧张状态。
二 发展的外延
所谓外延是指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发展的外延和发展实践紧密相关,许多发展问题,诸如环境、资源、性别等方面的主题已扩展至国际领域,发展所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发展追求的是社会成员的民主合作,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正,改善社会服务体系(包括卫生、教育、福利、能源、交通系统、通信系统和通信救灾),保持适度人口、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生活质量,消除贫困。
从政治角度看,发展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建立与政治发展相应的体制和民众参与决策的机制,人民要能够自由选择他们的领导人,而领导人必须对人民负责。个人能够通过合适的方式,对各个层次(包括家庭、社区、城市、国家及整个世界)的决策施加影响,并能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赋权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一种手段。
从经济角度看,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含义。经济增长通常指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实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及其他人均数值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所包含的内容和因素远比经济增长广泛,它不仅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及其人均数值的增长,而且包括充分就业、公平分配,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仅有经济增长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也时常发生;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又是互相联系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基本动力和物质条件,前者是后者一定条件下的结果。
从文化发展上看,由于文化具有共享性,且可以超越国界,因而,随着社会交往的增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展,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也逐渐形成多元化趋向,并在此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引进先进文化。文化发展就是要创造兼容并包的社会文化环境,使文化保持活力,并得以繁荣发展。
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包括人的身体素质的提高,知识技能的增加,观念的改变等。在强调人的发展中,人的素质往往被提高到最重要的内容。人的素质包含人的政治观点、政治信念、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社会责任感、科学文化素质和能力素质等方面。人的发展就是要使其掌握新的知识技能,建立对自尊、自信和自立的认可,充分分享民众的自由,并积极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
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问题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发展实践表明,不少发展中国家试图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增长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人口爆炸、生产技术落后、资源利用率低,以及发达国家有意转移污染严重的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起飞前就已陷入了环境恶化的困境,这种情况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使他们置身于环境破坏→贫困→环境破坏→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并强调把环境保护作为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
此外,发展还包括很多其他相关的内容,如科技发展、制度创新、新的发展思潮和全球化等各个方面。
在科技发展方面,科技革命加速了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引进成为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谋福利,也能对人类造成危害。因此,在选择某项技术时,必须尽可能多地预计其各种可能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和实施,这样才能有利于人、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外,科技的引进和创新应该坚持适用原则。
在制度创新方面,为达到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平等,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例如,贫困问题只依靠经济的增长是不能解决的,没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化、法制化的机制来调节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再富有的国家也无法消除贫困。所以,发展需要制度的创新。当然,改革既要照顾当下,又要考虑长期的发展;同时,改革还需要稳定,否则,无法顺利进行和持续。
在新的发展思潮方面,随着发展研究范围的扩大,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也不断丰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一些在以往发展中被忽视的群体,如穷人、妇女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妇女发展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性别与发展的视角,凸显了社会性别在国家及国际发展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妇女与发展领域的成长,显示了人们对女性作为发展的受益者及推动者的重新认识,并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及理论提出了全面挑战。
在全球化方面,尽管发展通常相对于区域、国别或地区而言,但全面发展还有赖于国际经济和社会秩序。随着各国相互之间依赖性的增强,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性质,许多复杂问题涉及全人类的利益,在规模上也具有全球性,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努力。
综上所述,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理解发展具有不同的侧重。从整体上来说,发展意味着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它不仅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平等和民主参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必须使系统内各要素有序协调地发展,才能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发展中,经济因素是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条件和物质基础,但是经济的这种决定性作用又是通过其他各种发展要素的“交互作用”来实现的。孤立地、片面地突出经济发展将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调,打破发展诸要素的最佳配置结构,难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三 发展的关键——赋权
赋权概念的提出是现代发展理论的一个标志。20世纪50~60年代,社区发展运动开始兴起,为了改变社区的面貌,发展工作者开始寻求当地社区民众的积极参与。事实证明,此项运动不仅为许多农村和城市社区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同时,也发展了当地人们的技能和能力。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人们对欠发达状态和贫困的原因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人们逐渐认识到所谓“穷人”,事实上是被排除在广泛的民事社会参与(societal participation)和发展活动的直接参与(direct involvement)之外的边缘化群体。由此,发展策略的制定者和计划者开始采取相应的策略设计和行动计划,促使穷人更直接地参与到发展过程中去。至此,参与式发展逐步形成规模。
参与式发展的目的是要达成社会发展的公正、公平和目标群体受益。所谓公正,其社会学含义是要减少存在于社会或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和差异。此含义逐步将参与式发展的目标群体锁定在社会弱势群体上,即通常意义上的妇女和穷人。公平是指社区成员能够平等地获得帮助、获取外在和内在资源以及参与公共发展决策的机会。而参与式发展途径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对目标群体,尤其是穷人和妇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重新认识,对造成人们贫困和欠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进行诊断,并充分考虑目标群体尤其是妇女和穷人的看法。
参与式发展的关键点是赋权,而赋权的核心则是对发展援助活动全过程中参与权力和决策权力的再分配,简言之,即增加社区,尤其是穷人和妇女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对政府和发展援助机构来说,首先,是赋权给社区,即通过充分听取社区的意见和放大社区在决策中的声音来实现社区的参与。这是与“社区发展”概念不同的一个地方:“社区发展”强调的是社区的被动参与,而参与式发展不仅强调目标社区和目标群体参与发展项目的实施过程,更重要的是参与决策过程,即参与到发展目标和发展内容的决策方面;其次,在社区内部,对社区“精英”(包括社区正式和非正式的领导)来说,是赋权给穷人和妇女等社会边缘化群体的过程。这一过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穷困地区,穷人和妇女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被边缘化,而且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也被边缘化了。赋权给穷人和妇女的过程是重新唤回穷人和妇女对自身能力和知识自信的过程以及重建自尊的过程,这对构建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来说,至关重要。
赋权的过程也就是参与式发展途径落实的过程,即目标群体全面参与到发展项目和发展活动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式农村评估、参与式规划与设计以及参与式监测与评估等技术方法得以广泛应用,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充满“学习”、“教育”和“谈判”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社区积极参与发展援助活动的预评估、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过程,社区内成员和社区外成员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知识、技能和交流信息;另一方面,这一学习或教育过程也存在于社区内成员之间。此外,尽管发展援助活动的各方参与者拥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但同时又有不同的特殊利益和兴趣,参与式过程为此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机会,使得各方不断进行谈判,并就发展干预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达成共识。这个过程增强了目标群体对发展干预的拥有感,大大降低了发展干预发生偏差的概率,从而奠定了发展干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