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篇

第一章 低碳城市建设的国际背景与发展趋势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也最为棘手的一个优先性议题。备受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虽然谈判各方没有就关键问题作出妥协，但哥本哈根会议却是全球范围积极关注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在世界各国都积极朝向低碳经济迈进的同时，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也具有重大的内外驱动力。城市虽然只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实践证明，通过有意识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风险，促进城市向低碳经济转型。

第一节 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全球性热点问题。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先后公布了三个工作组的第四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和针对决策者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报告，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事实、影响与脆弱性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措施等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进行了全面的评述，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科学依据，为各国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国际环境外交谈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最近1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20世纪后50年北半球平均温度是近1300年中最高的。北半球积雪面积明显减小，山地冰川和格陵兰冰盖加速融化。海洋升温引起海水热膨胀，20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约0.17米。

全球变暖的后果之一就是极端气候事件趋多、趋强。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许多地区热浪频繁发生，强降水事件和局部洪涝频率增大，风暴强度加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热带和副热带地区（特别是非洲地区）的干旱更频繁、更持久、更严重，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台风和飓风强度增强，强台风频率增大，由20世纪70年代初不到20%增加到21世纪初的35%以上。

IPCC报告显示，21世纪全球气候仍将持续变化，影响加重。预计到2020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相对于20世纪后20年大约升高0.4℃，到21世纪末可能升高1.1℃ ～6.4℃，其中以陆地和北半球高纬地区增暖最为显著。中高纬地区降水可能增加，多数热带和副热带大陆地区降水量可能减少。高温、热浪和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很可能会持续上升。台风和飓风风速更大、造成的降水更强、破坏更严重，洪水发生频率可能更高；而在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从未发生过的极端事件。

目前，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虽然有正有负，但主要以负面影响为主，体现在冰冻圈、农业、水资源、生态系统、海岸带、人类健康等诸多方面，预计未来影响会更加严重。

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IPCC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的气候变暖很可能（90%以上）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活动主要是指化石燃料燃烧和毁林等土地利用变化，由此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造成温室效应增强，从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由工业革命前1750年的约280ppm上升到2007年的近383ppm（ppm为计量单位，意即百万分之一），大大超过了近65万年以来的自然变化范围（180ppm～330ppm）。其在近十年的增长速率为每年1.9ppm，高于有连续直接观测以来的平均每年1.4ppm。

从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趋势看，《京都议定书》中所包含的六种温室气体以全球增温潜力计，2004年排放总量比1970年增加了70%，比《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的基准年即1990年增加了24%。其中主要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排放量（2004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77%）在1970～2004年增长80%，到1990～2004年增长了28%。IPCC评估报告显示，以当前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相关可持续发展实践，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十年将继续增长。由于到2030年化石能源继续支配世界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基线情景预计2000～2030年由于能源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增长45%～110%。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2/3～3/4将来自发展中国家。

IPCC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公约最终目标，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早日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越早采取有效的减缓措施，经济成本越低，减缓效果越好。情景研究表明，稳定浓度水平越低，要求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越早。当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45ppm～490ppm情景下，对应的温度上升是工业革命时的2.0℃～2.4℃，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在2015年以前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的排放水平要比2000年水平减少50%～85%。2009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已就全球温升幅度不超过2℃达成共识，这意味着全球温室气体浓度需要在2050年控制在450ppm水平以下，同时大幅度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第二节 低碳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由于IPCC作为政府间机构官方色彩的政治属性和基于文献学者主导的学术权威性，其评估报告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结论也就有着政治上和科学上的可接受性。正是由于IPCC评估报告的不断深化和连续出版，从科学上推动了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议程。1990年组建的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经过两年的谈判，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公约》，在1992年的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由于科学认知的局限性，该公约只提出了一些框架性的约定，并没有作出具体减排目标的规定。因而，需要在公约下谈判一个具体的议定书，明确减排目标和分摊各国减排义务。比如，1997年通过的关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的《京都议定书》。然而，一旦涉及减排义务，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拒绝批准国际减排协议。经过长达8年的技术谈判与政治博弈，尽管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还是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根据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明确规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而对发展中国家则是要求低碳发展，不承诺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国家利益至上”的美国，尽管在1997年京都谈判时认同议定书内容，但还是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给出了三条理由：（1）美国完成京都减排目标的经济代价太大，估算占到美国GDP的4%;（2）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没有承诺量化减限排目标，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不公平；（3）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仍有不确定性。

由于《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时限为2012年，2005年这一议定书生效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的谈判立即被提上国际议事日程。2007年在印尼的巴厘岛联合国气候会议上，美国明确拒绝参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目标的谈判。于是就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公约》下的关于2050年长远减排目标和《京都议定书》下2020年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的双轨谈判。美国作为公约缔约方，要求不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一起承诺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垂范，大幅减排。正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分歧，气候变化的谈判在国际政治层面不断升级。每年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谈判多限于司局长参与的技术层面，只是在最后三天各国部长出席，达成一些政治共识。但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这一“惯例”被打破。不仅各国部长全程参与气候变化协议的谈判，而且各国领导人亲临一线谈判。规格之高、斗争之激烈，可谓气候变化谈判历史上之空前。

除联合国平台外，许多重大国际双边及多边平台也将气候变化列为主题。2005年西方八国加五个发展中大国（“8+5”）的峰会在苏格兰召开，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第一次将气候变化列为“8+5”峰会的主题。在这次会议上，出席此次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既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问题。从而揭示了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个发展空间问题。国内学术界有讨论认为，我们要的是发展空间而不是排放空间。那么如何认识排放空间与发展空间的关系？一种理解是，发展空间等同于排放空间，排放空间是一种发展权益。但这种理解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排放只是在一定阶段一定技术水平下发展的一个因子，高的排放并不表明高的发展水平。而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则可以有很高的发展水平，因而另一种理解就是区别排放空间与发展空间，需要保障的是发展空间，可以与排放空间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使用零碳的水电、核能、太阳能、风能可以满足发展需求，则可以不要排放空间。当然，发展空间与排放空间可以有相互转换关系或交易关系，以排放空间换发展，或以资金技术换排放空间，如果这样，发展中国家需要确保的是发展空间，排放空间甚至可以忽略。但是，印度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穆库尔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排放空间。原因在于：一旦把排放空间变为发展空间，将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讨论中，发达国家就会以“发展”的名义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被发达国家认为不是“发展”。

从2005年第一次将气候变化加入首脑层面的政治进程，气候变化问题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八国峰会。2008年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八国峰会明确提出了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长远目标。2009年7月在意大利举行的“8+5”峰会，发达国家进一步提出了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当前减半、发达国家减80%的具体目标。2009年9月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联合国平台第一次举行专题首脑会议，讨论气候变化问题。讨论全球财政金融问题的20国集团，也将气候变化作为核心议题。

那么，气候问题谈判涉及哪些重大议题？2007年巴厘岛气候变化会议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从谈判议题的层面，形象地称，巴厘岛会议全面均衡启动了气候进程的“四个轮子”，即：（1）减缓，即温室气体减排；（2）适应气候变化；（3）资金保障；（4）技术。客观地看，这一总结很形象，概括了气候谈判的四个大的领域，尤其是将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适应、资金和技术议题与减缓并列，对于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十分必要。但是，如果考察这些要素，其中有两点并不完全独立，从属于其他要素。一个是“适应气候变化”，因为适应实际上是发展问题，是资金问题。因为有资金和发展，例如，发达国家的适应问题就不是一个严重的矛盾；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由于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并没有造成大的灾难；但在发展中国家，适应之所以是一个严峻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偏低，适应能力欠缺。因而，适应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比如海地地震，如果海地的建筑大部分是钢筋水泥材质的，可能最后的损失就没有那么严重。再如孟加拉国，每年受到的自然灾害特别严重，如果它有美国一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使有自然灾害，生命财产的损失也不会那么严重。另一个是“技术”，这实际上也是资金的问题。技术可以用钱买、用钱来研发。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是利益的维护。

因此，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抓住关键矛盾之所在。气候变化谈判的四个要素经过分析，剩下两个重要的，即减缓和资金。进一步分析表明，资金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这是因为：第一，发达国家有资金，自己减不了却拿着钱给低排放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试想：美国人均20多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钱有技术却始终减不下来。发展中国家的确需要资金和技术实现低碳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水平低下，人均碳排放只有发达国家的1/5甚至不足1/10。例如，2007年印度人均碳排放为1.3吨，埃塞俄比亚只有0.08吨，中国为4.5吨。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绝对量的减排吗？显然不可能。第二，资金本身不独立，依赖于减排。没有了减排，就没有气候谈判，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资金只是“润滑油”，用以推动谈判和减排进程。

《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是自上而下的减排目标：先有一个总的减排目标，然后分配到相关国家。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的谈判，也希望有这种自上而下的减排目标。根据IPCC的评估，为了实现全球控制温升在2℃左右的水平，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该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上减少25%～40%。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减排40%以上。中国政府坚持自己的立场，提出发达国家到2020年比1990年至少减到40%以上。印度的计算更精确，认为到2020年，发达国家要减到69.1%。同样，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减排要求。明确要求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承诺量化减排目标。由于发达国家拒绝2020年大幅减排，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最终几乎是无果而散。

关于公约下的长期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建议2050年全球减半、发达国家减80%的目标。如果是这样，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严峻的减排压力和低碳挑战，对发展中国家尤甚。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各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如果到2050年发达国家减80%，发展中国家还要减20%，发展中国家从长远看，不仅没有排放空间的增加，而且还要在绝对量上减少排放。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经济体，高碳密集的存量如房屋建筑、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已经饱和，而发展中国家的存量十分有限或不存在。发达国家在2005年人均排放大约15吨二氧化碳，减80%，到2050年为人均3吨。发展中国家2005年人均排放大约2.5吨，减20%，到2050年只有2吨。显然，这里有明显的不公平含义：发展中国家只能永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水平。但从另一方面看，发达国家在绝对量上减排80%，也绝非易事。就中国来说，目前，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中国为了自身发展不仅难以实现绝对量的减排，还需增加排放量。

关于中期减排目标，从巴厘岛谈判到哥本哈根会议，再到2011年的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会议，发展中国家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要比1990年排放水平减少40%。尽管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明确承诺这一减排目标，但毫不例外都在表态，承诺绝对量的减排。比如欧盟，在2001年承诺减20%～30%。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谈判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做出一个决定，表示欧盟要减30%。可是仅仅过了3个月，在1997年八国峰会上却降到了15%，最后在京都谈判时定为8%，一再地打折扣。但是总体上看还是积极的，发达国家都在采取减排行动。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气候与能源安全法案，确立了在2020年相对2005年水平减排17%的目标。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也都作出了绝对量上减排的承诺。从道义上讲，减排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我国国内，温室气体的减排也是势在必行，不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还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

第三节 低碳的经济学动因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突破国际气候博弈中的发展重围，是低碳经济理念产生的首要背景。其经济学动因，则是低碳理念得以在全球，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被接受并付诸实践的根本所在。

（一）保障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是影响全球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国际能源机构指出，当前世界能源体系正面临着向低碳、高效、环保的能源供应体系的转变。目前从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来看，全球能源供应和消费的发展趋势具有很明显的不可持续性。无论我们是否面临气候变暖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能够利用的化石能源终将面临枯竭问题。据统计，世界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基础储量静态可供开采的年限分别为162年、40年以及65年。而且，化石能源使用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峻，因此寻找替代能源已刻不容缓。为防止全球气候产生灾难性的和不可逆转的破坏，最终需要的是对能源的来源进行去碳化，在确保全球能源供应的同时，加速向低碳能源体系过渡，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及通过参与国际协调机制来实现。

（二）避免锁定效应

所谓“锁定效应”，是指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大件耐用消费品等，其使用年限或投资回收期都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其间不能轻易废弃，即技术与投资都会被“锁定”。自工业革命以来，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技术由于路径依赖成为各产业的主导技术，而该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组织形成正反馈，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运行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形成巨大的惯性，因而难以轻易改变，难以停下来。解除“碳锁定”的根本在于开发和大规模使用低碳或零碳技术，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系统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解除碳锁定”的同义语。为了给未来一个气候安全的世界，我们需要避免锁定在高碳密集的投资选择。

（三）提升国际竞争力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伴随激烈的技术竞争，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技术转移谈判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也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相关的技术，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但是，发达国家在支持和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正试图通过新一轮的国际规则，新一代的技术领先，以节能环保产业为载体，确保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尤其是通过主导国际节能环保标准的制定，发达国家能够迫使发展中国家以高昂代价进口其技术装备，限制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输出。因此，技术自主创新已成为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对策，各国均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技术作为技术自主创新体系的重要领域，以超常规措施大规模发展和推广低碳技术。

（四）实现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构成，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愿景也推动了各国走向低碳转型之路。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可持续发展定义是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是今天的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当发展能够保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成为未来趋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正是如何平衡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碳福利”，即确保不同代际人的碳排放权的公平。低碳转型则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然选择。低碳发展要求兼顾发展的代际公平，既要为后代人预留充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又要尽量不损害当代人的合理发展需求。

第四节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意义

尽管国际气候谈判步履维艰，但各国普遍认识到，协调气候变化和发展问题，只能选择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提高能源效率，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和制度政策创新，这与两型社会建设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即便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具有不确定性，但发展低碳经济也是无悔行动。

因此，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将节能减碳发展低碳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内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与此同时，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也已次第展开。对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在对外关系、技术创新和能源安全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关系到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创造和谐发展环境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资源环境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由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任务更加艰巨。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中国的温室气体年度排放在2007年已跃居全球第一，人均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5%，而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一半来自中国。哥本哈根及以后的气候谈判，中国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树大招风”，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行动，那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将缺乏实效；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国对中国承诺减排温室气体的期望不断上升，从而使中国面临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与日俱增。尽管中国自主行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作出非常巨大的贡献，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起了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但国际社会仍然要求中国作出更多贡献。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不仅如此，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强调的那样，“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气候变化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焦点。鉴于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发达国家进一步联手对我国施压，要求我国承诺更多减排行动，向我国转嫁减排责任。同时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对我国减排和出资预期进一步提高，我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考验。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后，一些发达国家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摩擦将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阻碍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家发展进程。如果说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通过低碳经济，中国在减少自身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压力，减少在此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摩擦，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二）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摆脱锁定效应

哥本哈根会议明确了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根据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温升控制在2℃，相应地要求到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并相应要求尽快大幅度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按照这一国际上具有较高共识来确定全球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我国可能需要比目前水平减排50%，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之间的矛盾将十分突出。欧盟等发达国家已明确要求我国于2025年达到排放峰值。尽管实现这一要求十分困难，但国内能源资源约束和国际减排压力显然已不允许按现有模式继续发展下去，全国也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在技术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尽快跨越当前排放快速增长的阶段。

发展低碳经济，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重新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将更加重视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而不再简单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或盲目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转移，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后发优势，甚至实现技术跨越，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好更快地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在于成本优势，大量的低碳技术在中国应用时，成本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后发优势，建立新企业、新设备的成本要比改造更新旧企业、旧设备的竞争力更强一些。

我国当前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控制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和困难。1990～2007年，我国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175%，远高于全球排放总量38%的增幅，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0.5%上升到21%。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决定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在未来全球排放空间受到明显压缩的大背景下，如果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我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

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民经济中高耗能制造业比重上升的阶段性特征一时难以改变，但仍把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重要途径。中国当前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向低碳经济转型。防止新的锁定，必须有选择地、战略性地进行投资。

（三）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中国低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近来欧美等国纷纷将应对气候变化与贸易挂钩，提出对来自减排措施不力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实施所谓“碳关税”。尽管目前各方对碳关税尚存争议，但有些国家仍可能采取单方面行动，因为目前的国际气候协议中还没有明确限制碳关税等单边贸易措施条款，而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也存在“一般例外”条款，反对碳关税的谈判将十分艰巨。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如果欧美按每吨二氧化碳征收50美元碳关税，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业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目前我国出口产品隐含的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量的1/5，如果未来在排放空间受限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出口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将进一步加剧我国排放空间紧张局面，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引发的国家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等方面激烈竞争形势，成为中国推进技术自主创新的巨大驱动力和重要机遇。我国提出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行动，与当前开展的节能降耗、调整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等高度一致，并提供新的推动力。同时，也将带动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新一轮经济技术竞争中争取优势地位，抢占战略制高点。

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低碳产品的新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中国在这一领域正在积极开展行动，在某些产品上获得了较好的市场份额。中国企业已经在多个低碳产品和服务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其中以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最为突出。中国是世界上风力发电装机增长最快的国家，在不到8年时间里突破了1000万千瓦，年增长速度接近翻番；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光伏组件出口国，供应世界40%的光伏产品需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占世界总产量的50%和总安装量的65%，约95%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核心技术为中国公司持有。如果能在国际贸易规则中进一步促进低碳产品的国际流通，培养竞争优势，中国低碳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

第五节 低碳经济转型与城市的责任

总体上，当今世界仍然延续着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的加速必然导致能源消耗迅猛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急剧上升。目前，全球已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而且还在进一步增加，预计2030年将达到60%。城市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巨大的责任，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要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就必须把城市有效整合进来，就必须让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政策以及社会意识等诸方面在城市层次上得到全面有效贯彻。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地域行政单元，对上需要对国家负责，对下需要对企业、市民负责，因此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这样全球性问题，城市责任十分明确。城市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承担起相应责任。城市作为生产力的空间载体，聚集了相应地域范围的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是一定地域内经济聚集实体和纵横交错经济网络的枢纽、经济增长引擎、科技创新中心和各国贸易重镇。然而，不合理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模式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和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这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差异和不同群体的经济能力差异方面。首先，在城市规划方面，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和防灾能力跟不上城市经济发展的步伐；其次，从城市化过程来看，不合理的城市化造成的城市贫富分化降低了脆弱群体的适应能力；最后，城市化和工业化驱动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往往加剧了沿海地区的风险压力。

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政策实验室。即使是在缺乏国家政策和承诺的情况下，世界上很多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正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不仅改变了城市对排放的贡献和可能遭受的气候变化风险，而且也降低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先性的矛盾。比如，环境污染问题会日益影响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如果任凭目前的污染趋势继续下去的话，一些大城市地区面临失去吸引力的风险。如果城市采取无悔的气候政策，那么它们可以带来额外的共生效益，包括公共健康的改善、成本节约和效率增加、能源安全和基础设施改进、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

城市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每个城市都不相同，必须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对策。对气候变化影响没有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随着极端天气事件趋向增多，城市管理者应该立即对这些影响作出计划，而不是留待以后。毫无疑问，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城市将会是那些最无准备的城市。鉴于气候变化中的城市责任已经说明发展低碳城市的必要性。然而发展低碳城市并不只是雄心壮志，需要足够充分的准备和踏踏实实的行动。不少城市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纷纷积极行动起来，实践低碳发展理念。

中国目前正在快速推进城镇化。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1.5%。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75%。但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的，是资源和能源供给不足、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水危机、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加快低碳城市建设，是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是提高城市能源安全保障的迫切要求。我国是一个能源资源相对贫乏、能源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以煤炭为主的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问题越发凸现出来。近年来我国能源需求增量增大，对煤炭依赖性强，“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新增2亿多吨标准煤，这不仅对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对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构成巨大压力。城市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体，加快低碳城市建设，开发低碳或无碳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可以不断提高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

二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大量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远远超出能源资源承载能力和大气本身的自净能力，引发了各种气候灾害和自然灾害。据中国气象局的统计，近2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因各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800多万公顷，造成人员死亡4400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800多亿元，受重大气象灾害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城市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迫切要求发展低碳经济，加快低碳城市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三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以大量消耗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我国将陷入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的困境。发展低碳经济在本质上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建设是一致的。加快低碳城市建设，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建立在能源技术创新基础之上，可以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引发国家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等方面激烈竞争。发达国家在支持和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正试图通过新一轮的国际规则、新一代的领先技术，以节能环保产业为载体，确保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美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推行碳关税的深层目的是寻找下一轮引领世界经济潮流的经济增长点，巩固其在未来以低碳化为核心的绿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振兴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低碳城市建设可以帮助城市在新一轮以低碳能源技术为标志的技术创新和竞争中脱颖而出，夯实低碳城市建设的技术和产业基础，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六节 国外低碳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

要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必须制定全方位的政策，从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改善城市规划等各方面入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方位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需要整合和协调不同政策部门的工作或个中关键，便是当地政府的政治意志。国外一些大城市如伦敦、东京和纽约，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需要的反应以及低碳城市建设方面起到了领跑者的作用。

伦敦市长利文斯顿于2007年2月发表“今天行动，守候将来”计划，把伦敦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定为在2025年降至1990年水平的60%。伦敦市政府相信，转用低碳技术的成本，比处理已排放的二氧化碳所需要的成本低。伦敦市政府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包括节能及提高能源效率等措施，不会令原有的生活品质下降。反之，加强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有助于伦敦发展为环保技术的研发中心。

纽约市长彭博在2006年底宣布开展一项名为“策划纽约”的行动，长远规划未来30年的发展。2007年公布的计划详情，确定全球气候变化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挑战，目标是到2030年在2005年水平上减少30%的温室气体。《策划纽约》行动强调，纽约要扮演先锋，为现代社会的严峻问题提供答案。

东京都政府于2007年6月发表一份名为“东京气候变化战略——低碳东京十年计划的基本政策”，详细介绍了东京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开发和政策，并强调要以身作则制定全方位减排政策。东京都政府的目标是以2000年为基准，在2020年时减少25%的温室气体排放。

英国是低碳经济的先行者。除了前述的伦敦之外，碳基金公司（Carbon Trust）正在与曼彻斯特、利兹、布里斯托三个城市合作进行低碳城市试点，主要工作包括减少城市能源消费和加强城市能源管理。其在布里斯托的合作项目是市域信息交流，在利兹的合作项目是热电联产，而在曼彻斯特的合作项目主要是强化城市意识、发展城市品牌。

日本的“低碳城市”是指为实现低碳社会而进行的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活动中的示范城市。2008年7月22日，日本政府从提交申请的82个城市中选出了6个城市，同时又追加选出了7个候补城市。2009年1月22日，这13个城市全部被批准为“环境模范城市”。这些城市分别是北九州市、京都市、堺市、横滨市、坂田市、带广市、富山市、丰田市、下川町、水俣市、宫古岛市、梼原町、千代田区。

如果说现在的北欧是一个低碳实验场，可能并不夸张。作为世界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均衡、国民平均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较高的地区，北欧各国在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一直处于世界的前沿。北欧各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森林和风能资源，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生物质能源和风能技术最成熟和经验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中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等已成为世界上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领先者。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丹麦的松德堡、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马尔默市有很多实践经验。

松德堡位于丹麦南部，周边环海，并与德国边境接壤，面积为500平方公里，人口数为77000人。松德堡市的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将该市改造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零碳城市或地区，同时创造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清洁技术行业集群以及更多的绿色就业机会。松德堡市的低碳城市建设依托零碳项目进行，其低碳愿景明确以零碳为目标，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放在核心地位，注重政府、公民和企业的共同参与、零碳理念的培养和教育以及公私合作，以新清洁技术产业集群为主导积极研发新能源技术的使用，改善建筑和交通体系，创造大量绿色就业机会，推动松德堡地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马尔默人口约280万，是瑞典第三大城市，位于斯科讷省的最南部。该市拥有运河、海滩、公园、港口以及仍然保留着中世纪外观和风格的社区建筑。马尔默因为其渴望成为领先的生态城市的目标而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被专家列入模范名单。马尔默是瑞典“明日之城”住宅示范区，被认为绿色城市的最佳典范。2001年，通过“明日之城”改造计划，马尔默已变成可持续和高度生态环保的住宅示范区，低碳的理念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该市住宅区采暖全部利用海水和地下水能量，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多条公交线路将市中心和城市边缘地带连接在一起，非常方便出行。如今，马尔默1000户居民的能源供应100%依靠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上不多的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市镇。

作为200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主办城市，哥本哈根以采用新能源技术、拥有低能耗的交通系统等著称。哥本哈根计划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碳中性城市，使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低到零。哥本哈根为低碳目标采取的措施累计有50项。丹麦大力推行的是风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这使得哥本哈根的电力供应大部分依靠零碳模式，在电力基础上实行热电联产，进行区域性供热。另外该市还有严格的建筑标准，推广节能建筑。丹麦也推行高税能源的使用政策，当前每度电支付电费所包含的税额高达57%，如果不采取节能方式，用户则会付出高额的代价。此外，哥本哈根注重发展城市绿色交通，对各种交通工具的重视程度以自行车居首、公共交通其次、私人轿车最末，被国际自行车联盟（International Cycling Union）命名为2008～2011年的世界首个“自行车之城”。哥本哈根还鼓励市民垃圾回收利用，同时依靠科技开发新能源新技术。

第七节 我国低碳城市建设业已起步

当前我国低碳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各地热情高，形成良好的积极社会氛围，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国正在谋求低碳转型，开发低碳技术，需要一个积极奋发的氛围。开展低碳城市建设，可以使城市的管理者、企业、居民等各层面都了解低碳的概念，了解要采取低碳的行动，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当前我国低碳城市的建设总体参差不齐，对低碳城市的理解存在偏差甚至可以说是张冠李戴。有些城市确实是在做低碳的努力，有些城市则停留在浅层次的规划甚至口号层面，还有些城市把与低碳不相关的内容当做低碳城市规划，如简单地把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同于低碳经济，忽略了其中最关键的碳排放的刚性指标。

要建设低碳城市，首先要对低碳本身有准确的理解。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新的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和完善，必然有碳排放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应该是具有碳竞争力、碳生产力的。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需要避免一些口号式的理解。例如有些城市提出要建设“零碳城市”。在当前技术经济和资源条件下，零碳根本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当今国际上最可能实现的激进目标也只有马尔代夫提出到2020年建成“碳中性国家”，这也需要从别国购买碳排放配额，并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碳汇，来抵消国内的碳排放量。因此，不能只是因为“零碳”听起来比低碳更响亮，就把这顶华丽的帽子扣在头上。

事实上，低碳城市的发展可以有多种形式。有些城市是做低碳产品生产的，比如河北省保定市的太阳能光伏用单晶硅、多晶硅设备，其生产实际是高耗能、高排放的，但产品的使用却是零碳的。它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把污染、排放留给自己，把光鲜的低碳产品卖给别人使用。有些城市在开展低碳行动，比如杭州市开展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再比如一些城市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这些都是比较有效、也容易提倡的低碳行动。还有一些城市在作综合性的低碳城市建设规划，在政策和规划方面做工作，比如吉林省吉林市、四川省广元市、湖北省黄石市，都在城市总体层面作低碳发展规划，制定相应低碳目标，选择相应低碳路径，切实保障低碳城市建设。

随着低碳时代的到来，在“十二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的发展时间内，中国城市建设低碳城市，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产业转型、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举措。低碳城市建设将催生新的能源革命、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革命。加快低碳城市建设，不仅是顺应当今世界低碳经济发展潮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正确战略选择，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意义重大，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