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延安整风谱新篇

正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给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早在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其中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建设，而思想建设取决于全党的理论水平。联系到抗战初期一些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之所以受王明教条式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经验的右倾教条主义的迷惑，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全党还普遍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修养。这与党正在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任务和即将开始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很不相称。

为此，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的重要性，郑重地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加强学习的任务，要求大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

为了使学习能够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批评那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它既是对过去历史的经验总结，又是对当前和今后斗争实践的科学指导。此后，在全党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开展了学习运动。许多领导干部在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不仅形成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而且形成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

借此机会，王明也将他在1931年发表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再版，并在再版序言中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显然，他是在为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做辩护。这一事件说明，要在全党范围内真正实现思想路线的转变，光靠加强学习还不够，还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关键在于改变我们的思想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在报告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来比喻缺乏调查研究的坏作风；用“是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来形容教条主义者，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痛恨主观主义，是因为它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他认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因此，他极力倡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要求广大领导干部不但要懂得希腊、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懂得中国革命史；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它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不能只凭死的书本，而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才是科学的结论。

毛泽东的演讲虽然在广大干部中间引起了不小的思想震动，但当时负责理论宣传教育的领导同志并没有理解其深刻意义，因此既没有批准发表，也没有宣传报道。直到次年2月毛泽东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后，才于3月底首次在《解放》周刊一起公开发表。这三篇文章，尖锐批评了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倾向，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文献。

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是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当时他因为长期在阴冷的窑洞里伏案写作，得了肩周炎，疼痛难忍，便请延安中央医院的金茂岳医生来诊治。

据金茂岳之子金德崇回忆：1942年初的一天，我父亲去杨家岭窑洞为毛主席诊病。他仔细查看了一下窑洞的布局后说：“主席您看，您这张办公桌正对着防空洞口，从洞里吹出来的冷风，正吹着您的肩膀，您应该把这桌子挪一挪，避开那个洞口，或者在洞口挂个布帘儿，挡挡风。”主席听了，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看起来，防病治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

这次诊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作《整顿党的作风》演讲时，专门引用了这件事。他说：“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不过它们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

怎样做好“塞洞”的工作？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清理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他强调：“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

许多人都知道，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谈用民主的方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故事。但人们也许不知道，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向黄炎培介绍了中共各方面政策，并特别谈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意义。他说：“中共作风，到民国31年那年才转变。那是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有些人虽然“当了中共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党的思想路线的转变，是通过磨砺党员思想作风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来实现的。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关键在于加强党性修养，这是中国共产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一个独特的、开创性的内容。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率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成为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而工作的“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同年9月，他又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只有关心党、关心群众、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又大力倡导“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共产主义精神，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成为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理论开端，而其集大成者，当属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它从党的思想建设的角度与高度，对如何加强修养的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标志着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创立。

1938年冬，刚刚参加完六届六中全会的新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赶赴中原，当到达河南省渑池县时，因武汉失守，被迫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利用这个空隙，刘少奇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上，专门做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这次报告的提纲，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分两次作关于共产党员加强自我修养的著名讲演。第一次主要讲的是“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第二次主要讲的是“党员在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许多学员听得如痴如醉。

讲演结束后，刘少奇根据张闻天的意见，把讲稿修改成文，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完后写了一封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该尽快发表。于是，《解放》周刊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首次公开发表，延安整风运动把它列为干部必读的22个文件之一。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阐明了加强共产党员修养与积极投身群众革命实践相统一，加强理论学习与提高思想意识相统一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自觉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意识、正确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基本要求。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联系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了系统的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丰富和深化了毛泽东建党学说，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后，许多中央领导人纷纷发表关于加强党员修养的文章。其中著名的如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刘少奇的《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党》，任弼时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等。这些文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加强党的修养、整顿党的作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