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苏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及农民自身条件分析

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分析江苏省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及农民自身条件有助于全面把握当前的宏观形势和客观现实，更好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工程。总体上，江苏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及农民自身条件差异较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地理区位不同

区位（location），一方面指该事物的位置，另一方面指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空间的联系，包括位置关系、地域分工关系、地缘经济关系以及交通、信息关系等。从地理特征上看，江苏省的地形是由北向南狭长条形的，淮河与长江正好贯穿东西，将全省划为三大部分，即“苏北”“苏中”“苏南”（图3-1）。三大地区由于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同，其区位特征也不同。

苏南地区（通常是指苏州、无锡、常州，行政区划上还包括南京和镇江）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北濒长江，沪宁铁路和高速公路横贯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交通便捷，位置优越，受上海、南京的辐射和推动，人流大，物流和信息流畅通，所辖的5个城市对腹地也有较强的辐射能力，能够促进腹地经济快速发展。

苏北地区（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主要位于淮河以北，远离上海和南京，受到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的辐射较弱，周边地区均为安徽、山东与河南等省的经济落后地区，缺乏增长极的带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苏中地区（南通、扬州、泰州）地处苏南与苏北之间，介于长江和淮河之间，属于由苏南向苏北的过渡地带，上海与苏南对其带动作用明显，地理区位条件不如苏南但好于苏北。

三大区域在地域面积和人口规模方面也差异较大。苏南地区面积不到全省的1/3，却容纳了全省41.7%的人口，人口密度达到1183人/每平方千米，分别是苏中和苏北地区人口密度的1.47倍、2.16倍；苏北地区面积超过全省的一半，却只容纳了37.6%的人口，人口密度只有547人/每平方千米；介于两者之间的苏中地区，在占全省大约1/5面积土地上容纳了20.7%的人口，人口密度为804人/每平方千米，低于苏南高于苏北地区（图3-2）。显然，苏北地广人稀，而苏南人口稠密，这种人口的不均衡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位的差异。

2．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离不开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经济总量（GDP）、人均GDP、GDP构成等。

从经济总量来看，统计资料（表3-2）显示，2012年，苏南5市共实现GDP 33381.66亿元，苏中3市共实现GDP 10193.54亿元，苏北5市共实现GDP 12182.94亿元，分别占江苏GDP总额的59.9%、18.3%、21.8%。

从人均GDP来看，2012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人均GDP分别为101370元、62208元、40914元，三大区域差异较大，其中苏南地区人均GDP分别是苏中和苏北地区的1.63倍和2.48倍，而苏中地区又是苏北地区的1.52倍（表3-2），可见苏南地区显示出了绝对的优势。

从GDP的产业构成来看，2012年苏南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至2.3%，比重微乎其微，而苏中和苏北地区则分别为7.0%和12.7%；反过来，三大区域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分别达到97.7%、92.9%和87.1%（表3-2、图3-2），呈现出一定的梯度差异。从中不难看出，苏南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而苏中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不及苏南但高于苏北，苏北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仍然偏高。按照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重心先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又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伴随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也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后，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苏南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苏中地区已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较苏中、苏北地区有所上升，表明苏南地区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这对推进农民集中居住非常有利。

需要注意的是，三大地区的GDP产业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协调。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第一产业的人口就业结构比例分别高出产业结构5.1%、16.4%、21.8%（图3-3）。也就是就，第一产业的生产率较低，产业内部存在较大的冗员现象，尤其是苏北地区更为严重，这就对加快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提出了要求，而这正契合了农民集中居住对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要求。

此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的工业企业的贡献，尤其是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2012年，苏南地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24600家，分别是苏中和苏北地区的2.45倍和2.19倍（表3-2），苏南地区显示出较强的比较优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毫无疑问，一个地区拥有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越多，经济实力就越强。

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水平对农民集中居住的作用在于，工业化能够为农民集中居住提供根本的动力。这是因为，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促使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内在地要求从事各类生产与经营活动的劳动者进行适度集中。与此同时，工业化的发展能够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提供财力保障和就业保障。以江阴新桥镇为例，该镇目前已建成的新桥花园、蕾下花园两个农民集中居住区，就是依托了企业集团的产业支撑。新桥镇拥有国内著名的服装、毛纺产业，是国内最大的职业服装基地。阳光集团、海澜之家等4家A级上市企业直接给农民公寓房建设提供了经济支持，同时这4家公司解决了不少当地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实地采访中，一位社区干部这样说道：“在我们新桥，就业的话，其实只要你年龄不是太大，有工作意愿，肯干肯吃苦，一般来说都能找到工作。因为我们新桥有‘阳光’, ‘三毛（海澜）'，都是些大企业。”再以张家港的永联村为例，永联村“钢村嘉园”集中居住区的兴建完全是以该村雄厚的钢铁工业作为经济支撑的。永联是钢铁大村，村办企业永钢集团总资产300亿元，拥有500万吨钢和500万吨材的年产能力，2010年村工业销售收入达285亿元，利税16亿元，从而为推进永联村农民集中居住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和动力支持。不仅如此，永钢集团还发挥产业优势解决了村民集中居住后的就业问题，目前永联村的大多数村民都进入永钢集团就业。缺乏进企条件的村民，也被安排从事餐饮、娱乐、保洁、保安等服务业，以确保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据报道，目前永联村96%的村民实现了城镇化的集中居住，同时96%的劳动力实现了就地就业。类似的例子还有常熟市古里镇的“康博园”农民集中居住区。当初，康博园就是靠康博村波司登羽绒服企业7000多万元的投入而建立起来的。

3．农民非农化程度不同

农民非农化程度是指农村劳动力在没有改变户籍的情况下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数量，这可以从他们实际从事的职业中反映出来。

统计显示，2012年江苏省农村劳动力总量为2620.9万人，比上年减少31.8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为796.0万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为1824.9万人，分别占农村实有劳动力总数的30.4% 和69.6%。这表明江苏省近七成的劳动力实现了非农化，他们成为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军。

分地区来看，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农村人口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分别为121.7万人、153.2万人、521.1万人，占劳动力总体的比重分别为18.8%、21.8%和40.0%；而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81.2%、78.2%和59.0%，呈现为由苏南向苏中、苏北递减的趋势，其中苏南、苏中地区农民非农化水平分别高出苏北地区19.2个百分点和22.2个百分点，显示出较大的差距，而苏南和苏中的差距不大（表3-4、表3-5）。

从就业结构不难看出，苏南和苏中地区农村劳动力在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已呈现为“二、三、一”的格局，即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比重又高于第一产业。而苏北地区仍然是“一、二、三”的格局，即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次之，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最小。这说明，苏南和苏中地区乡村工业化、市场化程度很高，农民非农化程度已达到很高水平，而苏北地区则相对落后，四成多的农村劳动力仍滞留在农业领域，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偏大。

4．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不同

从农民收入来看，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160元、12877元、10502元，苏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苏中和苏北地区的1.33倍和1.63倍，显示出了收入的地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可以通过农民集中居住后的就业情况得到说明。问卷显示（表3-6），苏南地区被调查者中，具有稳定工作的占72.1%，没有工作的只占12.1%；而苏北地区的被调查者中，具有稳定工作的只占28.4%，没有工作的达39.7%。这表明，在征地之前苏南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已不再以农业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而是成功地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就地或外出务工经商。对他们来说，农业变成了副业，种地仅仅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口粮需要。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在征地拆迁和集中居住后保持较高的就业率。

在收入来源上，问卷显示，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被调查者呈现出较大差异。苏南地区的被调查者主要来自稳定性工资收入、房租收入和土地补偿金。其中，被调查者在“稳定性工资收入”上分别高出苏中和苏北地区29.2%和38.4%，房租收入分别高出苏中和苏北地区30.6%和36.8%；相反，苏北地区主要来源于不稳定的临时收入，其次为稳定性工资收入。其中，不稳定的临时收入分别高出苏南和苏中地区34.0%和9.8%（表3-7）。这表明，集中居住后农民在收入来源上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苏南地区由于经济较为发达，第二、三产业吸纳能力较强，农民失地后就业机会较多，从而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工资性收入。2012年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达到11321元、7504元和5219元，分别占人均纯收入的66.0%、58.3%、49.7%。

同时，由于苏南地区农民征地后获得的安置房普遍比较宽裕，多余的住房被用来出租给外来农民工居住，以获得房租收入。正如苏州某安置小区社区负责人所言，“这里动迁过来的住户百分之八九十都有出租，一般五口之家都拿三套房子，四口以下人家拿两套，可以住一套出租一套。”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小区，居民为增加收入甚至把底楼的车库也改造成供出租的房间。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正巧碰到一位预约看房的打工妹，于是跟随她一起到房东处看房。供出租的房间是位于底楼北面的一间车库，面积大约6平方米，里面摆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安装了一个简易抽水马桶，朝北有一个狭窄的小窗户，房东开价300元/月，结果交易没有成功。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房间面积过小、设施过于简陋，二是房间朝向和采光不好，终日不见阳光，尤其是在冬季。当然如果房东在租金上再优惠点，房间还是可以租出去的。因为在苏州租房是外来打工者的一种刚性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来苏州务工经商，租房成为他们的一种必需消费，尤其是租住在租金相对低廉的城郊结合部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这就催生了一个很大的租房市场。

在苏州的一些农民集中居住区出口处的张贴栏上，贴满了各种出租房屋的小广告（图3-4），表明集中居住小区租房市场供需两旺，房租收入成为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相反，苏北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能够吸引来的外来工相对较少，在这方面无法与苏南地区相比。综合起来看，江苏不同区域的农民在集中居住后在就业和收入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

5．农村城市化水平和农民市民化水平不同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发生的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一方面是指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和乡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农民改变其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也称为农民市民化，可见城市化内在地包含了农民市民化的含义。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30% ~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初期阶段，城市化速度慢，经历时间长，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较低，相应的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中期阶段，又称加速阶段，在此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使工业化规模扩大，城市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数量增多、规模增大，与此相适应，区域的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后期阶段，城市化速度开始放慢，原因是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被城市吸收，城市的发展主要靠其自身的增长。区域中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区域的发展表现出很强的城市特征。

具体来看，统计显示，2012年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72.7%、58.5%和54.1%，其中苏南地区比苏中、苏北地区分别高出14.2个百分点和18.6个百分点，苏中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要高于苏北地区4.4个百分点，反映出江苏全省城市化率由南向北梯度递减的趋势和规律。同时不难看出，苏北和苏中地区已进入城市化的中期阶段，需要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而苏南地区已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达到了全省的最高水平，其城乡一体化进程也处于全省领先地位。

从农民市民化水平来看（为简化分析，本研究采用主观认同法，即自己是否认可市民身份的方式来测量），问卷显示（表3-8），苏南地区的被调查者中认同市民身份的占76.0%，分别高出苏中和苏北地区15.3%和22.0%；相反，苏北地区的被调查者中认同农民身份的占29.0%，分别高出苏中和苏南地区7.4%和23.4%，反映出农民市民化的地区差异性。显然，苏南地区的农民市民化水平最高，这与该地区较高的农民非农化程度是相契合的。一般而言，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时间越长，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愿望就越强烈，就越有可能对市民和城市生活产生认同。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统筹城乡发展、达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归宿。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和内在要求，农民市民化水平直接关系到他们在被征地和集中居住后是否认可自己的市民身份以及认可的程度。由于城市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通常情况下，农民市民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是相一致的，即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会自觉地认可自己的市民身份。但是，如果多数人都不认可或接受集中居住后的新市民身份，那么只能表明城市化的推进违背农民的意愿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步伐显得过快和过急。

6．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观念意识不同

人口受教育程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它标志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普及和发展程度。一般来说，受教育状况越好的地区，其人口素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也越高。问卷显示（表3-9），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的被调查者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87年、8.59年、8.00年，平均受教育水平为8.47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南地区被调查者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达到22.3%，比苏中和苏北地区分别高出4.8%和11.9%（表3-10），反映出受教育程度的地区差异性。

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也反映在集中居住后新移民如何提高生产技能上。苏南地区农民集中居住后能够积极采取行动，通过“读书看报自学”（36.4%）、“参加技能培训”（28.3%）等途径来积累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就业能力，实现向非农产业的快速转移。而苏北农民集中居住后不少人只是“失业在家”（38.2%）（表3-11），消极等待外部援助，而不是主动走出去寻求就业机会。

文化素质水平的影响表明，具有不同文化素质和观念意识的人应对社会变迁的能力也是不同的。显然，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更能够在思想和心理上接受并在行动上积极应对由征地拆迁和集中居住所导致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上的新变化。

7．征地和集中居住对农民生活的影响不同

从征地拆迁和集中居住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来看，问卷显示（表3-12），苏南地区被调查者认为征地和集中居住对其生活“影响很大”的占6.7%，认为“有影响”的占22.0%，合计为28.7%；认为“没有影响”的占63.1%，认为“一点不影响”的占8.2%，合计为71.3%。这表明，超过七成的苏南地区被调查者都认为生活没有受到影响。而苏中地区被调查者认为“有影响”（“影响很大”与“有影响”合计，下同）和“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与“一点不影响”合计，下同）的各占57.2%和42.8%；苏北地区被调查者认为“有影响”和“没有影响”的各占60.3%和39.6%。由此可见，征地和集中居住对苏南地区的农民来说影响不太大，而对苏北和苏中地区农民的生活构成了较大影响。

这是因为，对苏南农民来说，由于该地区乡村工业较为发达，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就地开办企业，或进城务工经商，非农化就业较为普遍，他们已经不再依靠种地维持生活，因而总体上看，征地和集中居住对其生活影响不大。正如一位老伯所言，“我的子女在搬迁前都自己找到了工作，在阳光集团。他们是不种地的，搬迁对他们基本没有影响。”另一位被访者也说：“拆迁不影响的，之前我就有工作了，拆迁之后还是做原来的工作（经商）。”因此可以说，总体上苏南地区多数农民还是愿意征地拆迁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征地拆迁，苏南地区的不少农民迟早也要主动放弃土地，到城镇居住和发展。他们期待着自己的土地能够被纳入规模经营并获得土地入股后的收益，而征地拆迁和集中居住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而对于苏中和苏北地区农民来说，尤其是在苏北，由于乡村工业相对不发达，非农产业吸纳农业人口有限，大多数农民以种地为生，收入结构相对单一，因而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高，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主要来源，因而总体上看，征地和集中居住对其生活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