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是从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继农业和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大分工之后，又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三次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生产领域、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在前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整个文明期都处在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的支配之下。随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各民族的封闭状态由于相互交往日益频繁而被打破，海上贸易、陆上贸易发展起来。

1．文明时代是从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

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是从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生活必需。到了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恩格斯写道：“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经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畜群具有相当规模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存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进一步又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于是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而自己因此就成为一个居民的最有用的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5—166页]

2．氏族社会是被分工和贸易炸毁的

恩格斯认为，随着贸易的扩大，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城市对立于乡村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构；这种机关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于是，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恩格斯写道：“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只要从一开始就恰巧不是旧的部落显贵，便把部落显贵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民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158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对着没有它的参与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在一起，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公民中间居住着，直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共同事务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勉强能够安排。除了氏族团体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还千方百计在破坏它。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城市的对立于乡村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构；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构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同时，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外氏族公社的居民，他们在国内已经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像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被逐渐接纳到血缘亲属的血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种封闭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抗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7—169页]

3．文明社会的分工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恩格斯认为，在文明时代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这是由于分工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整个文明期都处在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的支配之下。恩格斯写道：“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插进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作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160自己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认识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4—176页]

4．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一个民族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取决于一个民族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页]

5．各民族的封闭状态由于相互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民族的封闭状态由于相互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8—89页]

6．对外贸易的扩大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大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写道：“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264页]

7．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

马克思认为，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因此，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写道：“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162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46页]

8．殖民制度大大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殖民地为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的财富流入宗主国而转化为资本，荷兰的商业繁荣。因此，殖民制度大大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马克思写道：“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累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8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