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贡献[7]
金民卿
金民卿，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主持工作），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元勋，在发展主体的培育、本质内涵的分析、根本原则的揭示、科学方法的制定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和开拓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成功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伟大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伟大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关键词】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独创性贡献 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中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存在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性存在，是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运动过程的统一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过程的实践和理论结果。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展史，就是要分析其本质展开的思想逻辑进程，其中思想主体的形成、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重大理论成果的创造等问题自然成为分析的重点。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大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元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本文拟立足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对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重大历史贡献及其经验启示作一些初步分析。
一 培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层次思想主体
思想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前提，离开了思想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发生，更谈不上其思想发展和实践展开问题。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体，主要包括组织主体、领袖主体、理论家主体和群众主体四个层次，这四类主体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种集体性的、组织性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首先就要讨论组织主体或政党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具有特殊的理论和政治素质，处于特殊的领导地位，能够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集中体现、代表和展示理论家、人民群众的创新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入研究中国具体实际，力求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重要的理论观点，为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教育群众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主体。群众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源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只有被群众所理解、掌握和实践，才能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同时在群众的实践中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为此必须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毛泽东在这四类主体的培育和形成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鉴于以往人们在讨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贡献时较少论述这个方面的贡献，我们在这里加以突出地强调并展开论述。
首先，参与创建并长期领导中国共产党，锻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毛泽东的建党意识是比较早的。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就开始自觉地领导新民学会向着马克思主义化的政治团体发展。1920年2月初，他在给陶斯咏的信中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发展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形成“联军”共同作战[8]。同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提出，要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政党组织，即“主义的结合”。[9]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陈独秀和李大钊酝酿建党并约请他在湖南开展工作时，他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到建党活动中，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建党之时，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思想：在组织上，注重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纯洁的政治组织，强调必须要寻觅“真同志”；在思想上，强调思想的统一性，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吾党的哲学根据”，并表示在主义问题上决不让步，“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0]。建党之后，他又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举办了自修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党员，早期党的优秀干部很大一部分都出自湖南。建党初期，他曾经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遵义会议之后，以他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他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领导全党掀起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政治上、理论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主体基础。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我们应该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
其次，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培养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建党之后的长时间内，因为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没有形成真正成熟的领袖，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方面，出现了严重曲折。正是在这种曲折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在他的领导和培养下，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完全成熟，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在领袖群体形成的过程中全面展开。毛泽东作为这个领袖群体的核心，成功地担当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者、奠基人的历史责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元勋，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杰出代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都曾经经历过曲折，甚至犯过一些明显错误，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他们不仅彻底改正了自己的失误，并在实践和理论创新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与毛泽东的帮助与培养是分不开的。正是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确立了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观点和政策主张，有很多都是对毛泽东当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1]。
再次，指导和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培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主体。毛泽东在培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家群体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和杰出贡献。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用高度重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根本标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12]他提出了理论家队伍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要培养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高党的战斗力量。1938年他就结合当时党的的实际状况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3]他凝聚团结了一大批理论家，并指导和带领他们不断成熟。建党初期，他就邀请李达到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同他一起进行理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致信李达，对他高度赞扬和鼓励。在延安时期，他指导艾思奇、张如心、胡绳、胡乔木、邓拓、邓力群、陈伯达等人，深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中，他带领胡绳、邓力群、胡乔木等人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仅留下了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而且对于这些理论家也是一次极好的教育培养。
最后，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主体。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明化的形式、大众化的风格，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转化为群众的集体意识，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民众群体意识的转化。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际，他就突出地强调必须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观念。延安整风时期，他反复强调要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把对工农兵群众的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普及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反复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4]。掌握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广大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实践创新，这些成功做法被党的领导集体或理论家集中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人民群众从而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展主体。
二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中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创新主体、结合过程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自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运动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揭示，就是要从构成要素及其矛盾关系上，提出并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和科学概念。内涵分析是建构理论框架的基础，其核心内容就是阐明理论研究的问题域。只有弄清楚了一个问题的内涵，才能进一步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系统性阐述和理论建构。只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才能更全面系统地提出它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这个方面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揭示了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它的基本要素，论述了它的基本内容，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框架。
首先，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大革命时期，他就基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对中国革命对象、任务等作出独立思考。“八七会议”上，他创造性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对中国土地问题提出自己的方案。秋收起义受挫后，他从实际出发，转兵井冈山，创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观点。长征结束后，他深刻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入批判教条主义的、抽象空洞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终于在1938年作出完整论述。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完整论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5]后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这段话稍微作了修改，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6]，但是基本内容没有改变。之后，他对这个论断作了进一步丰富完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当然，毛泽东提出这个科学论断，也是充分吸收党的领导集体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论述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个科学论断提出前后，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人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进行过论述，理论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论断。
其次，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在开辟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内在的理论张力、实践依据及现实条件等方面，深刻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现实上的可能性以及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过程及条件，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中国化、中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产生等重大理论问题，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当代性、一般性与具体性等内在张力，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实践及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目的和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达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7]。再者，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掌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再次，科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素，二者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有机结合。科学界定二者的内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关键。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要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本的指导思想、立场观点方法和理想信念，而不是个别的论断、词句，更不是教条。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8]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并不是凝固不变的，根据实践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观点会突出地展现在前沿，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要素的中国实际，是由中国历史、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外部环境、时代特征等构成的总体性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具体实践，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
最后，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集中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中国实际实现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实际走向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展开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六个方面：一是世界性理论同民族性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即必须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0]。二是经典性理论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时代化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理论同当代科学理论、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使之能够展示出其当代性价值，对当代实践和理论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解释，同时推动自身发展。三是普遍性真理同具体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化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21]。四是严密性理论同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大众化过程，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以通俗、简明化的形式，传播到大众头脑当中，转化为群众的集体意识，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五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即深入总结实践经验，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发展趋势，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实现理论突破和创新。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2]做实事求是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主观主义的、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新的思想观点、概念论断、理论体系、对策思路。六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需要创造条件让世界了解自己，并以和平友善的态度去影响世界，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主动宣传自己的核心政治理念，扩大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影响，为世界人民提供思想智慧和政策参考。这六个方面分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侧面的具体内容，又内在一体、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内涵。
三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并在学习、运用的基础上，推动实践和理论创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那么，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做到这个结合就成为关键。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没有坚持科学的方法，曾经遭遇过多重磨难。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制定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论，从而为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进程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首先，明确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振聋发聩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3]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对这个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展开，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南，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应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必须把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和内容，使之获得民族的形式，成为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生动的而不是空洞的、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作了反复论证和强调。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高度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把是否能够和善于“结合”看作中国共产党成熟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郑重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结合新的实践发展，继续强调这一根本原则。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什么时候贯彻了这个根本原则，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能够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个原则，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遇到曲折。
其次，反复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自主的而不是强制的、创新的而不是教条的。正是在毛泽东的反复强调之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共识和根本原则，被长期坚持下来并不断丰富和深化。在揭示这个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反复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使这个原则的内涵更加丰富和生动。一方面，这个结合是独立自主的而不是被动强制的。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才能获得。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坚决反对照搬照抄俄国革命模式。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他强调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身上，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另一方面，这个结合是创新发展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从发展逻辑上讲，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学习吸收、融合再生、突破创新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内涵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4]。这就是说，结合的本质是创新，是再创造，而不是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老祖宗。
最后，创造性地制定了一整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哲学著作，以及大量的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制定了一整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方法。一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这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层面的方法论，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统一为本质特征。实事求是，就是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客观实际中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作出合乎实际的、符合规律的、指导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这里所说的“实事”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现象，而是包含着事物的内在本质、发展规律的客观实际；这里的“求是”也不是自发性地、经验主义地去理解事实，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深入现象背后去探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25]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经验主义。二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深刻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理论，明确提出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科学论述了矛盾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一般、共性，中国的具体实践是个别、个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矛盾运动。他把矛盾分析的方法具体化通俗化为“个别—一般—个别”的方法论公式，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个别的实践活动，从中概括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一般理论，再把一般理论和方针政策用以指导具体实践，并通过实践进一步纠正、补充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加丰富完善，实践更加合理有效。三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充分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而了解实际情况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调查报告，创作了《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论著，提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科学方法。他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26]，明确提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27]。他还创造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深化到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当中，明确提出必须深入实践对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从中得出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再应用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并发展理论。四是群众路线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将群众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加以检验其正确性，最后形成更正确、更丰富的真理性认识。这不仅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根本工作方法，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只有真正走群众路线，才能把群众实践中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思想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提升，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观点、新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他以探索精神和思想智慧，成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伟大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最重大的理论贡献。
从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毛泽东就致力于探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道路。经过比较选择，他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一样，坚定地选择了走俄国的路。但是，在中国怎么样走俄国的路，是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地走俄国的路，还是创造性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俄国的路，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经验上缺乏积累，中国共产党完全照搬俄国革命模式，走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结果使中国革命遭遇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开始探索新路。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是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国历史上武装斗争经验、中国革命实践特点的道路。一方面，坚持以夺取政权为革命的直接目标，坚持以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根本途径，坚持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作为根本领导力量，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力量，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主要矛盾和实际状况，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革命对象，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在农村与城市关系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变，先从城市中心转向农村中心，再从农村中心转向城市中心，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成功地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成的一系列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七大根据当时情况，从九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毛泽东思想具有许多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28]。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包含着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它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29]
五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条从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史上的重大创新。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建立并不断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探索奠定了制度基础。与此同时，他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国防外交、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基础。
在领导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创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保证；明确提出我国尚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制订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强国发展目标，为新时期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订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源头和思想启示；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科学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依据和方法论基础；系统阐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的方针，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形成社会主义良好政治局面，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方面作出重要探索，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方向；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创新认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方面作出重要探索，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理论先导；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方面作出重要理论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制度，文化繁荣发展的双百方针，判断政治言论大是大非的六条标准，形成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源头，制订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科学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明确提出防止党变质变色的任务，形成了执政党建设方面的重要理论，为新时期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处理国际、党际关系以及和平外交的方针政策，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关系方面理论渊源。
概括地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领导创建并不断发展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探索成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制度前提，创造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理论准备，积累了宝贵经验。不论从历史实践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立者、实践先行者、理论探索者。当然，毛泽东的探索中也出现了重大曲折和失误。他曾经说过，“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30]。这些成功做法和失误教训，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经验。
六 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辉煌的实践和历史成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毫不动摇地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任何教条主义的做法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造成严重的后果。建党初期，党之所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偏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没有全面介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不完善阶段。土地革命时期，党之所以多次陷入错误路线的旋涡当中，与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分不开。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大成就，就在于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真正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科学把握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于中国具体实践，反对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当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党和国家发展的理论基础，任何企图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同时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着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第二，始终不渝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和模式的做法都不可能真正形成实践和理论的成果。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道路、土地问题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重大失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还没有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对俄国革命模式的照搬照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党和人民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科学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率先提出要以苏为借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全党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日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企图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者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极端错误的；任何企图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用其他的各种“主义”“理论”来解释甚至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都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第三，深刻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着眼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1]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正确分析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科学论断，有效地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当今世界和中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挑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追随时代步伐，深入分析和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及时总结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发展着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化”，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实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群众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集体意识，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群众意志的转化。
第四，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学习，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建设。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创立新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历史时期，多次掀起全党学习的高潮，形成了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制度。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习近平最近也强调：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首先，必须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存在，是经典作家思想最直接、最集中、最完整、最客观的记载，是学习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学习经典著作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理论体系和思想理论精髓。其次，必须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正是因为有着扎实的民族文化根底，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深入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中国文化当中，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更加丰富，理论更加完善。除此之外，还必须认真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学习当今世界最新成果，学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需要的一切有用知识。
第五，积极领导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高度重视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独立自主地从事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政党及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基础，任何幼稚的、不成熟的、缺乏理论涵养的人占据了党的主要领导岗位，并以某种所谓的权威为支撑来强行引导理论发展的方向，都会给党的革命实践和理论事业带来重大挫折。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所经历的实践磨难和理论曲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一些不成熟的理论家占据了理论领导地位。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理论家队伍建设的任务和标准，他指出要培养一批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大大地提高党的战斗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强调：“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没有这支队伍，“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3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国际化，形成一支规模宏大、质量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奠定坚实的主体基础。
第六，敢于和善于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理论斗争，在思想交锋中捍卫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交锋中展开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创立、发展并不断胜利的。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同各种错误思想如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各种反动思想如国民党反动思想斗争的进程。他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判断“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根本就是要反对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邓小平也明确指出过：“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33]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站在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思潮纷纷出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歧义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报刊媒体之中，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宪政主义等错误思想也不断蔓延。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承担起学者的责任，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搞好理论研究，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同时必须承担起战士的责任，正确处理原则捍卫同理论创新的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同各种非、假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界限，同反动的思想倾向进行不妥协的理论斗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