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相关文献回顾

近年来，流动性过剩、流动性变动对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影响，这样的相关问题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焦点，涌现出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献，以下对本研究主题相关领域的重要文献进行详细梳理。

1.3.1 流动性过剩（短缺）的内涵、度量、根源和影响

目前，国内外对于流动性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流动性过剩（短缺）产生的根源和特点、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解决流动性过剩（短缺）的方法等定性研究的层面；2007年底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一些讨论流动性由过剩向短缺逆转的文献和评论。

流动性内涵和度量方面，正如前文所述，目前仍缺乏进行清晰一致界定的文献。相比较，2008年之前针对流动性过剩的根源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最为激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以及一些重要国际学术机构的研究，包括Annick（2007）、Joachim（2005）、Gauti和Jonathan（2005）、Rasmus和Stracca（2006）及Saxegaard（2006）等。研究者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流动性过剩通常有四个来源：外汇储备的积累、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创新、政府财政赤字的货币融资和拯救银行危机。

针对我国2008年之前流动性过剩的特点，许多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巴曙松（2007）、左小蕾（2007）、夏斌和陈道富（2007）、管涛等（2007）等，观点主要围绕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及其引起的顺差增加、直接投资、国际游资为主要途径的国际输入输出）、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人民币低估引致的套利热钱（汇率低估、资产价格偏低、预期因素等）、外汇管理体制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增加、高储蓄率和出口导向模式为特征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等。

许多学者，如高善文（2007）、左小蕾（2007）等认为国际收支大幅顺差导致央行被动投放了基础货币是造成2006～2007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夏斌、陈道富（2007）认为，2005～2007年三年间中国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基本得到控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并没有直接导致基础货币的过量投放，而当前M2快速增长的推动因素主要来自货币乘数，货币乘数的持续增长表明近几年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在扩大。他们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近几年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扩大的直接相关因素是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下降，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商业银行两次不良资产的剥离，银行保持较少的流动性仍能维持正常经营；二是金融市场的深化、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变现能力强的非信贷资产（包括债券资产），又进一步提高了其资产的流动性；三是这些年央行大额支付体系开始运转，各银行内部的资金清算效率明显提高，为满足清算需求需保持的最低流动性规模明显下降；四是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后，对赢利性要求增强，资产运用效率大幅提高，自然对所持超额存款准备金比例的要求在逐渐下降。以上因素共同促使商业银行降低了超额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了货币乘数。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货币乘数的提高，必然推动货币供应的增多。

管涛（2007）认为2004～2007年尽管外贸巨额顺差，外汇储备激增，但经过央行努力进行地政策操作，基础货币的增长势头得到了有力控制，基础货币增长率出现了逐年下降，因此并没有出现人们常说的，因国际收支失衡推动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而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是由于微观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市场结构的广度与深度的改善，加上经济正处于上升周期、经济运行良好的因素，出现了货币乘数的逐年提高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趋缓，货币创造与信用扩张能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释放。因此不能认为目前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是必然的，而应从政策传导效果上寻找原因。

夏斌（2007）从货币内生性的角度对流动性过剩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流动性的创造，源于金融微观效率提高、各企业主体信用创造和宏观金融市场结构深化等因素。在这些货币内生性的外部环境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因内在需要而产生流动性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2007）将我国2007年之前出现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归结为以下几点：全球流动性过剩是我国出现流动性迅速增加的重要外部因素，汇率低估、资产价格偏低及预期因素等提供的明显套利机会是国外流动性进入我国的关键因素；高储蓄率、出口导向模式是流动性过剩的基础和根本原因；国有银行改革、金融创新以及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流动性过剩的程度。

实证研究方面，伍超明（2004）、伍志文（2002）、刘明志（2001）、王曦（2001）、谢平和张怀清（2007）、李治国（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流动性过剩，同时还存在货币流动速度异常下降的现象，关于这一问题，麦金农（1993）称为“中国之谜”，即货币供给增长长期偏离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现象。而中国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看成是如何分析和预测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机制，这一重要问题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系列难题甚至可被称为新的“中国之谜”。

其中，李治国（2007）对美国、日本、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跨国比较，通过货币流通速度探讨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对货币流通速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了中国流动性过剩所具有的特殊性，并根据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和开放性特征解析了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和货币流通速度异常下降的影响因素。他认为应该设法降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加快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开放进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在解释货币流通速度异常下降方面，伍超明（2004）结合货币循环流动模型提出货币流通速度的两分法，其对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两者协调性较差的原因在于进出虚拟经济的资金出现大幅波动，而这有可能直接造成了流动性管理难度增大的局面。

流动性过剩及其逆转所产生的综合影响方面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其对货币政策实施和整体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影响，如Rtiffer和Stracca（2006）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了冲击转换对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影响以及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跨国流动性溢出效应。Saxegaard（2006）研究了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流动性过剩模式及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发现商业银行持有超过预防动机需求的超额准备金是导致该地区出现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其实证结果显示流动性过剩削弱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导致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下降。

夏斌和陈道富（2007）认为，从货币经济的角度来看，流动性过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三个作用途径：一是中央银行通过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投放或回笼基础货币，从而影响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在数据上可用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和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来反映。二是商业银行通过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的运作，在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的基础上创造存款货币。具体可用货币乘数来反映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实际效率。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与自然人在央行、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基础上，创造商业信用和其他金融资产并以此为媒介支持实体经济的运行，其创造能力用货币流通速度来反映较为近似。

孙立坚（2007）认为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与欧美国家所面临的流动性过剩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是在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断改善、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发生的，而欧美国家的流动性过剩是在实体经济出现低迷、资本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的环境下产生的，所以他建议以“流动性繁荣”来代替“流动性过剩”这一商品要素市场萎缩的环境下产生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借以区别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经济现象对经济的影响效果。

陆磊（2007）指出中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冲击因素，流动性过剩导致了低利率和信贷投放高涨，价格指数间的传递关系被屏蔽，货币调控很难找到领先指标，造成中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此外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共同导致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已经提高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信用风险。

就在学术界对流动性过剩的研究兴趣达到高峰的时候，2007年底开始，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逐渐显现，局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流动性短缺现象，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的中央银行分别多次向其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这也引起了学术界关于流动性是否从过剩向短缺开始逆转的争论。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世界经济黄皮书》指出，流动性过剩在2007年以前已经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并有可能继续引发未来的全面通货膨胀。如果次贷危机引起流动性过剩发生逆转，将会给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造成严重负面冲击。该报告利用狭义货币、广义货币、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来衡量流动性过剩程度，发现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等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过剩。发达国家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实施了以低利率为特征的宽松货币政策，而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发行量增加。从流动性过剩的风险来看，首先，流动性过剩与资产价格泡沫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次，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对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需保持警惕；最后，流动性过剩逆转将有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甚至严重的金融危机。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不认为流动性过剩出现了根本性逆转，就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存在、中美利差出现倒挂、国际收支失衡、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方面，他们指出至少在中国金融体系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逆转。

但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发现似乎学界对于流动性过剩（或是短缺）的研究总是滞后于市场上真实发生的宏观货币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那么我们是否在流动性、流动性过剩（短缺）的界定上存在不足和缺陷？这一问题值得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加以重视。

1.3.2 流动性过剩（短缺）对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影响

2005年开始至2008年上半年，流动性过剩引起了全面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大宗商品和各类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这已经引起理论和实务界各方的关注。刘春航和张新（2007）认为，从学术角度讨论流动性过剩对商品和资产价格的影响需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从理论上理清流动性过剩的概念，建立起有关流动性过剩的研究框架；二是明确流动性变化的触发因素，并对其进行度量；三是从实证上对流动性变化与商品和资产价格走势和波动的关系进行验证。

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就长期来讲，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货币现象，即货币量的变化是导致物价波动的最直接的原因，但短期流动性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可能同步等幅的变动。Roffia和Zaghini（2007）对15个工业化国家30年来货币供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短期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货币供应大幅增长时如果伴随着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信贷资金宽松，则3年之后爆发通货膨胀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反之，如果货币供应增长并没有带来资产价格持续显著上涨，那么通货膨胀压力就很小，央行不需要实行紧缩货币政策。Bordo和Jeanne（2002）、Borio和Lowe（2002）、Detken和Smets（2004）、Bachmeier和Swanson（2005）等也做了类似的研究。

随着经济金融的迅猛发展，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衍生产品市场、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投机活动变得更加频繁，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和破灭问题在近年来日益凸显，正如Bernanke和Gertler（1999）等认为的那样：物价稳定而资产市场波动频繁是近二十年来全球许多国家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作为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是否应在资产价格冲击中有所作为以及应该如何作为，这样的问题急需得到理论界的明确解答。

回顾2001年开始至2008年底各类资产价格快速膨胀和破灭的周期，发现这一轮资产价格膨胀首先反映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对2001～2006年全球出现的“商品超级大牛市”的研究，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学者。世界经济持续走好、全球流动性过剩、资源的稀缺、美元贬值趋势以及投资基金的介入等，被认为是这轮商品牛市的肇因。而流动性过剩对商品定价的影响、投资者预期对于商品价格产生的“预期溢价”、商品市场的参与主体（如对冲基金、宏观对冲基金、CAT技术基金等）对商品价格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定量研究则非常少见。

大宗商品的一般商品属性决定了其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主要源于世界经济宏观基本面所反映的供求关系的变动状况。以“金砖四国”（BRIC）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经济的复苏，美国和欧洲经济的稳定发展，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持续增加，成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在2007年之前上涨的基本动力。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中国因素”、“国际商品定价权”等概念频出，并在商品定价机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大宗商品的金融产品属性，要求大宗商品的定价必然内在地反映“一般价格”之外的“金融溢价”。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在这里看似直接明了，实则繁杂隐蔽。从传统经济学理论上讲，流动性过剩只有通过两个途径被消化，即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上涨，而这两者都会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或许，全球流动性过剩在大宗商品定价的机制中，扮演了比实体经济方面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对商品价格上涨推动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

实证研究方面，Jeffrey（2006）以美国共同基金商品头寸的变动情况为例，分析了流动性过剩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因为美国商品交易所要求有关的共同基金定期报告其持有的商品投资头寸，共同基金在商品上的持仓，可以作为流动性进入商品市场的一个参考。从2003年开始，美国共同基金在大宗商品市场的投资一直就是净流入。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净流入的资金急剧增加，从原来每月1亿美元左右不断增加，到11月当月净流入已超过5亿美元，2004年2月高达12亿美元，此后流入速度有所下降，但在2004～2005年一直保持净流入，平均每个月的净流入超过5亿美元，直到2006年下半年以后才有月净流出情况的出现。此后，净流入和净流出交互存在，投资于大宗商品的资金总量基本持平。伴随资金流动情况的变化，商品指数也在2003年开始持续上涨，一直涨到2006年上半年，在2006年下半年资金才开始有净流出，商品市场也开始大幅振荡。

Edward（2006）以美国基础货币供应量M1和全球美国金融资产FOA为例，研究了美国流动性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选取1997年1月至2005年5月代表世界市场22种主要商品期货的价格指数CRB美国基础货币供应量M1以及全球流动性（取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央行所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规模FOA），发现M1和FOA呈显著的正相关，并且相关系数都较高。

此外，在大宗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Cody和Mills（1991）认为由于存在期货市场，大宗商品的交易往往效率都很高，其价格波动能灵活地反映经济变化，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可以作为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领先指标。而Pindyck和Rotemberg（1990）、Hua（1998）等认为造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来源更多地在于宏观经济或货币因素的变动，从而因果关系应该是宏观或货币变量改变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大宗商品构成了存货投资的主要部分，而存货投资的波动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也起着重要的反作用。Deaton和Laroque（1992, 1996）发现以套利为目的的存货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和序列自相关。

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通过一个世代交叠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货币供给、利率通过存货渠道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超过通货膨胀，从理论上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超过通货膨胀率波动的现象作出了解释。其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动会引起通货膨胀率的波动，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改变了可储存商品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存货行为的改变，进而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存货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投机性存货需求的增加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增长超过了一般商品价格增长的幅度。此外，存货增加了大宗商品的供给量从而在以后各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使得大宗商品价格在面临通货膨胀时，出现“过度调整”现象。

朱民和马欣（2006）对全球资源性商品价格的大幅飙升和剧烈波动进行了系统研究，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他们选取了50年、100年、150年的长周期角度进行探讨，并就未来资源性商品价格走向作出预测。他们认为引起2003～2006年资源性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和波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求的因素，另一方面是金融的因素。从需求的角度看，对资源性商品需求的强劲增长和供求结构的相对脆弱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决定了价格变化的方向。从金融方面看，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中金融超强发展，全球流动性充裕，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和衍生产品市场发展迅速，以及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产生了过度交易和大规模的投机，加剧了资源性商品价格的上升和波动幅度。

许多研究试图寻找流动性过剩与各类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如Roger Ferguson（2007）重点分析了广义货币总量的增长速度对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但是针对不同资产类型，研究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和不稳定性。对股票价格来说，除了非常短的时期以外，流动性的增长率与实际股票价格的变化之间只有很弱的关系。当然，缺乏中长期正相关性的证据可能是由于股票价格波动性很大，使得无法找到确切的相关性。此外缺少更好的流动性衡量方法，可能也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但流动性过剩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似乎更确定。根据其研究，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当明显。另外，各种检验表明，这种相关性并不是近期的现象或仅限于少数国家。这一发现也与其他许多学者的观点一致，如Annick（2007）、Sebastian（2007）和White（2005）等。此外，罗忠洲（2007）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为对象，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在低利率、物价稳定的背景下，流动性过剩促使资产泡沫形成的过程，以及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失误的教训。

虽然这些结果具有启发性，但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确定流动性增长率变化（尤其是出现所谓流动性过剩泛滥时）是否导致实际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更多的实证证据。流动性过剩造成各类资产价格出现上涨，这并不奇怪，但目前并不清楚为什么在流动性过剩时期，有时会造成房地产价格比其他资产价格（包括大宗商品价格、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得更多，而有时这个因果关系可能正好相反。

在流动性过剩（短缺）与资产价格的关系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就资产价格涨跌的货币政策问题上主要存在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

一是以Bernanke和Gertler（1999）、Mishkin（2001）为代表的无为论，即只要资产价格膨胀不影响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就不必对资产价格的膨胀有所反应，而即使资产价格变化影响了通货膨胀预期，货币当局需要有所作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是针对被影响了的预期通货膨胀作出反应，而不是对变化的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作出反应。

Bernanke和Gertler（1999）认为，因为资产价格变动具有总需求效应，即资产价格上升刺激总需求下降则减少总需求，产生这种作用的两个主要的传导途径是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其中又以后者为主要方式。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将主动地在资产价格上升时提高利率，而在资产价格下降时降低利率，从而，为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同时达成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统一框架。他们同时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货币政策不必对不影响通货膨胀预期的资产价格变动作出反应。

Bernanke和Gertler（1999）用模拟结果来支持其观点，他们使用的是基于Bern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9）的经济模型并加入了股票价格泡沫因素，在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方面，他们采用了四种货币政策：①只对通胀作出反应的容忍政策；②只对通胀作出反应的积极政策；③既对通胀又对股价作出反应的容忍政策；④既对通胀又对股价作出反应的积极政策。其中，积极的货币政策是指遵循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利率的增幅要超过通胀增幅，消极的货币政策是指利率增幅不足通胀增幅的政策。

Bernanke和Gertler（1999）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股价的变化影响预期的通货膨胀，所以②虽然不直接对股价变化作出反应，但仍能起到稳定产出和通胀的左右，他们对泡沫从膨胀到破灭的全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②能够取得最小的产出和通胀波动，从而是四种货币政策中最好的一种。

二是以Cecchetti、Genberg、Lipsky和Wadhwani（2000）与Goodhart和Hofmann（2001）为代表的有为论，认为在资产价格与其基本面存在差异时，货币政策应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直接对股票等资产价格作出明确反应，这样会取得更好的宏观经济成果。这两派观点争执不下，各自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中都有大量的支持者。但是资产价格急剧膨胀时期的利率手段失灵、泡沫破灭之后由于金融体系困境引起的经济萧条等都对这两种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Cecchetti、Genberg、Lipsky和Wadhwani（2000）与Goodhart和Hofmann（2001）认为经济史上大幅的股价、房地产、汇率变动与拖得过长的繁荣期和萧条期相伴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因为资产价格急剧膨胀及破灭，扭曲了投资和消费行为，导致产出与通胀极端地上升与下降。他们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货币政策不但应对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行反应，而且应该对资产价格的变化直接作出反应，这样会取得更好的结果。这是由于对资产价格作出反应能降低泡沫形成的可能性，并减少繁荣期和萧条期中的投资波动。

资产价格膨胀对未来的通货膨胀和产出是否有预测作用？传统的理论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调整首先影响总需求，在黏性价格的条件下，总需求的变化导致产出的改变，进而由产出的变化对价格产生影响，这就是说，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滞后期，因此，为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未来的通胀可能上升（下降），则当前的货币政策就抢先行动，相应地提高（降低）利率。因此，如果资产价格膨胀对未来通胀有预测作用，则货币当局就应该十分关注资产价格，并视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但是经验研究表明，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产出的关系是复杂的。综合起来看，资产价格涨跌与通货膨胀、总产出之间的关系众说不一，且关系是不稳定的，但大多数学者支持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间接反应的观点，避免对那些并不影响通胀或产出的资产价格变动作出反应。

1.3.3 流量—存量一致分析（SFCA）方法的研究现状

1970年之后，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逐步出现，其中以剑桥大学、MIT和耶鲁大学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采用了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建模方法，如Backus、Brainard和Tobin（1980）、Tobin（1982）的Pitfalls Approach, Moudud（1999）和Taylor（1983）的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方法[也称为“结构建模法”，后来演化成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及Cripps和Godley（1983）、Godley（1999）为代表的流量—存量一致分析方法（SFCA）。

SFCA学派认为主流的宏观经济建模实践中经常性地忽略和混淆存量概念、存量均衡以及存量—流量之间的关系，而明确存量—流量关系则要求在宏观经济建模过程中注重宏观经济各部门间的动态相关性。尽管目前这种方法还没有被学界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建模当中，但是其内在的透明度和逻辑一致性必将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SFCA建模主要有三个步骤：首先，建立一个系统化描述整体经济的“会计账户”，其中包括居民（Household）、企业（Firms）、政府（Government）、中央银行（Central Bank）、商业银行（Banks）和外部经济（External）等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交易矩阵（Transaction Matrix）和资金流量表（Flow-of-Funds），包括现金（Money）、存款（Deposits）、贷款（Loans）、债券（Bonds）、股票（Equities）等各类金融资产。通过会计账户统计得到的会计恒等式，可以清晰地描述整体经济分部门间的存量（资产负债表体现）和流量（资金流量表和交易矩阵体现）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以及经济部门内的预算约束条件（Sectoral Budget Constraints）。关于一套清晰的描述整体经济的账户系统建立，可以参见Godley和Lavoie在2007年出版的一系列SFCA代表性论文。需要注意的是，在会计账户的建立过程中，各部门存在许多可以检验的行为特征假定，这在建模过程中增加了开放性。其次，在建立了描述整体经济系统的SFCA会计框架后，需要确定其中各部门经济主体的行为方程（Behavioral Relationships），针对所要研究的存量—流量关系确定“封闭条件”，确定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在行为方程的确定方面可以结合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成果，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行为方程进行估计。最后，通常是借助动态模拟软件对前面得到的非线性模型进行模拟，得到模型政策工具或外生冲击影响下内生变量的动态调整路径。

目前，国内使用SFCA方法应用于宏观经济建模的文献几乎空白，由于本书对宏观经济流动性过剩根源的探讨将会深入到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调整行为，SFCA方法自然地成为实证研究中使用的基本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