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概况

中日工业化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应该说是一个讨论已久的课题，记得刚开始动笔撰写的时候就遇到北京专家说，写出新意才是做到了创新。因此，在本课题研究之初，我们还是要进行认真的学术回顾，这样既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也可真正做到“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创新”。

总的来说，与本课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主要包括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探索、日本工业化进程研究及中日工业化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农村工业化问题是中日工业化比较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日本早期农村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值得重视。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就对日本农村工业化问题给予关注。日本农村工业化的由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农村经济的凋敝，第二是分散都市工业与增加全国的生产。战前日本农村经济凋敝，为了复兴农村经济，开展“农村复兴”运动，其中农村工业化即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因为米价调节、生丝输出补助、土木工程建设等只是解决农村经济凋敝的皮毛，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凋敝的问题，朝野上下一致的认识就是开展农村工业化，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办法。农村工业化的方法主要有：以家庭作为工业品生产的主要场所；将农村原有的原料加以制造便能提升其价值并向市场出售；农闲期把农村子弟送到工厂去学习；都市工厂和农村要有一定的联系，使得农村生产的产品能够在工厂中得以精工制作；在农村中建设合适的小工厂，农村子弟从事工业品的制造。有学者解析日本农村工业化的原因：第一，日本人多地少，大规模生产无法进行。即使工业化吸收了部分劳动力，也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农村。第二，农村人口过剩，大量涌向城市，引起更多城市问题。因此，一些日本学者主张发展工业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把发展农村工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措施。日本学者松村胜治郎所著《农村工业》则从解决日本农村贫困问题的视角分析，提出解决日本农村贫困问题要从外部寻找出路。日本农村土地面积小，而人口出生率高，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就是移民（移住），这就是早期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派出开拓团的原因。其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城市产业后备军。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还是要从农村内部寻找原因，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就是在农村发展工业，这是早期日本学者给出的日本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原因之一。

有学者研究证明，托达罗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中的乡—城人口流动的问题，但在解决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迅速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工业发展低成本的两难境地时还存在不足。日本的农村工业化战略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将托达罗模型的两部门假设为三部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

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其经验，对我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关系演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郝寿义的研究成果指出，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其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农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制度的统一、协调并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实现了两种制度的协调和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日本农村工业化基本实现，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过程，日本农村工业化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日本工业化的进程，在政府相关农业、劳动力以及教育等方面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了成功的转移。日本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可能，工业化和城市的快速发展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动力。在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户的兼业性表现得较为明显。通过中日两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比较得出四点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一是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继续完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相关法律政策，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和征地制度，增强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基础。二是增加教育投入，通过实行分流教育、鼓励在职培训和建立社会教育体制，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三是建立健全劳动力转移的服务体系，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使劳动力转移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四是构建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模式，防止农村人口老化。在日本，政府为了顺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农民的内在要求，建立了不同于城市劳动者、公务员以及其他团体的专门针对日本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了老龄化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生活秩序。面对农业劳动人口老化给我国农业发展提出的多方面的挑战，构建符合农村实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模式也许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日本经验。

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潜在推动因素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普及教育。在考察日本战前的工业化时，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柚木学提出，日本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潜在推动因素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普及教育。要了解日本在明治时期，经济为什么能够这样迅速地起飞，必须考察起飞前期所具有的潜在推动因素。这些因素就是适当的政治、社会、文化条件和把国家引向工业化的人才。日本教育的特点：第一，较高的教育普及率；第二，尊重实践规律；第三，培养了具有较高行政能力的人才阶层。明治政府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集中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力量，采取低工资政策，起用教育培养出来的优质劳动力，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于甲川从林业近代化的比较研究视角出发分析探讨中日林业近代化及农村工业化的路径差异。他以全球史观对同一历史时期中国晚清与日本明治社会林业近代化的地理环境、人为因素、演化进程、优劣得失进行比较，用现代理念和方法对林业近代化进行比较研究，为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从历史借鉴而来的主导思想及方法。

日本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重建恢复期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此期间，股票所供给的资金并不是企业外部来源资金的主要部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大部分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独特的产融结合的企业体制便应运而生了。刘铁民的研究已经明确指出，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在于其有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提供日本经济发展所需资本。

日本原始资本积累对早期工业化的完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日本资本积累的机制与积累政策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明治时期进行的地税改革稳定了政府的税收来源。明治政府从1873年7月开始用半年时间进行了地税改革。主要内容是用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由政府颁发的“地券”所确认的土地所有者缴纳税率为农地改革中所制定的地价的3%。通过这次改革，实现了既与年成米价无关，又无地区差别的全国统一的货币地税制，从此政府的税收稳定了，确保了政府的充足财源。此外，明治政府虽然把一部分财政收入用来扩大军备，但大部分还是用在“殖产兴业”上。政府为了给民间起示范作用购买现代化生产设备，建立了与贸易关系密切的纤维工业，兴办铁路和通信事业，接收原幕府和各藩的工厂设备，办起了官营工厂。这些官营工厂引进国外新技术，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基本方针。明治时期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通过通货膨胀政策强制积累资本。日本的经济发展史是通货膨胀的历史。实际上，通货膨胀正是日本强制实行资本积累的手段。

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问题，中日比较研究证明，日本政府主导作用主要是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刘新荣对中日工业化工程中国家的主导作用进行了专门研究，从工业化建设方面来看，后进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积极引进他国的先进技术，而移植西方的机器大工业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只有凭借国家力量才能引进并进行示范，以带动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就国家主导力量在资本原始积累中的作用而言，日本政府是通过地税改革、整理米谷俸禄、国债制度、发行纸币和整理纸币以及殖产兴业等手段来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从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中国政府并没有制定任何产业发展政策，亦未建立新式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来参与新产业的发展。近代政府兴起的工业化建设基本上是由地方督抚凭借其对一方资源的控制，以政治军事势力为基础，以加强军事政治势力和聚集资财为出发点而从事的某项事务。与日本相比，清政府对工业化的激励和扶持作用显得极为薄弱，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更不可相提并论。王慧则强调政府在农村工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左右着农村工业化的方向，政府的有效支持是农村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日本农村工业化的历史充分证明，健全宏观调控机制，合理、有效地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建立并完善农村工业化支持体系，就能够提高农村工业化的效率，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最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现代化。因此，优化政府行为，应该成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日本工业化的完成得益于完善的银行制度。宫崎义一从日本经济发展结构演变的角度出发，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工业化变迁的路径给予合理的解释：首先，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建立了完善的银行制度。日本的银行得到日本中央银行的扶持，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优势，其银行制度尤其是在解决国家财政资金的运用和企业资金来源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新的垄断竞争局面的形成使得各垄断企业占据了利润和竞争优势，促进了日本的新科技开发和新兴工业化产业。

技术革命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是日本推进工业化的成功经验。战后，特别是神武景气时代（昭和30年代），日本通过技术革新和“消费革命”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实现了现代化和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崔勇列的研究成果依据长期经济统计数据，使用经济发展理论，探讨了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1905～1955年的日本经济，与1949～1985年的中国经济比较来看，两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工业部门的增长及其份额的变动、劳动要素的供给、国民经济生产结构的变动等，都表现出某些在统计及其分析上相同或趋于相同的特征。两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差异之处主要是经济发展动力有差异，私人资本始终是日本资本形成的主要推动者，中国资本形成的主体是政府；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和震荡要甚于日本；中国经济发展初期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要低于日本经济发展初期的国民收入；从低的国民收入水平考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实际上大大高于日本，而政府支出率却要低得多，这就可能对某些公共事业造成很大的限制。

在产业研究方面，东京大学教授丸川知雄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制度分析出发，努力说明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制度连续性的一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按照政府的指示进行生产，在当时的情况下经济制度的安排对维护企业利益是有利的。但改革开放之后地方系统间交易成本、行政费用则有所增加。

战后日本改革的方向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内容即民主化与合理化。战后日本企业是从经营民主化开始恢复，企业实行经营民主化计划。由受占领军支持的工会出面维持，从事经营民主化运动。从当时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的发展看，日本企业在市场、投资方面都面临着国际竞争的考验，因此企业经营重点转到研究与开发管理上，建立以情报管理为中心的综合管理。与此同时企业合并的趋势日益加强，形成新的企业集团与企业系列，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级企业。因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被迫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近代史上的意义不下于明治维新。

关于财阀经济对工业化的贡献，则可以通过日本财阀企业发展的过程来探究。财阀是家族所拥有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日本财阀是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兴起，由富裕的个人建立的私人企业。它们借助政府的扶持，经营垄断性的行业，随后又进入了多元化发展。三井企业是日本最著名的财阀之一，关于三井企业促进工业化的途径，有人曾经通过三井企业对外经济侵略的分析，指出以收购农产品提高农民购买力有利于财阀企业销售产品、促进地区市场发展。明治时期三井企业为了在中国东北地区销售产业革命后期产品——以棉织品为中心的工业产品，就到中国东北地区收购大豆，将中国东北地区农村纳入促进日本工业化发展地区范围，提高日本工业化发展速度。这种观点揭示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农村地区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使得购买工业产品的能力增强，从而间接促进了日本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对财阀发展的原因，陈金凤认为是明治政府扶持和封建家族渗透的结果。明治维新前，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成熟，资本积累极不充分。然而在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的前提下，作为日本近代的垄断组织——财阀能够于一战前后急剧形成，则有其特殊的条件：第一，明治政府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封建家族制度对早期财阀企业的渗透。二战前日本财阀“引领了日本工业化革命，使日本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国家。当今日本大多数世界一流的大公司都起源于战前的财阀”。

平井東幸通过对纤维产业发展的分析，论述该产业发展在亚洲工业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乃至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对别的国家工业化的仿效。角山榮则指出日本的工业化和亚洲的关系密切，其中日本在近代成功导入欧洲文明，模仿吸收欧洲及西洋先进国的经验，学习西洋先进制度，亚洲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以日本高度工业化为主。

王在喆以对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的分析入手，认为东部沿海地区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主，而内陆地区则主要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这样的工业结构导致区域间个人GDP差别越来越大。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东部地区与内陆地区形成一种交易关系，即东部地区工业高度化发展，要靠内陆地区维持其原料及能源的供给，这样内陆地区输出产值率较低的原料，而东部地区则主要生产产值率高的制成品。其理论根据主要是生产的集中和集聚——地域间输送费用的上升——促进东部地区生产集中——导致地区间所得差距和工资的差距等。

野呂影勇的研究具有非常独特的视角。他以人体工程学（人间工学）的方法审视日本工业化过程中人的因素与制度要素的关系。日本人体工程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它既是劳动科学的一部分，又是系统分析方法的重要内容，欧洲人体工程学的研究侧重于对劳动科学问题的研究，而美国则重视对制度的分析。作为日本人体工程学研究成果之一，该研究指出日本汽车工业、钢铁工业以及新干线的开发过程中，日本独特的系统方法以及终身雇佣制起到了很大作用。日本的人体工程学也针对相关重大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变化相关的人体、机械的作用等进行考量分析。从一种科学方法的角度分析，人体工程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方法论意义。

侯力等人总结了日本工业化的特点，日本近一百年间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是指在采用机器以前家庭手工业不断地独立，形成专门的工业行业并不断扩大的过程。它是近代工业化的基础和准备。1885年后随着制造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日本进入了近代工业化阶段。日本工业化时期主要产业在不同阶段的更替为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创造了现实基础，并且中小企业则是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产业组织基础。

赵自勇的研究将日本发动对外战争与其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认为日本为战争目的发展起来的重化工业奠定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基础。日本之所以走上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是为了夺取海外市场和资源，而当时日本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无法通过和平的经济方法实现这种目的。为了支撑战争，这一时期日本进行了重化工业化，而基础的薄弱和资源的短缺，使以军需工业发展为内容的这种重化工业化只能以牺牲和平来实现。为战争目的发展起来的重化工业的设备、技术和劳动力成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中日比较研究方面，对工业化比较问题的研究还是关注对传统的现代化进程问题的分析。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是近代中日走上不同道路的分界点，学术界看法比较接近，认为洋务运动是借助于西方近代器物和技术来巩固封建统治，但结果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统治，而明治维新是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并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比较中日近代以前棉纺织业发展状况时，有人指出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迟至1890年才开始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的机器纺纱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传统织布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市场扩大和使用机纱后的一段时期仍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日本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像中国那样大的差距问题，则缘于日本在前近代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中国的市场在鸦片战争前尚未形成，这是造成近代中日不同命运的经济原因。日本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生产和市场扩大，出现了新的农村商人和农民的商品流通渠道，日本近代工业化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政府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但中国农民的剩余、商品流通机构和农村商人上升为大商人的情况没有出现。在近代工业的发展进程方面，中日两国在起步阶段有共同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首先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近代生产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开始时都来自西方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途径，以政府投资为主等。从结局来看，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中国根本未能实现工业化。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主要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对封建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为工业化创造了基本前提，而中国洋务运动不仅没有触动反而维护了封建制度，从根本上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明治政府从以官办工业为中心转向大力扶持民间工业，而洋务派却始终对民间工业加以控制乃至压制。明治政府采用西方近代经济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法，而洋务派却拒绝采用西方近代经济制度，将衙门作风带入企业经营管理。在技术和管理上日本很快由依靠西方人转变为自立，而洋务派却始终没有摆脱对西方人的依赖。从抵制西方经济侵略方面来说，明治政府抵制西方经济侵略的意识比洋务派更强烈，措施更得力。

崔朝东从企业成长的历史环境角度分析，指出中日两国近代企业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历史条件、引进技术行为、资金来源、经营管理、银企关系及政府政策等诸多差异，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命运。中日两国在大门被打开以前同处于封建政权的统治之下，但中国是一个高度的君主专制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封建势力比较强大。而日本实行幕僚体制，且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十分尖锐，日本的封建势力较之中国要弱小得多。明治维新以后，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为以后近代企业的创建和顺利发展提供了条件。洋务派企业在生产方法上长期存在着完全依赖外国的状况。而日本政府在技术引进过程中，一直采取“只借助不依赖”的方针，外籍技术人员在日本，只备咨询而无决策权。中国银行业的发生发展却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发生发展关系不大，未能有力推动工业企业进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速度总是远远超过工业的发展速度，二者是不相一致的。日本近代银行产生于明治初年，为了适应产业革命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为解决工业企业的资金问题，明治政府改革和完善了近代银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