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工业化进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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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本工业化前夕的准备

一 问屋制度

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即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厂三个阶段。日本在进入18世纪之后,工场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日本工场手工业发展方式中,问屋制批发商手工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形式,这也是日本工场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1.问屋制的发展

问屋制是商人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之后投资于手工业生产的一种经济制度。问屋商人实际上是一种手工业经纪商,问屋商人一般从预付给手工业者工具和原料开始生产手工业品,然后独占生产出来的制品进行贩卖的一种制度。随着问屋制度下商品流通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各种专业问屋商人。随着商品交易分工的细化,问屋商人又逐渐形成更细的专业分工,即问屋批发——经纪商(中间商)——零售商。〔日〕宮本又郎“日本経営史:日本型企業経営の発展:江戶から平成へ”,有斐閣,1995年。

日本的问屋实际上是一个代理阶层,即直接从生产者处得到货源,负责代销,或者收购后推销给二级批发商的商家,在江户时代最为兴盛。问屋不仅仅是代理人,更重要的是有较强的组织性,各问屋之间联合起来实行自我管理。著名的江户十组问屋就是在江户时期组织起来的各类问屋的组合。十组问屋始出现于1649年,因江户、大阪间海上运输的风险比较大,为预防损害风险,故将货主分为涂物店、内店、通町、药种店、钉店、棉店、表店、河岸、纸店、酒店十组而结成。大阪二十四组问屋是在大阪组织起来的问屋组合,这也是近世大阪商业组织。

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的需要相对应的都市加工业开始发展。又由于日本中央市场扩大,各地土特产手工业生产有了进展,距离较远的商人在生产地设立经营据点。当地手工业生产者或轮船主转变为远距离商人的代理商,即问屋商人。特别是江户、大阪问屋组合代理货物运输,就形成了所谓以桧垣回船为主的江户十组问屋。李東碩·岳野寿賀子‘19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朝商業経済体制の世界重層構造’,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3,41-76,2008。桧垣回船,也叫菱垣回船,回船是在沿岸航线往来运输旅客、货物的船只。桧垣回船是定期往来于江户、大阪之间的百石以上的货船,从属于江户十组问屋和大阪二十四组问屋,专一运输与两地问屋有关系的商品。江户时代中期,日本经济振兴,建立了不少国内航线,为了促进物资流通,船舶开始向大型化发展,这些船被称为“北前船”、“桧垣回船”、“樽回船”等。最初,那些广泛接触市场的小手工业者逐渐成为商人资本的代表者,就形成了问屋阶层。问屋通常为一家所有,自己经营,最初只替卖主代售物品,抽取佣金,经营时间长久之后也承购大批货物,主动经营。日本早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及其与生产资本的结合,对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有了帮助。实际上,早在18世纪初期(日本享保年间,1716~1735年),在封建领主的政治保护和商人资本的经济援助(但非控制)之下,德川末期就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型而非手工业或行会型的小规模生产体系了。甚至有人将此称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封建出发点”,〔加拿大〕诺曼著《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61页。

德川幕府时期出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城市化和货币经济,是“典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组织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形态”。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自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受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幕府开始,至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庆喜将政治大权奉还朝廷(即大政奉还)为止,约265年,为继镰仓、室町幕府之后,最强盛也是最后的武家政治组织。虽然幕府制经济仍属封建经济,但武士离开土地集中到城下町、大量商人与武士一起住在城下町支持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各藩又都将家臣团及工商业者集中到城下町,促使商业经济高度发展。〔日〕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第109页。

2.商人资本与手工业结合

现有研究成果已经注意到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与日本农村商人的形成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探讨问屋制度的发展可以发现,在农村日益增大的需求和日益增大的生产力之间联系加强了,以家庭工场手工业为主的企业经营者就有了进行市场化生产的可能性。商业资本家首先为市场化生产提供必要的资金借贷业务,与此同时又承担产品销售、开拓市场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工场经营依靠商业资本家出身的企业家的力量成为具有批发性质的问屋,大多数家庭工场手工业者则仍然保持自己独立经营的形态,因此这项制度就叫做问屋制度(factor-system)或者前贷制度(Verlags-system)。〔日〕杉本寿‘近世問屋制における山林収奪過程の分析’,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Forestry Society 39(6),225-237,1957-06-25。家庭手工业经营分为工赁制和买取制两种。家庭手工业从业者从问屋得到原材料并进行生产采用工赁制(按照工作时间付给报酬的一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计件计酬的制度),家庭手工业者利用原料进行加工,产品则向问屋销售。问屋购买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产品,这种制度被称为买取制。

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日本的同业公会组织是这样描述的:同业公会的组织则称“仲间”,也称“株仲间”,因为每一会员单位为一“株”,这种权益为一家所有,可以世袭,不能私人转让。株仲间与传统之“座”不同。“座”为半官方组织,或重要的商业组织,如金座、银座。仲间系在幕府禁止专利时,以秘密会社的方式发起组成,即洗澡堂、街头兜卖之负贩,也有其仲间。以后官方逐渐承认其存在,也由他们向幕府交纳年例(冥加金)或捐赠(冥加勤·無代納物)作为代价。株仲间除了执行一般同业公会的功用,还有互助的义务。商业性的仲间,可以授权会员之间预买预卖,并且调停彼此之纠纷。〔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株仲间组织对维持流通市场秩序有积极的帮助,这一点与幕府意在统制市场的目的暗合,因而得到扶持,株仲间对于全国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最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日〕新修大阪市史編纂委員会“新修·大阪市史”,大阪市,2005年。

制度是共同作用于行为秩序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系统,特定的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是这一定义的关键组成部分。历史制度分析理论代表性人物格雷夫对西方世界何以兴起,给出了不同于韦伯和诺思的解答。以往的关于欧洲何以兴起的解释,一种是技术和环境决定论,例如欧洲有丰富的煤炭、养马的技术精湛以及拥有适合世界贸易的港口;另外一种是文化和社会决定论,韦伯笔下的清教徒显然是带着上帝的使命行走在大地之上的;还有一种解释则认为从食品消费和市场一体化等来衡量,欧洲并没有在19世纪晚期超过世界其他地方,也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西方兴起。但格雷夫通过制度分析表明,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非血缘关系的和自治的社会组织,是推动欧洲发展的力量。格雷夫以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和热那亚商人行会的例子表明,非人格化交易(陌生人之间的交易)的扩展,尽管有合同等确认所谓的产权,但联盟和行会的承诺与多边惩罚机制保证了贸易的有效进行。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商圈中的商人不诚信或者有道德风险问题,尽管他个人短暂得利但损害了商业的声誉,其他联盟中的人将会拒绝与其做生意,并且这种惩罚可能从父辈延续到子辈,因此违背承诺就要冒着世世代代被孤立的风险。李华芳:《从“制度”看东西方落差》,《新京报》2008年10月4日。商人联盟的形成具有商业行会的性质,“这种制度的组织化形式就是一种非正式组织——由相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组成的商业网络”。〔美〕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兴起》,郑江淮译,中信出版社,2008。

关于问屋制度对日本工业化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宮本又郎指出的:渗透于农村市场经济,并产生(资本主义)管理制度的萌芽,实际上是促进了日本工业化的发端,这也是商人联盟问屋制度和株仲间的重要功能。〔日〕宮本又郎“日本経営史:日本型企業経営の発展:江戶から平成へ”,有斐閣,1995年。从问屋制度发展的脉络,可以总结问屋制度折射出资本演化的轨迹,即从问屋制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变,这对近代日本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个内生的路径。

进入18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具有先进技术的手工工场凤毛麟角,更谈不上重工业。进入19世纪后日本工场手工业开始有较大发展,最先在棉纺织业,之后在造纸、榨油、酿酒、陶瓷和冶铁等行业中陆续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中纺织业集中了日本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精华。1837年武藏丝织中心足立郡有一家手工工场拥有织机120台、染缸300多个。1842年,宇多大津村有18家织布行,在自己的作坊里使用了工人137个,其中87人是雇佣的,同时使用工人7人以上的9家作坊雇佣的工人占全部工人总数的66.4%。付际红、邓承月:《国家主导与日本早期的近代工业化》,《日本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此外,有的手工工场已经学会了利用水力作为动力,拥有水力资源的地区,用水力缫丝、舂米、酿酒、纺纱、织布已经相当普遍。到1854年,日本全国雇佣10个以上工人的手工工场已经有300家了。这里手工工场数据和阎广钰所引用日本史学家的统计数据有所不同,即从1834年到1867年33年间,全国手工业工场累计才188个。参见阎广钰《试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点》,《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但是,这些工场工业只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重要的行业,而大多数仍是批发行家庭手工业。随着近代机械大工业的发展,问屋制的作用逐渐减弱。

二 机器工业的发展

根据前述问屋制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促进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和专业性,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手工业者采用机械加工的可能。从纺织工业发展的情况看,农村家庭手工业不论规模大小均有采用机械生产者。机械棉纺织业的发展是近代日本内生工业化的开端,这一点和中国有所不同,因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从日本机器纺织业的发展来看,在19世纪中叶以前曾广泛流行“问屋制手工业”即批发行家庭手工业,仅和泉地区(今大阪)就有出租织机1000台的40家。付际红、邓承月:《国家主导与日本早期的近代工业化》,《日本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

从明治时期日本器械工场的数量来看,这一时期日本27个府县已经有655家采用器械制丝的工场,平均一个县有24家器械制丝的工场。

表4-1 日本10人以上器械制丝工场

资料来源:日本農務局“農務统计表”1937年刊。

从表4-1可以看出,明治时期日本器械制丝的工场数目已经不少,也存在一个比较集中的趋势。超过器械制丝工场平均数的府县有三个,即长野县、岐阜县、山梨县。长野县有器械制丝工场358家,占据全部统计数字的55%。这说明在传统产业基础好的地区,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为器械制丝工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发展到问屋制手工业,形成日本工业化发展的初步基础。而商人资本和生产机能结合起来的农村商人的出现,更是促进了问屋制度的完善。器械制丝工场数量的增加,说明日本在技术、市场、生产方式等方面已经具备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直接转变的条件,所以说日本农村工业化发展与日本传统问屋制度的形成也有一定的联系。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对日本的产业发展作出这样的评价:一般来说,沦为产业化落后国家也无外乎是未能孕育出产业化的结果。而且,从定义上看,没有孕育出产业化的国家,如果没有政府“自上而下”的组织,产业化不会从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换言之,后期国家的产业化只能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业化。日本的产业化就是非西方世界中首例的所谓“人为的”产业化。〔日〕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李国庆、刘畅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08页。但从幕府末期出现的工业的性质来分析,它仍然以传统工业为中心,包括棉纺、丝绸、和纸、酿造、制茶、制糖、榨油、制蜡、烟草等。这些传统工业实际上是农村工业,这些农村工业在明治维新以后未能转变为促进日本产业革命的现代企业。这些农村工业技术落后、未能完成向城市工业的转移,政府没有对其进行扶持。可以说,“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承担日本产业化的现代工业是依赖西方进口技术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与传统工业毫无关系,不存在连续性”。〔日〕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李国庆、刘畅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