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前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考察
一 内卷化与工业化问题探讨
内卷化（Involution），又可称为“过密化”，意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增长，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这是一个和密集化增长、有发展的增长相区别的增长类型。关于内卷化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即内卷其实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内卷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就产业而言已不仅仅用于农业分析，还伸展到工业分析，与本书研究的工业化进程问题密切相关。运用内卷化问题分析方法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进行分析，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路径颇有价值。
把内卷化概念用于对某种农业经济过程的概括，起自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63年出版的一部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著作：《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格尔茨在实地研究中发现，在爪哇岛和外岛之间存在着二元发展，借助于技术，外岛的一些地区的生产越来越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而爪哇岛的一些地方则不断地向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爪哇岛聚集了印度尼西亚2/3的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而外岛散布在爪哇以外的广阔区域内，殖民者的进入使那里产生了高效率、大规模、主要用于出口的工业。爪哇人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在概括这一过程的时候，格尔茨使用了“农业内卷化”概念。
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将“内卷化”引入中国问题研究，并给了它一个新的名字——“过密化”。黄宗智先生在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两书中探讨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发展时，即以“内卷化”来概括近代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黄宗智教授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提出，“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这是他的内卷化分析的重要特点。他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用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或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来界定内卷化；另一部分是同时用企业行为理论和消费者选择理论来解释内卷化，换言之即认为“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在人口压力下的内卷化增长，是无发展的增长、没有生产率的提高，是以生活水平、日平均报酬率的下降为代价的增长模式。
二 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卷化
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这其中主要考察的是中国人口的增加与土地制度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为主，农业占据重要的地位。到19世纪上半期，中国到处都面临着人口增加带来的对土地资源需求增长的压力，其中以长江流域最为严重。只有长江地区的人口急剧下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以便调整人口与土地资源供给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前近代一段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土地和人口的比率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仅仅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出于战争的原因长江流域人口下降，这只是暂时性的。正如美国学者何炳棣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与日俱增的人口将主要依靠工业化和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来维持了。”
这里我们引用美国学者黄宗智的研究成果：前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集中在增长比例有限的土地之上，最终形成了内卷化发展的格局。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型增长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和蚕桑，而这些经济作物是通过更多的劳动力得以生产的，较高的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值是以较低的单位工作日平均收入换得的。另外，为维持“糊口”选择的是基于这些经济作物之上的商品性家庭手工副业。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该地区手工业增长的显著特点是它继续与小农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拥有的土地不断减少，使得乡村工业和小农作业相互依靠才能维持小农家庭生计，出于这个原因即使是资本相对集中、工具较为先进、雇佣关系发展较好的丝织业也难形成规模经济。在明清两代没有出现过一家大型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织布工场。城镇手工棉织业也仅限于较穷的手工业者的小作坊，他们有时会雇佣一些学徒工，但从未实行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从积累方面看，包买商业倾向于流通领域。虽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如此发达但伴随着农村作物及副业生产的内卷化，是建立在劳动投入的无限制增长上的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基础上的。家庭农业生产的扩展使家庭成为支撑商品经济的基地，新的棉花基地经济和发展中的桑蚕经济所需的附加劳动力多为妇女、儿童，这同时使得城市手工业也难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而走上了一条内卷化、生活水平停滞和可用资源压力日益全面增长的道路。
中国前近代农村经济发展及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说明，中国传统手工业者没有一种直接从家庭手工业生产者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路径，因为这中间缺少一个手工业工场的过程和环节。即使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近代缺少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中国不可能对它的土地经济有突破性的发展。从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大门打开以后，逐渐扩大的国际贸易，近代货币和银行的发轫，轮船和铁路的出现，及中外轻工业、采掘业企业的建立等已使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多样化了；但这些新事物的影响只限于东部沿海和内地少数通商口岸，国民经济的基本特点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