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育的民主试验:阿拉善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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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的看法

副秘书长积累了近20年基层保护的项目经验,期望在中国企业家自己的平台上做出本土内生式社区发展,通过项目让村民整合各方资源,建设社区自我造血的公共管理机制。北京行政办公室的做事方法使他感到受制约,无可奈何。根据采访资料2006年9月(VOC034),2007年5月26日(VOCO21)。

第一,副秘书长同样感到授权不足,带团队受到掣肘。


……在村管理委员会我们介入得比较深,管理委员会和村民之间建立了关系,里面方案很多,我们基本上是百分之百会推开。北京行政办他要来这边做一个初期评估,评估我的资金在专业上怎么执行,看成一件大事。结果怎样?要干什么?怎么做?目标是什么?向我要评估的一个提纲,然后不满,给我打电话,说看不懂你们这个东西,太抽象了。

……有一点小成绩之后,危机马上就出现了。我们的人为啥都在跑?在我们里面属于被别人压制的人。为什么别的NGO老来挖人?我给北京秘书长打电话,他就是笑一下:“嘿嘿,他妈的!”这是在两个盟长三个旗长面前来挖人的,我已经跟他打电话了,他还没任何反应。

……我没办法,我没人事权,没有工资权。举一个例子,一个北大的硕士2003年开始做项目,在一个岗位上是四千块钱;一个他喜欢的人来后,没做过项目就领六千块钱工资。他喜欢建一个部门,马上建一个部门。这些东西就已经乱到没办法的情况了!我不喜欢告状,告状多了好像一个小话婆。我的观点可能偏激,这些管理上的混乱让下面发生内耗,团队在崩溃。我们有项目经验,但最缺的就是人,一个一个被你离间掉,被挖走掉,那怎么去达到目标啊?人走了项目就空下来,现在官员是一个人做两份半工作,包括子项目。我就问问那四千块钱,大家都走了,那会有人再来试吗?

……我们是项目负责制,每个人的项目自己设计、联系,资金使用等等是有规则的。他安排其他人来介绍项目,违背了项目负责制的管理,开始大家一起抵制。他就对团员单独谈话,承诺哪个人可以坐飞机,给谁买台电视机啊,买个窗帘啊。我们团队有严格的制度,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他这种做法)造成团队人与人的矛盾,集体制度全摧毁掉,对他乱哄哄管理抵制不了。

……忙着两三年内做出成绩来,人事上我们没有足够的准备嘛!一个人要一年的培养期,这十个人培养没有一个合约……整个协会里如果有良好的风气、好的前程,在这边能够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是一个真正的公开的、透明的、民主的组织的话,人家也会要求留下来。你每天乱哄哄的……不在做事,所有的年轻人都不蠢,该跑的都会跑。我今年的感觉特别不好,我就是说实在忍不住了,工作没办法往下做了,现在都没找什么会长啊副会长啊,所以我就是来一个不越级吧,不越级!因为××告诉过我,凡是越级跟领导反映,企业家都会很烦你的。唉,这个平台有吸引人的地方:本土化!

……企业家是无穷无尽的石油,我们是一辆车,车都开废了拿石油来干什么?他现在是自己充当石油,他忘了开车人与石油供给者之间的合约。做一个项目好比驾驶员开一辆车,他不光开车,还要保养整个车:发动机重不重要?发动机该不该保养?车轮子该不该换?刹车该不该换了?车辆要检验监督机制,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时间设计好的!现在对车的管理权划分太传统了,谁谁管发动机,谁管轮胎,都要向他汇报。


第二,关于北京行政办公室与阿拉善项目办公室的工作关系。


……这个协会有一个很优秀的大环境,第一是中国企业家出的钱,项目一次一次地获得旗一级、盟一级、国家扶贫办的信任,大环境上没问题。反过来,内部小环境上我们就出问题了,外壳好但内心在不断地溃烂。慢慢地一个一个人走掉,或者没有一个做事的团队那就很危险了,从成立起就没缺过钱。他每次来找人谈话,用小恩小惠拉拢项目成员,区别对待,这我就没有办法整合我的团队。

……要有一个机制化管理,不是某个人一个人的规则。用中国的土话来说就是:法治还是人治,我们是受规则还是听人的……需要规则,需要通道,需要监督机制……像资金管理的监督是自上而下,但在人事上、公事上需要一个回路,回路是什么:下面对上面的监督。

……没有制约,权力就存在危机,没有一个相互之间的约束你没办法。在北京会议上,项目的事情我说:我是项目副秘书长,应该归我管。他说:企业家要我怎么样是我的事,你是我聘请的,所以你只能向我负责。别人看了都会觉得我在跟他斗。我跟他斗啥呀?我要的是扎在一个点上,实实在在地为社会的发展做出那么一两个案例来。这个是我要的。我不要什么舞台面上的东西,那些我不要……制度的问题,不要干扰我的项目团队!

其实企业家只是把钱、理念和精神开辟出来,找到一个NGO对谁都有好处,把它做出来。问题就是用什么机制去管理下面的团队,要有一个合理有效的管理,让团队扩展,同时合理地使用这些资源。还是中间对接的地方出问题!修了一个水库,水库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水,水要能流到田里去;现在是库里的水下不下得来,是水库管理者自己高兴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

……协会内部面对这样一个情况,要有一个机制性的、用创新的方法激励企业家想这些问题。这些企业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创造者,冲破原来的制约,要建立新的机构让他们认识这个问题,改变这样一个局面。


第三,副秘书长对团队成员培养的看法。


NGO要建构团队,但团队的人事权在北京办手里,认为我软弱,团队成员也不满,人心离散。他们(团队的成员)有个人的要求,后来的××比他们稳重、成熟。他们还太年轻,没有完全理解,或者没有完全嚼透推进基层民主的理念和方法。我自己摸索了十几年的经验,这些年轻人才做出一点就守不住了,要离开了。

他们没有成熟到可以承担项目主管,还有大量的指导和实践,但他们开始牛起来了。北京那边我没有办法,他不理解做项目,不解决工资问题,人都跑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