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节 全球化的含义及实质
全球化无疑是人类社会一个深刻和复杂的历史现象。作为一个驱动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全球化的影响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以至于有人夸张地认为人类历史进程就是一个全球化过程。这也正是全球化在今天成为一个全球性学术热点的原因。可以认为，当前的一切国家战略离开全球化的视角都是不完整的，因为一切国家都具有了全球性。本课题的研究主题就是一个因全球化而凸显的国家战略问题，毫无疑问，对全球化内涵的基本设定是本课题进一步展开的逻辑前提。然而全球化却是一个歧义繁多，众说纷纭的学术词语，虽然全球化几乎是当前最为“时尚”的学术话语，但在若干基本问题方面却仍然值得挖掘
。本课题有必要就全球化的最基本问题作深入思考，进一步回答全球化的含义及实质等基本问题。
一 全球化概念辨析
关于全球化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存在争议，就连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词语始于何时也众说纷纭。不过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观点似乎成为引用率最高的主流认识。该报告认为，“全球化”一词最早是T．莱维于1985年提出来的。莱维用“全球化”这个词来说明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不论全球化的词源可以追溯到何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被广泛关注的确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关于全球化的论争实际上也是发端于这个时期，从此，全球化成为一个具有“时尚”特征的学术词语，关于全球化概念的众说纷纭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全球化定义现象，几乎每一个论者都试图给出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有学者罗列了上百种全球化定义。之所以存在这种有趣的全球化定义现象，从客观上说是因为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有可能还会非常漫长，人类对全球化的认知受到认识对象在客观上本身并不“明确”这一事实的局限。从知识体系和理论认识自身的发展规律上看，对任何“新生事物”（或叫做新生问题）的认识最初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盲人摸象”的特征，都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而对全球化的认识还远未完成这一过程。
当前关于全球化定义所积累的理论认识为进一步实现这种抽象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前提。以成百上千的关于全球化的不同认识（更多的是大同小异的认识）为基础，通过分析其表达的共同性因素，逐步求得众多全球化认识的“最大公约数”，这可视为全球化认识的最一般性抽象。只有这样得出的全球化定义才能为全球化的理论论争提供最基本的和必不可少的逻辑前提。作为最一般抽象的界定所具有的“最大公约数”性质可以这样理解：无论分歧多大，观点有多少，人们谈论的也都是同一个对象，这就是全球化。把这些不同表述背后的共同对象抽象出来，就找到了全球化的真谛，这样理解的全球化应淡化任何流派的倾向性，不应预设任何理论前提，因此，这种抽象既包容已有的全球化定义且不与之有根本冲突。而其沿着特定理路的具体化就会生成当前流行的某种全球化定义。
为此，首先应粗略地将百家定义作第一步抽象，即按定义的视角和方法的同与异进行初步的归类，先求得每一类定义的“最大公约数”（至少在定义方法上）。仔细分析纷繁复杂的全球化定义，可以大致归纳为这样几类：一是通过描述某一领域交往扩大，联系紧密，依赖性增强等特征来表达全球化的内涵。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化就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广泛地传播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接资本流动和转让”。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以及以信息传播、科技进步等层次为考察视角理解的全球化定义均属此类。这类定义的共同局限是预设了全球化是可以分解的或仅属某一领域的这一前提，并没有体现定义在最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第二类是从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和全人类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出发，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对这类问题达成的共同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合作机制，罗马俱乐部就是这类定义的著名代表。第三类是通过揭示全球化的价值和利益取向来定义全球化，由此而产生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分野等。第四类是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全球化，如所谓“地球村”“时空压缩”等。第五类是跳出领域或层次的局限，力求全景式地描述全球化的特征，以此来界定全球化。例如，有国内学者从六个方面来界定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过程，全球化在理论上创造着一个单一的世界，全球化是统一和多样并存的过程，现在的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冲突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观念更新和范式转变的过程。这类定义的局限在于：无论怎样列举全球化的特征都是不完整的，而且最终还是没有回答究竟全球化是什么。
归纳以上五个类别，大致可求得百家定义的“最大公约数”，抽象出其共同含义：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要素获得全球性所呈现的景象。全球性有三层含义：一是历史基本要素在全球层次的跨空间作用，二是这些要素跨时间的作用，三是历史规律突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界限跨领域发生作用。
二 全球化的实质
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是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内在逻辑的历史演绎加速展开，发达国家试图借此推动和主导全球化进程。随着全球化从理论到现实如火如荼地推进，其“双刃剑”的本性也逐渐显露出来，被全球化所“伤”的国家或利益群体产生了对全球化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批判力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与全球化伴生的另一重要现象——“反全球化”。当前围绕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学术论争，主要集中在两者的积极与消极、利与弊等方面，由于一些论者之间的论争并没有对两者的内涵进行必要的逻辑设定，因而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如两条平行线互不相交，赞成者所赞成的并非反对者所反对的。其症结所在是没有注意到两者所具有的双重性质。因此，必须明确全球化既是客观历史进程，又是西方主观战略的双重性质。
1．作为客观历史进程的全球化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分工逐渐国际化并促进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马克思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对空间的超越日益成为现实。20世纪后期的新技术革命，由于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导致运输和通信成本大幅降低，从而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和高新科技的广泛传播，使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而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作为“天生的国际派”，从它走出国门的那天就开始了其全球扩张的进程，资本不断增殖和扩张的本性驱使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的销路，不得不“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彩论述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对正确把握全球化的本质至关重要。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全球化一方面作为生产力进步的结果和生产社会化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都是客观历史进程。应当指出，这种扩张的结果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而是相反，因为资本主义在全球释放其所能容纳生产力的同时也将其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和深化，马克思正是从这一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和积极意义。
2．作为西方国家主观战略的全球化
全球化从理论到现实都是源于西方的，而且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一直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不仅是资本主义核心逻辑不可抗拒的推演，而且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观战略决策推波助澜的结果。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却不是宿命的。各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的战略至关重要，各国都希望成为全球化的赢家，都希望自己的规则影响国际性规则。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目前的优势地位从主观战略上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西方国家的、稳定而持久地保障和强化其“中心”地位的全球化格局。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不仅谋求军事上的优势，更注重谋求经济上的霸主地位和价值观上的统治地位，美国力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谋求一个“美国化”的结果。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声称：“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抓住历史机遇（即全球化——笔者注），将世界统一在民主、自由市场、尊重法律、支持和平的基本原则之下。”美国国务院《1999年人权报告》“导言”提出：“今天，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但是，无论是全球化的倡导者还是批评者，都千篇一律地将全球化说成一种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实际上，在新千年中，至少存在三种世界性的语言：金钱、互联网以及民主和人权。”这份报告把推广美国的民主和人权称为“第三种全球化”。由此可见，美国力图谋求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经济、技术和价值观的全球统治。
不只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在整个西方理论界也弥漫着向世界兜售其“完美”模式的气氛。“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中把“自由化、私有化、放弃经济管制”看做“全球化的推动力”，西方所推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这只是全球化在逻辑上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实际上就是希望将这“三位一体的核心逻辑”扩展至全球，以构建一个保障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获取高额回报和西方稳定获利的“收益机制”。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使全球化存在西方国家谋求符合自己利益的主观战略决策的层面。正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浪潮是西方跨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主导的，代表它们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未来世界的导向和战略目标。”
第二节 全球化与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
全球化推动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变迁和世界秩序的变革，世界历史经历了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而与此相对应的世界秩序也从“割据时代”进入“依存时代”。“依存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主权的削弱和世界秩序主体的多元化趋势，但国家在多元主体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依存时代”的世界秩序同时具有国际政治和全球政治的双重性质。
一 全球产业结构、国际经济关系与世界政治秩序
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最为深刻的原动力是科技进步和由此而引发的产业革命，全球产业结构的变迁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变革。
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市场的开创使得全球产业结构、国际经济关系与世界秩序之间呈现复杂的互动关系。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地集中资源为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步被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由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最适合在具有庞大工业体系的大国生长，由此形成了以大国为主导力量的世界体系。这些大国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尽力把资源丰富的广大“未开化国家”纳入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各大国之间由此展开了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各大国依靠自己的工业体系增强本国的实力以强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又依靠取得的资源进一步发展本国的工业体系。这种为强占原料和市场而形成的分割世界的格局，实际上是各大国的工业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放大，使全球进入了“割据时代”。
进入21世纪，在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全球化表征为以跨国公司为动力的世界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使得传统的工业产业正在向信息产业转型，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工业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知识经济是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及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知识经济所涉及的不仅仅是“高科技如何产业化”等经济学问题，而且是国际经济关系与世界政治秩序的调整。全球化推动下的知识经济在超越工业文明的经济形态，深刻变革着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变革着全球秩序。
第一，知识的创新和使用作为第一生产力，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力的要素和结构。在工业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源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机器化体系及其附属的劳动力是第一生产力，科学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机器和劳动力。在全球化推动下的知识经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知识，是高科技，知识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知识生产”不断向经济建设提供生产所需要的中心资源，具有创新知识和高科技能力的人才将成为新的生产力主体。知识经济对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的需求将大大降低，西方发达国家将凭借高科技构筑新的霸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传统优势——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将日益丧失其意义。
第二，知识经济关系将成为生产关系的主导层面，知识的创新、生产和使用将取代物质生产关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知识创新和知识生产成为新的财富增长方式，使得原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体系呈现新的特征。知识集团将成为世界的主导，整个世界体系会因此出现重组。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不再像大工业时代那样追求本国工业生产体系的完整。为发展知识经济，实现产业转换，发达国家纷纷将传统工业产业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空洞化”趋势，使其国内的经济生活必须依靠全世界的生产活动来维系，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则抓住机遇引进资金和技术，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逐步放弃了建设完整工业化体系的目标，其经济常常“两头在外”，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资本和市场。世界性的生产力体系部分取代了世界各国国内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整个世界的经济出现了高度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国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国际生产关系，世界经济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第四，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对知识、信息的依赖性大大增强，社会的重要生存资源已经从物质资源转向信息、知识资源，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信息、知识的控制，人类社会将从“物的依赖”时代走向“知识的依赖”时代。“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竞争是“零和博弈”，而“知识的依赖”基础上的竞争是“共赢博弈”，这也是世界秩序进入“依存时代”的重要根源。但是，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是很不对称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全球公共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严重的不对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对全球经济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大部分公共资源，如海洋资源、太空资源、信息资源等。他们通过对这些公共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控制了全球的经济活动，进而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这种相互依存的不对称，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知识依赖”的不对称导致的信息鸿沟将使南北问题进一步加大，南方发展中国家对北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北方发达国家拥有了南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力量，使得北方发达国家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
二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与世界秩序主体的多元化趋势
国家主权是国家至上最集中的表现。自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并成为基本的国际行为主体以来，国家主权原则就是国际社会为界定国家的最高权力地位而确立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但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秩序主体的多元化倾向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中超国界的因素不断增加，国家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和冲击。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尤其是对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国家主权敏感而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科技革命对国家主权行使范围和空间的改变、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经济自主权的制约、经济一体化导致的国家经济主权行使权的让渡，而且来自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对国家主权的侵蚀，还来自发达国家以各种借口对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干涉、主权的侵犯等。
1．全球化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秩序的相互依存性正在改变传统的主权观念。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再也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我行我素、为所欲为，它意味着对他国主权的尊重以及对国际合作承担权利和义务。信息社会中交往方式的变革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地域的传统观念，领土与边界的划分已不再是绝对封闭的框架。而日益尖锐的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粮食问题、债务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毒品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世界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相互协作、通力合作。随着各国对人类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认知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从“地球村居民”的思维高度来重新认识维护国家主权与保证国际协调与合作机制正常运转的关系问题。
2．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不处在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生产和流通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使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突破了国民经济的框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国际贸易额大大增加，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的现象。同时，资本、信息、技术和知识流动的速度与自由度不断加强，国际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界限正逐渐变得模糊。金融与证券市场的监管、知识产权的保护、劳动力的流动与失业等问题都不是一国政府能独自解决的，需要国际协调与合作。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府对本国的经济有绝对的控制权，国家传统的经济主权受到挑战。
3．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后果导致国家主权受到削弱
首先，科技革命不断在新的层次和更大的程度上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全球问题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全球居民共同的忧患意识，使得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各国已不可能按照经典的诠释那样绝对地、至高无上地享有自己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主权。以哈里·约翰逊为代表的“主权没落论者”认为，不断深化的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经济、信息交流和精神方面的相互依存，使民族国家对国内外事务的控制不断让位于跨国公司和各类超国家组织。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的决定都不完全是其“自己的决定”。
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国际活动的透明度。随着遥感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的发展，大多数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和部分具有战术意义的目标已经置于全时辰、全天候的监控之下；网络技术、信息高速公路更使得信息在全球的瞬间传输成为现实。信息革命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透明化，势必推动国际政治的公开性和民主化，这种透明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在国际社会的注视、舆论的监控和可能的外部干涉的威胁下，民族国家在国内外事务，特别是在核技术、军备采购、能源政策、污染标准等具有全球影响的事务上作出决定的自主性日益遭到削弱。
再次，随着科技特别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甚至在某些方面形同虚设。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量的信息流过任一国家的国土，这些信息有的是正常的商业信息，有的则是非法的、有害的信息，乃至侵犯一个国家主权的信息。金融系统的网络化给计算机犯罪提供了机会，如果技术上存在漏洞，国民经济将直接面临巨额损失，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军事与安全领域。科技含量的增长并不能相应地绝对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即使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在高科技战争中也不能确保其绝对安全。一个国家凭借高科技可以很容易获得别国的信息，就此而言，科技欠发达国家的信息主权正面临着全面挑战。
4．世界秩序主体的多元化趋势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的国际行为体大量出现，并且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世界秩序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国际组织是指主权国家之间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根据共同认可的国际公约、条约或协定而成立的履行有关规则的常设性超国界机构。国际组织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大多数国家对全球化的参与都是通过国际组织来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没有国际组织积极有益的跨国界活动，全球化就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在当今世界，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单单依靠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交往，更多地要依靠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参与。由于跨国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面对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主权国家在与这些国际组织协调与合作过程中获得新的权利和机会的同时，必然以国家主权的相对削弱为代价。以欧盟为例，欧盟委员会享有某些类似于联邦政府的决策权，共同的金融体系、农业政策和关税同盟标志着国家的一部分管理职能已经让渡给了超国家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其活动也越来越多地跨越国家主权的界限，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各主权国已具有了“强制性”的法律效力。从维和行动到武器核查，从监督国内大选到协调党派之争，这些都反映出国际组织日益侵入传统的国家主权的趋势。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说：“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我们的时代的一个重大而明智的要求，是重新思索主权问题：并非要削弱它的本质，它对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仍至关重要，而是承认它或许采取不止一种形态和发挥不止一种功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的活动日益频繁，其触角深入世界各个角落。据统计，世界上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不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虽然只占跨国公司总数的0.3%，但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国际性生产，其海外资产总额约有1.4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股权的1/3。跨国公司集中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对国际政治、经济和世界秩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设厂，从事经营活动，在东道国的经济地位、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东道国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使其政策适应自己的需要，导致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甚至介入东道国的内政，影响东道国的政治和安全。此外，跨国公司的活动对现行世界秩序也带来了挑战。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跨国公司抽逃资金不仅使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遭受致命打击，更对东南亚的政治秩序乃至世界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非政府组织虽然在活动宗旨、活动方向、组织机构等方面大相径庭，但随着活动日益频繁，其影响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冷战结束后，非政府组织数量快速增加，1990年仅有6000个，而今大约有216万个。罗马俱乐部、世界经济论坛、国际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其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许多政府间的组织。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对各国政府环保政策以及地球生态环境的重大影响已为世界所公认，国际红十字会在解决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方面也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美国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正在改变世界政治走向。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将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国家行使主权的意志和能力进一步构成限制，进而影响世界秩序。
5．在多元的世界秩序主体中，国家仍然居于核心地位
虽然世界秩序主体出现了多元化倾向，但国家仍然是世界秩序最基本、最重要的主体，是世界政治的基本单位，也是国际活动和国际关系的基础。
国家主权虽然受到严峻的挑战，但国家主权并没有过时，目前国际社会所确立的国际行为规范和国际关系准则都建立在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础之上，没有国家主权原则，就没有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更不会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世界各国仍然把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不容侵犯。而且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并不是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国家不仅可以利用国际社会现有的规则、制度、渠道来发挥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球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制定未来世界秩序的准则。在多元的世界秩序主体中，国家仍然居于核心地位。
三 世界秩序的双重性质：国际性秩序与全球性秩序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秩序的重建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而世界秩序的双重性质——国际性与全球性也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是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起来的，它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肯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民族国家在这种世界体系中是世界秩序的唯一政治单元，民族国家拥有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只需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而不必考虑全球利益、全人类利益。这种世界秩序的实质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秩序——国际秩序。
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无线通信、互联网、卫星等手段为主体的信息网络已经将全球结合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人类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国际行为规范和国际关系准则都建立在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础之上，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全球普及，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体。而市场经济在全球扩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配置资源，更使得世界各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相互交往的空间日益扩大，国家的界限在消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正在成为一个紧密的生活空间。在国际秩序中出现了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的倾向，传统上属于一国国内的事务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介入，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已不能仅仅从本国利益出发，而要更多地考虑别国利益，考虑全球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本国利益。世界秩序已经不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秩序，同时还是全球秩序，即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虽然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角和最基本的行为体，世界各国仍然把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但我们应该看到，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国际活动主体日益多元化，当今的世界秩序已经具有了全球秩序的性质。正如199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的报告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
中国应当积极地融入到全球秩序活动中，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建立世界新秩序，探索全球治理的合理道路。
第三节 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显
一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凸显的全球化根源
全球化是一种多维度的社会变革。从横向看，全球化的影响已远超出经济领域而涉及政治和文化领域；从纵向尤其是发展进程来看，其发展路径与结局也是多向性的，其中蕴涵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其结果却并非只有一种。全球化虽然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紧密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无所作为。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逻辑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科学技术作用的凸显而具有新的特点，多种力量汇集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使得历史的演进呈现多维趋势，不确定性增加。历史的结果由众多的“合力”决定，各利益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大地影响着历史进程。作为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全球化的基本单元是民族国家，全球化既是各民族国家合作与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国家利益矛盾展示的过程。全球化既是全球协作，也是全球竞争。各民族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进程中增进而不是损害自己的利益，都希望“国际规则”能更多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全球化就是在这种民族国家利益的博弈中演进，全球化的结果也就是各民族国家在协作与竞争中矛盾与统一的结果。积极应对全球化，制定科学合理的全球化战略，增加自己在全球化“结果”中的份额，这既是避免民族国家利益淹没于激烈竞争的全球化浪潮的明智之举，也是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理性选择。全球化的这种进程的不可抗拒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作为客观历史进程和作为国家主观战略的双重性质。因此，民族国家应对全球化的战略至关重要。在这场全球性的大协作与大竞争中，西方国家抢得了全球化的先机，它们希望源于西方的全球化终结于西方，推动全球化向西方化发展，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统治全球，构建一个西方“稳定获利”的全球模式。由于美国在全球化中占有中心地位，所以，全球化也带上了美国化的鲜明的烙印。这些已经变味了的“普世主义”和“全球主义”价值观侵蚀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其中，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与增进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首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军事力量角逐，而代之以综合国力的较量。在综合国力构成中，文化力占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切经济与军事的竞争都是人的竞争，一切技术、手段与方法都需要人去掌握，一切社会资源的利用与开发都取决于人的作用，而人是受到政治和文化因素影响的社会主体。文化的功能，也恰恰在于对人的塑造。文化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纯精神力量，而是像凝结剂一样渗透到经济组织和社会结构中，发挥动员、调动、组织国力或者离心离德涣散国力的作用。研究综合国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学者克莱因认为，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发挥作用的程度决定于战略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意志，以及动员人民的能力等精神性的战略素质。可见，“文化力”对于综合国力，国家文化利益对于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有鉴于此，约瑟夫·奈意味深长地将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称为“软权力”，认为它是与军事和经济实力等“硬权力”相对应的重要力量。他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会接受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与使具体的某国产生变革是同样重要的。”
其次，全球化推动着国际竞争和产业重心的转移以及社会形态的变迁，国家利益和国际竞争也随着这种变革而有了新的内涵。在农业社会，土地是立国之本，民族与国家间的利益矛盾首先表现为对土地资源的争夺，国家利益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和维护方面。在工业社会，对石油、矿产等工业资源的开发与控制，特别是市场的占有与拓展在国家利益中占有中心地位，国际竞争实际上最终是“商品力”的较量。而在全球化推动下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对知识与信息的占有和控制以文化力的形式反映在国际竞争中。由于其中的共性文化具有共享的特征，所以，最终能扩张国家利益核心竞争力的是个性文化的维护扩张能力与传播能力。物质形态利益的实现形式与最终归属决定于精神文化与价值观念。例如，相对于一个经济落后、国力衰弱但敌视美国的中国，美国更希望看到一个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但全盘接受美国价值观，并且认同美国的中国。这正是克林顿强调“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因为全球化时代的物质形态利益已经很难进行非你即我的区分，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约瑟夫·奈认为，单靠传统的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等强制性手段就会“用导弹打自己的投资”。相比之下，依靠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软权力”，尤其是利用其中的文化传播之类的无形力量，利用大量制造的文化产品和现代传播工具，从观念上、感情上、心理上去影响别国人民，则是另一种代价小而收获明显的软力量资源。这种无形的力量虽然没有导弹驱逐舰护卫下的货轮那样气势汹汹，但是它却能够散布在全球性的广阔空间，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从而最终改变导弹和货轮的归属。
二 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文化利益的争夺与矛盾
首先，全球化在推动民族国家协作与融合的同时，更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各国都希望全球化“化”向自己的方向，全球化是不同民族国家追求自身利益、追求发展的结果。在当代，“民族国家利益优先、至上”仍然是世界流行的原则，全球化时代仍然是一个利益主体、利益目标“个性化”的时代。“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而文化认同是这种“个性化”的“我”存在的前提，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矛盾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文化利益的矛盾。经济利益的矛盾往往蕴涵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对立。“经济利益的获取需要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而在全球化中如何按照不同国家的意志安排其秩序，也需要文化与价值观加以维护。”文化利益的矛盾随着国际竞争的深化而加剧，这正是“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牵引出全球化的同质文化，反而对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紧张关系有所激发”的原因。
其次，在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中，已赫然将维护和推动其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统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有加强趋势。这激起了不同国家对自身文化阵地的坚守和价值观念的强固，民族国家间的文化利益矛盾加剧。“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做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正如亨廷顿所言：“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利益。人们认同之所在，人们为之而战、而牺牲的，是信仰和家庭，血统和理念。”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中，没有什么比失去文化认同更可怕。由国家文化利益矛盾而引起的国家文化安全已成为全球化时代重要的国家战略问题。
第四节 国家文化安全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近年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如同所有在现实中凸显的战略问题一样，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最先切入点是面临的现实问题本身，即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因此，目前关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发表的成果在逻辑结构上大都是“问题与对策”的模式，一般都是做大题，仅从题目很难看出论者的不同，内容也往往是在一篇文章中涵盖概念、战略意义、问题根源、现实挑战、对策探讨等方面。这反映了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全面性和完整性是其主要特点。随着面上问题讨论的日趋成熟，基本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澄清成为继续深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瓶颈。然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待研究重心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转型，即从问题探讨转向学理研究，从宏观全局性和全程性问题转向微观局部性和环节性问题，突出研究的深入性和准确性。只有学理研究的深入和局部环节性问题的明晰，才能进一步在更高层次上从宏观和全局的国家战略高度解答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为此，我们应该从辨析什么是国家文化安全出发，对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基本变量、国家文化安全的空间维度、内在结构与外部关系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一 究竟什么是国家文化安全
目前发表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成果几乎都各自给出了国家文化安全的界定，并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统一的认识。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学界对这一“新问题”的认识有某种“盲人摸象”的特点。本书并不是要界定一个“准确”和“公认”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而只是力图寻找准确理解国家文化安全的逻辑底线。
我们应明确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词是安全而不是文化，也就是说文化这一内涵繁复的词语，其确切含义决定于安全的语境，进而决定于国家这一安全的主体。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国家文化安全一词在逻辑上可作如下解剖：安全、国家安全、国家文化安全。
1．安全
安与危相对，是指一种状态及导致这种状态的趋势。人们所奋斗的一切，无不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可以认为一切安全都是利益安全，所以安全反映的是人的各项利益变化的趋势及所处的状态。由此可确定安全与不安全的界限就是既有利益的状态，维持并增进利益即为安全，利益遭受损失或面临损失的威胁则为不安全。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安全都是针对特定主体而言的，但一切安全最终都是人的安全。作为最终意义上安全主体的人，可以个人、群体、民族、国家等形式出现，而作为安全客体的利益则以生命、财产、自由、文化、领土、主权等形式出现。根据不同主体，安全可划分为个人安全、集体安全、国家安全等；而根据不同客体可划分为生存安全、财产安全、领土安全、文化安全等。安全主体所拥有的不同利益形式构成该安全主体不同的安全形式，如国家利益涵盖生存利益、领土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因此国家安全也就表现为生存安全、领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
2．国家安全
一切安全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利益问题，国家安全的实质就是国家利益安全。
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总和。
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掠夺，矛盾与冲突，及其诉求、获取与丧失，是引发一切国家安全问题的总根源。安全问题因利益而生，因利益而变，有什么样的利益就有什么样的安全，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取向与不同的利益矛盾往往对应不同的安全判断。例如，中国认为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是安全的，而美国却认为中国的强大会增加它的不安全因素。中国并不谋求广泛的国际利益，因此，“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等就成为安全的基本原则，而美国积极谋求全球利益，它的国家利益触及全球，如果哪个国家的发展使美国不能舒舒服服地当霸主，美国就会认为自己不安全。因此，某一特定国家的既有国家利益“客观上不存在威胁，后果上不蒙受损失”，就认为是安全的，反之则是不安全的。
3．国家文化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子系统，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质是国家文化利益安全。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反映的是国家作为整体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需求。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宽泛和复杂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下往往有不同的阐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具体和准确地理解文化。
在一般情况下，文化是作为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概念使用的，同时作为人类的精神成果与物质生产、社会秩序和制度相区别。从“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安全的主体及安全威胁的来源都是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这一意义上理解的文化是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作为精神成果的科学技术等共性文化并不具有民族、国家和制度的身份，其利益关系也就不具有此消彼长的“零和”特征，因此也就不存在文化层面的安全问题。而文化心理、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层面的个性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国家和制度特点，这种带有个性的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根本前提，也与民族国家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是指与不同民族、国家和制度相对应的“个性文化”，它们大体上可分为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国家的文化利益与文化主权就表现为对这种“个性文化”健康发展的维护。而国家文化安全关切的就是国家的文化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国家文化主权是否受到侵犯，即这种“个性文化”是否得到独立自主的健康发展，是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现实的平等地位。也就是说，与本民族、国家和制度相对应的“个性文化”由于不平等的国际文化交流而存在丧失其自主发展的危险，则国家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反之，则处于安全状态。国际文化环境中的不平等交流主要体现为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因此，“传统安全”视角中的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与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相对应的概念。
另外，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国家文化利益还应考虑次国家的文化单元发展状况，如国民的精神文化风貌及民间文化实践活动等。这些文化单元可统称为“公共文化”，它并不直接与国家对应，国家文化利益就表现为“公共文化”的总体发展状况是否与国家发展目标或国家发展需求相一致，国家文化利益的消长及其引发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就反映在“公共文化”发展的方向上。
要正确理解国家文化安全，必须澄清三个认识上的误区。
其一，脱离安全主体抽象地讨论所谓文化安全，最终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任何现实的文化安全都是特定文化主体的整体利益安全的组成部分，没有离开人的抽象的安全，也没有脱离特定利益主体的抽象的文化安全，文化本身不存在安全问题，文化的价值最终也要体现在人的需求上。任何文化系统都要吐故纳新，都要新陈代谢，都要变革创新，任何文化系统的兴衰都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而任何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建立和变革也必然呼唤和创生新的文化体系。因此，任何离开文化主体的现实需求，极端化地维护原有文化“纯洁性”的努力都只会加快该文化系统的解体和衰亡（如苏联的文化系统）。美洲大陆玛雅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断裂成就了“新大陆”的文化中心地位。在中国，满人入关后不是狭隘地推广所谓的满文化，而是由具有雄才大略的康熙树立了汉文化的“正统”，从而开创了清朝的文化盛世；中国自近代以来遭遇的文化危机与文化挑战，最终是以非原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系统取得主导地位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化危机的命题，原有的主导文化体系解体，其积极因素由新的先进的文化系统吸纳和改造。因此，脱离文化利益的主体从特定文化系统兴衰的角度抽象地谈文化安全是错误的，文化安全的实质是特定文化主体的文化利益安全，最终文化利益无论是手段意义还是目的意义的价值都取决于特定文化主体的现实的物质或精神需求。
其二，误把国家文化安全等同于文化产业安全。虽然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与国家文化安全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文化产业安全首先表现为作为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一个新兴产业的安全，因此文化产业安全有部分属于经济安全的范畴。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与国家文化安全状况并不一一对应，文化产业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既交叉重叠，又相互区别。文化产业安全在经济效益层面应属于经济安全的范畴，而社会效益可看做国家文化安全的范畴。由于文化产业是“中性的”，它作为载体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并不是特定的，同样是文化产品却可以传播不同的文化信息。文化产品消费既可以培育有益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元素的生长，同样也可以为不良文化的传播提供机会，因此，文化产业的壮大和发展并不必然自动地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另外，文化产业与国家文化安全的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产品的消费，然而很多文化元素的生长却是文化产品消费所不能涵盖的，或仅通过文化产品消费的方式是不够的。例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维护是我国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但这主要不是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实现的。
其三，泛化国家文化安全的范围，把一切与国家文化战略相关的问题都作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国家文化战略可大致分为文化安全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发展与安全密切相关，但不必然带来安全问题，否则，将安全问题泛化的结果就是一切都是安全问题，那么安全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毫无意义了。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范畴往往是围绕导致国家文化利益矛盾的诸多领域展开的，如国家文化利益、国家文化主权、国际文化竞争等概念范畴以及“社”与“资”、“独”与“霸”、“正”与“邪”等关系范畴，而文化发展讨论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文化体制、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等方面。
二 国家文化安全的相关核心概念
国家文化利益与国家文化主权是研究国家文化安全最基本的两个概念。
1．国家文化利益是界定国家文化安全的最核心概念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文化利益在国家利益系统中逐渐凸显并相对独立，是国家文化安全从国家安全系统中逐渐凸显并独立成为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的现实基础。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反映的是国家作为整体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需求。
国家利益是一个人们对其含义争论不休的概念，论争的一个重要焦点就是其阶级性与民族性问题，但是任何理论研究和问题讨论都不可缺少基本的逻辑设定，在具体讨论中国的国家利益时，有必要设定在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总体上实现了统一，政权组织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途径，人民大众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政党的利益总体上一致。在国际关系中，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总和。而中国的国家文化利益也就表现为相应的文化需求。从构成民族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领土、国民、政权组织、主权）出发，四个基本需求就是领土完整、民族凝聚、政权稳定、主权独立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除领土需求不直接对应文化需求外，其他三个方面都直接与文化需求有关。民族凝聚力来源于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的传承，政权的稳定需要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依据，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文化主权逐渐从国家主权的整体中凸显出来，成为国家主权中相对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
2．国家文化主权是与国家文化利益紧密相连的另一个核心概念
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推演出的四大需求中，维护国家主权是国际竞争和国家间利益矛盾最为直接和现实的战略问题。对于主权，比较流行的理解是：“主权是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最高性和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结合前面对国家文化利益的讨论，国家文化主权可理解为，国家对维护和增进本国文化利益的一切行为具有最高的和排他的权力。
从理论的逻辑来分析，权力的直接指向是权力主体实施的行为，其结构由权力主体的实施与活动领域决定，国家行为活动领域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主权本身是一个复合与多维的范畴。按照不同的视角可以对国家主权进行不同的划分，如可从纵向分为生存主权和发展主权，从横向分为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等。而从国家主权实践的历史演进来看，国家主权的重心经历了由政治主权向经济主权再向文化主权转移的发展轨迹。20世纪中期，国家主权实践的重心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主权；50年代中期后，殖民体系瓦解，大多数国家取得了受《联合国宪章》肯定的独立地位，国家间利益矛盾主要也不是通过直接指向其独立地位的军事斗争方式体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逐渐把主权的重心转向独立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上；而进入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由于其贯穿了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国家发展的深层问题，对国家的影响更为复杂，作用也更为深远。国家间的利益矛盾更多地以文化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西方国家更是以其文化上现实的主流地位大肆推行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这直接对发展中国家在的文化主权构成挑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越来越多地重视经济安全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因文化交融与冲突以及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而产生的空前的文化主权问题。尽管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化主权已经成为主权的核心，但围绕国家文化主权而产生的文化安全问题也成为一个现实的和重大的国家战略问题。
三 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结构
如前所述，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与此对应，国家文化安全由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构成。意识形态是政府合法性的文化基础，而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是国家文化主权的最主要体现，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靠国家政权来维护与传播，同时也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文化基础。国民的意识形态认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和稳定，缺少意识形态认同就意味着政权丧失其“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危机必然导致政权危机，因此，意识形态扩张的最终指向是一国政权以及该政权保护下的特定利益群体。意识形态安全的含义是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而不能理解为只能存在一种意识形态。
民族文化是国民凝聚力的深厚来源，是民族国家完整性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一个民族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因此，如果民族文化受到挑战或者质疑，则民族认同的范畴就会出现危机，随之而来的民族凝聚力的涣散不仅是一个民族衰微败落的征兆，而且孕育着国家危机。所以，民族文化的霸权解构的是一个民族独立自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这种冲突中丧失的是民族利益。民族文化安全的含义主要指向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是否受到威胁和动摇，而不能理解为所谓的民族文化的纯洁性。任何所谓的纯洁性都是文化系统故步自封、创新力萎缩的征兆。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还存在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不能完全涵盖的文化形式，即国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与文化实践，这可称为“公共文化”。对于中国来说，富民强国、小康社会、民族复兴等绝不仅仅是物质形态国家目标，也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国民积极、健康、向上的公共文化生活（实践）不仅是国家发展的文化动力，更是目的意义的文化追求。与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不同，公共文化是国民文化生活与文化实践活动的综合体现，多元化和多样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不可能涵盖更不可能取代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生活。因此，公共文化安全的度量标准是不同文化实践在内容和形式上所遵循的文化价值底线，即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界。公共文化是一切文化形式体现其目的与功能的最终载体。既不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又体现真善美价值的公共文化实践，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而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甚至走向消极、低俗、腐朽，如宣扬色情、暴力、恐怖、歧视等的公共文化实践则会在最深层次上消解国家文化利益，危及国家文化安全。
四 国家文化安全的空间维度
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是当今国际社会中的民族国家，导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国家间的文化利益矛盾，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首先是存在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的国家，因此，国家文化安全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还有次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因素，即国家内部损害民族国家整体文化利益的因素以及所有国家共同拥有的全人类文化利益所面对的全球性文化挑战。超国家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实际上已经演化为国际安全、全球安全或人类安全，这时民族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与人类重合。
首先，国际文化关系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层次，国家文化利益矛盾是一切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总根源。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行为体，国际秩序仍然是世界秩序的核心内容。全球化时代非传统安全的凸显及综合安全观共识的逐渐达成并没有否定和改变不同国家间利益矛盾这一传统安全总根源的性质，国家安全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其内涵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复杂。国家文化安全被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出的现实基础也在于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文化竞争转向。国际文化关系是考量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坐标，因此，国家层次的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内容。
其次，国家文化安全在次国家的层次上，并不是指主体作为个人、区域、民族、团体等的文化利益和文化权利面临的安全问题，安全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否则就不叫国家文化安全。次国家层次主要是指次国家因素成为安全来源。例如，主流意识形态缺乏活力，文化管理体制僵化过时，错误的文化战略（如“文化大革命”），公共文化生活中的不健康因素等。
超国家的层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非政府组织价值指向非常明确的文化活动，如梵蒂冈教会对我国独立办教的干涉，“大赦国际”企图让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德国运动员及游客佩戴所谓的人权金手链等。另一种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文化挑战，如文化多样性受到的挑战，数字技术带来的人类生存方式变革及其造成的文化震荡，生物科技带来的新的一些生命伦理困境，一些被世界各国唾弃的反动意识形态如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
五 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基本变量
分析导致国家文化利益既有状态被打破的因素，找到这些因素的变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国家文化安全形势的重要前提，也是改善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基本条件。
国家文化安全指向的是国家文化利益，安全威胁的直接来源是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因此在国际社会中现实地存在国家间的文化力量博弈，文化大国或强国在国际文化博弈中可能表现为文化扩张或文化渗透，而文化弱国则可能面临这种扩张或渗透的威胁。因此，文化力是决定国家文化安全最关键的一个变量，这也是当前提出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国家间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利益矛盾并不必然通过文化冲突和“文化战争”的方式解决，这决定于国际文化秩序的状况，在存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国际文化环境中，靠力量说话，实力决定一切。但是，如果国际文化环境是健康的和平等的，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本着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等原则解决，文化强国不扩张、文化弱国得到尊重，文化安全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因此，国际文化秩序和国际文化环境也是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重要因素。除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文化秩序外，国家文化安全状况还取决于国家实施什么样的文化安全战略，是否有效调动文化资源、是否有效应对文化扩张等，因此文化安全战略也是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确定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三个最基本变量，即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文化秩序、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文化力作为国家软实力，其构成是复合与多维的，文化力由文化势能、文化创新力和文化传播力综合决定。文化势能是文化力的基础，文化势能由特定文化的生命力、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圈（文化共同体）的大小共同决定。也就是说，某种文化的生命力越强，历史积淀越深厚，文化圈越大，文化势能就越大，反之文化势能就越小。文化势能越大，改变其状况所需的外力就越大。文化势能是文化力的现实基础和现实起点，或者可以理解为构建文化力的给定条件，因而文化力的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变化实际上更多地决定于文化创新力和文化传播力。文化创新力是文化力构建的中心环节，文化创新力的状况最终将决定文化力的状况。文化传播力是一种文化生机与活力的直接体现。在传统的文化视野中，文化传播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文化势能和文化创新力，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的模式、途径、特点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革。文化传播借助于科学技术和产业形式，使文化传播手段、技巧与策略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文化传播力成为决定文化力最终状况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现代文化传播力的状况很大程度上由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决定。
国际文化秩序与国际文化环境是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又一重要因素。国际文化秩序是国际秩序的逻辑延伸和相对分解，国际秩序本身包含了国际政治秩序、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文化秩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秩序的重心有所不同，纵观20世纪至今，国际秩序的重心也在逐渐发生位移。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使得国际政治秩序成为最为紧迫的国际战略问题。20世纪下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和战争与革命背景下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际政治秩序中积累的矛盾得到相对彻底的解决，使得国际政治秩序取得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再加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时代主题的逐渐转换，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心话语，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地位得以凸显，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在这一背景下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要求。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重新洗牌加剧了国际竞争，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逐渐为国家利益矛盾的解决搭建了一个暴力性下降的竞争平台，新的竞争方式逐渐形成。约瑟夫·奈的敏锐不是偶然的，国家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高显示度的战略问题，国际文化秩序的战略地位逐渐上升。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主义仍然是当今国际文化秩序的重要特征。因此，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环境中，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安全状况的首要因素还是实力。邓小平所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包含着战略谋划的重要作用，实力的增强需要有效的战略支持才能成为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高质量的战略谋划能充分调动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反之，则可能白白浪费国家的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大打折扣，因此，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谋划至关重要。其中，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是一种前提性的战略基点，这首先应在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及文化传播行业中营造一种充满活力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理论研究氛围，使各学科和各不同文化传播行业都形成一种关注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自觉。理论工作者应从各个角度积极开展战略研究，真正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而文化传播行业应充分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努力培养广大受众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一种跟踪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反对文化霸权的全民文化自觉，在国民的国防意识中增加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
六 国家文化安全的外部关系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军事和政治安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冷战的结束，国家安全的范畴逐渐拓展，非传统安全开始凸显，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逐渐成为安全问题的关注焦点。国家安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安全的复杂和开放的大系统。在开放的国家安全系统中，不仅安全与非安全问题相互关联，而且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各个方面相互牵制、相互作用，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方面，离开国家安全的其他方面孤立地看待文化安全是不完整的和片面的。
首先，文化安全是传统安全的逻辑延伸，传统军事安全本身就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只不过这时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都是围绕军事斗争发挥其功能。军事安全的通俗理解就是保家卫国，国家的生存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首要前提，国家军事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国家领土被占领、国民生命权被剥夺、国家主权丧失、政府沦为附庸，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原有的文化体系面临解体，国家基本文化需求失去保障，民族文化被占领、被奴役，文化安全丧失。军事安全保障下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有形的物的形态，这为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军事安全是文化安全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军事安全的维护并非必然对应文化安全，“没有硝烟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体现在文化安全上的一种非军事的战争威胁。反之，文化安全为军事安全提供支持，一个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巩固、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化、公共文化生活积极健康，充满生机与活力，这是国家力量中强大的软实力，这为军事斗争提供强有力的无形的支持。相反，如果文化安全丧失，国家则会不战而败。
其次，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密不可分，从来都没有脱离政治的文化存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全状况不佳，国家安全的整体状态和其他方面的安全将受到根本性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独立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国内政治动荡，国际上受到政治干涉，其文化发展必然面临危机，甚至文化系统遭受根本性冲击，失去政治保障的国家文化利益总量逐渐消解，危及国家文化安全。苏联解体导致一个文化大国的衰落，就体现了这种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的相关性。当然，政治安全的维护离不开文化安全的支持，通过文化手段谋求政治利益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的危机必然导致政权的危机，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统一的文化前提，民族文化认同的消解是国家四分五裂的文化动因，而公共文化实践是当下整个民族时代精神的鲜活体现，公共文化价值导向的危机必将引导政治发展走向歧途。
再次，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同属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与前两对关系不同，文化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关系并不完全同步，呈现较为复杂的牵制关系。国家为维护经济安全所作出的努力，比如融入国际社会，接受主要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奠定的世界经济秩序和自由贸易制度，开放和繁荣文化市场等，客观上会带来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让步。同时，一些国家在处理经济发展与捍卫本国文化关系时也会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观上采取的文化霸权战略带来的压力。例如，美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中经常掺杂所谓人权等问题。当然，经济安全对于文化安全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对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地位的巩固与提升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毫无疑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有力的实践证明；而繁荣富强、蒸蒸日上的国家形象大大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促进了民族文化认同，经济发展本身为弘扬本民族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作为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最主要方式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环节。美国的文化产业既是其最大的出口产业，也是其拓展国家文化利益的重要途径。
值得强调的是，不管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还是文化安全，最终都统一于整体的国家安全系统，因此，应从综合安全的高度认识国家文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