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青少年国家态度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 国家态度测验项目及结构分析

根据上文对国家态度、相关概念定义和维度的分析，以及设计问卷时对问卷维度的理论假设，我们确立了13个题目测量国家态度。选取30%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发现了国家态度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般自豪感、国家优越感和国家责任感（见表6-1）。其中，将“当我听到中国的国歌在奥运会上奏响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非常自豪”“我热爱我的祖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我感到非常自豪”4个项目聚在一起。该维度代表了一种较为理性的对国家的情分（Fairbrother, 2003）。由于其题目所涉及的更多的是理性的、凝聚着情感的“一般自豪感”，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一般自豪感”。而“如果国家遇到困难和危险时，你会怎么做？”“如果国家遭到外来入侵，你是否愿意参军？”“路过某处正在升国旗、奏国歌，你会怎么做？”“学校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或想法？”“作为一名中国人，为了祖国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我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愿意为实现祖国的理想而努力奋斗”7个项目聚在一起。其中“国旗”相关的两个项目“遇到困难或入侵”相关的两个题目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实际数据运算的结果均表明相关过高，影响模型的稳定性，因此我们求两个题目的平均数作为一个项目。根据Fairbrother（2003）的分析将其定义为国家责任感（Fairbrother, 2003）。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无与伦比” “我对中国人的印象很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民族”4个项目属于同一个因子。这些带有国家间对比性质的题目代表了一种国家主义成分（Fairbrother, 2003），由于其核心要义为带有对比色彩的国家优越感，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国家优越感”。其中，“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无与伦比”项在一般自豪感上的负荷也较大，但在理论上，我们认为该题目更多属于国家优越感维度。

表6-1 国家态度测量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我们以此结构为基础，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如图6-1所示的模型载荷图（见表6-3）。

图6-1 国家态度三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6-3中所列出的是模型拟合的各项指标。一般RMSEA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低于0.05属于非常好的拟合，我们的RMSEA等于0.061，比较好；CFI在0到1之间，大于0.9（越大越好），所拟合的模型是一个好模型。X2/df的值在2～5之间时，属可以接受模型，我们的模型值为3.743，应为可以接受的模型，GFI也应大于或等于0.90，同样的TLI也应当在0～1之间，越接近1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侯杰泰、温忠琳、成子娟，2004），本研究的这两个指标也在理想范围内，证明这个结构是合理的。

二 国家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本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均是中学生群体，我们重点考察家庭环境对他们的态度的影响。对不同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以及是否有过出国和浏览外网经历者的国家态度进行分析，如表6-3所示，结果表明，国家态度得分平均分为5（换算为标准分数后转换为平均数为5的标准分数），处于较高水平（相对于最高分6.38分而言），具有较高的国家态度分数。也就是说，城市青少年可以对国家具有很积极的态度。

表6-2 国家态度三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

同时，不难看出，无论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水平，以及是否出国和浏览外网，收入水平对国家态度的影响均是不显著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曾经表明，教育程度越低者对国家科学技术、体育以及经济感到自豪的程度越高（Evans, M. D. R., Kelley, 2003），低水平的教育与高的“一般国家自豪感”有很强的正相关（Smith, T. W. & Kim, 2006）。但本研究并没有发现不同学历程度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的国家自豪感的差异。我们认为，一方面，可能是青少年并不会简单模仿家长的自豪感或者认同标准等，而是要经过自己的理性认识和经历的验证等。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青少年接受国家自豪感教育的途径多样，学校教育在其中也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家庭的作用也就相对没有那么显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