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青年价值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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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美国公民国家认同的后果——对接纳性的影响

1.接纳性结构验证

根据已有研究(Smith & Kim, 2006)的建议,接纳也是一个包含了两个子成分的结构。对外来移民的接纳5个项目为移民接纳,对外国影视、文化,进口物品,国际大公司,外国人买土地,国际组织,尊重感受7个题目为接纳外国。本研究以此理论为依据,以美国的数据进行验证分析,结果如图3-3所示,验证模型拟合指标如表3-5所示,根据上文所述标准,该结构可信。

图3-3 美国公民接纳性两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3-6 美国公民国家认同标准两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

2.国家认同对接纳性的影响

国家认同标准及国家自豪感对接纳性的影响回归分析如表3-7所示。由于已有重要人口学变量可能会对接纳性造成影响,因此,此处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表3-7 美国公民国家认同及重要人口变量对接纳性影响回归分析

注:标准化回归系数β的含义是:国家认同标准、国家自豪感、重要人口学变量没增大1个单位,对等对接纳他国及国际组织、接纳移民的影响程度就增加或减少β个单位。

(1)国家认同对对外接纳态度的影响

由表3-7可知,美国公民对族群标准的重视毫无疑问地干扰了对移民和对外国经济组织及国际组织的接纳。该结论证实了以往研究(Hjerm, 1998;吴鲁平等,2010),即无论是在2003年的美国还是1995年的德国,抑或是从世界上30个国家的整体趋势上看,似乎均存在标准越严格的国家公民对他国人的排斥也就越多。从回归系数的大小看,无论哪个国家回归标准系数都较大,说明该负向作用的效果甚为突出。本研究再次说明了,如果在某国家的国民认同中,血统、宗族等家族族群的成分过高,将对其对外接纳政策的开放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图3-4 国家认同对对外接纳影响示意图

也应当看到,在美国对另一种标准——公民标准的重视,并未引发显著的对外排斥。对公民标准的重视会带来对移民合法性的宽容,比如,越重视公民标准,就越倾向于承认那些出生在本国但父母都不拥有本国国籍的孩子为本国公民(Kunovich, 2009)。事实上,两种标准的差异传承由来已久,Smith(2001)认为,历史上存在国家领土和民族宗谱两类模型,前者源自西方,代表一种政治团体,包括共同的制度和权力责任以及领土。民族宗谱则是非西方模型,此模型认为,国家是一种归属,不是公民的选择。很明显,公民标准的基础是国家领土模型,自由选择和民主自主是其核心。持有该标准的公民会重视选择、自由、民主、通过努力转变身份,因而不会有太多对移民的排斥。

除上述理性标准外,对美国的骄傲自豪之感情也对接纳移民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公民对其国家的政治越感到自豪就越少有对他族的偏见,该结论也与以往的研究(Smith & Kim, 2006; Raijman, 2008)有一致之处。这可能反映出自信的心态会带来包容的心态和接纳(吴鲁平等,2010)。但值得重视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存在该趋势,例如,Heijm(1998)研究对比了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和瑞典。结果表明,政治自豪感对接纳的积极作用只在澳大利亚和瑞典存在,德国和英国并不存在该积极影响。我们推测,这可能与德国、英国接纳过低(德国和英国接纳性排在第26位和第24位)有关系(澳大利亚和瑞典的接纳性较高,分别居第2位和第7位)。也许是过低的接纳导致了地板效应使得自豪感的积极影响未能得到展现。

值得关注的还有,美国公民的文化自豪感对这个结论并无影响。这一点与世界整体趋势不同(吴鲁平等,2010),无论是接纳性水平高的澳大利亚还是接纳性水平低的瑞典(Heijm, 1998),这些国家的表现均是对文化越骄傲,就越反对外来移民。我们认为,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美国的浓重移民色彩使其文化自豪感并不带有对某个民族文化的狭隘保护的意识,因此,即使感到自豪,也不会因此产生对移民的排斥。第二,美国人的文化自豪感水平整体较高,差异不大,因此,即使对移民的接纳存在不良影响,也没有表现出来。亦即出现了天花板效应。

(2)年龄与对外接纳态度的关系

由表3-7不难看出,年龄对接纳移民有正的影响力,即年龄越高者相对具有更高的接纳程度,年龄对接纳外国并无显著影响。该结论与以往研究有矛盾之处。Legge Jr(1996)、Quillian(1995)研究认为,年龄会对接纳性造成负面的影响,即年岁越大者,对外的偏见就会更深。

究竟为何会存在这个矛盾,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国别差异有关。对于国别差异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研究者认为,尽管一些个体特征对接纳态度的影响是共性的,但这种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却可能受到国家层面特征的调节,例如,国家的“群体威胁”的量(Davidov, 2009),决定国家是否面临高威胁的指标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国内移民的量,经济发展状况。移民量越大、经济发展越受阻即为高威胁国家。威胁的存在会对个体特征与接纳性的关系带来微妙的影响——使得原本的作用力度减小,甚至发生反转,此即“群体威胁弱化论”(Davidov, 2009)。亦即,在世界整体上,存在年龄越大,接纳性越低(吴鲁平等,2010),但威胁的存在会使得年龄较高组(原本倾向选择不接纳的群体)的接纳性提高,而年龄较低组(原本倾向选择接纳的群体)的接纳性降低。本研究的对象群体——美国公民所面对的恰好是一个移民大国的状况,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具备更高的威胁性,因此,在对外国接纳上,年龄与接纳性间关系被弱化为零,而在对移民接纳中发生反转,变成正向影响。事实上,本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群体威胁弱化论”。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移民大国,年岁较大者为第一代移民的可能性较大,与第二代移民相比,他们对于自己移民的身份的认同可能会更大一些。对数据的分析也能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71~89岁的老人对移民和外国的接纳度显著地高于其他年龄段。此外,美国在近几十年间,在经济和综合实力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他们本土无战争以及对外来优秀人才的吸纳、文化的接纳有直接的关系。公民所感受到的均是外来人才、文化、组织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对移民和外来国家的接纳态度自然也就变得积极起来。

3.国籍与对外接纳态度的关系

在有无国籍者的对外接纳上,美国的结论也与世界整体趋势不同。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无“国籍”在对接纳性的影响上并无显著差异。在美国,无国籍者表现出对外来移民的显著的接纳,也表现出对外国人、外国公司、外国组织等的显著的接纳。我们认为,美国移民大国的属性决定了这个结果。无国籍者也许正是从外国移民到美国的,他们自然会表现出对移民的积极接纳和对外国人等的更多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