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认同内涵、测量方法、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

一 国家认同内涵：功能vs内容

认同（identity）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冯忠良，2002），是由于对客体价值发自内心的认可而产生的一种对客体的特殊认识状态和情感归属。认同对于群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钱雪梅，2002），因此目前群体认同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其中尤其以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研究最受人重视。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国家认同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我们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界定角度——功能的角度与内容的角度。

功能的角度。国家认同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Rex也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对“自己与国家之间联系的一种意识”（Rex, 1996），亦即与他人相比，自己是哪个国家的。或者从对立的角度理解，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国家认异，即一个民族国家确定自己不同于别国的差异或特性（张汝伦，2001）。还有的定义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直接影响其国家凝聚力，发展动力，甚至是影响国家存在的合法的、巨大的粘合力量，让人们感觉到如同在家一样（Keane, 1994）。这些定义均是从概念功能的角度界定的。简言之，“国家认同”就是一种能让人产生“自己属于哪个国家”——这个结果的一种心理活动。

内容的角度。林震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主观信仰，表现为政治主张或政治立场（林震，2001）。贺金瑞等对国家认同的定义则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贺金瑞、燕继荣，2008）。有的研究者还对这些内容进行归类，提出可以分为偏重国家的认同（civic national identity）和偏重族群国家民族的认同（ethnic national identity）（Meincke, 1970）。此类界定方式展现了国家认同的可能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该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未阐明“认同”的究竟是什么。

综合上述关于内涵的研究，我们认为，上述两类对国家认同内涵的界定存在着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的倾向。事实上，功能与内容两个方面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认同的实质，如果同时将功能和内容作为两个维度纳入，则其理解将更加全面。从功能维度上看，国家认同最后的判断标准是“归属感”，那么归属的标准，即用以区分“我国人”和“别国人”的指标，以及归属的程度，即对国家状况的认识、接纳和欣赏。而从内容上看，这两个成分在不同的内容上（比如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有不同程度的展现，亦可反映该个体的国家认同状况。

二 国家认同的测量：直接与间接

由众多研究者对国家认同的内涵分析中不难看到，对国家认同内涵的理解是复杂多样的，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因此，对国家认同的测量也自然存在着多种测量方法。我们拟从直接、间接的维度梳理已有的研究。

直接式的研究即研究者希望用最直接的方式探测个体的国家认同，一针见血地找到核心特征。很多研究者采用了“认可”、“亲密程度”等关键词测验。其内部逻辑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不属于某个国家，就不会感到亲近，更不会表达自己属于这个国家。亦即归属感程度测量。例如，Sinnott（2004）归纳总结了三类测量方法——认同的排序（rankings）测量法（A类）；亲密性（closeness）或者接近性（proximity）程度（rating）测量法（B类）；认可性（importantance）程度测量法（rating）（C类），并认为这三类测量方法既有效应也有差异，其中，亲密性、认可性李克特量表的优势效果更为突出（Sinnott, 2004）。

直接式的测量方式语言直接、内部逻辑清晰，测验设计也相对简单。但这种直接的测量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露方式过于直白，表面效度过高，容易出现社会赞许效应。二是，所测内容不完整。尽管“国家认同”是测量个人归属感的有无，但这并非国家认同的全部，还应当包括“产生此判断的标准”以及“这个国家是如何的”等认识和情感。

鉴于直接测量的局限性，很多研究者提出使用间接测量的方法，此类方式的关键词为“重要性”“自豪感”等。例如，Doeley和Silver（2000）的研究中用“具体领域自豪感”（是否为国家的某个方面感到自豪），估计国家忠诚（Doeley & Silver, 2000）。Hjerm（1998）的国家认同则是一系列的认同标准“重要性”（是否感到国家的某一方面对于成为一个国人很重要）（Hjerm, 1998）。这种测量更像是一种“内隐测验”，即看似没有表达其归属感，但从其客观的评价中即可反映出不同的归属倾向性。例如，假设有人更重视生长在这里，那么其归属感的建立更多的是基于这个原因，同时，他也更倾向于归属于“共同生长在这里”的群体。同样，若某人更倾向于为自己国家的“公平”感到自豪，那么其归属感或者国家认同的建立便更可能源自“公平”。这样的测量用细节刻画出国家认同的状况。

综上所述，两种测量各有优缺点，笔者认为，间接题目具有隐蔽性，容易得到更加真实的结论，因此，界定对国家认同的测量包括两类题目：一类是“认为一些具体特征（例如，血缘、信仰等）对于成为国人是否重要？”；另一类是“为国家的哪些方面（民主、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历史等）感到自豪？”

三 不同类型群体的国家认同状况

对国家认同研究的现状分析的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做分析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解释国家认同形成的过程和机制（Brubaker, Rogers & Cooper, 2009）以及国家认同可能的功能，能够为国家的政策的偏向提供一定的数据研究的基础。我们可以从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上分析国家认同形成的机制问题——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

国家层面上。有研究者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全球化程度、军国主义历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经济越发达、文化全球化越发达的地区，国家认同的程度越低（Kunovich, 2009）。但是由于经济和文化关系太近，很难分清楚究竟是哪个方面的作用。但军国主义和内部文化的变异性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却存在矛盾现象。还有研究者对比分析了各个国家的认同状况，认为不同类型的国家具有不同程度或不同类型的国家认同，例如，西方国家（包括西欧和美国）的国家认同是比较公平、民主的，中欧和东欧则是比较具有民族局限性的、保守排外的等。但是，正如Kunovich所言，无论何种程度的因素都得转化成个人行为（Kunovich, 2009）。因此，本研究拟借鉴国家层面研究中的对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因素及其在对国家认同的结构进行细化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探讨个体因素是否可能对不同子类型的国家认同有影响？

个体层面上。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性别与国家认同

性别对国家认同是否有影响呢？有研究者认为不同性别国家认同没有差异。例如，Moghadam的研究认为不同性别的国家感觉（national feelings）之间并无显著差异（Moghadam, 1995）。与之相似，Legge Jr针对德国国家认同直接测量的研究也认为性别并不能对国家认同标准造成影响（Legge Jr, 1996）。Evans和Kelley的研究支持无差别观点，但同时提出不同性别的美国人的自豪感之间是有差异的（Evans & Kelley, 2003）。鉴于这种可能的国家差异，Smith和Kim的研究以ISSP 2003为基础，对不同国家自豪感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其所调查的33个国家中，性别仅有微弱且变幻不定的关系（Smith & Kim, 2006）。在具体自豪感上，仅在15个国家中表现出显著差异，其趋势为男人比女人自豪感更高（Smith &Kim, 2006）。

2．受教育水平与国家认同

受教育水平高的人究竟拥有更高还是更低的国家认同呢？从爱国主义相关测验推断的角度看，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群也会有较少的爱国主义倾向（以一般自豪感为指标）（Smith & Kim, 2006）。此种趋势对于形成“世界大同”是有利的，也是当前一些国家试图引导的方向。来自德国的一项国家认同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和国家认同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Legge Jr, 1996）。受教育水平越高者，国家认同程度越低。而来自ISSP 2003的数据也提示，在国家认同标准上，也存在着受教育程度越高，国家认同标准越宽松的结论（Kunovich, 2009）。

除了对总体国家认同的分析外，还有研究者具体分析了受教育水平同具体维度的认同之间的关系。教育水平基本对科技自豪没有影响，对文艺、体育、经济上有负的影响，即受教育水平越高者，文艺、体育和经济自豪感越低（Evans & Kelley, 2003）。还有研究者认为，教育水平越高，虽然总体上国家认同标准放宽了，但与国家政治相关的认同标准却更严格（Kunovich, 2009）。

总的看来，受教育水平越高者都更多表现出较弱的国家认同趋势，但是各个结论在国家数量、测量方法和指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受教育水平对国家认同究竟如何影响，主要对哪个子维度有影响的探讨并不十分清晰，有待进一步探讨。

3．年龄与国家认同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是否有国家认同的差异呢？来自爱国主义（即一般国家自豪感）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国家的人都有，年龄越大爱国主义倾向越强烈，爱国主义最强的人群是7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Smith & Kim, 2006）。而来自具体自豪感上的数据揭示出更具体的结论，即年龄越大者，对国家的科技、艺术、文学和经济的自豪感越高。但在体育自豪感上，不同年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其中，美国的年龄差异尤其突出（Evans &Kelley, 2003）。

当然，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可能有一定的重合，老年人的高分可能是因为受教育水平低。不过，即使控制了年龄，在31个国家受教育水平低者还是有更高爱国主义倾向（一般自豪感）（Smith & Kim, 2006）。

4．其他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的群体差异外，实际的研究表明，其他一些因素（民族、历史渊源、特殊事件、教育方式等）也可能会影响到国家认同，例如，Dowley和Silver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白人比黑人的爱国主义和是否愿意与他国开战上有显著差异（Dowley & Silver, 2000）。特殊事件，例如战争、恐怖袭击等也将促使国家认同激增（Dowley & Silver, 2000）。而国家的教育内容，爱国主义传统等的不同也都会影响国家认同。

由上文中对国家认同的综述可以看出，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不同，国家认同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已有的研究分析存在三个问题：①不同群体的国家认同研究中，国家认同的界定标准存在差异，以一般自豪感亦即爱国主义倾向为测量指标的研究比较成熟。而严格地讲爱国主义倾向并不属于国家认同的范畴。国家认同方面的研究却局限在国家认同标准（国家认同内容）的研究上，而事实上具体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标准的共同作用似乎更有价值。②对自豪感的探讨比较丰富，而对国家认同标准的探讨相对较少。③对自豪感的探讨以单个项目为单位（例如，对民主、历史等单个方面），缺少一定的整合，结果比较复杂，对规律的揭示受到一定的限制。

鉴于上述问题，本文拟通过对ISSP 2003（国际社会学调查）中调查数据库的分析，对不同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和是否有国籍等不同群体的国家认同的状况进行定量研究，分别解决两个问题：①国家认同具体状况，在哪些方面更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认同？②不同特征群体的国家认同有何不同？

四 国家认同与对他国、国际组织及移民的接纳

对外国、国际社会及移民的接纳，是指个体对外国人、国际组织或者由外国移入本国的移民几类群体的接纳。接纳是同仇外（Xenophobia）以及反其他国家（antiforeign）相反的概念，更大程度的排斥就意味着更少的接纳。这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下文中对仇外或反他国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接纳性的研究。

研究者之所以会着重探讨仇外以及反其他国家的问题，是因为仇恨以及反他国的态度或情感问题非常重要，将会直接影响国家间以及国家内不同民族间的关系是否密切，且一旦仇恨模式形成，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仇恨以及反他国的态度和情感的形成？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地位是导致反他国态度形成的关键原因。例如，Castles和Kosack的研究认为，无论是对他国人的偏见还是歧视均源自社会和经济因素。并认为只有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才能去除偏见、对立、歧视等（Castles & Kosack, 1985）。Legge Jr认为，存在仇外、对立和反国家特质的人群之间都存在着政治或者经济的竞争关系（Legge Jr, 1996）。“权利”的得失将直接影响人们对竞争对象的仇恨的强弱。而与上述“权利论”相反的是“抽象认同论”（symbolic theory）。他们认为，人群间对立仇恨并非源自权利竞争，而是个体头脑中对于国家、民族等的抽象理解，亦即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程度越高，对他国的仇恨或反他国的力度就会更高，相应的对他国的接纳程度自然也越低。至于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反国家态度情感的存在，有研究者进行了对比分析后认为，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与实际的经济地位相比，国家认同对反他国的影响更大，其影响力基本达到了前者的数倍（Legge Jr, 1996）。

鉴于国家认同对反国家可能的预测作用，随后的很多研究者围绕着国家认同影响反国家或外族情感的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者Hjerm发现，对国家不同方面的认同对于反外国或外族的预测作用并不一致（Hjerm, 1998）。具有居住地、法律实体、政府、政治愿望、国民的相同权利和共同价值等认同标准越严格者反移民程度越低，而持祖先、血缘标准者反移民程度越高（Hjerm, 1998）。根据前文所论述的对国家认同类型的分析，前者属于偏国家的国家认同，后者则属于偏族群的国家认同。国家自豪感也是相似的。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安全系统、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成员等方面的自豪感较强则反移民程度低，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历史、体育等方面的自豪感较强则反移民程度较高（Hjerm, 1998）。前一类自豪感是国家政治自豪感（nation-politicall pride），后一类是国家文化自豪感（natio-cultural pride）（Hjerm, 1998）。

最近的一项研究是通过将国家认同标准的两部分——偏国家部分和偏族群部分“求和”或“求差”获得了总体国家认同“和标准”和“差标准”两类标准，并认为“和标准”代表了国家认同的总量，“差标准”代表了偏国家认同的量（Kunovich, 2009）。探讨此两类国家认同标准者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其对外政策包括对外移民的政策、对外国籍的政策、对外民族文化融入的政策以及对是否应遵循国家兴趣等5个方面（Kunovich, 2009）。和与差标准对5种因变量指标的影响相对复杂，但存在一个总体趋势，即越偏好国家标准，反他国、仇恨他国或者限制性的感情和态度便会越低，而相反的，整体国家认同标准越高，对他国的限制性、仇恨性感情和态度则会越高（Kunovich, 2009）。

鉴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家认同和对他国或他族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对于反国家、仇恨等概念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研究是用反他国，有的研究是反移民。而二者的混淆可能会限制我们对产生机制的理解。②对于国家认同的成分的划分并不一致，用差的形式是否能够反映国家倾向的国家认同标准也是值得探讨的。③对国家认同的研究并不完整，或仅用国家认同内容（或标准），或仅用国家自豪感等代表国家认同。本研究拟完整考虑对他国、国际组织以及移民的仇恨（其反面是接受），并尝试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获得“对外国或国际组织以及移民的接受（分别简称接纳外国和国际组织和接纳移民）”、国家认同标准以及国家认同自豪感的完整的测量模型，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探讨国家认同与对外界的接纳性之间有何关系？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做以下三点改进：①在概念上对接纳他国及国际组织与接纳移民做明确的区分，并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对该区分进行验证，以便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国家认同对两类接纳的影响，避免接纳概念内涵含混不清，有利于清晰地勾勒出国家认同与接纳之间的关系。②以更广的样本数据为依据进一步证明关于国家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各自的二维结构。一方面希望可以与以往的以典型国家为样本的研究结论互相验证，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该二维分法拓展到更广范围的样本中。③以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将国家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的各两个维度都涵盖在内，尝试回答，在引入数个重要变量时，国家认同的指标是否仍然对接纳有影响，作用是否与已有研究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