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移民史
海南人口迁移路径问题
古代社会里，中央政权通过“移民实边”加强对边疆治理，人口迁移多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海南因琼州海峡阻隔“孤悬海外”，历代政府对其治理政策缺乏连贯性，政治移民与自发迁移相伴进行；路径选择上，阶段性明显：西汉以降，中央政权开始对海南治理，移民路径有较强的官方色彩；宋元之际，经济中心的南移，移民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岛内形成移民线路：一是黎族人向岛的中部地区迁移，一是向海外移民。海南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对其移民迁移路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海南开发历史进程。
一 西部迁移路径
秦统一六国之后，为加强对岭南地区用兵的军事补给，开凿了一条沟通湘水和漓水的灵渠，这条沟通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运河，其直接意义表现为把岭南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通过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
等举措，中原文化经由这一通道向南传播。受其影响，汉代，徐闻、合浦港已经成为我国与东南亚贸易的重要港口，政府官员的出洋，外国使臣、商人进入中原，皆在此港口进行。与该港隔琼州海峡相对应的海南岛西北部地区，是这条南海航线的重要门户所在。至此，我们可以推测北方人口南迁海南的西线通道开始形成。
沿着这条人口南迁的西线通道历史足迹，通过对西汉政权在海南政治地图构建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元、明以前海南人口分布、区域开发及早期黎汉矛盾的大略情形。
（一）两汉移民通道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设珠崖、儋耳两郡十六县，现可考的有八县。其中珠崖郡治瞫都，领瞫都、玳瑁（两县约在今海口市琼山区境内）、苟中（今澄迈县境）、紫贝（今文昌市境）、临振（今三亚市境）五县；儋耳郡治义伦，领九龙（今东方市境）、至来（今昌江县境）、儋耳（今儋州境）三县。上述行政建制分布主要靠近水路交通便捷之地，同样其余的八县，也应该分布在沿海台谷地带。秦汉之际，海南的人口迁移是从雷州半岛过琼州海峡，到达临高、儋州一带，并以此为据点，沿水路途径一路向岛的北部、东部移民；另一路向岛的南部推进。随着汉郡县的设立，郡县官员及其家人、随从的入琼，开启了历史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郡县设置主要分布在岛的西北和北部，所以此时的移民人口亦分布于此。
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佐证材料。1964、1972年在临高县城北郊和调楼区抱才乡发现三个汉代军用炊具的铜釜，1982年在今东方市沿海新龙区不磨乡也发现类似的铜釜；1984年在乐东汛培乡发现西汉“朱庐执刲”，这是汉王朝封立有战功的军事首领为朱庐（卢）县执刲的银印。
汉人南迁推进了海南的早期开发，同时对海南原居民黎族人的生存空间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早期黎汉冲突较为激烈。大量与军事有关汉朝文物在岛的西北部出土，表明秦汉时期的中原移民，是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的。
西汉一代，中央政权对海南边陲问题的处理，经历了由广置郡县到全面收缩的政策转变：元封元年（前110年）设置二郡；始元五年（前82年）把儋耳郡并入珠崖郡；初元三年（前46年）撤珠崖郡，设朱卢县（今海口市琼山区境内），归海北合浦郡遥领。相应的第一次移民潮也就到此结束，这主要缘自黎族反抗的结果。后人解读贾捐之的罢郡之议，多以汉朝官员自身贪婪，引起“土民屡反”为切入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解释只能说明问题产生的结果而没有解释产生问题的根源。西汉把儋耳并珠崖的举措，恰恰说明儋耳原居民的反抗力度要大于珠崖，换句话说，即是汉在珠崖比儋耳郡统治要巩固。经考证珠崖郡辖区位于南渡江下游入海一带，其居住空间要比西北儋耳广阔，加上儋耳为西线通道要冲，所以人口密度相对过高，为生存空间的斗争在所难免。
此次冲突的结果，表面上是以汉政权放弃其在海南统治而结束。事实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瘴气盛行的恶劣环境，以及“土民屡反”的性格，使得海南被排斥于“王化”之外，长期处于“羁縻诸州”的地位。官方通道的式微，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海南的开发。
（二）民间自发移民以及地方势力有组织的移民
两晋之际，中原局势动荡，士族纷纷南迁，引发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一现象对海南也产生一定的影响。“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此处”。在儋州以及琼山西部一带流行的官语，“即中州正音者，缙绅士大夫及居城厢者类言之”，其最早起源于可能与此次南迁有着某种关联。
南朝、隋之际，广东高凉（今广东高州市）俚人大姓冼氏之女——冼夫人及其家族势力的崛起，开始了岭南地方势力有组织移民海南、经营海南的先河。由于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家”的家世背景，加上其“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每与夫宝（冯保，高凉太守，冼夫人之夫——引者注）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所以在俚人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琼州海峡两岸聚集在冼夫人旗帜下的俚人日众，这为岭南汉化的俚人大规模迁入海南提供了条件。
鉴于冼夫人对隋朝统一岭南所做出的贡献，隋文帝赐临振县1500户为其汤沐邑，并赠其子冯仆（是时已亡）为崖州总管。冯冼家族实际上成为海南的直接管理者和统治者，于是大量已经汉化的俚人，作为冯冼家族的族人、士兵、奴婢、随从等纷纷涌入海南。这些汉化俚人的进入，迫使黎族人向岛中部收缩，新移民纷纷占据岛周围的台地。
唐朝时期，政府对于海南的地方控制有了明显加强，行政机构设置上数量比前代有了较大突破，政府官员以及驻军的人数有着相应的增加。唐朝贞元五年（789），置琼州下都督府，领琼、崖、儋、振及万安五州二十二县，“五州戍卒五千”，大量官兵的入琼，突破岛西北的狭窄生存空间，以北、东南部等地为移入重点，推动了海南的开发。有唐一代，人口的环岛分布结构已经形成。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世家大族纷纷迁居海南，躲避战祸。南宋中央政治中心的南移，西线通道逐渐衰落，中原与海南的东线浙闽水上贸易通道开始形成，到元明之际东线已经完全代替西线通道。
二 东线迁移通道
中原经济中心的南移，直接影响着海南与内地经济交流的通道。唐朝开元十六年（728），张九龄鉴于“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于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开通横亘中原与广州的大庾岭，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外港口，在海南与内地交流中开始代替了合浦和徐闻的部分职能。广州港经海南东部海域直下南洋的远洋航行线路开通，海南东线沿海多处优良港湾，成为这条路径上主要的补给站和停泊所，因而紧密了琼岛与内地的联系。
两宋之际，由于造船技术和远洋航海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宋室南渡后政治中心转移，对外经济交流的通道也开始由广东转向东南沿海的浙闽一带，泉州“在南宋时，地位差不多可以和广州相抗”。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琼管体量安抚使朱初平奏章中，便反映了这种向东移的趋势：泉福、两浙、湖广来船，载金银布匹，价值万余贯；高化（高州、化州）来船，载米包、瓦器、牛畜等，不过一二百贯。
南宋时期，海南移民以福建人为主体，与是时的国内环境有着密切关联。“靖康之难”时，金人南下，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由北方迁移到南方的人口不下百万，“四方之民云集两浙，两浙之民百倍常时”。大量中原人口向闽东南这一背山面海的狭窄平原地带迁入，这无疑给迁入地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为了生存，海外移民成为不二选择，其中就有不少人落籍海南。根据王俞春先生对历代各姓迁琼先祖（共176人）祖居地和迁入地的统计表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除了祖籍不明的12人之外，闽籍迁琼共97人，占总数的59%；而两宋时72人迁入，除5人的祖籍不明外，福建籍有50人，约占75%，其中福建莆田籍的已超过是时外来人的半数。闽人迁入地在文昌、琼山等岛的东部及东北部有47人之多，占总数的70%。从落籍原因方面考察，迁居、避难的12人，占18%；授命与授任而落籍成份要大得多。如此之众的同籍乡民，在同一时期移入同一个地点，因“授命”“授任”而落籍，似乎有悖于常识。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家族修谱所奉行的“为尊者讳”的原则，模糊了先民来琼的最初动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依托着这条东移航线，以地缘关系为特点福建人开发海岛东北部时代的到来。闽籍人士的大量移入，改变了岛内西部人口过密，东部人口稀少的人口分布，有利于琼岛东部开发。
明代立国之初，在海南的行政隶属上作出重大调整。洪武二年（1369）撤元朝“置乾宁军民安抚司于琼山，属广西中书省，治理全岛”的行政建制，设“琼州府”，统治全岛，属广东省。隶属关系的变更，密切了与广东的关系，利于海南的开发。在行政隶属变更的同时，出于防御倭寇以及平黎的需要，明朝政府军事移民较之于前代有了显著的加强。主要表现有二：
其一，一卫十一所，是明代海南驻军的主要机构，常备军一万余人。按照“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的原则，以期军队粮食部分自给。屯田数从洪武初年11处到正德年间扩大至22处之多，地点选择上亦从岛的北部四县向岛的东部万州、南部崖州以及西部的昌化、儋州扩展。
其二，根据江应樑先生的统计，终明一代，大小“黎患”有38次之多。当然，军事征讨是其主要的治黎手段。但是，在平息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儋州七方峒符南蛇之乱，武宗正德二年（1507）崖州罗活、抱由两峒黎叛的二次军事活动中，近万人的“狼目”“狼士兵”从广西苗人中征调，作为“药弩手”。平乱结束后，苗兵落籍海南，居于崖州。苗族的移入，改变了海南黎、汉民族结构，成为海南苗族的最早先民。
清代以降，两广客家人移入海南，成为海南移民的主流。这些客家人“杂住于琼澄定临儋万陵各县，而那大南尤多，业农”。以道光时期为界，早期移民称为“老客”，以后为“新客”。乾隆十八年（1753）颁布《敕开垦琼州荒地》，引发客家人海南移民潮；同治六年（1867），广东恩平、开平等地发生“土客之争”（即粤人与客家人之争），事件平息后，清政府将数千客家人迁移到儋县、临高、澄迈交界地安置。新老客家人移居海南，对于岛内开发无疑有着重大的推进作用，但是也引起了原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冲突。
三 岛内两条移民路径
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加上瘴疠盛行的恶劣气候，生产力的低下，有限的土地无法承载大量的人口。岛内人口不自觉地开始了两个方面的迁徙：一方面，黎族人放弃平原祖居地向岛的腹部地区退却；另一方面，汉族人开始海外移民。这两条路径，不是在某一朝代形成的，它们可以说是海南移民潮的衍生物，随着大陆移民迁移路径的改变而呈现出不同的转移方向而已。
（一）黎族人退却的内迁路径
今天海南汉外黎内的民族分布，事实上是黎族居民同迁入民族之间，数千年来互动的结果。如前文所述，汉朝置罢郡的举措，并没有改变黎人环岛临海而居的空间结构。黎族人放弃岛西北临高一带，缘自魏晋南朝时期岭南俚人的大规模迁入。梁朝大同年间（535-545），儋耳千余峒俚人归附冼夫人，这一史实表明，在梁朝之前已经有大量俚人南迁。隋唐时期，冯冼家族成为海南的实际主宰，俚人纷纷占据岛的北、东南及西南临海地区，迫使黎人内迁。到两宋时期，来自漳、泉的闽南人以文昌为主要迁入地，闽人的加入，使得黎人在此处的优势丧失殆尽。至此，汉外黎内的环岛型民族空间分布格局正式形成。后来的移民，由于沿海周边基本开发完毕，按照波浪式推进的方式，沿着江河溯源而上，不断向内迁移，进一步压缩黎族人活动空间，不断使黎人向五指山地区收缩。
如果说汉人在海南按照从沿海平原、河谷、丘陵逐步向中部山区拓展的话，黎族人便是沿着这条线从四周向腹里退却。退却不是黎族人自愿选择，而是经历了铁农具与“刀耕火种”之间的多次较量的最终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汉化为黎的事例，但是更多的是黎人转化为“汉人”，即所谓的熟黎，而这些“汉人”很快加入了向山区扩展的行列。
（二）海外移民路径
海南的海外移民，最早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以合浦、徐闻为起点东西走向的海上“丝绸之路”。琼籍人就有落籍交趾（今越南北部），他们可以称为海南最早的海外移民。有关琼侨历史记载，始于南宋，到了明朝，海南人大规模移居海外。步入清代以后，一方面由于本岛平原地带急剧增加的人口压力产生的内推动力，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占据新加坡之后，廉价劳动力的缺乏所形成的外在拉力，本岛人多在招募、诱骗、掠夺之下，踏上南洋之路。鸦片战争前，内推动力在海外移民中起主要作用，出洋人数以岛的东北部文昌、琼山为最；鸦片战争后，随着本岛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外在拉力成为主要动力，移民的来源由岛东北部地区向西部、南部地区延伸，主要移民方向为新加坡和泰国。
余论
西线通道给海南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秦到南宋1500年的时间里，西线通道在海南的早期开发中，起到了沟通和桥梁作用。源源不断的中原人口流入，使得海南不断受到中原先进的文化以及先进生产力的冲击。
海南的封建化过程，是伴随着中原移民潮的到来而同时进行的。中原移民的入住，结束了黎族独占海南的局面，形成了黎里汉外环岛人口分布，这为海南的封建化提供了人力支持；与汉人一道南下的还有中原的铁制农具，它的使用和进一步推广，改变了海南“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
西汉政府半个多世纪政治尝试之后，北方政权在经营理念上，一直没有给海南一个正确的定位，故而收效甚微。唐宋之际，政府在郡县建制的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扩张，但从其数量的变更以及郡县废置频繁中，可以看出唐宋政权在海南的统治缺乏相应的稳定性，所以海南仅仅充当着北方政权“羁縻诸州”的地位。但此时海南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对岛东部、东南部的开发，环岛经济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唐宋把海南作为放逐朝廷重臣的理想之地，对于被放逐者来说，无疑有“生渡鬼门关”的感叹，但对于海南来说，琼岛的文明教化，实有赖于此。以贞观之治时期的王义方传播中原文化、从事教化工作为发端，宋时地方政府的重视，经苏东坡、胡铨、李光的努力，开启了海南文化教育，海南士人的仕途终于在500年之后与科举制度接轨，在明朝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丘濬、海瑞等一批著名人士。
东线通道加强了海南与中原的经济联系，加快了岛的东北部开发，为海南整体开发奠定了基础。同时善于与海洋打交道的闽籍移民的入迁，为后来的海外移民作好铺垫。
近代以来，海南大量侨民移居海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压力。其积极意义在于，大量侨汇的流入，维持了大量自耕农的生存，挽救了海南农业残破的命运，维护着基层社会的稳定；热带经济作物物种的引进、新式经营理念的推广，为民国时期海南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有着数千多年移民史的海南，已是五方杂处、典型的移民社会。区域开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果说中间高、四周低是海南地势的显著特征的话，其文化与生产力的平面分布正与之相反，呈现出由四周向中部递减的趋势。历史已步入21世纪，如何让中部黎、苗族同胞摆脱“刀耕火种”的尴尬，与汉族人民一道走向现代化，这是当今海南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