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特稿
文明困境与历史挑战
一
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我看到这样一则公开资料——
中国的耶路撒冷
市场精神在中国的兴起，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但你是否了解新教道德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根据中国基督教组织中国伙伴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所作的调查，目前中国拥有大约4000万名新教基督徒，而在1949年几乎不足50万。一些估测甚至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总数最多可达7500万到1.1亿。再加上2000万的天主教信徒，中国基督徒的总数可能高达1.3亿。今天，中国现有的基督徒总数可能已经超过了整个欧洲。在中国，教堂的建设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圣经》的印刷量也比任何国家都多。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厂。自1986年成立以来，其大型印刷厂已经印刷了超过7000万本的《圣经》，其中5000万本是普通话或中国其他方言的版本。在未来30年，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的占比可能达到20%—30%。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的传播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如此迅速的发展确实令人惊奇。
基督教之前未能在中国扎根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题（略去基督教教士渗透中国的历史简述——引者）……截止1877年，中国一共活跃着18个不同的基督教传教团和3个《圣经》协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和吴耀宗共同起草了一份《基督徒宣言》。1950年至1952年，中国内地会决定撤出在新中国的人员。传教士离开后，大部分教堂也随之关闭或被改造成工厂。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些教堂都未能再次打开大门。
对马克斯·韦伯及20世纪晚期的许多西方专家而言，基督教在中国繁荣及其产业化的可能性很低——甚至与欧洲去基督教的可能性一样低。这不足为奇。
位于上海市南边的浙江省温州市，是中国著名的制造之乡。这个城市里有800万人口，并且仍在继续增长。它被誉为中国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城市，一个自由市场下的城市，国家只扮演着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纺织厂和堆积的煤炭的景象，可能让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觉得亲切——这里就是亚洲的曼彻斯特。
……
然而，真正让人着迷的是，温州人不仅从西方引入了工作伦理，他们还引进了新教。150年前英国传教士在这里埋下种子，以最出人意料的形式，迎来了迟到的萌芽。“文化大革命”前，温州城里仅有480座基督教堂，如今得到政府批准的教堂就已达1339座之多。新建的教堂，屋顶上大多竖立着明亮的红色霓虹十字架。由此看来，温州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也就不足为奇了。2002年，基督徒已占到温州人口总数的14%，今天，这一比例只会更高。在温州附近的农村，各个村庄也争相攀比其教堂塔尖之高。
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已绝非鸦片之于民众。温州最虔诚的基督徒中，有一群被称为“老板基督徒”，如企业家、世界第三大制笔商、爱好公司主席张汉平。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张汉平就是市场经济与基督教伦理成功融合的鲜活典范。农民出身的张汉平1979年开始做塑料生意，8年后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制笔厂，现在，他手下约有5000名工人，每年生产5亿支笔。在他看来，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繁荣起来，是因为基督教为努力应对社会转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框架；今天的中国社会上信任缺失，尔虞我诈，员工偷窃雇主，姑娘诈婚骗取财礼，有毒食品与豆腐渣工程等处处可见；可以信任基督徒教友，因为他们努力工作，诚实守信。
……
今天，南京的圣保罗堂是一个典型的官方“三自”教堂。在这里，会众已经从1994年的几百人发展到约5000名固定礼拜者。这座教堂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新成员须在附近4个附属小教堂里通过闭路电视观看礼拜的过程。自从1982年的第19号文件颁布后，“家庭教会”运动也断断续续地得到了官方允许，教徒们或公开或秘密地在家中会面，并往往采用美国的礼拜方式。
在北京，礼拜者蜂拥到金明日牧师所在的锡安教堂，这是一座只有350名成员的非官方教堂，但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企业家或职场精英，并且年龄都在40岁以下。在中国，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唐逸等中国学者公开预测，基督教信仰可能将中国文化基督教化，尽管它或许“和佛教一样，被中国文化吸收……并成为中国式宗教”，或“保留其基本的西方特点，成为一种次文化非主流宗教”。
学者卓新平认为：“基督教对超然存在的理解”，在当代西方人们接受社会和政治多元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卓新平指出：“只有将对超然存在的这种理解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能理解自由、人权、宽容、平等、公正、民主、法治、普遍性和环境保护等概念的真实含义。”
基督徒、电影制作人远志明也对此表示赞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改信基督教的赵晓教授也指出，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公共道德基础”，这个基础可以减少腐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慈善发展，甚至是防止污染。另一学者也指出：“经济的可行性需要严谨的道德风貌，不仅仅是消费享乐主义和虚假欺诈策略。”
在我的研究历史上，这是引用最长的一则综述性资料。
上述关于基督教在中国当代传播情况的调查与回顾综述，以及中国相关人士的看法与评价，是英国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近著《文明》中的一个专节——“中国的耶路撒冷”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二
这则综述性资料，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惊讶，也不仅仅是震撼。
对于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我们无可厚非。可是，西方基督教普遍传播如无数暗流渗透弥漫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重大现象，远远不是简单的“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可以解释的。举凡关注中国现实状况的人，都明白无误地知道一个事实：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基础与价值体系，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中国文明正在经历5000年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全面危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正在面临空前复杂而严峻的历史挑战。之所以空前复杂，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但要承担古典文明史上曾经的战略选择失误所带来的累积后果，还要承担近代史以来发生在我们视野之内的文明失误及其所沉积的现实后果，更要有效抵御异质文明的强大侵蚀与全面渗透。
我们头上顶着绚烂的经济花冠，脚下却陷进了交错的文明泥沼。
悠久与古老，既是一种深远强大的根基，更是一种举步维艰的重负。
2000多年前，西汉王朝中期的汉武帝时期，抛弃了中国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600年左右奠定的强大的社会意识多元化传统，遏制百家，选择了一家思想“独尊”的道路。从那时起，统一强势的中国文明的蓬勃洪流，由思想专制而导致的创造力衰减开始出现，并进入了日渐全面衰减的历史过程。这种衰减趋势，持续到宋代已经开始僵化，到明清两代则已经开始腐朽了。
这是遥远的中国古典社会在曾经的历史大转折时期所作出的错误选择带来的历史后果，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无法预料的。但是，它终究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历史失误。沉重的历史后果，必须由中华民族的后裔来承担。这是民族历史责任的无代次性，我们无法回避。中华民族的历史光荣属于我们，历史责任自然也属于我们。
如果说，这还是一种遥远而间接的历史责任。
那么，近代史以来的历史失误，则已经是比较直接的历史责任了。
当15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迈向新的工业文明时，中国文明已经呈现出衰减的历史。当1840年西方列强掀起的战争风暴来临时，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文明已经丧失了对新世界的理解力，已经变得只能以割地求和为生存手段了。剧烈的变化、国家的衰朽，激发了人民自救的社会大潮。将近两百年中，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连绵卷来的各种历史漩涡中挣扎。我们力图摆脱2000年以来累积的沉重历史包袱，力图轻装上阵，力图重新开始，力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普遍的社会精神，激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救亡图存与共和革命两大历史洪流。
中华民族终究没有彻底倒下，终究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但是，血战突围，毕竟难以冷静审视一切。在社会精神领域，这两大历史洪流以很难避免的简单化与政治化方式，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几乎硬生生地将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需求与中国文明历史的传承切割开来。我们对中国5000年历史所锤炼出的文明根基，都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全盘性否定，而是一概作为“封建残余”，一概作为“孔家店”，一概作为“四旧”，一概作为“封资修”，彻底“打倒”了，彻底“抛弃”了。两柄大斧，似乎砍断了缠住我们双手双脚的枯藤，我们终于可以相对轻松地战斗了。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因为我们相信“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就是说近两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曾经两次与自己的历史隔绝。
之后的现实状况是，这张社会“白纸”，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30余年的新时期里，迅速地变成色彩斑斓、危机四伏的文明沼泽地。虽然历史地看问题，我们无由谴责曾经的血战突围、曾经的革命大潮中发生的悲剧性失误。但是，我们可以认真接受历史教训，应该承担先辈的历史失误带来的消极的、恶性的历史后果，并且努力寻求真正的文明发展道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而言，没有将国家决策层与人民大众区别开来的可能，也没有因代次久远而产生责任豁免的可能。任何时代的国家历史抉择，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产物，在本质上都是我们民族整体在当时的历史抉择。作为人民的一员，作为这个民族的后裔，我们既有权利获得这种抉择有可能带来的巨大发展利益，也有义务承担这种抉择有可能带来的深重历史灾难。在文明史面前，任何人以“人民一员”自居，或以绝对真理自居，热衷扮演绝对正确者的角色，隔绝历史的不可分割的连续性，拒绝承担历史后果，进而走向自外于民族文明的道路，都是虚无主义的浅薄与轻率。
当代德国人，为曾经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而深重忏悔，并获得了全世界普遍的理解。这种历史精神的内涵何在？正在于承载日耳曼民族文明历史的德国国民的文明整体意识，在于历史责任的无代次价值观。
三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历史航标已经作出很大的修正。
在深刻体现历史需求与现实需求的正确国策下，我们既从隔绝于文明历史的“白纸”中走了出来，也从现实的自我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在这条航道上，我们已经驶出了较长的距离。我们的开放，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的改革，也已经在经济领域获得长足的发展，并且浸渍出有可能走向深度改革的精神基础与社会基础。可是，在经济发展绝对主线化、绝对主导化的条件下，在商品交换关系、利益关系突然而普遍地弥漫为主导性社会价值观的状况下，我们在国家层面上忽视了大规模的道德重建。从本质上说，这是我们的国家意识忽视了在空前复杂的转折时期，在新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中国文明的继承与重建的历史使命。由此，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中国文明史上空前的忧患与危机。
这种空前的忧患与危机，其最深刻之处在于五个基本方面。
其一，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道德基础正在趋于崩溃。
就表层而言，中国的文明危机正在以两个基本方面呈现出来。一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道德基础，正在趋于崩溃。二是普遍的商品经济活动所连带产生的恶性交换价值观，正在洪水猛兽般泛滥弥漫于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的畸形主宰。
从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看，既往任何时代的商品经济法则及其利益交换价值观，都受到当时社会的整个价值观体系的有效制约；国家法律、国营商市、社会道德、伦理价值等诸多方面，都对私人商品经济行为有一定程度的限制，都有有效制约的综合表现。在这样的综合制约下，良性的商品交换价值观得到弘扬，恶性的利益交换价值观得到遏制；无论官商私商，古典商品经济活动自身的价值法则，都大体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保持着相同的品质，同样体现了人类古典文明在基本方面的高贵性、诚实性与可靠性。
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看，自商人（殷商族群）开创以私人商旅活动为基本生存方式开始，中国就有了官商与私商并存的商品经济活动。到战国时代，商鞅变法正式破除了西周确立的土地买卖禁令，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主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从此，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开始成为商品，中国进入了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普遍化时期。从那之后的2000余年，中国古典社会基本上是发达的农耕经济与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发展的混合型经济形态。有些西方人士与许多中国学者，认定中国古典社会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实际是一种严重误解。曾经，许多学者热衷于发现中国古典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借以论证中国也可以在自身基础上发展出资本主义文明。其实，这是很不了解中国文明根基历史的一种盲目研究。以他们的语言解读中国历史实践，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但是，按照其自身规则，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却永远不会发展为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文明，而只能是中国混合型经济形态的一个阶段。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古典社会，中国的商品经济活动虽然达到了人类农业经济时代的最高峰，但是，它依然是受到自觉而严格的制约的一种经济活动。所谓重农抑商，不但是一种长期持续的国家政策，而且是一种基于道德判断的价值观制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商人阶层也曾经在某些时期诱发过政治腐败，也曾经诱发过社会价值观的错乱，譬如西晋时期的社会大腐败；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古典社会的商品经济活动，是在有效的道德基础与价值观体系下运行的；“利”之水势，始终徜徉在“义”之堤坝内。
当代的危机在于堤坝接近崩塌时，恶水已经从所有缝隙弥漫出来。
我们在西汉之后形成的传统道德体系，是基于儒家经典而产生的社会价值观与伦理价值观。具体地说，这些道德基础，譬如“礼义仁智信”五德说，宗法制与“三从四德”规范等等，都有许多腐朽僵化的东西，是必须扬弃性继承的。从更为根本的方面说，这些道德基础的形成，也不是我们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竞争价值观，而是儒家被“独尊”之后一家之言的道德概括。但是，它毕竟已经浸泡我们的民族意识长达2000余年，已经形成一种历史性的道德力量。可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它又恰恰在近代当代的两大历史洪流中，两次被整体性地打倒抛弃。也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严重的异质文明入侵时，当我们面临普遍的商品经济恶性价值观的全面冲击时，我们已经丧失了传统的道德力量与价值观基础；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距离形成社会道德基础尚有很远路程的“主义”武器了。
历史地看，如果我们能在抛弃旧的儒家道德传统的同时，认真发掘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锤炼出的历史经验，从而大规模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无疑是一条更具建设性的历史道路。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悲剧在于，既抛弃了历史传统形成的旧道德基础，又没有兴趣重新发现历史并建立新的立足于中国历史实践的新道德基础；我们对“白纸”自得其乐，我们对“历史”二字就此了结。这种悲剧性失误说明，我们的革命洪流下的“主义”意识，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实践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力；其最简单之处在于，我们自以为能隔断（割断）历史而“轻装”前进，能自由翱翔于“白纸”的太空。
这不仅仅是历史。我们的国家意识，依然停留在这样的境地。
惟其如此，我们的社会已经处于道德崩溃的严重危机之中。
无须具体地统计与举例了。社会道德的日渐沦丧、信用缺失、职业精神堕落、人际关系利益化、血缘家庭大量解体、老人境遇普遍恶化、年轻人精神畸形化、各个领域普遍腐败、执法丑闻数不胜数、官员腐败惊心动魄、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等等，无一不令人痛心，无一不宣告着一个沦丧时代的来临。
虽然，我们不会丧失希望。但是，文明危机的泥沼已经越来越深了。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依然没有民族文明的自救意识，依然企图用简单化的“经济主义”来达到社会均衡发展的目标，我们的前进道路将更加艰难。这种不断深化的价值观失序与道德崩溃，也许将发展为真正的文明灾难。
其二，我们的文明史意识空前混乱，缺乏文明重建的社会精神基础。
历史实践的延长线是：中国在走向世界并摆脱贫困状态30余年之后，社会精神的多元化正在初显曙光，对中国文明史的思考已经重新开始；在此社会条件下，中国文明的发现、重建与跨越，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新的历史使命。可是，中国当代社会呈现的社会精神意识的混乱状况，却与这样的历史使命对文明发展史意识的要求相去甚远。一方面，基于对近代史以来简单化、政治化的隔绝历史的逆反心理，人文界知识界与诸多社会各阶层精英人士，对中国文明根基的认识，都重新回归晚晴时期的悲剧状态——以被“独尊”的儒家体系为中国文明的当然根基，对中国文明的复兴以倡导儒家文化为价值观内容。这就是所谓“国学复兴”的思潮与实践。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文明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奠定的多元化的、强势生存的统一文明根基，我们的社会已经遗忘得太久。虽然，我们的文明根基时代，已经得到一部分社会人士与倡导学者的清晰评价，已经涌现出一批很有价值的思索成果；但是，我们的主流层面，我们的国家意识，依然基本上没有感觉。只有在社会层面，这些新理念有了相对普遍的认同。从总体上说，我们对中国文明在前3000年的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或者说我们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始终没有自觉而清醒的归纳、提出与普遍讨论，更没有基本趋于共同的认识。我们的历史意识，仍然基本上深陷于“读经”的囹圄，仅仅以几个儒家大师的“四书五经”为标准去评判历史，而没有普遍进入对波澜壮阔而又鲜活生动的历史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并重新发现的历史高度。
历史实践证明，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其文明重建的第一要务，都是对本民族文明的根基时代作出历史的新发现与新总结，从而提供当下社会能够赖以前进的历史根基，提供当代应该而且能够继承，并在历史发展中已经定型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欧洲曾经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以越过中世纪的黑暗，而直接对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明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发现与总结，正是这一历史实践的典型例证。欧洲如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更不存在超越历史实践的第二条或第三条道路。否则，中国文明的重建与跨越，就是十足的空谈。
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文明史意识，在目前状况下还非常混乱。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明根基，除了儒家的“四书五经”，我们几乎说不清任何问题。这样的社会历史意识，要作为文明重建的社会精神基础，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我们面临的文明危机的最为基础的忧患——缺乏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发现需求与发现能力，无法为中国文明的重建提供坚实的历史认识。
其三，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文明重建的历史要求相对脱节。
我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中国理论部分）。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上，这一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而且是国家作为社会实际发展目标所遵循的历史方向。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意识形态的基本面，或者其重心所在，是解决近现代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了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但无疑主要是对西方历史发展的说明，并不一定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历史实践与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阶段与核心价值观体系，马克思基于西方历史发展的社会阶段理论，很不适合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部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理论部分，则其重心并不在解决中国文明历史的发现与总结，及在此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并提出中国文明重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还没有从民族文明的意义上确立战略性的目标方向，更没有提出理清中国文明史并总结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当代目标；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理论的基本面，还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上。
如此状况之下，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发现与总结，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文明重建的历史任务，就成为一种悬浮于空白地带的自发状态。这里，既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觉主导，也没有深具文明史研究传统的人文学界的普遍基础，因而呈现出一种仅仅基于诸多个人研究成果的零碎现象。这种状况，很不适应这一宏大的历史命题。虽然，我们坚信中国文明重建的课题必将被提上历史日程。但是，目下的状况依然是“空气稀薄”的。
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真正发展、真正崛起、真正发达，从来都是以本国本民族的文明重建为最重大最长远的战略目标。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发展目标，一个国家的改变与振兴，就只能停留在经济增长的层面上。从世界范围看，这种缺乏价值观重建而只注重于富庶生活增长的国家，无一不被商品经济的洪水猛兽与异质文明的进入侵蚀得一片沉沦腐败。这种过着富庶生活的文明缺失国家，在世界上比比皆是。他们既不会振兴自己，也不会威胁别人。所以，在文明冲突中虎视眈眈的西方世界，最为漠视的就是这样的国家。
颇具意味的是，曾经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种说法。在西方世界许多人都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嚷嚷“中国威胁”的时刻，她作出这样的评判：“中国的崛起并不可怕。因为，中国是一个不输出价值观的国家。在历史上，凡是不输出价值观的国家，都不会构成威胁。”请注意，所谓“不输出价值观”，在西方政治语言谱系中有三层实际内涵：一则，这个国家不主动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也不发动对外革命式的颠覆他国政权的行动；二则，这个国家的文明价值观不明确，无法对世界清楚表述；三则，这个国家在重大的生存利益问题上，没有基于历史传统而产生并能清晰表述、严格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实际上是无可输出。
这一评判至少说明，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根基究竟如何在这个时代确立，并形成我们文明重建的基础，还远远没有国家层面上的自觉的战略意识。历史的可能是，如果我们仍然继续忽视文明重建的历史使命，我们就会变成许许多多的文明缺失国家中的一员，如同没有灵魂的巨人，只能在世界没有目标的游荡。
其四，中国社会正面临空前强大的异质文明的入侵。
在5000年的中国文明历史上，我们曾经面临无数次的异质文明入侵，每次都是以中国文明的战胜而告终。由此，中国文明的强大融合力，成为我们民族文明的骄傲。但是，发生在近代当代的这次不间断的历史性的异质文明渗透，却远远不同于既往历史上的异质文明入侵。所以不同，不在于异质文明入侵渗透的强度与烈度，而在于既往历史上的文明入侵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中华民族从来都坚信自身文明的高贵性与优越性，以强大的文明信念迎难而上，进行着文明领域的全面自卫战。正是这种无可消磨的强大信念，支撑着我们持久的忍耐力，也支撑着我们博大的文明襟怀，更支撑着我们民族优雅灵活的融合步调，使我们总能成功战胜不同方式的文明入侵。正因为如此，中国文明虽历经磨难5000年而至今犹存之。
但是，今天的文明危机不同了。
我们真正的危机在于，我们的社会精神已经普遍失去了对自身文明的信念。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明危机，都在于构成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的文明自信心的衰减与丧失。这里，还是让我们先听听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说法。这位立足于历史实践的金融学家与历史学家，在《文明》一书中有一个基本结论：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但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在当代中国的崛起与西方文明衰落的比较中，提出了这样的独特理念：
西方文明在解决21世纪将要面临的问题上，仍能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关键是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到这一文明的先进性……或许，对西方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伊斯兰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是我们对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文明丧失了信念……因此，今天威胁西方文明的不是其他文明，而是我们自身的怯懦，是滋生这种怯懦的对历史的无知。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尼尔·弗格森的一种理念，而且也是世界文明的历史实践所展现的普遍事实。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个人、对于国家、对于民族，都是一样的。我们已经看到，在综述中国的基督教传播情况中，弗格森的笔调是欣慰的，也是轻松的。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使他对西方文明深具信心的事实基础。反观我们的情况，则无由乐观。
自中国近代史以来，中国人对自身文明历史的怀疑与批判，如海啸大潮连绵不断。一方面，无论是对中国历史的根基时期，还是对中国文明本身，都是激烈怀疑的，都是彻底否定的；另一方面，无论是对西方世界的历史，还是对西方世界的文明，都是由衷崇拜的，都是拿来主义的。弥漫中国近200年的全盘西化论，始终势头未减，此之谓也。历史的另一映像是，在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审视上，左翼思潮的隔绝于历史，与右翼思潮的连根否定中国文明，不期然地发生了历史效果的重叠。无论出发点是多么的不同，在抛弃与否定中国文明传统这一结论上，他们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性。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流认识对扬弃性继承中国文明不再抱有希望，对中国文明的根基性优势已经丧失了信心。从根本上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流已经对以中国传统文明为基础而重建中国新文明丧失了信心与兴趣；我们的希望，一则建立在以新革命理论为基础，重建未来文明；一则建立在以西方文明为蓝本，对中国文明进行彻底改造。显然，无论哪一种构想，都没有建立在中国文明的根基之上。
新时期以来，基于社会意识已经普遍对中国若干重大问题开始进行重新思考，也基于西方文明更为强烈的输出大潮，中国社会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再次提上了历史日程。在这一进程中，“黄色文明落后论”出现了，“中国文化酱缸论”出现了。在这样的思潮弥漫下，主张全盘西化论，几乎成为“精英”知识分子与中国新兴富裕阶层唯一的精神救赎；他们对中国文明的重建，再次丧失了信心，而将希望再度建立在照搬西方文明之上。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家层面与不构成主流的散落的社会思索者群，这次表现出相对的疏远、冷静与深思。也就说，对中国文明的彻底否定，这一次没有以“两翼合流”的历史形式出现。应该说，这是中国文明历史的幸运。
在中国社会中，第一次出现了对中国文明根基的认真反思。
虽然这些思索成果还是星散的绿叶，但却是中国文明重建的希望。
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两种趋势都在不断发生量变。一方面，在异质文明渗透下，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丧失中国文明重建的信心，以改信西方宗教的形式与其他种种方式，宣示着中国文明的熄灭信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群正在恢复或增强中国文明的自信心，越来越深入地思索中国文明重建的战略突破点。历史地看，这几乎是春秋时代陵谷交替的再现，一方面是礼崩乐坏，一方面是瓦釜雷鸣；旧的脓疮与溃疡正在大块脱落，新的肌肉与新的骨骼也在迅速地生长。
其五，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还远远没有确立。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最基本的理念：任何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都不是某种经典的理论体现——即或这种经典是被我们奉为“独尊”的历史圭臬，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生存法则。这种坚实的生存法则，在任何经典中都不可能全面展现。更多的情况是，大部分经典只能部分地“折射”这些生存法则，而不可能全面反映这些法则的丰富性与实践性。譬如，简单地依据历史经典，将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具体归结为“礼义仁智信”五德与“三从四德”，或概括归纳为“礼仪之邦”“伦理之邦”，等等，都是迂阔的、简单化的，都是远离历史实践的。
什么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真正的核心价值观体系？
也许，尼尔·弗格森的《文明》中提出的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体系，对我们具有思维方法意义上的参考。这位历史学家提出的西方核心价值观体系，有六个基本方面：
为什么西方可以主宰其他地区，而非相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发展出6项撒手锏，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它们是：
1．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在每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内，都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
2．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3．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优越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4．现代医学。医疗保健在19和20世纪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其中包括对热带疾病的控制。
5．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开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需求也为之扩大。
6．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为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这6项必杀技是西方崛起的关键。
我们不去讨论这位历史学家的概括是否准确，是否所有的六项都是西方的独门利器。我们强调的是，这位学者立足于历史实践的方法与立场。1999年前后，我曾经于《大秦帝国》写作之余，以真实姓名在新浪网的《舰船知识》阵地发表了一组文章，总题目是“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关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后来被网络称为“强势六论”。这组文章的基本内容与目标，就是对中国文明在历史实践中所锤炼出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作出总结。虽然这组文章的内容在后来被我不断丰富与发展，但是其立场与方法却是一以贯之的。正因为如此，当我在2012年看到尼尔·弗格森的《文明》，看到他的总结西方文明价值观的立场与结论时，我是由衷的欣慰，也是非常惊讶的。
西方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文明衰落与文明危机。
中国人，也认识到自身的文明衰落与文明危机。
同样是在探索文明危机的出路，西方人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比我们要普遍得多、浓烈得多。有幸的是，我们的探索思路，竟然和他们产生了惊人的不期暗合——都立足于历史实践去发现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去发现未来的文明重建道路；而且都将文明危机的基本面，归结于对自身文明的信心衰减与丧失。如果我们将这种认识与思维方法，称之为“人文前沿理论”，那么我们的“前沿”与西方的“前沿”，都处于同一水平。但是考虑到西方文明危机意识的社会基础性与国家自觉性，我们的“前沿”就显得非常的薄弱，非常的苍白了。
惟其如此，我们的文明危机状况，比西方要更为深重、更为复杂。
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何在？我们依然莫衷一是，大多数人群的文明史意识，依然停留在“四书五经”所生发的种种人伦教养的传统要求之上。《弟子规》《三字经》《孝经》《女儿经》等等，这些饱含应该被抛弃的旧人伦理念的传统规范读物，正在被我们当做有用的文明礼教，复活在大量人群之中。中国文明的真实根基，我们民族的生存经验教训究竟在哪里，国家层面似乎不屑于探讨，社会层面又是麻木地随波逐流地自发摸索。
面对如此文明危机，我们的视野不得不扩展到历史的深处。
四
我们背后的世界天幕是，人类文明发展已经第三度陷入了困境。
世界文明第一次陷入泥沼困境，是公元前1000余年到公元前700余年的数百年之间。走出那个时代的文明困境，则发生在此后500余年间的中国文明的突破性历史跨越。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是，那个时代所提供的文明跨越的历史经验，却是人类历史永恒的普遍的文明财富。
公元前4000年上下，人类在今日西亚地区出现了第一个国家——苏美尔。从那个时期开始，人类迈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在此后的2000余年中，世界各地区相继出现了大约16个国家。历史地看，这一时期是国家文明的第一时代。以诞生时间排序，这些第一时代国家是：
1．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
2．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
3．西亚两河流域下游的拉格什国
4．西亚沿海地带的腓尼基
5．亚洲南部的古印度国
6．西亚幼发拉底河入海地区的乌尔国
7．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国
8．西亚两河流域的基什国
9．西亚两河流域下游的阿卡得国
10．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梯国
11．欧洲爱琴海区域的古希腊国
12．亚洲东部地区的中国
13．西亚边缘地带的赫梯国
14．西亚两河流域的犹太国
15．西亚两河流域的亚述国
16．西亚两河流域上游的乌拉尔图国
从世界第一批国家的地域构成看，非洲北部有1个（古埃及），欧洲地区有1个（古希腊）；其余14个都在亚洲。以当时亚洲国家的地域构成看，西亚地区有12个，是早期国家最集中的区域；南亚地区有1个（古印度），东亚地区有1个（中国）。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亚洲是世界进入国家文明的火车头。
从国家文明第一时代的历史实践看，当时世界的第一批国家，都具有生长实验期的发展特质。因之，普遍呈现出动荡不定的兴亡生灭与历史剧变。具体说，有11个早期王国，都至迟在第一时代的中后期渐渐滑入崩溃边缘，或直接灭亡。这11个在第一时代内崩溃与灭亡的古国是：苏美尔、巴比伦、乌拉尔图、犹太、赫梯、阿卡得、古梯、基什、乌尔、腓尼基、拉格什。在第一时代的16个国家中，能够生存发展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古国，也就是能够将国家文明生命力持续到中国春秋时代开端期的只有古亚述、古印度国、古埃及、古希腊；连同亚洲东部的中国在内，当时全世界只有5个早期国家。
历史地看，从公元前1000余年到公元前700年上下的数百年间，是人类进入国家文明时代的第一个危机时期，也就是文明困境时期。第一时代末期的文明困境与危机，主要的历史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各国文明形态相对孤立封闭，缺乏可以参照的其他文明经验；二是人类精神意识的自觉还没有积累到爆发程度，对文明的继续发展缺乏必需的理论探索；三是西亚地区与北非地区的国家相对集中，生存空间的争夺残酷激烈，导致大部分国家文明过早灭亡。
基于这样三个基本原因，到公元前700余年的时候，世界国家文明的发展已经是举步维艰了。困境的具体呈现是：其一，西亚北非国家群的数量急剧减少，国家文明呈现出一片大萧条状况；其二，欧洲的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加剧，分治加剧，贵族民主制政治文明已经丧失了活力，整个希腊文明呈现出明显的衰败颓势；其三，东亚的中国文明发展到西周末期，礼治文明衰微，联邦诸侯制国家面临深刻的全面危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世界文明格局，是普遍的文明萧疏，是普遍的下滑状态。
突破这一长期困境的，是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大爆炸开始，到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而实现历史飞跃的500余年。在这500余年中，中国由联邦制的西周王国解体后，又跌入长期诸侯分治的泥沼；之后，历经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大爆炸，与“大争之世”的铁血整合，中国终于创建了统一文明，在政治文明领域创建了治权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体。虽然，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突破对当时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文明冲击，已经变得非常的遥远与模糊。但是，只要依据历史实践发展的主干脉络，我们依然不难看出，这一文明大突破，在那个时代显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跨越。因为在中国文明突破困境的500余年之间及之后，世界各地区的国家通过中国周边国家对发达的中国文明的传播，也缓慢地开始复苏，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一大批新的国家诞生，世界各地区的国家交流也渐渐普遍化，世界各地区国家文明的发展也开始新的创造。这一时代后期，欧洲的罗马共和制的出现，就是西方新国家在古希腊文明衰落灭亡之后的新的文明跨越。
由中国文明在春秋时代的新思想酝酿开始，人类世界宣告第一次文明困境已经进入结束阶段，国家文明的第二时代已经进入开始阶段。在第二时代的600余年中，西方出现了罗马共和国，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一大批国家，国家总数量在这一时期达到数十个之多。从此，世界国家文明进入了以东方中国统一文明与西方罗马共和制为两大代表体系的竞争与发展。
世界文明的第二困境时期，是公元4世纪末到15世纪的1000年上下。
这一时期，在西方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黑暗中世纪，在中国是隋唐之后漫长的文明停滞期。虽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文明的衰减与停滞时期还要开始得更早一些。但是从世界文明格局看，停滞期的坐标确立在隋唐末期也是相对合理的。
什么是文明意义上的发展，什么是文明意义上的停滞？
文明，是人类在“自觉的精神，自觉的秩序”意义上的整体生存形态。文明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点，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提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普遍改变，在于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流精神的历史性跃升。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生产手段（技术）的局部更新，并不必然的与文明发展相联系，更不必然的等同于文明发展。古典社会在某个领域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当代技术无法复制的地步。但是，仍然不能由此而说，古典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就比当代要高。因为，技术手段如果不能发生普遍性变革，并达到激发整个社会生存方式发生普遍变革的程度，技术就永远是局部的生产手段，而不是文明的历史坐标。
中国在隋唐之后的历史现象，很能说明技术发展不能等同于文明发展的道理。东方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两大发明——火药与印刷术，诞生于公元10世纪前后的宋代。中国的古典数学，在元代出现新突破。中国的古典筑城技术，在明代达到最高峰。中国的古典园林技术，在清代达到最高峰。举凡这些成就，都是古典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但是，中国的宋、元、明、清四代，恰恰是中国文明严重下滑，社会严重僵化的时期。这四个时期历时千余年，中国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出现了以扼杀思想活力与自由创造为基本诉求的文字狱，固化了以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为基本诉求的科举制，又衍生出弥漫社会的考据治学风。由此，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书缝、考据细节为治学之正统途径；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甚或，宋代还对中国文明的历史遗产进行了净化“独尊”的大清理，连荀子这样具有客观立场的战国大师也被请出了孔庙，并有了极其荒唐的“灭荀运动”。至此，中国思想领域的客观公正精神，社会学派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从此消失殆尽。如此“教化”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精神日渐委顿，但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大规模的汉奸军队，便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这就是东方中国僵化腐朽的文明停滞期。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方世界崩溃为众多的碎片国家，陷入长达1000余年的分裂割据与普遍战争。在一群碎片的混乱争夺中，神权统治崛起，与世俗国家权力展开了长期而残酷地争夺。虽然，在治民权力的争夺中国家权力普遍占据了上风。但是，以宗教机构与宗教领地为基础的神权统治，却在文化思想与社会精神领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研究机构、神学院等等，林立于中世纪的西方国家，普遍成为社会文明的绝对裁判者。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碎片式的西方国家群，无一不皈依于神权的精神统治。由此，僵化的宗教思想垄断了一切领域的说明权、解释权，拒绝任何新思想的创造与传播，以“宗教裁判所”的形式，残酷镇压有可能出现的任何“异端”学说与学者。
这就是西方国家群“黑暗”的中世纪。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一时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次困境。
这次是西方国家群的文明突破，取得了历史性成功。东方的中国却继续陷在文明沼泽期，长期不能自拔。无论这种差别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历史奥秘，我们都暂且搁置在一边。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欧洲国家群如何突破了中古社会的文明沼泽期，它给当代世界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欧洲的文明突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历时四百年左右。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发端于14世纪而弥漫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简单地说，就是欧洲的艺术家最先深感中古社会的僵化窒息，开始怀念并召唤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鲜活的艺术精神，并实践于当时的宗教艺术创作。由此滥觞，欧洲社会渐渐开始了对远古文明的重新思索，其文明目光高高越过了千余年中古时期，而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直接实现精神对接！也就是说，欧洲社会思潮将自己所要继承的文明根基，确定在了已经远远消逝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而不是当时的中古文明传统。
应该说，这是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思维方式的突破。
第二历史阶段，是从18世纪初弥漫西方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普遍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这一时期的思想创新，是文艺复兴的直接延续。具体说就是社会思潮对如何重新构建国家体制，如何重新确立价值观念，所进行的理论大探索。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通过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君主立宪方式，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波及整个欧洲与北美，实现了普遍的制度大创新与文明大创新。
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请注意，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的基本方式是诉诸理性的。西方突破对中古文明沼泽期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启示。这一启示的核心方面是：要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就必须认真审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个文明时期的合理价值，不能仅仅以当下的既定传统为唯一的继承对象；只有大大放宽文明视野，以超越相邻时代的历史高度，有勇气与本民族的文明最高峰时期实现自觉地精神对接，才能最大限度地构筑最为坚实的文明根基，才能找到新的文明发展方向，才能完成对自身文明的创新与重建。
世界文明的第三次困境，就是我们面临的当代世界性文明危机。
当代文明困境的实质是，世界主流国家群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科学技术更新速度，与人类文明的停滞不前构成巨大的历史矛盾。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科学发现，都在日新月异地创新，并由此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我们对宇宙空间的普遍探索，已经拉开了绚烂的序幕。我们对生命世界的微观认识，也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对复制生命的使用就会成为现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普遍的空前的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与享受方式，已经进展到令任何古典贵族都会瞠目结舌的地步。同时，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跨越国家政权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我们几乎已经要迈入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门槛。
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另一方面，世界国家群却普遍呈现出文明停滞不前，甚或文明衰落的危机状况。西方国家如此，我们也如此。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大体都是如此。这种当代文明困境的基本面，具体表现出以下几点。
首先，人类文明的道德水准正在严重下滑，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家行为的道德水准正在急剧下滑。对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等竞争中的巧取豪夺，有害产业的恶意转移，转基因食品的诱骗性输出。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在表现出日益明显的非经济因素的欺诈性。在人类普遍使用金、银、铜作为硬通货的时期，货币匮乏（银根紧缩）曾经是长期困扰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但是，在纸币时代，我们经常面对的通货膨胀，却成为巨大的灾难。世界发达国家群在挽救各自的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等灾难时，不惜滥印纸币，不惜牺牲那些因信任其货币稳定性而成为债权国家的相关群体的巨大利益，其所表现的道德水准正在严重下滑，正在沉沦为变相掠夺的行径。而对遍布世界的贫困、饥饿与天灾人祸，发达国家群表现出普遍性的淡漠。所谓的共同救援组织的作为，始终停留在杯水车薪与虚应故事的层面上。历史地看，这种国家行为的道德水准沦丧，与古典国家群相对可靠的道德水准相比，确实是一种文明的沉沦。在世界古典国家的相互交流中，即或是相互了解很少的国家与族群，其所持有的不同货币，都有着非常稳定的币值基础，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国家欺诈行为。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邦国之间的灾难救援更是不绝于史书。
其次，人类国家的各种世界组织的效能，在与“世界警察”的矛盾冲突中正日益走向沉沦。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已经沦为少数强势国家操纵下的表决机器，主持正义与伸张公理的能力已经微乎其微。掌握最先进战争手段的强国，醉心于“世界警察”的强权地位，醉心于西方价值观的输出，醉心于既定意识形态的对峙，醉心于以丛林法则对世界资源的开发掠夺，忙碌于对全球利益无休止的分割。结构与目的同样混乱的各种军事同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都像堂吉诃德一样的盲目寻求与风车作战。应该说，6000余年以来，人类的国家文明第一次沦入了被一个或几个强国主宰秩序的局面，多元并进、公平竞争的世界文明格局，已经被“世界警察”所窒息了。
再次，由于世界发展的严重不均衡，不发达国家与地区普遍存在文化缺失现象。以这些地区为社会土壤，其所滋生的邪教组织、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这是一种复杂而邪恶的势力，他们既对“世界警察”怀有深刻仇恨，也与所有国家的分裂势力天然共鸣。他们没有正义的文明目标，只有报复与破坏的狂热精神。他们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沙尘暴，是当代国家文明时代一道丑陋的世界风景线。
第四，极度腐败与极度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另一极。巨大的浪费，极度的匮乏，同时并存于几乎任何一个国家，形成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两极差别。国家群的两极分化，各个国家社会人口的两极分化，重叠交错地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畸形文明。
面对种种灾难与整体性困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尴尬局面。我们这个时代，解决世界普遍问题的能力正在急剧衰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文明发展的主题与方向，丧失了一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主流精神。曾经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列强力量，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更无法以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平衡人类的利益冲突与价值观念的冲突。这种曾经的主导力量，正在各种实际细节争夺与意识形态对峙中，持续化地沉沦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整体性困境，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文明危机，世界政治家阶层却是空前的麻木，既没有自觉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世界精神与天下意识，更没有高瞻远瞩、联手协力的主动磋商，并寻求应对战略的积极行动。频频举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会议、强国集团峰会，除了发明出种种时尚而庸俗的外交秀，在圆桌会议上争吵议论的几乎都是中世纪地主一样的利益细节的纠葛。整个人类所期待的着眼于解决基本问题的全局诉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的视野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说，在国家意识的层面上，世界国家群已经普遍丧失了深刻的文明理解力。相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主流国家群的领袖层，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平庸昏聩的时代。正因为国家意识普遍失去了文明理解力与理性精神，我们这个时代才陷入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文明沼泽时期——无论是前进或是后退，只要我们盲目作出反应，我们就有可能全面沉陷下去。
这，就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面临的历史挑战。
我们既有自身的文明危机，我们还有人类文明的共同危机。
五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在国家时代，一种文明形态的生灭发展，主导力量在国家意识，基础力量在社会意识。不能说，作为“人民”的我们是无可作为的。在既往的历史实践中，中国人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成语，概括了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基础工作，以承担我们的社会责任呢？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标所在了。
面对国家与民族的文明危机，结束困境的历史突破口只有一个——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审视中，寻求我们的思维突破。这就是说，面对历史的挑战，我们所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历史实践的立场上，对国家时代的文明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世界文明在历史实践中的兴亡法则，发现大国文明兴亡生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以世界文明的宏大视野，发现中国文明在历史实践中矗立不倒的真正根基，发现那些足以构成我们精神生命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使我们对自己的文明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并足以构成我们重建新文明的精神基础。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都是最具“天下意识”的民族之一。何谓天下，古曰九州四海，今曰地球世界。即或在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而全力救亡的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的优秀群也没有丧失“放眼世界”的意识；即或在物力维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有着“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与境界；即或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目光也是首先投向世界格局的。可以说，在全世界同期的经济改革中能够一枝独秀，能够稳步前进，中华民族天赋直觉的敢于走向世界的意识，是我们的精神导向。敢于研究大问题，敢于承担大责任，敢于将中国的事情融入世界格局去思索，去作为，去创造，是我们民族在5000年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厚重坚实的精神品格。
我们不怕一时的贫困落后，我们不怕历史的挑战。
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世界并发现世界，认真研究中国并发现中国，我们就有希望。“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个“志”，就是我们民族对自身文明的精神信念，就是我们每个人敢于对国家文明负责的忠诚节操。面对历史挑战，我们只有从“心死”的最悲哀境地走出来，我们才可能站立起来，投入到中国文明重建的历史洪流中去。
2012年冬于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海南积微坊
附识：这是我正在写作的一本新书——《国家时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的代序。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闫广林先生与我既是校友，又是朋友。广林先生与他的同事坚实做事，要将他们创办的原本立足于海南研究的刊物，提升到中国文明研究的层面上来，我由衷敬佩。为此，广林先生约稿时，我欣然应允。这篇文章是对当代中国文明重建的一些基本思考，其展开部分虽然在全书，但问题的方向已经在这里明确了。中国文明重建是个大问题、新问题，见仁见智多有说法。我的这些理念，希望能引起讨论，也希望得到同仁的多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