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世界发展历程来看，“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开放格局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产业链全球延伸和再配置进程加速，不断影响着全球体系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形态，“服务化”成为价值链增值和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然而，就整体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自主创新不足，附加值低下，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显现；服务经济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产业链升级进程缓慢，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低端环节，国际竞争力较弱。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虚拟经济蔓延至实体经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经济结构将呈现深度重构。欧美经济阴霾不散，外部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生产成本上升，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宏观经济增长动力失衡引发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在一个经济系统内，结构失衡往往是多层次的，且相互联系，当某一结构出现失衡并不断加剧时，势必会传导、诱发或放大其他经济结构的失衡。当结构性失衡与扭曲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巨大障碍，导致经济运行发生振荡，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陷入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见，中国经济转型的积累效应使产业发展到了关键拐点，而经济结构失衡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源，系统性结构调整与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党的十七大根据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应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重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及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不断变化，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服务化推动，正在转向低碳化推动的序列发展；每一次“化”的运动都带来了革命性经济增长，都需要技术准备、制度和政策准备与更新，以及完善、有效的机制。每一次“化”的运动都深刻影响到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成为技术创新的总靶向，成为要素价值再定位、再配置的关键力量。同时，会影响到国家、个人、组织，影响到生产生活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当前，服务化已经具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系统的条件。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发展不平衡、多层次植入式发展和有条件的先发展，形成各种“化”的共存和“混搭”，非常复杂。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城镇化水平刚刚超过50%，信息化水平不高，服务化和低碳化刚刚起步。从动态的角度看，国际分工体系通过产业链的区段分工将我国的产业高度较长时期地压制在一个比较低端的环节，还因“路径依赖”效应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持续的影响，甚至产生妨碍结构升级的“锁定效应”。缺乏服务化的深度支持，信息化深入困难重重。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高能源消耗，特别是进口能源，能源供给体系大而脆弱。中国能源消费世界排名第2，碳排放世界第1，原油进口量世界第2，环境污染的损失占GDP的7%～20%。中国“十二五”节能减排的目标是单位GDP能耗降低16%，碳排放降低17%。低碳化在国内国际压力下必须超常规发展。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低碳化与服务化，将是替代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而推动未来5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化”动力。
看到现代服务业的高增长性与先进性，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虚拟经济为支撑的服务业的显著收益，不少观点倾向于认为，GDP中服务业的比重是衡量产业体系现代化与经济发达与否的关键。于是，各地纷纷出台战略举措，鼓励发展服务业，将提高服务业比重作为政府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虚拟经济成为众矢之的，2010年的欧债危机暴露了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欧美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推进再工业化”“实现金融业向制造业的重新平衡”等举措，其非但意图占据和保持在制造业高端环节的优势地位，还要与新兴经济体抢占中端产品市场。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考察时强调，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欧美国家重归实体经济，制造业被推向竞争前台，那么，服务经济又该走向何处？
我们认为，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是服务化，是通过产业融合与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非主导产业形态在短期内向服务业的整体转型。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不应成为衡量产业体系现代性和结构升级的绝对标准。发展实体经济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并不等同于制造业。我们所说的实体经济是包括服务业的。中国在现阶段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就是要在去杠杆的前提下，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以及相应的金融支持，创造财富、吸纳就业、贡献社会。本次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国家虚拟经济膨胀下的服务经济的内在缺陷，但我们不能把服务经济与虚拟经济等同起来，或将其作为实体经济的对立面，“服务化”依然是价值链增值和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首先，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财富的保障和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体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是从工业化起步，历经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后逐步向服务经济转型，尽管制造业的比重日益下降，但其绝对值、科技含量及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并未降低。其次，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结束，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资源消耗大，附加价值低，缺乏核心技术优势，整体竞争力不强，同时还面临成本优势不断弱化、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低能级、缺乏创新的制造业不足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服务经济。中国亟须以服务化加速制造业升级，实现制造业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提升制造业的能级与竞争力。再次，当前世界分工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中国要实现产业链上的跃升，从“中国加工”“中国制造”跨越到“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中国服务”，同发达国家在服务领域竞争，绝非朝夕之事。另外，无论从一国内部，还是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产业链可以延伸、拓展和重组，但不能断裂。也就是说，产业链必须完整，制造业必然要占据一定的比重，它是一国经济安全与利益的重要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质量是遏制虚拟经济膨胀及其不利影响的基础，虚拟经济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否则经济将处于动态不稳定中，其抗风险性将大为降低。
因而，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体经济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以服务化为核心的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并不是以服务业取代制造业，而是服务业要面向实体经济、面向制造业，通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与互动，服务要素对制造环节的嵌入、渗透与提升，实现“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通过推进服务化，实现产业链上的跃升、价值增值以及增长质量的提高。
那么，“中国服务”应如何接棒“中国制造”？
目前，中国产业链的融合程度较低，专业化分工程度还不够高，大量中间需求尚未从产业链中脱离出来，服务的外部需求不足，制造业具有产业内循环的特征，对服务业的依存程度较低，支撑和拉动作用有限。这一方面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制造业的价值实现和竞争力的提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产业间尚未形成一种协调发展的机制。由于观念、体制、机制尚未转变，不少制造业企业仍停留在自我服务的层面，外包生产者服务环节的意愿不强，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不足；制造业产业链条较短，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度较低，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层次和需求总量不高；具有优势的产业集群尚未成熟，区域产业配套能力不强，抑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链整合和溢出功能的有效发挥和拓展。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低，其发展因缺乏金融保险业、信息业等部门的有效配合，而使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在生产过程以外因缺乏商务服务业的配套支持，而影响循环的实现及效率的提升；因缺乏综合技术、科学研究、教育培训等部门的相应发展，而创新不足、动力匮乏。事实上，这也正是目前“中国制造”走入困境的症结。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不足，也有服务业自身的原因。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链条短，能级低，服务主体不健全，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低，服务成本高，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核心服务能力，服务品种、服务业态和服务质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难以为制造业提供高端、高效、质优、价廉的产前与产后服务。这导致制造业企业或者自我服务（这与内部服务活动外部化的总体趋势相左，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或者借助外部服务提供商，致使“中国制造”停留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高端环节和高额利润则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控和攫取。服务的低水平、低效率，服务支撑体系的薄弱，已经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一方面，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工业化的深入，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为服务业提供“硬件”与技术支持、运行平台和诸多服务赖以存在的介质；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且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对服务业的需求层次和总量会不断提高，这有助于增加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内涵和手段，带动服务业及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工业化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与限制，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又需依赖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兴起与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二者相互支撑，在融合互动中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产业结构日趋高度化。因此，构建均衡、协调、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其关键在于推进创新驱动下的产业融合，通过服务化进程加快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从上海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产业结构实现了较大调整，以构建“四个中心”为契机，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加强。根据外部经济环境、资源条件、城市定位以及在中国经济中应发挥的作用，上海应以发展服务型经济为主，成为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的中心，全面增强城市综合服务能力。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上海要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建设。2009年4月14日，《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第一次具体提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第一次将此上升至全局性的国家战略。《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提出：“根据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和要求，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作出贡献。”在“十二五”及未来一段时期，上海已将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作为十分重要的战略目标，且适时地提出推进服务化、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等战略举措，先行先试，示范带动，聚焦结构转型和创新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并早在中世纪就已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不断发挥它的影响力；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离不开国际贸易中心的支撑；国际航运中心总是与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密切相关，世界典型国际航运中心均是以面向海洋、航运业发达的国际大都市作为依托。在围绕金融中心的城市漂移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航运、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发展高度重叠，三个中心经常如影随形、共同发展，有了三个中心的支撑，同时也就成就了经济中心的地位。在四个中心形成的同时，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该中心的高端服务业也非常繁荣，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四个中心的地位。可见，“四个中心”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必须协同推进“四个中心”建设，注重经济、金融、航运与贸易中心之间的有机融合。
近年来，随着北京、深圳等地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崛起，以及与周边地区结构趋同的加剧，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其所面临的发展瓶颈也日益凸显，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同时，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上海还面临着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严峻挑战。从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演进的一般规律来看，上海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快速上升，一、二产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这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然而，这种拉动作用却因为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受到严重制约。由于服务的规模、种类和质量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动中物质产品需求比重下降、服务产品需求比重上升，以及专业化程度提高、中间服务需求比重上升的需要，服务供给既难以满足现有的服务需求，也制约了潜在服务需求的生长和转化。在市场需求约束日益强化的情况下，需求与供给结构的调整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关键。
“十二五”期间，是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目前，“四个中心”框架虽已基本形成，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亦明显提升，但在新的发展阶段，“四个中心”建设面临的是持续、深入推进的攻坚阶段。应该说，上海既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包括智力资源比较丰富、商务环境比较规范、城市开放度较高以及世博后续效应释放等因素，为前期上海建设“四个中心”提供了坚实基础，并借此取得了广泛的进展。但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如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一样，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中尚待解决的，无不是深层次和根本性的体制瓶颈及改革问题。上海要想转型，要想在推进“四个中心”建设过程中“先行先试”，就必须要创造有利于转型的制度条件，还需来自国家层面的进一步支持和突破。一个良好的制度与体制环境是上海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发展的基础和保证。然而，当前上海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体制制度性障碍仍然很大，若不加以破除，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和潜力会受到极大抑制，这已成为制定和完善服务经济发展政策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书分析了世界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和数量关系，以及服务经济形成与发展的特点、规律与趋势，总结了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在深入分析上海服务业发展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对上海构建金融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条件、差距与路径进行了研究，探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支撑条件，包括人才结构和人力资源保障、制度困局及重构等。论证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价值与战略意义，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分析上海构建“服务型政府”面临的主要困境，探讨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内容，以及新的职能格局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力图通过理论、战略问题和思路性对策研究，为推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打造“上海服务”品牌，提供前瞻性、科学性、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分析框架、战略思路和政策建议。
殷凤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