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资本主义——争论、同情与支持

19世纪后半期，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加入这一领域的思考分析当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也进行了比较激烈的辩论，这也是劳动者管理型企业的经济学说思想渊源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加以梳理和总结。

一 美国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

在穆勒和福西特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工人合作制企业的研究转移到了美国。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人合作社运动正在十分迅猛地进行扩张。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日益蓬勃的合作制企业的结构和运行状况及有关的理论学说，从而引发了一些争论与思考，主要体现为沃克对穆勒思想的直接批评以及伊利等关于合作制经济的分析。

穆勒曾在论述工人合作制经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时指出，“销售者不是生产者，而是生产的辅助人员”。由于销售者人数过多，而使得所生产出来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没有分配到生产者手中。而由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组成的联合组织将有效地减少销售者，“使其恰好等于把商品提供给消费者所需要的数目——这正是合作制度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将为生产节省大批人手，他们所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报酬将用来向生产者提供资本和报酬”。

对此，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 1840～1897）在其著作《工资问题：关于工资及工资阶级的契约》（1876）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直接批评。他首先提出了“雇主—企业家”这一概念，雇主兼企业家组织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进行生产协作，把劳动力与其他稀缺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产品生产。其具备技术认知能力、商业知识和管理水平，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因此，沃克认为，与穆勒所分析的情况恰恰相反的是，生产者合作社并不能摆脱“雇主—企业家”这种传统的企业模式，因此根本无法独立于乃至颠覆资本家控制资本的社会体系。沃克指出，合作社必须“整合到同一个人，他兼具劳动者和企业家才华的功能，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功能”。而由于企业家才能具有稀缺性，这决定着生产者合作社模式难以消除的弊端和发展瓶颈，无法可持续地大规模发展起来。而对于当时已经蓬勃发展的利润分享型企业和消费者合作社，沃克也并不看好。

沃克对工人合作制企业的批评引起伊利的不满。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 1854～1943）是美国制度经济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和经济学历史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18世纪80年代，约翰·霍普金（Johns Hopkins）大学的伊利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将研究重点放在工人运动方面，促使学术界与劳动运动之间的联系持续性地紧密起来。”伊利对于积极推动建立生产合作社运动的工业协会“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很感兴趣，并鼓励他的学生加入其中，以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工人运动。同时，他对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箍桶业的生产者合作社运动所取得的成功十分赞赏。伊利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将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合作设建设看做通往新社会秩序的主要动力。他反对那种认为合作社仅仅与商业有关的看法，而倡议将对合作制经济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伊利把合作社运动看做“一次全面的，以和平手段的社会转型”，并把此次运动与他的基督教信仰相联系，宣称合作社“本身是一次可以与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胜利相兼容相和谐的重要一环”。

不过，美国这场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并在80年代开展得红红火火的合作社运动，到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低潮。很多合作制企业经营陷入窘境或蜕变为联合股份制公司。总体来讲，失败的企业主要是那些经营水平不高，或最初是以抵制替代传统手工劳作、实行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机械化大生产浪潮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工人合作社。对此，北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普雷契特科（David Prychitko）总结道：“这很可能是由于在越发清晰的进步年代，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会主义、托拉斯和工业合资公司等模式的发展成为社会认同的主流思想，而对生产者合作社运动的社会价值的支持则在逐步减弱。”与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会崛起相联系的是，最初以增强工人在劳资谈判中的实力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众多劳动合作社的兴衰。在工业化迅速扩张时期，劳动力市场时常发生短期性剧烈波动，企业主很可能会借此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工人便自发地建立了许多劳动合作社，以便在劳资谈判僵持、工厂停工时，为工人提供就业岗位，这样可以增加工人在劳资谈判时的筹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争取权益。西方学者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这种生产合作社的消失，反而说明美国工人运动即工会组织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如旧茨·罗斯柴尔德（Joyce Rothschild）和艾伦·温特（Allen Whitt）指出，“此种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是在劳资博弈中为工人增加筹码的权宜之计，而它们的主动消失则意味着，工人运动取得了实际的成效”。

面对变化着的客观实际，伊利对合作制经济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提出了一个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替代模式”，其主要内容是私有产权，市场竞争和政府的必要规制，必要的公共自治机构以及由国家主导的福利计划以保证社会财富能够更加公平分配等机制。很明显，生产合作制企业并不在这个模式当中。伊利把自己的社会模式称作“处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可以被称为社会团结原则”。在用社会团结原则代替合作制原则之后，伊利提出，“社会这些最重要机制的必须是稳健平和的，但要符合积极自由的利益。这必须在经济关系上达到精密细致的组织和稳妥可靠的实施”。尽管仍然十分值得期待，“但利润分享及合作制的企业模式当前已有很大的局限性”。

伊利的态度转变反映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实验的热情被有组织的工会活动，政府对市场竞争的调控以及托拉斯和工业合资公司的发展所代替。例如，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亨利·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 1851～1921）持这种观点，他提出，相比生产合作社而言，托拉斯和工业合资公司是工业组织模式改革和发展的更佳选择。生产合作社尽管曾有所发展，但在解决劳资实际问题上效果很小。他认为，所谓合作制的社会体系，并不是要广泛地建立以消费者合作社和生产者合作社为基本单位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加强宏观方面的改革，政府规制和经济调控被放在重要位置，以此促进各类企业发展。

其他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合作社运动应该被限定在一定限度内来发展。如著名经济学家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在《财富的哲学》（1885）中提出，合作制经济应当被赋予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来与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相共存，但不应当把生产合作社当做未来经济组织的普遍模式来发展。此外，还有沃克观点的支持者，例如，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 1861～1939）进一步发展了沃克关于企业家才能稀缺性的观点，他认为，合作社是由全员参与管理的经济模式，普通工人显然缺乏企业家应有的业务素质，这违背了企业经营的客观性。亚瑟·哈利德（Arthur Hadley, 1856～1930）则更进一步地提出，当时的工业企业必须由无可置疑的个人权威来领导才能保证管理的高效率。

二 两位重要的支持者：约翰·穆勒、马歇尔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公认的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穆勒对工人合作社运动兴趣浓厚且态度友善，熊彼特称他是谨慎的具有协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者。

这体现在穆勒的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该书于1848年首版，恰逢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提出各自的理论设想，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实验蓬勃兴起之时。穆勒结合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思考人类社会的最终发展模式。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最终是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共产主义制度，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是人们最终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取决于各种制度间的比较，涉及一系列道德的价值判断标准。

穆勒措辞严厉地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正，但他又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有利于保证每个人都可以享有他辛勤劳动和节余的果实，财富分配不公的严重问题与私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罪恶、暴力、征服和贪欲的结果。当前的私有制不是其最佳状态，还有很大改善的余地，不同制度的比较应当就其理想状态来进行。与当前资本主义分配弊端相对应的是，共产主义的平等优势。但它是否必然代表人类社会的最终演进方向尚需实践的检验。穆勒也指出了集权共产主义的两个问题：压制自由和取消市场。通过以上分析，穆勒把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确立为私有制与市场机制。

在思考理想社会的具体形式时，穆勒把目光投向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思想以及工人合作社运动的实践。他认为合作社可以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并且倡议进行更加广泛和迅速的合作制企业实验。穆勒坚信，随着工人们在智力、教育和自由理念等方面的提高，他们将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又由于工业改良的进一步发展，依附性劳动的组织连同其工资制度将让位于新的社会安排——合伙制企业。这种合伙关系包括两种形式：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和劳动者之间的合伙经营。通过实例分析，穆勒更倾向于后者，他预言道：“如果人类不断进步的话，则应该预料到，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合伙经营方式，将不是作为主人的资本家和没有管理权的工人之间的合伙经营，而是劳动者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合伙经营，即工人共同拥有企业的资本，经理由工人选举产生并可由工人罢免。”穆勒认为，工人合作制企业不仅会提高生产效率，还将改善社会道德关系，提高劳动者的尊严，使社会变得更加人性化。他这样写道：“合作运动还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提高，那就是合作运动将极大地刺激劳动者的生产干劲，因为它将使全体劳动者与其所做的工作发生密切关系，他们将用最大的努力而不是尽量少的努力来换取自己的报酬，这将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现在的情况则不是这样）。由此而带来的物质利益，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但这种物质利益却是无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革命相比拟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长期不和将被消除；人类的生活将不再是各个阶级为了谋求相互对立的利益而展开的争斗，而将成为追求共同利益的友好竞争；劳动的尊严将得到提高，劳动阶级将具有安全感和独立感，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将变为对社会同情心和实用智慧的培养。”“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将同集体生产在道德、智力和节约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而且用不着采用暴力或掠夺方法，甚至也不突然打乱现存习惯和期望，……现存资本最终将正当地、自然而然地变成所有工人的共同财产，由此而实现的转变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简便途径，同时也是眼下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有利于普遍利益的对工业事务的安排。”

穆勒指出，市场竞争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勤奋工作，保持适当的警惕性”。由于工人合作制企业在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时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工人不再满足于为了工资而工作；（2）随着更多优秀的工人到合作社工作，资本家将选择把资本借贷给这类企业，并不断降低利率，最后资本将变为定期年金，资本将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所有工人的共同财产。因此，工人合作制企业得到全面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人类将进入合作制社会。

穆勒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探索以及对工人合作制经济的期待，引起同一时期不少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此类问题的论述。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 1833～1884）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教本》（1863）基本遵循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框架和思想，可谓其简装本，当时在欧洲颇有名气。福西特因此被认为是穆勒经济思想的直接追随者。福西特尚未考虑人类社会的远景，他结合当时经济社会的情况，以是否有利于推动一国工业化进程为标准来检验合作制企业与其他生产模式企业的优劣。通过对合作制企业特点及其近年来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后，福西特指出，“合作制经济在工业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将是人类发展有史以来的最伟大推动力。取代利益冲突关系的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和谐共生，这对一个生产性组织而言，将创造难以估量的巨大生产力”。他在《政治经济学教本》中指出，“我们对合作制经济企业充满信心，它会比任何其他模式的经济组织更有利于推进一国的工业化进程”。

最后回到英国经济学，分析一下剑桥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对工人合作制经济学的理论探讨。从1873年至19世纪80年代末，英国这一世界上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波动，其“世界工厂”地位日益丧失，国内阶级矛盾开始激化。这引起了马歇尔的注意，他加强了对合作社运动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文章《合作制》（1890）中。

与那种认为经济学与政治学密不可分的传统观点不同，马歇尔注重经济学与道德科学的统一。带着这一观点，他评价合作社运动毫无疑问地推动了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并对原有的社会秉性变革具有独特魅力。马歇尔在《合作制》一文中提出，合作社运动“是志向远大的期望与沉着冷静和脚踏实地的行为相结合，训练个人在集体资源的帮助下采取协调行动，并以集体收益为最终目标的劳动过程中很大程度地提高了个人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技能。这对社会的其他成员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通过列举合作社运动的主要构想和行动目标，马歇尔得出结论，合作制经济模式将“产生更有素质的人”，并有可能成为比较典型的和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模式。

在马歇尔看来，合作制经济最根本的优势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企业中生产效率的浪费，最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合作社让劳动者感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主人翁意识使他们对企业负有责任感，创造了更大的生产热情并积极地研究生产方法的革新。当劳动者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工作时，那些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被压抑的工作热情将得到充分的释放，更加高效实干的工作将创造出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马歇尔将人类历史中正在被压抑、被浪费的生产力称作“未充分利用的生产力”（The waste product），这是工人阶级所掌握的一种潜力巨大的能量。

谈到合作社运动的未来发展时，马歇尔认为，合作社在提高人的素质的同时，并不破坏“物质财富的根基”，因此也不会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与发展。尽管自我管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引入了经济行为的团结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企业放弃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最终“一个全新的人”将被塑造出来。对那些失败的合作社，马歇尔认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因为当前合作社的管理者中有很多人缺乏私有制企业那种经过市场竞争所训练和挑选出来的应变灵活、机警果断且技能全面的专业管理者。这影响了工人合作制企业的普遍发展，而消费合作社由于对经理的要求不如工业生产合作社那么高，受此方面的影响小，因而成功率很高。

对于合作社运动发展的总体方向，马歇尔指出，为了达到合作制经济的理想状态，人类的本质需要进行改进与提升。他的评价性结论是“当今世界仅仅处于为了更先进的合作制经济运行的最初阶段”，仅仅能够希望在未来各种形式的合作制经济将比现在和过去具有更好的发展基础和环境，为劳动者在企业管理中提高技能，获得同伴之间的相互尊重与信任，使符合条件的劳动者获得充分发挥才能的管理职位，提供很好的机会。最终，出色的合作社劳动者将充满工作热情并具备经营管理才能，尽管他们的报酬可能比自己开办和经营企业或在私人企业中担任经理要低一些，但他们的自我实现充分、事业满足感很强。在社会充分发展，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合作社精神广泛传播之后，会有更多的合作社劳动者能够达到这一标准。同时，马歇尔反对那种以中央集权化来开展合作社运动的观点，他认为这将破坏合作社所倡导的分权与自由组织生产等必要元素。